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18 第十八卷：王安石变法(20)

王安石为什么会这样？嫉贤妒能吗？
不，政治挂帅。
的确，在王安石那里，政治立场、政治态度和政治路线是第一位的，甚至可以决定对一个人的道德判断。至于二者之间的关系，则可以按照“中国式逻辑”来推定——
王安石是有道德的。
所以，王安石变法是道德的。
变法是道德的。
所以，反对变法是不道德的。
司马光和苏轼反对变法。
所以，司马光和苏轼是小人。
这道理看起来很顺，可惜反过来也一样——
司马光是有道德的。
所以，司马光反对变法是道德的。
反对变法是道德的。
所以，主张变法是不道德的。
王安石和吕惠卿主张变法。
所以，王安石和吕惠卿是小人。
请大家想想，这种逻辑，是不是很荒唐？
岂止荒唐，还会制造冤案。
王安石正是这样做的。变法之前他就对神宗说，尧舜之所以是尧舜，就因为能够识别小人与君子，并将那些凶贼统统诛杀。结果怎么样呢？被指控为凶贼的竟是忠诚而友善的富弼，司马光、韩琦和苏轼等人则被指控为流俗。[22]
这种手法，王安石可以用，反对派也可以。
比如李定，几乎一开始就被定性为小人，证据是他居然不为母亲仇氏披麻戴孝。然而实际情况是，李定并不能确定自己是不是仇氏所生，岂敢服丧？没错，此人在乌台诗案中的表现堪称邪恶，却不等于他可以或应该被冤枉。[23]
还有章惇。此人是跟吕惠卿等一起被《宋史》列入奸臣传的，证据之一是从不以官职私授所亲。他的四个儿子进士及第，三个都交给吏部公事公办，打发到州县任职，只有老四安排在京做了小官。如此不近人情，当然是奸。[24]
呵呵，这样不以权谋私的奸臣，还真没见过。
御史中丞刘挚的弹劾状也很可笑。他说，章惇明明知道免役法祸国殃民却坚持己见，无非是怕以后见了王安石不好意思，因此宁可辜负朝廷。好嘛，吕惠卿反目为仇，你们说他奸；章惇始终如一，也说他奸。那么请问，如果想做一个忠臣，又该怎么对待王安石呢？装作不认识吗？[25]
诸如此类，实在不值一驳。
至于他后来的所作所为，也不是奸，是狠，是疯狂。
不过，最疯狂的还不是章惇，而是蔡京。此人堪称大名鼎鼎，读过《水浒传》的都会说他是奸臣，却很少有人知道他原本是司马光的党羽。元祐元年（1086）二月，司马光下令五天之内恢复差役法，人人都说时间太紧，只有开封知府蔡京如期完成任务。司马光大喜过望说：如果大家都像阁下这样，还有什么政策不能落实，什么法令不能实行？[26]
然而怎么样呢？蔡京翻脸比翻书还快。
我们知道，北宋倒数第二个皇帝徽宗，跟哥哥哲宗一样也是反对元祐年间之政策的。他甚至发明了“元祐奸党”的称呼，将反对新法恢复旧章的人统统列入黑名单，用他著名的瘦金体书写出来，刻成石碑，叫元祐党籍碑。上了榜单的人全都受到迫害，某些人如苏轼的著作还被焚毁。
这份黑名单，便很可能是蔡京炮制的。后来，他又利用职权将人数扩大了两三倍，位居榜首的就是司马光。
更可笑的是，章惇居然也榜上有名。[27]
这当然足以证明蔡京之奸，却也同时证明道德其实与政治无关。政治讲的是立场，道德讲的是品质。品质好的可以有不同立场，比如王安石和司马光。那些立场坚定的人尽管会被骂作奸臣，却其实大多没有道德问题，比如章惇。可见除见风使舵者外，立场的选择其实无关乎道德。[28]
此碑是元佑党人后人摹刻，碑额“元佑党籍碑”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所写，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位于广西融水县，为国家一级文物。
改革也一样。改革与政治有关，与经济有关，甚至与技术有关，唯独与道德无关。比如司马光认为，国民经济是个常量，理财就是与民争利。王安石却认为财富是变量，理财是要把蛋糕做大。那么，究竟是常量还是变量呢？这当然是学术问题，跟道德风马牛不相及，一毛钱关系都没有。[29]
又比如，苏轼认为，免役和差役各有利弊。差役法的问题是，农民和市民要到官府服劳役，势必影响生产。免役法用劳役货币化的方式解决了这个问题，却给了官吏横征暴敛的机会，害得民众没有钱用。前一个问题是根本性的，后面这个是技术性的，因此苏轼不建议废免役、行差役。[30]
显然，这是科学的分析。解决办法则是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商量讨论，实事求是地进行修正和改良。司马光却偏要做道德判断，还执迷不悟，便只能坐失良机，让人扼腕。
泛道德论和唯道德论，是不是很害人？
实际上，改革有稳健和鲁莽，聪明和失策，也有得力和懈怠，因此有成功和失败，却没有道德不道德。为改革措施贴上道德标签，只会断了听取意见进行调整的后路。
更严重的是，还能使人疯狂。
[18]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北宋）蔡絛《西清诗话》，同时请参看邓广铭《北宋政治改革家王安石》。
[19]见李焘《长编》卷三百七十四、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四月癸巳日条。
[20]见中华书局《苏轼文集》卷三八《王安石赠太傅制词》。
[21]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二年八月庚戌日条。
[22]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六熙宁元年十月壬寅日条、卷六十八熙宁四年六月甲戌日条。
[23]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六十七熙宁三年四月己卯日条。
[24]见《宋史·章惇传》。
[25]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闰二月癸卯日条。
[26]见李焘《长编》卷三百六十七元祐元年二月丁亥日条、《宋史·蔡京传》、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未日条。
[27]以上见《宋史·蔡京传》，毕沅《续资治通鉴》有关记载。现存国家一级文物“元祐党人碑”为元祐党人后人摹刻，碑额“元祐党籍碑”几个大字为宋徽宗赵佶所写，碑序和党人名单为蔡京所书。
[28]日本历史学家小岛毅即称章惇以刚直不阿著称，就连是否应该为蔡京恢复名誉也认为可以商量。见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宋朝》。
[29]请参看刘刚、李冬君《自由的款式》。
[30]见毕沅《续资治通鉴》卷七十九元祐元年二月辛巳日条。
执政岂能大无畏
熙宁三年（1070）三月二十八日，也就是变法开始一年以后，神宗皇帝召见副宰相王安石，问了他一个问题：外面议论纷纷，称朝廷有“三不足”之说，卿知道吗？
王安石答：不知道。哪三不足？
神宗说：天变不足惧，人言不足恤，祖宗之法不足守。
王安石说：臣不知这话从何说起。陛下躬亲听政，唯恐伤民，怎么是不惧天变？广开言路，虚怀若谷，怎么是不恤人言？至于祖宗之法不足守，臣以为正该如此。仁宗在位四十年，修敕不知凡几。家法如不可变，祖宗为何要改？[31]
此事没有下文，“三不足”却成为疑案。请问，王安石说过这些话吗？如果说过，为什么要矢口否认？如果没有，反对派又为什么能抓住大做文章？这是编得出来的吗？
何况怎么看，也都像他说的。
因此，一种可以被多数人接受的判断是：无论王安石是不是说过这三句话，或有过诸如此类的言论，“三不足”都代表了他的思想，甚至是他变法革新的精神支柱。[32]
这是可能的，也是可怕的。
没错，按照现代科学观点，自然界的变化与人世间的事情没有因果关系。像西汉董仲舒他们说的那样，发生地震或水灾是由于统治者德政不修犯了错误，并不成立。但是这种不科学的说法却有积极意义。因为中华帝国的掌舵人，无论皇帝还是代行皇权的，权力都实在太大了。他们既不像后来欧洲的帝王那样有教皇和教会制约，又不像之前周代的天子有诸侯制衡。管得住这些人的，只有老天爷。
所以，当王安石他们表现出不惧天变的苗头时，老宰相富弼就忧心忡忡。他说：人君畏惧的也只有天。如果连天命和天谴都不害怕，那还有什么事情做不出来呢？[33]
的确如此。也难怪后来的徽宗和蔡京君臣胆敢那样肆意妄为，因为精神导师王安石已经帮他们打消了顾虑。
不惧天变的，当然更不惧人言。
事实上，并非没人劝过神宗他们。富弼就曾在喜降春雨的某天提醒皇帝：愿陛下不以今日雨泽为喜，常以累年灾变为惧。苏轼也曾当面批评皇帝：求治太急，听言太广，进人太锐。据说，神宗当时闻言悚然。但是结果呢？苏轼被打发到开封去做法官，富弼也在半年后离开了相位。[34]
这时是熙宁二年的上半年，变法刚刚开始。
实事求是地讲，变法之初的宋神宗和王安石，头脑都是冷静的，甚至考虑到了失败和搞砸的可能。神宗皇帝说，古往今来所有变革，常常是一人失误满盘皆输。王安石也直言不讳：人才难得也难知。当年尧舜和群臣共同选择鲧，尚且治水失败，何况今日变法要用的人不止一个两个，又哪能不会看走眼？所以，他们才决定设立制置三司条例司，希望依靠制度而不是个人来实现富国强兵和长治久安。[35]
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一个月后，神宗询问进展，王安石回答：文件是起草好了。不过，如今要理财，就得使用能干的人。这样一来，天下就会以为朝廷重才不重德，只知道要钱不注意礼乐教化。所以，臣请陛下考虑轻重缓急。
神宗点头称是。[36]
然而很快，王安石就变得狂躁而亢奋。
变化并不奇怪。熙宁二年九月初四，也就是制置三司条例司成立半年后，青苗法颁布施行。对于改革的第一步，王安石他们当然高度关注。神宗甚至派出两个宦官实地考察，得到的信息是此法大得人心。然而几乎与此同时，批评的意见也排山倒海般地汹涌而来，眼看就要淹没那弱小的青苗。
◎论“三不足”前后与青苗法有关事件一览表年 月 日 事件
熙宁二年 九月 初四 试行青苗法
十一月 十九 司马光与吕惠卿辩论青苗法
熙宁三年 正月 初二 因范镇等言下诏纠正青苗法之偏二十六 张方平因反对青苗法出知陈州
二月 初一 韩琦上书言青苗法之弊
三月 初二 宰相曾公亮、陈升之批评青苗法王安石称病不朝
初三 司马光致函王安石
条例司疏驳韩琦
文彦博批评青苗法
陈留县抵制青苗法
十七 范镇抵制青苗法被罢
二十一 王安石论“三不足”
二十五 孙觉因反青苗法被贬
四月 初八 御史中丞吕公著反青苗法被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