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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治发现自己的任何努力都徒劳无益。他就像一只肥囊囊的大尾巴羊，当了皇帝跟陷入狼群没有两样。之所以没被吃掉，是因为所有的狼都盯着这唯一的羊。狼们也需要留着他这颗羊头，以便贩卖自己的狗肉。李治完全没有办法从狼群突围，只能听天由命，当一天皇帝坐一天朝。
何况他的健康状况也越来越差。三十三岁时，李治得了风眩病，目不能视，部分政务只好交给皇后处理。三十五岁又患风痹，四十六岁患疟疾。总之李治的后半生，大体上是在病痛中度过的。他实在已经管不了许多。[38]
武则天却越活越年轻，越干越红火。废后阴谋破产的两年后，她与李治同往泰山，首开皇后参与封禅的先例。八年后又宣布今上改称天皇，自己改称天后，并发布厉行改革的十二条施政纲领。也就是说，她实际上已是大唐的核心人物和政治领袖。因此，当李治在五十六岁那年病逝时，武皇后几乎没费多少气力就轻而易举地接管了政权。
这并不奇怪，因为她整整当了二十八年皇后。这二十八年间，武皇后可没有闲着，也没有虚度，一直活跃在大唐政治舞台，而且一直在洗牌。洗一回，赢一把。
进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头十年为“皇后时期”，主政的基本上是李治，武后临朝不过偶一为之。中间十年为“二圣时期”，两人同时临朝，武后公开参政。到“天后时期”那会儿，高宗基本上不能临朝，皇权其实由武后行使。[39]
◎十二条施政纲领（建言十二事）
一 劝农桑 ， 薄赋徭 。
二 给复三辅地 。
三 息兵，以道德化天下。
四 南北中尚禁浮巧。
五 省功费力役。
六 广言路 。
七 杜谗口。
八 王公以降皆习《老子》 。
九 父在为母服齐衰三年 。
十 上元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 。
十一 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
十二 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 。
据《新唐书》。
前前后后，正好掉了个儿。
武后能够走到这一步，完全因为她的深谋远虑，也因为大家都小看了这女人。人们以为，她要求参加封禅，不过是爱出风头；上书谈论改革，不过是心血来潮。没想到前者是在造舆论，后者是在讲政治，都有良苦用心。
女人往往被小看，这让武后心中窃喜。
因此，当她提出要召集文学之士编撰书籍时，也没引起特别的注意。李治甚至抱着无所谓的态度，放手让她去抓这件“无关紧要”的事情。而且，尽管皇后特地提到了“以史为镜”的名言，还是没人想到与当前政治有什么关系，更想不到一个女人会有那么大的政治兴趣和野心。
直到有一天，北门学士出现在朝堂。
北门是皇宫的后门，依法只有皇帝、后妃、太子和王公才可以出入。武后却奏请高宗批准，特许这些撰稿人从北门进宫。看看地图就知道，皇后的目的很明确，就是要绕过宰相和百官办公的南衙。因此，这些人的任务绝不仅仅只是编写《列女传》之类的玩意，他们还有参决政事权。
只不过，是秘密的。
秘密总要公开，北门学士当中也终于有人不再只是悄悄待命于玄武门，而是堂皇地走进政事堂，成为参加国务会议的宰相。这个时候，人们才恍然大悟：原来皇后不但要研究历史，还要改写历史；不但要组织写作班子，还要组织顾问班子和行政班子。天后并不是吃饱了饭没事做。[40]
这是不流血的“玄武门之变”。
变革早就在慢慢进行。显庆四年（659）六月，以《姓氏录》替代《氏族志》的诏令从宫中发出。贞观时代的《氏族志》是一部家世门第的排行榜，明确标出了各家各户的社会地位。因此这一目录的修订，便有着类似修宪的意义。
许敬宗和李义府是此事的始作俑者。后者甚至将已经流行的《氏族志》统统收缴上来予以销毁，因为书中没有他们家的地位。许敬宗却是要拍武则天的马屁，而且他提出的改版理由，就是前书将武后的家族视为寒门小姓。[41]
结果，新编《姓氏录》便取代了《氏族志》。武氏家族跟李唐皇室并列为一等，许敬宗和李义府由于是宰相也列为二等，五品以上官员的家族全部榜上有名，没有一官半职的旧士族则被淘汰出局。如此以官本位批判血统论，对于传统观念当然是颠覆。因此《姓氏录》一出，舆论哗然。
武则天却不管什么舆论不舆论，此后她还要用科举制度进一步摧毁门第观念。实际上《姓氏录》的出笼时间十分值得注意：两个月前，长孙无忌被诬谋反；三个月后，无忌被逼自尽。关陇勋贵倒下，寒门庶族起来，绝非偶然。
此时，距离她封后才三年多。
由此可见，武则天从一开始就在做准备。她的准备工作做得很足，积累的政治资本也不少——就在她垂帘听政三年多以后，李绩攻陷平壤，高句丽灭亡。隋唐两代三位皇帝没能做到的事情，她做到了。这时恐怕就连其政敌，也不得不承认她是大唐实际上的皇帝，而且称职。
那么，她能得到皇帝的名分吗？
能。只不过要流血。
[35]见两《唐书》之李义府传。但两《唐书》对高宗之后的反应记载不同，《旧唐书》称“上亦优容之”，《新唐书》称“帝由是不悦”，本书认为《新唐书》是。
[36]以上均见《新唐书·上官仪传》，《资治通鉴》卷二百一。《新唐书·则天武皇后传》所记略同。
[37]这段历史真相不明。《旧唐书·郝处俊传》称“高宗以风疹欲逊位，令天后摄知国事”，但系年于上元三年。《新唐书·郝处俊传》称“帝多疾，欲逊位武后”，未系年。本书所述两事均据《资治通鉴》卷二百二上元二年及《考异》。
[38]李治患病的时间先后是显庆五年（660），龙朔二年（662），咸亨四年（673）。
[39]见《旧唐书·高宗纪》上元二年三月。
[40]请参看两《唐书》刘祎之传。
[41]见《新唐书·李义府传》，《资治通鉴》卷二百显庆四年六月条。
第三章
血洗
李弘之死
上元二年（675）春夏之交的大内，气氛相当压抑、紧张和诡异。因为就在一个月内，接连有两位皇室成员死得不明不白。而且四月二十五日去世的，竟是武皇后的亲儿子和唐高宗的嫡长子，二十四岁的太子李弘。
当时就有人说，李弘是母后毒死的。[1]
怀疑并非没有道理，因为以前就有人“吃错东西”。那起谋杀案的时间在九年前，场合是武皇后的家宴，在场的也都是皇后的亲戚：堂兄武惟良和武怀运，以及外甥女魏国夫人贺兰氏。也许，还有皇后的母亲荣国夫人。
食物中毒的是魏国夫人贺兰氏。
贺兰氏的母亲是武皇后的姐姐，诰封韩国夫人。由于妹妹是皇后，这个风韵犹存的寡妇便常常带着年轻貌美的女儿出入后宫，终于都上了高宗的龙床。韩国夫人死后，皇帝又打算正式收编魏国夫人，只不过一直没敢开口。
这当然突破了武后的底线，正好她母亲也对武惟良和武怀运颇为不满。于是事情就变成这样：魏国夫人不幸吃了两个舅舅献上的食品而当场暴毙，惟良和怀运则因故意杀人而被判死刑。一切看起来都严丝合缝，皇后的大义灭亲也体现了帝国的司法公正，尽管此案根本经不起推敲。[2]
高宗皇帝就不相信。
魏国夫人死后，她的兄弟贺兰敏之入宫吊唁。高宗皇帝哭着说：朕上朝前人还好好的，怎么转眼就没救了？
敏之只是哭，什么都不说。
武则天立即明白：这小子怀疑我。四年半以后，贺兰敏之被判流放，接着被杀或自杀。罪名则骇人听闻：与外祖母荣国夫人通奸，逼奸太子李弘的未婚妻，强奸武后之女太平公主的随行人员等等。此事同样真伪难辨。如果是真，敏之未免过于胆大；是假，武后又似乎不必如此作伪。[3]
说起来这也是武皇后的自作自受。由于痛恨自己同父异母的哥哥和两个堂兄，她排斥武家人，让贺兰敏之继承了父亲武士彟的爵位。因此，后来要扳倒这位国公，便不得不大费周章，甚至赔上母亲和未来儿媳妇的名誉。
真相究竟如何，大约只能存疑。
但，另一个儿媳之死，武后难逃罪责。
这个无辜的女人姓赵，是武后之子李显的王妃，同时也是高祖之女常乐公主的女儿。问题的关键也在这里：常乐公主身份特殊。论血缘，她是太宗皇帝的姐妹；论辈分，是高宗皇帝的姑姑。所以李治与她，关系十分密切。
武后却不能容忍。实际上，她不允许任何女人与皇帝过从甚密，无论他们是否有性的关系。于是，常乐公主和她的丈夫被打发到千里之外，他们的女儿则被软禁，尽管这女人同时是天后的儿媳，李显的正妻。
跟被废的王皇后和萧淑妃一样，赵妃的日子过得可怜兮兮暗无天日。她甚至必须自己给自己做饭吃。因此，当卫士注意到赵妃的住处好几天都没有炊烟升起时，这才想起打开门锁进去看看，也才发现她的尸体已经腐烂。
此案照例不了了之。他杀？自杀？意外死亡？既没有结论也无人过问。我们只知道，发现赵妃尸体的那天是上元二年（675）的四月七日，十八天之后李弘死亡。[4]
没有证据表明两案有什么关联。但，命案的发生也未免太密集了一点，宫里宫外难免飞短流长。当然，赵妃应该不是“吃错东西”。准确地说，她是死于武后的冷暴力。李弘的事就不好说了。太子与皇后不和已是公开的秘密，而且就在李弘监国之时，母子两人还发生了严重冲突。
冲突与另外两位公主有关。
两位公主是萧淑妃的女儿。萧妃被害之后，她们倒是保全了性命，却既无母爱也无父爱。没人关心的公主直到三四十岁仍然待字闺中，成为不折不扣的剩女。李弘听说后大为吃惊，悲从中来的他决定为姐姐讨回公道。
统领六宫的武后无法拒绝这样的正当要求，处理办法则是将两位公主嫁给了当天值班的卫士。尽管如此，她对太子仍然充满怨恨。因为李弘的人道主义关怀，至少反衬出她的残忍和冷漠。更可恨的是，李弘不是向中宫请旨，而是直接上奏父皇，这让她如何母仪天下？
是可忍孰不可忍！
天后绝不允许挑战她的权威，哪怕是自己的亲儿子。要知道，就连皇帝在她面前也得服服帖帖，何况其他？于是朝野上下纷纷传言，太子殿下也“吃错了东西”。[5]
显然，要侦破此案，必须回答两个问题：李弘有没有可能为两个姐姐主张权利？武后有没有必要毒死儿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