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14 禅宗兴起(8)

但与此同时，帝国也走向衰朽。
衰朽是从统治者开始的。长时间的和平繁荣，使他们日趋骄奢淫逸，也更加没有执政能力。哈里发们自称“真主在大地上的影子”，却其实是波斯人文官政府的影子，后来还变成突厥禁卫军随意废立的傀儡。到公元9世纪中，也就是大唐皇帝接连被宦官谋杀，查理曼帝国也一分为三时，阿巴斯王朝的政府已经由波斯人的变成了突厥人的。
这就离亡国不远。公元1055年，也就是中国的北宋仁宗至和二年，巴格达被塞尔柱（Seljuk）突厥人占领。突厥首领自封苏丹（Sultan）成为实际统治者，哈里发则变成徒有虚名的宗教领袖。公元1258年，即南宋理宗宝祐六年，成吉思汗的孙子率领蒙古军团血洗了巴格达。既政教分离，又只剩下可怜兮兮两河流域的阿拉伯帝国正式灭亡。[32]
算到这年，阿巴斯王朝维持了近五个世纪的统治，其中大约有三分之一灿烂辉煌，三分之一起伏跌宕，三分之一名存实亡。这个王朝甚至一开始就是分裂的。西班牙有“后伍麦叶王朝”，中国史称西大食；突尼斯和埃及有什叶派的法蒂玛王朝，史称南大食；阿巴斯王朝则只是东大食。
两个另立山头的王朝也曾有过自己的美好时光。后伍麦叶王朝的首都科尔多瓦（英语Cordoba）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齐名，是当时的世界文化中心之一。法蒂玛王朝则不但占领了埃及，还征服了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希贾兹，位于开罗的爱资哈尔清真寺更是名扬四海的高等学府。
阿拉伯世界三国鼎立。
然而在巴格达沦陷前，后伍麦叶和法蒂玛王朝都已先期谢世，只有阿巴斯苟延残喘。种种迹象表明，阿拉伯人的辉煌已是明日黄花，只能留待后人在晚霞中凭吊和吟唱。[33]
既然如此，那就让别人来接手吧！
事实上之后伊斯兰教的传播，主要就靠波斯人、突厥人和蒙古人，影响最大的是奥斯曼、沙法维（英语Safavid）和莫卧儿（英语Mughal）三大帝国。奥斯曼是突厥人的，在今天的土耳其；沙法维是波斯人的，在今天的伊朗；莫卧儿是蒙古人的，在当时的印度。他们都不在阿拉伯半岛。
阿拉伯人反倒成了“少数民族”，在今天的穆斯林中只占八分之一。更重要的是，公元10世纪后，伊斯兰教的传播已主要不是靠武力，而是靠商贸活动和文化交流实现的。受传教师、移民和商人影响而伊斯兰化的地区，包括了印度尼西亚群岛、马来半岛南端和非洲一部分，就连作为征服者的蒙古人也自动皈依。这不能不说是神奇，而且必有原因。
不过，我们还是把这问题留待将来吧！
现在已经完全清楚了。麦地那乌玛，哈里发国家，伍麦叶帝国，阿巴斯王朝，阿拉伯人一步一个台阶地走完了自己的路。但这道路不是罗马的，也不是中华的。实际上，由于西周奠定的人本、现实和艺术三大精神，中华大地并不具备宗教土壤，因此只可能产生具有世界性的文明，不可能自发地产生宗教，更不可能产生世界宗教。这里面没有是非对错的问题，只不过事实如此而已。
然而中国的隋唐之际，却是世界宗教的时代。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灿烂辉煌，风起云涌，波澜壮阔，以及对人类文明和历史进程的深刻影响，我们在拜占庭人和阿拉伯人那里已经领略过了。中华帝国并非与世隔绝，对此应当不会无动于衷，何况另一种世界宗教早已传入中国。那么，当佛教作为外来文化遭遇中华传统时，原本不乏矛盾冲突的双方又该怎样相处和自处，新的思想文化会因此而诞生吗？

第三章

禅
真经与净土
李世民被尊为天可汗的第二年，大唐三藏法师玄奘历尽千辛万苦抵达印度，入住摩揭陀王国（Magadha）的那烂陀寺（Nālandā，梵语，以下无另注者皆同）。这座恒河以南的寺庙是佛教的最高学府，高僧云集，学科齐全，师生人数常达万众。年轻的玄奘以此为据点访师参学，誉满印度僧俗两界以后，才带着一腔热血和满腹经纶回到祖国。
开明的太宗皇帝隆重地接待了他，尽管玄奘出国违反了他的禁令。帝国政府还为法师的译经活动提供了种种方便和大力支持。作为在印度被尊为“大乘天”和“解脱天”的得道高僧，玄奘译出的当然都是真经。他和弟子窥基共同创立的法相宗唯识论，在他看来当然也是真理。
然而怎么样呢？
没过多久就被忘得一干二净。
被遗忘几乎是必然的，因为他们那一套理论实在太专业也太难懂。仅仅阿赖耶识（Alayavijnāna）这样一个根本无法意译的名词，便足以吓退许多人。就连“外境非有，内识非无”这样最浅显的道理，对芸芸众生也是丈二和尚，更不用说高等数学般的论证过程。何况就算弄懂“三界唯心，万法唯识”的道理又能如何？能立地成佛么？不能。
那就不学也罢。
中国人从来就是讲实用的，包括太宗皇帝。他首先想到的是劝玄奘还俗为官，然后才考虑到支持翻译佛经也许有利于树立帝国的正面形象。不过他更赞成法师将自己西行的所见所闻口述记录下来。那样一部《大唐西域记》在未来可能的战争中，说不定会起到军事地图的作用。[1]
民众则是另一种心态。他们万人空巷地欢迎玄奘法师回到长安，无非是要亲眼目睹这位传奇人物的风采，就像争先恐后去听爱因斯坦演讲的贵妇人，关心的只是能否收集到讲课时扔下的粉笔头。相对论也好，唯识论也罢，其实并没有多少人真正感兴趣，也没有多少人能够听得懂。
没奈何，不被理解的玄奘只好主要靠《西游记》，次要地靠《大唐西域记》活在历史上和人们心中。他视为生命的唯识论被旧话重提，要到辛亥革命之后。[2]
公元627年（唐贞观元年）8月，玄奘从长安出发。
公元631年秋，玄奘终于到达向往已久的摩揭陀国那烂陀寺，那已是他离开长安的第五年。
兴旺起来的，是净土宗和禅。
净土宗和禅宗都是中国佛教的宗派，也都是中国人最喜欢的宗派。不同的是，知识界对禅情有独钟，一般民众则多修净土。净土宗的最受欢迎之处，是道理通俗易懂，方法简单易行。即便目不识丁，也能借此脱离苦海。
那么，净土宗的道理又是什么呢？
求来世，求往生。
净土宗告诉信众，我们的人生是很苦的。那幼小的生命刚刚形成时，被安置在一个名叫子宫的空间里，浸泡在名叫羊水的液体中，真可谓水深火热，暗无天日。有苦难言的我们只能备受煎熬，直至忍无可忍破门而出。然而出生的道路是那样狭窄，落到产褥上时又那样疼痛，结果所有的婴儿无不哇的一声哭了出来。诸位说，是也不是？
所有信众都点头。
当然是。想想看，有谁落地笑呵呵？
接下来的道路也不平坦，忧虑和恐惧则伴随终身。皇帝怕篡位，官员怕免职，商人怕赔本，盗贼怕杀头，谁家没有难念的经？爱人生离死别，冤家狭路相逢，好事求不来，坏事躲不掉，简直苦不堪言。诸位说，是也不是？[3]
信众又都点头。
确实，做得人上人，滋味又如何？
因此佛教四圣谛（Catursatya）第一条，就是苦谛。而且佛祖当年身为王子却毅然出家，就因为在王城的四个门看见了生老病死四种痛苦，由此得出“人生是苦”的结论。这个结论在佛教看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所以叫“谛”。
问题是为什么。
这就要查找原因。如果原因找对了，就叫集谛。净土宗认为，原因在于我们生错了地方，生在了东方秽土。因此解决的办法也很简单，那就是争取下辈子往生西方净土。净土是佛住的地方。佛有无数，净土也无数。只要从东方秽土转移到西方净土，就会在佛光普照之下幸福无比。
人生是苦，回答了是什么的问题；生错地方，回答了为什么的问题；往生净土，回答了怎么办的问题。而且这些道理简单明了一听就懂，那又何必去学什么唯识论？
剩下的是如何操作。
那就更简单了，只要念诵“南无阿弥陀佛”就行。南无（Namas）读如拿摩，意为致敬。阿弥陀佛（Amitābha）则是极乐世界（Sukhāvatī）的教主，也是接引佛。只要信仰阿弥陀佛并向他致敬，他就能把你接到西方净土去。[4]
如此当然甚好，可惜得等到来世。来日方长，我们可是眼前这道坎就过不去，请问又能如之何？
念诵“南无观世音菩萨”。
观音菩萨是中国的圣母，不但大慈大悲救苦救难，还有千手千眼和万千化身。因此，只要念诵菩萨圣号，一切难题都会迎刃而解，菩萨心肠的观音是有求必应的。
这就有点像伊斯兰教的念功。不过，念诵清真言是为了坚定信仰，念诵佛号则是为了解决问题。观音菩萨解决现实问题，阿弥陀佛解决归宿问题，今生来世都有保障。而且修行的方式简单到只要念诵，再没文化的愚夫愚妇也都学得会做得到，可谓无障碍通道，当然大行其时。
可惜，净土宗仍有问题。
最大的问题，是不能解决佛教与中华传统，尤其是与儒家伦理的冲突。不要忘记，在他们宣扬鼓吹的西方净土和极乐世界中，并没有给皇帝安排特殊的地位。那个地方可是人人平等的，这让至尊天子情何以堪？因此，帝国的统治者便难免怀疑这很可能是一个阴谋，目的是要用谁都无法证明的所谓来世，颠覆君君臣臣的现存秩序，甚至政权。
净土宗则偏偏为这种怀疑提供了证据。从佛教传入中国那一天起，僧侣就坚持不向皇帝行跪拜之礼，只是双手合十表示敬意。理由是他们已经出家，是佛弟子而非臣民。这对于“普天之下，莫非王臣”的观念当然是严重的挑战，净土宗的始祖、东晋高僧慧远却还要撰写《沙门不敬王者论》据理力争。这不能不让佛教与皇权结下梁子。
他们的另一做派也让儒家不满，那就是单身和姓释。要知道，过不过性生活，是你自己的事；生不生孩子，却是全社会的事。如果所有人都不生孩子，请问我们的民族将何以延续，劳动力又从哪里来？长此以往，岂非亡国亡种？
何况不孝有三，无后为大。毕竟，中华文明是以家族为本位的，人心的凝聚靠的是祖宗崇拜。既不生孩子，又不随父姓，西周奠定的文明基础岂不会被彻底颠覆？那可比改穿夷狄的服装，甚至比让胡人当皇帝，都严重多了。
不敬王者是无君，不随父姓是无父。无君无父那就是禽兽，更不用说还要断子绝孙。因此，尽管慧远一再申明，他们这样做是为了更好地维护皇权政治，在家修行的居士也仍然应该尽忠尽孝，但疑虑依然无法打消。[5]
事实上，如果佛教的教义也是忠孝，则他们多余；如果反对忠孝，则他们危险。显然，仅仅只有净土宗，是无法让佛教在中国站稳脚跟的。必须有一种与儒家伦理全无冲突又能自成体系的宗派，才能彻底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