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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里发（Khalīfa，又译海里凡）的本义，是继承者和代理人。乌玛哈里发的全称为Khalīfat Rasūl Allah，意思是“安拉使者的继承人和代理人”。这可以说是相当准确和严谨的表述，因为他的任务是加强团结和巩固政权，继续先知的神圣使命，但不再有接受天启的权力和可能。
最早的四任哈里发是选举产生或被拥立的，史称“四大正统哈里发”。他们被选中的原因各不相同，但事实证明选择并不错。在短短不到三十年间，四大哈里发不但统一了阿拉伯半岛，还征服了叙利亚、伊拉克、巴勒斯坦、埃及、亚美尼亚和利比亚，将拜占庭帝国的大片土地都置于伊斯兰的旗帜之下，甚至干脆灭亡了波斯萨珊王朝。[22]
这可真是非同凡响。
光荣归于真主，哈里发也功不可没，尤其是征战最多的第二任哈里发欧麦尔（‘Umar）。实际上从统一了半岛的首任哈里发阿布·伯克尔（Abū Bakr）开始，乌玛就不再是社团或公社，而应该称之为“哈里发国家”。不过，这个国家虽然已经具有对外征服的帝国特征，却没有世袭的皇帝。他们的版图之大有如秦汉，权力的交接却类似于尧舜。这当然难以为继，哈里发国家也迟早要变成阿拉伯帝国。
革命几乎注定要发生。
麻烦则由来已久。事实上，前三任哈里发并没有得到所有人的认同，一部分人坚持认为只有与先知血缘关系最近的才有资格担任这一职务。他就是阿里（‘Ali），穆罕默德的堂弟和女婿，先知之女法蒂玛（Fātima）的丈夫。
拥护阿里的人被称为什叶（Shi‘ah）派，意思是追随者或阿里党。对立面则叫逊尼（Sunni）派，意思是遵守逊奈（Sunnah，先知的传统和榜样）的人。逊尼派直到现在也仍是多数派，人数多达世界穆斯林的十之八九。两派当然也有教义的分歧，但最早的分歧起于谁当哈里发。
阿里也终于等到了机会。武则天被立为皇后那年，也就是公元655年，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Uthmān）被来自埃及的叛乱者谋杀，穆斯林的第一次内战随之爆发，许多人都参加了进来。内战中取胜的阿里成为第四任哈里发，并把首都从麦地那迁到了伊拉克南部的库法（Kufah）。可惜，他的地位并不稳固，也必须面对更强有力的挑战。
挑战来自穆阿维叶（Mu‘āwiyah）。
穆阿维叶是麦加古来氏部落的伍麦叶（Umayyah，旧译倭马亚）贵族，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的堂弟，也是哈里发国家最赫赫有名的战将之一，阿拉伯人的第一支海军就是他建立的。他的舰队曾经让塞浦路斯不战而降，让拜占庭人狼狈逃窜，最终彻底瓦解了东罗马帝国的海上霸权。[23]
实际上，尽管阿拉伯人很早就发明了三角帆船，掌握了航海技术，却只是用于商业，不曾用于战争。沙漠中的贝都因人甚至被告知，人在船上就像风暴中树叶上的昆虫。因此当穆阿维叶提出要远征塞浦路斯时，奥斯曼提出的条件是只能招募志愿者并带上妻子。这显然是怕他胆大妄为。
事实却证明阿拉伯人的帆船远比罗马人的优越。前者可以在任何风中行驶，后者在逆风时就只能依靠人工。结果是有了史称“船桅之战”的胜利，穆阿维叶也威名远扬。因此当穆阿维叶提出阿里应该为奥斯曼之死负责，并把奥斯曼的血衣作为旗帜时，阿里其实已经对付不了他。[24]
更重要的是，身为叙利亚总督并经营已久的穆阿维叶不但拥有重兵，而且老谋深算。公元657年，御驾亲征的阿里与穆阿维叶在幼发拉底河畔罗马人的旧地两军相遇，发现自己处于劣势的穆阿维叶立即使用了谋略。他命令士兵把《古兰经》绑在长矛的顶端，然后高喊：让安拉来裁决！
没有哪个虔诚的穆斯林会向真主的书进攻，申请仲裁的要求按照阿拉伯人的传统也必须接受。这就直接导致了阿里阵营的分裂。主战的阿瓦利吉（Khawārij）派失望地离开了阿里另立山头，最后还用一把匕首结果了他的生命。
穆阿维叶立即与阿里的长子哈桑（Hasan）谈判，受到追随者拥护的哈桑则同意放弃哈里发的职位。靠着丰厚的年金和特别费，他在麦地那度过了不太长的一生，并成为继阿里之后的第二任伊玛目，受到什叶派穆斯林的尊敬。
成为哈里发的穆阿维叶做了三件事：定都大马士革，建立世袭制，将政教合一的体制与拜占庭和波斯萨珊王朝的行政管理体系融为一体。这三件事，尤其是确定由伍麦叶家族世袭哈里发，使穆阿维叶成功地完成了从哈里发时代向王朝时代的过渡，他的政权当然也就叫伍麦叶王朝。
伍麦叶王朝继续着哈里发国家的扩张事业，接二连三地征服了突尼斯、阿尔及利亚、摩洛哥和西班牙，中亚细亚各国、阿富汗和印度北部也落入其手。公元732年，也就是唐玄宗的开元二十年，阿拉伯军团的刀锋所向距离巴黎甚至已不到160公里。如果不是遇到号称铁锤的法兰克王国统治者查理·马特，他们还不会停下几乎无法阻挡的脚步。
至此，伍麦叶王朝已经建立了一个横跨欧、亚、非三洲的世界性大帝国，把地中海变成了自己的内湖，尽管这“内湖”原本是罗马人的。但是现在，东罗马人却只能在君士坦丁堡望洋兴叹，勉为其难地守住那半壁江山。
穆斯林的军团却继续挥师东进征服了塔什干，并在怛罗斯城（今哈萨克斯坦江布尔）大败唐帝国名将高仙芝。结果是一方不再西进，另一方也不再东征，拜占庭、阿拉伯和大唐三大世界帝国遂成鼎足之势。[25]
据刘明翰《世界通史·中世纪卷》。
不过，这时已是阿巴斯（‘Abbāsids）王朝了。[26]
阿巴斯人是举着黑旗推翻伍麦叶王朝的，这让他们得到了“黑衣大食”的称号。赠送这个称号的是中国人，因为中国古史称阿拉伯帝国为大食。使用这种颜色的原因也有三种说法：受波斯文化影响，表示反叛和哀悼，与伍麦叶王朝画清界限。没错，尚白的伍麦叶是“白衣大食”。[27]
至于后来出现的法蒂玛王朝，则称“绿衣大食”。
但无论原因何在，结果都一样：伊斯兰世界的历史从此改写，帝国的中心也从接近拜占庭的叙利亚东移到原来波斯的伊拉克，起初定都库法，后来迁都巴格达。尽管无论是伍麦叶的首都大马士革，还是阿巴斯的新都巴格达，都已经远离了穆罕默德的麦地那，两个王朝还是有很大区别，以至于国际学术界普遍认为是一场超越了改朝换代的革命。[28]
革命的结果是阿拉伯帝国的盛极而衰，以及伊斯兰教更大范围的传播。这两件事的同时并存未免让人费解，其中的成败得失和经验教训却不能不深究。
那就让我们走进巴格达。
告别巴格达
巴格达与泰西封只有一步之遥。
泰西封是波斯萨珊王朝的故都，巴格达则原本是底格里斯河西岸的一个村落，距离泰西封只有32公里。阿巴斯王朝的第二任哈里发曼苏尔（al-Mansur）把它定为新都，而且像罗马皇帝君士坦丁迁都拜占庭、隋炀帝营建洛阳一样，亲自选址并亲自监工，当然不会是心血来潮。
事实上“巴格达”这个名字很可能来自波斯语，意思是“真主的恩赐”。建成之后的正式名称则是麦地那·萨拉姆（Madinah al-Salaam），意思是和平之城。显然，这就意味着帝国将来要走和平发展的道路，放弃地中海，转而依靠波斯的传统，寻求波斯的支持。难怪阿巴斯人要把自己的政权称为道莱（Dawla）了，他们开创的确实是一个新纪元。[29]
新，是方方面面的。
首先，王朝在曼苏尔和他以后都“一国两府”。哈里发是宗教领袖和国家元首，行政事务和大权则交给名曰维齐尔（Wazīr）的宰相或首席大臣。他们通常由波斯人担任，权力大到不但理所当然地主持国务会议，而且可以任命和罢免行省总督。基督徒和犹太人也被委以大臣和顾问的要职，阿巴斯王朝变成了联合政府领导的多民族帝国。[30]
这就与定都大马士革的伍麦叶风格迥异。伍麦叶王室是不相信非阿拉伯人的，他们也不会把国家事务假手他人，对其他民族的文明更不感兴趣。这个从麦地那乌玛到哈里发国家一路上升的家族，更像隋唐初年的关陇集团。他们的“关中本位”政策就是依靠阿拉伯人，尤其是阿拉伯武士。
阿巴斯王朝却显得开放和宽容，各色人等都能在这个帝国如鱼得水。这其实也是被逼出来的。作为旧政权的颠覆者和过去的少数派，他们既不能依靠伍麦叶的人，自己又没有执政能力，只好就地取材使用波斯官员和波斯官制。何况阿巴斯人造反起义时得到了什叶派、基督徒、犹太人和波斯琐罗亚斯德教徒的支持，胜利之后总要以德报德。
结果，政权的性质就变了。
变化也有两方面。一方面，统治集团由过去的阿拉伯贵族和阿拉伯武士，变成了职业文官、商人地主和教法学家组成的群体。另方面，帝国也变成了波斯化的王朝。实际上这些久居伊拉克的阿拉伯征服者，早就与那些被征服的萨珊贵族眉来眼去，现在更是心安理得地接过波斯传统，模仿波斯习俗，迷恋波斯女人。当波斯音乐从底格里斯河畔的豪华别墅飘出来时，他们与沙漠中的游牧生涯已如隔世。
这又带来了一系列的变化。
最大的变化是过去的武夫变得文雅，帝国的政策也变得宽容。这种宽容是当时西方世界所没有的。犹太人、基督徒和琐罗亚斯德教徒被允许坚持自己的信仰，更被允许使用本民族的语言。没有焚书坑儒，也没有异端裁判所，尽管维系帝国统一的纽带仍然是伊斯兰教和阿拉伯语。[31]
宽容和雅致催生了文明之花，阿巴斯王朝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一片欣欣向荣。富饶的两河流域提供着各类丰富的农产品，从大唐战俘那里学到的造纸术传遍全国，纺织业和银行业茁壮成长，交通运输四通八达，巴格达开出的支票可以在摩洛哥兑现。总之，当中国的大唐陷入安史之乱的泥潭不能自拔时，阿巴斯人却迎来了伊斯兰文明的黄金时代。
当然，也是和平时代——萨拉姆。
于是就有了功德无量的“百年翻译运动”。从公元830年到930年，也就是中国的晚唐五代时期，对其他民族文明成果大规模有组织长时期的翻译推介活动，以巴格达为中心全面展开。正是这一壮举，使古希腊典籍得以完整保存，为欧洲的崛起提供了指路明灯，让文艺复兴时期的伟人们有了能够站立起来高瞻远瞩的巨人肩膀。
星盘是古希腊人发明的，阿拉伯学者们加上了角度的刻度，从而可以进行精确测量。其用途非常广泛，包括定位和预测太阳、月亮、金星、火星等天体在宇宙中的位置，以及确定所在地的经纬度和时间等等。借助星盘，穆斯林们可以随时掌握麦加的准确方位进行朝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