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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祖道一只好来看他，然后说：我子天然。
意思大概是：你倒天真可爱。
丹霞天然却翻身跪下来说：谢恩师赐法号。
石头希迁和马祖道一，是当时最受尊崇的禅师。石头希迁剃度，马祖道一赐号，立即让丹霞天然名满天下。然而此人却依然无法无天。有一年在洛阳慧林寺，竟然将木头佛像烧了取暖。院主责问，他却拨着灰烬说是要取舍利。
院主说：木头佛像，哪来的舍利？
丹霞天然说：没舍利吗？那就再烧两尊。[26]
啊！对待佛祖，也可以这样？
当然。禅宗五大流派之一临济宗的创始人临济义玄，就主张“逢佛杀佛，逢祖杀祖，逢罗汉杀罗汉”；惠能的六世法孙德山宣鉴则声称：这里无祖无佛，达摩是老臊胡，释迦老子是干屎橛，文殊普贤是担屎汉。这就从佛祖、菩萨再到禅宗的祖师爷，一个不少地全骂完了。[27]
德山宣鉴的另一大壮举是烧经书，而他原本是熟读佛经反对禅宗的。他说，我们出家人千辛万苦，皓首穷经，尚且不能修成正果，岭南那野蛮人（指六祖惠能）却说什么“直指人心，见性成佛”，天底下哪有这样的道理？便挑了一担经书去找禅师辩论，扬言要直捣龙潭剿灭禅宗。
没错，德山宣鉴去见的，正是龙潭崇信。
然而走到半路，他就挨了当头一棒。
当时，德山宣鉴向一个卖烧饼的老太太买点心。
烧饼婆婆问：法师挑的是什么书？
德山宣鉴说：《金刚经》。
烧饼婆婆说：好！我有一问。答得上来点心白送，答不上来别处去买。《金刚经》上说，过去心不可得，现在心不可得，未来心不可得，请问法师要点哪个心？
德山宣鉴瞠目结舌。
是啊，一个烧饼婆婆的问题都回答不了，读那么多经书又有什么用？因此，到了龙潭寺，经崇信稍加点拨，德山宣鉴便豁然开朗，一把火烧掉了所有的经书。[28]
临济义玄也不含糊。他到菩提达摩塔前，塔主问他先拜祖（菩提达摩）还是先拜佛（释迦牟尼），他的回答居然是祖佛都不拜，气得塔主火冒三丈：长老跟祖佛有仇啊？
有趣的是临济义玄的解释。
曾经有人问他：你这一堂僧人还看经吗？
临济义玄说：不看经。
那人又问：习禅吗？
临济义玄说：不习禅。
那人不懂：既不看经，又不习禅，你们都做什么？
临济义玄说：成佛呀！[29]
奇怪！成佛就要烧佛像，烧经书吗？
是的，因为破执极难。
破执有三关：我执、法执、空执。我执，就是执著于我，不知“我由法生”。法执，就是执著于法，不知“万法皆空”。空执，就是执著于空，不知“空亦是空”。能破我执，就是罗汉。能破法执，就是菩萨。能破空执，就是佛。
但这很难。什么叫“空亦是空”？大乘佛教中观派的表述是：非有，非无，非亦有亦无，非非有非无。翻译成现代汉语就是：不是有，不是没有，不是又有又没有，也不是既没有有，也没有无。所以，空亦是空，亦是不空。[30]
请问，有几个人听得懂？
也只好棒喝。
棒就是打，喝就是吼，代表人物则是临济义玄和德山宣鉴，号称“临济喝，德山棒”。后者甚至扬言：道得也三十棒，道不得也三十棒。问他道理何在，也是三十棒。[31]
总之，跟他们学佛，不是挨打就是挨骂。
此外还有胡说八道或文不对题，比如惠能的五世法孙赵州从谂（读如审）。有人问他什么是古佛心，他答“三个婆子排班拜”；问他什么是永恒真理，他答“一个野雀儿从东飞过西”；问他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他答“庭前柏树子”。
据齐白石画作。赵州从谂（778-897）留下了不少意味深长的禅林公案，以“庭前柏树子”最为著名，完整的偈子是：出入云闲满太虚，元来真相一尘无。 重重请问西来意，唯指庭前一柏树。
于是便有人问：柏树子也有佛性吗？
赵州说：有。
那人又问：什么时候成佛？
答：虚空落地时。
那人再问：虚空什么时候落地？
答：柏树子成佛时。[32]
请问，这是回答了呢，还是没回答？
当然是回答。
其实，棒喝，胡说，呵佛骂祖，都是为了直截了当地破执。因为众生执迷，无非由于总认为有某种东西不能不“死认”。死认就执著，就不觉悟。为了破执，只好壮士断腕以身试法，拿佛、祖、经开刀。擒贼先擒王，树倒猢狲散。最神圣的都可以不当回事，还有什么可执著的？就连“我”也可以否定，比如马祖道一的法嗣兴善惟宽。
有人问兴善惟宽：狗也有佛性吗？
兴善惟宽说：有。
那人又问：和尚你有吗？
兴善惟宽说：我没有。
那人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为什么你没有？
兴善惟宽说：我不是一切众生。
那人便问：既然不是众生，莫非是佛？
兴善惟宽说：我不是佛。
那人又问：既不是佛，也不是众生，那是什么东西？
兴善惟宽说：也不是东西。[33]
话说到这个份上，已经无话可说。什么都已否定，也就什么都不必否定。吃饭睡觉可以有，娶妻生子可以有，建功立业可以有，升官发财可以有，君臣父子、三纲五常、修齐治平等等当然更可以有。与世俗生活不矛盾，与皇权政治不矛盾，与儒家伦理也不矛盾。一切问题，通通解决。
是为“否定之否定”。
自我否定之后的佛教站稳了脚跟。与此同时，它也完成了自己的中国化，不再是外来的意识形态和思想观念，而是中华文明的组成部分。甚至可以说，没有这一步，就不会有影响世界的大唐文明，也没有中国人的习惯思维方式。这里面的种种原因和奥秘，正是我们要继续探讨的。
第四章
佛教中国化
法难与自救
大唐当局原本并不喜欢佛教。
不喜欢是可以理解的。被他们取代的隋，不但皇帝姓杨而且尊佛。即便为了画清界限，李唐也要改弦更张，何况被道教尊为教主的老子据说还姓李。因此，尽管老子究竟是谁并无定论，更非号称“道德天尊”的真神，跟李世民他们家也风马牛不相及，唐太宗仍然在贞观十一年（637）颁布尊道抑佛的命令，宣布道教的地位在佛教之上。
这一年，武则天进宫，成为唐太宗的女人。
年方十四的武则天当然管不了这事，出面据理力争的是高僧法琳。他甚至对唐太宗说，陛下的李氏出自鲜卑，与陇西李氏毫无关系。意思也很清楚：大唐是胡人的王朝，应该尊奉胡人的宗教，何况拓跋的血统比老子高贵多了。
法琳自以为得计，却没想到犯了大忌，李氏父子最痛恨的就是把他们视为胡人。想当年，纯正鲜卑血统的北周武帝宇文邕灭佛时，就明确而坦然地宣布自己不是胡人，也不怕下阿鼻地狱。法琳哪壶不开提哪壶，岂非找死？
勃然大怒的太宗皇帝将法琳打入死牢，并且下令说：法琳不是在著作中声称口诵观音的人刀枪不入吗？那就让他在狱中好好念诵菩萨的圣号，七天之后再来试刀。
期满之日，执法官问：念观音有效吗？
法琳答：贫僧不念观音，只念陛下。
执法官说：你怎么念起陛下来？
法琳答：因为陛下就是观音。
太宗皇帝轻蔑地撇了撇嘴，将法琳流放到益州。[1]
法琳躲过一劫，问题却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事实上，正如我们在《南朝，北朝》中所说，自从胡僧佛图澄被后赵皇帝羯人石勒尊为“大和尚”，佛教在中国就跟政治结下了不解之缘。他们要依靠皇权与道教争夺江湖地位，国家则要借助宗教维持统治。只不过，主动权在后者手里。皇帝可以选择佛教，也可以选择道教，还可以在二者之间搞平衡。
原因，则多种多样。
隋文帝是公私兼顾。这个武川军阀诞生在佛寺，由一位比丘尼抚养成人，对佛教有着深厚感情。更重要的是，兴佛不但可以报答养育之恩，证明自己得天独厚，还能与灭佛的前朝撇清关系，争取到佛教信徒的众多人心。[2]
后来武则天的崇佛，原因也在这里。
于是，前面的皇帝灭佛，后面的篡位者就兴佛，比如杨隋；前面的王朝崇佛，后面的取代者就抑佛，比如李唐。他们必须这样选择，非如此不能显示自己正确。佛道两教的此消彼长，也不是什么风水轮流转，而是强权在操纵。
这实在与信仰无关。
中国的皇帝，也没谁真有信仰。他们首先要考虑的是政权的稳固、统治的长久，佛教却总让他们放心不下。五胡十六国以后，佛教兴盛发达，僧尼不入编户，不纳赋税，不敬王者，许多寺院甚至有着自己的法律法规（僧律）和武装力量（僧兵），俨然王土之上的国中之国。幸亏它们规模有限也未联成一体，否则那些方丈岂非割据的诸侯？[3]
问题是他们还要自称“佛子释种”，等于不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即便那些带发修行的居士，虽然也娶妻生子，但谁能保证孩子们不会被教育成“中国面孔天竺心”？
更严重的是，靠着佛教，外来文化和异端邪说有了“思想租界”。那些崇洋媚外和离经叛道的异己分子，完全可以躲进那里“政治避难”，以佛祖的名义蛊惑人心，不断挑战儒家伦理的底线。其种种表现，已如前章所述。
这很危险。寺院超过规模，会亡国；信徒超过数量，会亡种；文明根基动摇，会亡天下。因此，在统治阶级和正统儒家眼里，佛教岂止精神鸦片，简直就是定时炸弹。唐太宗只是贬低佛教，仍然让佛教与道教并行，已是开明。
相比较而言，道教让人放心得多。
道教能够成立，自然有它的道理，也有它的优点，最突出的优点就是具有中国特色。比方说，食人间烟火，修现世功德，讲修身养性，求长生不老。这些都非常符合华夏文明的现实精神，何况道教的养生之道也不乏技术含量。
更何况，它好歹也是中国人“自主研发”的。
可惜道教不争气，总也斗不过佛教。说起来这也怪不得他们。中国原本没有宗教土壤，不可能自发产生宗教，只能照猫画虎。这样硬生生弄出来的东西，便只能一半是佛教的山寨版，一半是巫术的升级版，哪里比得上体大思精内涵丰富的佛教？人心所向，皇权也奈何不得。
竞争不过，只好动粗。
于是，在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之后，又有了唐武宗的会昌毁佛和后周世宗的整顿佛门，史称“三武一宗”四次大法难。尽管此前由于武则天和其他皇帝的扶植，佛教在唐代曾达到鼎盛。但在武宗的打击下，已是元气大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