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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的阶级斗争，也血淋淋地拉开了帷幕。
血案的背后是深刻的历史背景和纠结，那就是士族地主与庶族地主两个阶级的权力和路线之争。这种斗争表现为皇族与士族、庶族的三角恋爱，也表现为他们的三国演义，因此波诡云谲，却又并无道理。因为按照商鞅变法和秦并天下的逻辑，帝国根本就不该有阶级。
的确，作为地主阶级与领主阶级斗争的产物，帝国的意志原本是要消灭阶级的。在这种新的制度下，原来的封建贵族没有了。皇族以外的所有人无论贵贱贤愚，统统成为帝国的编户齐民，包括后来当了皇帝的刘邦。
编户齐民，就是编入户籍，一律平等的意思。
当然，是在皇权面前人人平等。
这是一场深刻的政治和社会革命。有此革命，天下才能真正归于一统。于是有刘邦的诛灭功臣，晁错的削藩之策，武帝的推恩之法（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七卷《秦并天下》、第八卷《汉武的帝国》）。究其所以，就是不允许在皇帝与平民之间，再有一个阶级或阶层。
士族却把这个制度破坏了。
首先，他们有做官特权。其次，他们有免税特权。更严重的是，根据两晋政府颁布的占田令和占客令，他们合法地占有一定规模的土地和一定数量的佃客。佃客则不自立户籍，也不负担国家课税，完全是豪门的依附人。[28]
佃客之外还有部曲，也就是家丁和庄客。他们平时种田、战时打仗，实际上是世家大族的私人武装。从东汉末年起，部曲就作为亲兵跟随主人南征北战，往往在关键时刻起着重要作用。而且由于历届政府对部曲的数量从无限制，招募部曲就成了土豪们扩军备战的重要手段。[29]
此外还有食客和门生。他们是出身卑微的士人，依靠攀龙附凤在豪门那里分一杯羹。由于士族垄断了仕途，这些人是有利可图的，比如主人做刺史，他们做县令。因此食客和门生虽然地位比幕僚低，情谊却更亲近。[30]
佃客、部曲、食客、门生，就是依附人。
世家大族与依附人之间，是君臣关系。就连某些地方官自己招聘的僚属，虽然不是依附人，也视长官为君，终身追随不离不弃，只知有家不知有国，跟春秋时期的家臣与大夫一样（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四卷《青春志》）。[31]
也就是说，汉末魏晋俨然退回到秦汉以前，国家无封建之名而有封建之实，士族无诸侯之名而有诸侯之实，难怪日本学术界有“六朝贵族政治”一说。[32]
实际上，士族虽然没有世袭的爵位和封地，因此并非真正的贵族，派头却绝不亚于春秋的大夫。表现之一，就是与寒门庶族严格划清界限。士族如与寒门通婚，便会成为骇人听闻的事情；寒门若想与士族同坐，即便有皇帝的旨意也不能如愿，因为士族根本就羞与为伍。
这实在是没有道理。
无理是显然的。且不说士族与庶族同为帝国子民，就算有士农工商之别，世族与寒门也都是士人，难道也要分高低？然而让人大跌眼镜的是，不但士庶有如天壤，士族内部也有贵贱之分。比如，说洛阳话的北方士族就高于说吴语的南方士族，南下的北方士族又要分先来后到。
于是，阶级和等级被人为地制造了出来。而且，正如北方之有五胡，南方的社会阶层也变成了五个：世家大族、寒门庶族、编户齐民、依附人、奴隶。[33]
这是一种怪异的结构。
怪异是肯定的。士族和庶族原本都是地主，却变成两个阶级；佃客和部曲原本都是编户，却变成依附人；率土之滨原本莫非王臣，豪门大族却自成体系逍遥法外。这样怪异的现象，也只有在那乱世才会成为现实。
结构的怪异只能造成心理的变态和社会的畸形，何况这种毫无道理的森严等级和阶级壁垒，已经严重威胁到政权稳定和国家安全。统治集团内部既不能精诚团结，士族凭借种种特权和众多依附，也足以与皇室分庭抗礼。长此以往，岂非国将不国？是如可忍，又有孰不可忍？
东晋政权却只能忍气吞声。因为司马睿在建康建立流亡政府时，所有的资源都在士族手里，自己只是徒有其名的光杆司令。因此他和他的后继者别无选择，只好让出实权和实惠，甚至尊严和体面，与世家大族共治天下。
可惜就连这都是一厢情愿。
实际上，士族对于皇室的态度，是只共治不共存。在他们看来，家族的门第声望远比国家政权重要，因此，可以为了保全家门而拥护中央，却绝不会为了服从中央而牺牲门第。为此，即便放弃中央或改换门庭甚至卖身投靠，也在所不惜。要知道，当时无论南北胡汉，都承认门阀制度和士族特权。既然如此，谁当皇帝又有什么关系？[34]
这样的士族，简直就是帝国的癌细胞。
不过治疗的方案却让统治者为难。篡晋的桓玄，建宋的刘裕，都主张动手术；后来的宋文帝和梁武帝，则似乎倾向于保守疗法。事实上，正是由于刘义隆和萧衍在起用寒门的同时也善待士族，这才各自有了数十年的太平。
然而，早在南朝之前，东晋就病入膏肓。因此，宋文帝的元嘉之治也好，梁武帝的天监之治也罢，都不过回光返照，之后则是更加不可救药的堕落。梁亡前，国土面积已经最小，社会风气已经最坏，世家子弟已经最不中用。侯景杀进来时，他们毫无还手之力和自救之方，只能抱着玉器饿着肚子，穿得漂漂亮亮地坐在家里等死。
梁武帝也最可悲。他并非不努力，却无论怎样都事与愿违：善待宗室却众叛亲离，调和士庶却势同水火，以德治国却道德沦丧，建立信仰却失魂落魄。他就像陷入了沼泽，越是挣扎，灭顶之灾就来得越快。只不过这沼泽不是他个人的，而是整个时代、民族和社会的。
那么，我们能够走出这片沼泽地吗？
如果能，出路又在哪里？
整合的力量
梁武帝第二次舍身同泰寺那年（公元529年），拜占庭帝国颁布了《敕法汇集》。由于这部法典是皇帝查士丁尼（Justinian）下令编纂的，因此也叫《查士丁尼法典》。
之后，十六人的委员会又完成了《法学汇编》、《法学总论》和《法令新编》。其中，《法学汇编》被称为“罗马法的圣殿”，《法令新编》则用希腊语写成。四部法典合起来统称《民法大全》，并被公认为是西方法律之母。[35]
如此浩大而重要的工程，无疑是对人类文明的卓越贡献，查士丁尼也因此被称为“最伟大的立法者”。尽管他还有别的遗产，比如索菲亚大教堂；也还有别的头衔，比如“大帝”的称号，但《民法大全》肯定最为不朽。[36]
那么，这是一位怎样的皇帝？
跟刘裕等人一样，查士丁尼一家子都出身贫寒。那位收他为嗣子的前任皇帝甚至目不识丁，只能用木刻的图章来代替签名。他自己的皇后狄奥多拉（Theodora）则是马戏场粗鲁无礼的看门人或驯兽师的女儿，婚前的形迹十分可疑，在上流社会的眼里完全不够资格母仪天下。
查士丁尼却被这来历不明的女人深深吸引，尽管她可能曾经与多个男人有染。为此，他请求父皇修改了相关法律。没错，门当户对在中国只是风俗习惯和思想观念，罗马帝国却明文规定元老院议员不得与下层女子结婚。
狄奥多拉也没有辜负查士丁尼。在后来那些艰难的岁月里，她不但坚定不移地站在夫君一边，而且成为查士丁尼的精神支柱。在一场类似于侯景之乱的暴动中，她只用一句话就镇住了主张弃城出逃的那些人：帝王的权力是最好的殓尸布，统治者一旦成为逃亡者那就连死都不如。
听完这话，查士丁尼重新变成了男人。
平息暴乱或镇压起义的一年后，意气风发的查士丁尼重整山河。公元533年，灭亡汪达尔王国；535年，占领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536年，收复罗马城；554年，灭亡东哥特王国，同时将西哥特人占有的西班牙东南部等地收入囊中。至此，地中海重新变成了罗马的内湖。[37]
当然，是东罗马帝国的。
罗马梦实现了，查士丁尼如愿以偿。
不能不说查士丁尼是一个幸运儿。上帝不但赐给他狄奥多拉，还赐给他足够多的时间：享年八十三岁，执政三十八年。这在罗马帝国的历史上实属罕见，跟享年八十六岁执政四十八年的梁武帝相比，也只是略为逊色。[38]
甚至就连两人的时代背景和奋斗目标都极为相似。查士丁尼有罗马梦，梁武帝有中华梦。为了重建罗马或振兴中华，他们也都借助于宗教，只不过梁武帝礼拜佛祖，查士丁尼信仰上帝。他的理想，是一个国家（罗马帝国），一部法典（民法大全），一个教会（基督教会）。
查士丁尼是罗马人的梁武帝。
当然，他们也都清楚，宗教不能代替一切（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是以后的事，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四卷）。因此，查士丁尼要以“主耶稣基督的名义”编纂法典，梁武帝则在大兴佛教的同时制礼作乐。[39]
没错，一个讲法治，一个讲礼治。
礼治和法治，是传统中国与西方世界的重大区别，其中的成败得失一言难尽。要说的是，查士丁尼实现的罗马梦只是昙花一现，梁武帝则在活着的时候就一败涂地。他的理想其实是在中国北方实现的，靠礼治获得成功的也是另外一位武皇帝——北周武帝宇文邕（读如雍）。
这是一件发人深省的事情。
前面说过，在鼎立的陈、齐、周三国中，北周原本是最弱的，然而，最后胜出的却是他们。这不能不在一定程度上归功于周武帝。毕竟，再次分裂的北方是因为他而重新统一，新帝国的基业也其实由他生前奠定。他的不幸是壮志未酬英年早逝，但一统天下却是他的毕生追求。[40]
当然，北周的创始人宇文泰尊崇周礼的治国理念，以及他奉行的仁义、孝悌、忠信、礼让、廉平、俭约等儒家伦理，也被全盘继承。换句话说，礼治天下的设想在周武帝这里得到了很好的实现。从这个意义上看，周武帝不愧宇文泰的后继者，隋文帝则不过是政治遗嘱的执行人。[41]
他们实现的，也都是梁武帝曾经的梦想。
那么，梁武帝为什么失败？周武帝为什么成功？
抓住了根本，找对了路径。
根本就是人心，人心需要凝聚。事实上，四百年的动荡既表现为国家分裂，也表现为人心涣散。胡人与汉人有民族矛盾，庶族与士族有阶级斗争，佛教与道教有门户之见。要想平定天下，必须先把他们都整合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