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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这都无异于痴人说梦。
不可能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比如秦岭、淮河的阻隔以及双方综合国力和军事实力的势均力敌。更重要的是，无论胡汉都认同华夏文明，争执仅仅在于谁更有代表权。建康方面和汉民族当然不会自动弃权，北方胡人如前秦苻坚或拓跋北魏，则宣称只有他们才代表华夏正宗。
胡与汉，都认为自己是中华，是老大。
于是，一个中心变成了两个，只不过一南一北。
结果是有了南北朝。
有了南北朝，这才有了南方和北方。
地分南北并无不妥，两个中心却有问题。因为从商周到汉魏，华夏文明从来就是先聚焦于一处，然后再向文化气息稀薄的外围扩散。更何况多中心即无中心，除非它们能像长安和洛阳那样，相互依存又各有分工：长安融合东西，洛阳沟通南北；长安代表进取，洛阳代表稳定。[18]
建康与北方的“胡都”却不是这样。
何况胡人们的首都星罗棋布，还飘移不定。[19]
这样看，拓跋宏的迁都洛阳就意义重大。事实上，正是在这里，他为后来的隋文帝和唐太宗理顺了思路，进行了试点，积累了经验，聚集了人气，也留下了希望。尽管后来的东魏和西魏都放弃了洛阳，也尽管隋文帝创立新帝国，唐太宗建设新文明，都不在洛阳而在长安。
其实长安也地位尊贵。毕竟，关中是周、秦和西汉的龙兴之地。五胡中的四大天王——匈奴的前赵，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羌人的后秦，竟有三个以长安为都（前赵刘曜，前秦苻健，后秦姚苌），恐怕并非没有原因。
只有隋炀帝和武则天，更喜欢洛阳。[20]
相比较而言，建康就差得远了。
现在叫做南京的建康，原本也是气象非凡的。诸葛亮就曾这样赞叹：钟山龙盘，石沉虎踞，此帝王之宅！然而怎么样呢？王濬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从西晋灭吴起，此间建立的政权便都是短命的小王朝。[21]
北魏将建康政府称为“僭晋”，也并非没有道理。
然而即便不算孙吴，建康作为帝都也有连续二百七十年的历史，时间并不比洛阳短多少，北魏反倒在迁都洛阳之后不久就陷入内乱。更何况南方的潜力早在三国时期就已经显示出来。曹操荡平北方群雄一如秋风扫落叶，却始终不能跨过长江一步，便是证明。
看来，建康和洛阳都不必对历史负责，需要负责的只能是人。实际上中原的混乱和南北的对峙会持续二百七八十年之久，恐怕就因为南方和北方都有问题。只不过在十六国那会，北方麻烦更多，所以五胡不如东晋；到南北朝时代，则南方问题更大，因此北朝胜过南朝。
那么，他们的问题是什么？
长城内外
先看北方。
北方的边界是长城，正如南北的分野在淮河。淮河是天然的，长城却是人为的。早在南北朝之前，长城就已经成为一条分界线，把内地与外族区分开来。那个时候，长城以外的地老天荒才是北，长城以内淮河以北则是中，是文化先进文明璀璨的中国和中华，也叫中土和中夏。[22]
与夏相对应的是夷，是蛮夷戎狄，也叫胡。
毫无疑问，在这种并不礼貌的称谓背后，有着文化的优越感，也有着民族的自信心。只不过谁都没有想到，有一天事情竟会变成这样：长城之外的戎狄成了内地的主人，原来的主人则被撵到东南一隅，并被称为岛夷。
长城内外，天翻地覆。
这样的变化谁都无法适应，包括那些胜利者。面对突然出现的权力真空和历史舞台，他们只能各自占山为王或者次第登场，淋漓尽致地表现出自己的血性和蛮野，并把好端端的中原大地变成破碎的山河。
五胡十六国之乱，原因就在这里。
然而即便在这空前的动荡之中，文明的力量也仍在顽强地生长，从混乱走向有序则是各族人民的共同心愿。于是前有后赵石勒的小统一，后有前秦苻坚的大统一。尽管两次统一都很短暂，未来的走向却毋庸置疑。而且无论羯人的后赵，氐人的前秦、鲜卑的北魏，都自称中华。
这就跟罗马不同。
曾经的世界领袖西罗马帝国，是在北魏冯太后开始体制改革那年（公元476年）灭亡的。命丧黄泉的西罗马分裂为诸多的碎片，只有东边的拜占庭帝国活到了中国明朝的景泰年间，最后在1453年被奥斯曼土耳其人征服。也就是在这一年，英国和法国打完了他们的百年战争。
不过，拜占庭虽然号称东罗马，却其实是另一个国家，也是另一种文明。至少，它的初期更像是亚历山大帝国的起死回生，希腊传统的借尸还魂，再加上基督教会的社会革命，而不是罗马文明的伟大复兴。真正的罗马文明，从迁都君士坦丁堡那天起就已经死了。
事实上罗马也是先分裂后灭亡，而且这种分裂跟三国和南北朝也不可同日而语。三国都是汉族政权，北朝则实行双语制，东西罗马却分别是希腊语和拉丁语文化区。于是东罗马渐行渐远，法语、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则在西罗马破碎的土地上由日耳曼人创造出来。
中华与罗马，是不同的裂变。
也许，只有一样东西是大家都喜欢的，那就是皇帝的称号，只不过罗马叫恺撒。德意志和奥地利的Kaiser其实就是恺撒，俄罗斯的沙皇也是。但，他们似乎并没像拓跋焘自命为中华皇帝那样，说自己是罗马皇帝。[23]
不是罗马皇帝，就没有义务复兴罗马文明，也不必重新统一帝国的天下。何况罗马文明原本就是次生的，之前早就有西亚文明、埃及文明、波斯文明和希腊文明。因此，罗马境内的日耳曼人即便已经罗马化，也不一定要对罗马文明从一而终，完全可以分家自己过日子。
中华文明却是原生的。由于喜马拉雅山脉和帕米尔高原的阻隔，西亚和印度文明对中国其实影响甚微，至少在魏晋之前是这样。而且在当时的东亚地区，中华也是唯一的文明。因此，长城之外的游牧民族就只有两个选择：要么继续停留在部落时代，要么越过长城与中华认同。
五胡选择了后者。
而且，他们也早就越过长城了。
罗马却没有长城，只有大道。条条大路通罗马与长城内外分夷夏，是两种不同的模式和取向。前者意味着文明可以是多元的，也可以新建，哪怕付出代价。后者却认为世界只有一个中心，文明只有一种形态，我们也只有一种选择，那就是守住自己的根基，哪怕重新整合。
否则，就只有毁灭。
四百年动荡分裂之后还得重归一统，重新统一后建设的也只能是中华文明，原因大约在此。
问题仅仅在于谁来统一。
历史选择了鲜卑拓跋部。
这似乎没有道理。因为鲜卑在五胡当中是文化最落后的，拓跋在鲜卑各部中又最落后。但，战国七雄中，秦国不是相对逊色吗？西方国家中，美国不是崛起最晚吗？看来文化落后并不要紧，关键在善于学习并勇于创新。
何况先进有先进的问题，正如大有大的难处。事实上罗马和东汉终于灭亡，就因为这两种文明都已经由成熟而至于烂熟，走到了发展的尽头。这个时候，依靠自身的力量已无法革故鼎新，只能借助外力来再造辉煌。遗憾的是，日耳曼人没能给罗马输血，他们把它肢解了。[24]
之后，便有了欧洲五彩斑斓的版图。
鲜卑人却进退两难。
表面上看，他们可选的道路很多。上策是称霸中原荡平天下建立统一大帝国，中策是割据一方安营扎寨保住小政权，实在不行则退回漠北，像其他那些游牧民族一样继续充当劫匪，寇略中原，满载而归，来去匆匆。
但，进入内地定都平城变成农业民族以后，第三条道路在事实上已无可能。像鲜卑同胞慕容部的前燕等等那样昙花一现，则等于坐以待毙。置于死地而后生，已无退路的鲜卑拓跋部只能朝着成为中华帝国的目标挺进。
问题是，作为少数民族和后起之秀，北魏即便能够实现统一，也无法将中国鲜卑化。这不可能，也不应该。他们唯一能做的，是先改变自己，再改变中国。
要想得天下，必须中国化。
冯太后锐意革新，拓跋宏全盘汉化，原因即在于此。
实际上，这也是必由之路。
然而这就意味着数典忘祖伤筋动骨，也意味着改变鲜卑人的文化传统，损害某些人的既得利益。因此统一了将近一个世纪的北方还得再分裂一次，变成东魏和西魏。东魏和西魏也得各自再政变一次，变成北齐和北周。
北齐与东魏，北周与西魏，名为两朝，实为一体。因为掌握实权的，东魏和北齐都是高欢一族，西魏和北周都是宇文泰一家。宇文泰是汉化的鲜卑人，高欢则是鲜卑化的汉人。汉化的鲜卑和鲜卑化的汉，最后谁能胜出？
鲜卑化的汉人。
但，不是高欢，而是杨坚。
杨坚知道，黄河九曲十八弯，最终要流入大海。天下不定，根本问题在民族关系。高欢调和民族矛盾，结果被北周所灭；宇文泰要汉人鲜卑化，结果为隋所亡。只有做到了“汉胡互化，以汉为主”的隋，才最后成功。[25]
隋唐帝国的人民是一个新的民族。这个新民族融入了匈奴、羯、氐、羌和鲜卑各部，因此可以叫做新汉族。在下一阶段，他们将是中华文明的主要创造者。
三四百年的民族大混血，至此功德圆满。
鲜卑脱胎换骨，北魏凤凰涅槃，新诞生的隋帝国其实是拓跋魏的升级版。他们和唐帝国的创始人，都是民族混血儿中的佼佼者，身上有着华夏文明的遗传基因，也有着少数民族的生命活力。创造新历史，他们当仁不让。
这可是南人无法匹敌的，何况他们自己还有问题。
那么，南朝的问题又在哪里？
沼泽地
北方的问题在民族，南方的问题在阶级。
阶级斗争是南朝政治的主旋律。宋文帝刘义隆即位后一年多，就诛杀了把自己推上帝位的徐羡之和傅亮（请参见本书第三章），便正是斗争的表现：怂恿刘义隆杀掉这两个人的都是名门望族，徐羡之和傅亮却是庶族寒门。
这很不寻常。
前面说过，作为门阀政治的掘墓人，宋武帝刘裕依靠的主要是皇族和庶族。后者掌握朝政，前者则掌握军权和政区。此后，寒门掌机要，外藩托宗室，便成为南朝的基本国策。这固然因为宋、齐、梁、陈的开国之君都出身寒门庶族，也因为士族已经腐朽没落，不堪重任了。[26]
那么，刘义隆为什么要杀徐羡之和傅亮？
也许是因为恐惧。
事实上，当徐羡之和傅亮迎奉刘义隆入京为帝时，义隆的许多部将都表示担忧和疑虑，只有出身名门的一些人力主成行。他们的说法是：徐羡之中才寒士，傅亮布衣诸生，这样的泥鳅根本就翻不起大浪，何足为惧？[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