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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禅宗之所以诞生，是因为佛教作为外来文化必须中国化。儒学化的禅宗是中国化的第三步，玄学化的般若学是第二步，巫术化的浮屠道则是第一步。第一步虽然看似荒唐，但没有它，佛教就不可能在中国落地生根。
当然，也不可能成为中华史的故事。
那就来看这一步。
一步登天
大和尚到！
随着典礼官一声高呼，所有的王公贵族都从座位上站了起来，包括他们的皇帝。
无疑，这是为了表示对一个人的崇敬。
这个人叫佛图澄。[11]
佛图澄是后赵佛教界的领袖，“大和尚”则是后赵皇帝石勒给他上的尊号，意思是“伟大导师”。[12]
僧人地位之尊贵，于此为最。
然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佛图澄获得这一地位，靠的并不是他的佛学造诣，而是道教喜欢的方术。
佛图澄是西域龟兹（读如秋慈，即今新疆库车）人，也可能是天竺（印度）人。他九岁出家并熟读佛经，进入内地前曾在敦煌逗留。西晋怀帝永嘉四年（公元310年），佛图澄到洛阳传教，却赶上了西晋灭亡前的兵荒马乱，只好潜伏在石勒的一个部将家中。
有一天，石勒召见这位部将。
石勒说：据我所知，你这个人并没有什么奇谋，也没什么异术。可是最近一段时间，每次行军打仗，你都能预测到结果。实话告诉我，这是什么原因？
部将说：是一个沙门预测的。
沙门（Sramana）就是佛教的出家人。
部将还说：这个沙门预测到将军会得天下。
于是石勒召见了佛图澄。
这时的佛图澄自称已经一百多岁，可以不吃不喝只靠呼吸空气过日子。据说，他的肚子上有一个小洞，平时用棉絮塞住。晚上要读书时，只要拔出棉絮，洞中放射出来的光芒便足以将整个房间照耀得一片明亮。
呵呵，这哪里是和尚，明明是道士，或巫师。
石勒却不在乎是佛是道，他关心的是这个沙门能给自己带来什么好处。因此他问：佛道有什么灵验？
佛图澄很清楚，跟这个没文化的羯人讲什么般若智慧是没有用的，他的办法是要来一盆清水并焚香念咒。结果转眼之间，水中便长出了莲花，光彩夺目熠熠生辉。
所有人都大为叹服。
实际上这恐怕是一种魔术，当时的许多僧人和道士也都会玩。东汉末年一个名叫左慈的方士，就曾当着曹操的面从空空如也的铜盆里变出吴淞江的鲈鱼。另一次，他一个人自斟自饮，在座上百个士大夫都觉得酒足饭饱，街市上所有饭店的酒和肉则都莫名其妙地不翼而飞。
可惜曹操不信邪，他决定杀了这妖孽。
左慈看破了曹操的心思，立即穿墙而出，街市上的行人也统统都变成了左慈的模样，让曹操的兵丁无从下手。最后，被追捕的左慈竟然逃入羊群，又变成了羊。
曹操只好说：不杀你，不过试试你的法术罢了。
于是一头老公羊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
话音刚落，数百只羊都变成了老公羊，也都屈着前蹄像人一样站起来说：何必如此！何必如此！
曹操终于没能杀了左慈。[13]
同样，石勒也没能杀掉佛图澄。
石勒顿起杀心并不奇怪，统治者总是不愿意让别人知道自己底细的，而佛图澄又总是料事如神。当然，这一次也一样。石勒刚刚有了一闪念，佛图澄就逃之夭夭。更让石勒大吃一惊的是，当他感到后悔并想念这僧人时，神秘失踪的佛图澄却又笑眯眯地出现在他面前。
石勒问：你昨晚为何出走？
佛图澄答：因为将军有了恶意。
石勒又问：今天为什么又来了？
佛图澄答：因为将军改变了主意。
石勒呵呵大笑说：你这道人信口开河！
没错，这时佛图澄的称呼还是“道人”。
佛图澄获得信任，是在他帮石勒建功立业之后。这些事业无一例外地都被说得神乎其神，比如听见寺庙的铃响就能预见某某敌将必败，在手掌上涂抹麻油就能看见前赵皇帝被擒，这就让石勒不得不信。更有可能的是，聪明的石勒发现，这个僧人对自己的帝业是帮得上大忙的。
因此称帝之后，石勒尊佛图澄为“大和尚”。
现在看来，佛图澄能够参与军政运筹帷幄，并非因为他真有什么“五眼六神通”，而是见多识广老于世故，更兼弟子众多消息灵通，再加上必要和适当的故弄玄虚，这才让他的建议和判断看起来像是神机妙算。结果，石勒和后继者石虎都对他心悦诚服，言听计从。
可惜世界上没有谁总能一帆风顺，羯人的政权就更是难免命运坎坷。公元343年，东晋出兵相逼，伐前凉又出师不利。后赵连遭挫折人心惶惶，石虎也怨气冲天怒火满腔。他发脾气说：奉佛供僧却招来外敌，佛有什么用？
佛图澄却自有说法。
说法来自轮回。佛图澄说：陛下前世是大商人，曾经举办法会供养了六十个阿罗汉，所以才转世投胎来到中华做了皇帝。这就是善有善报呀，为什么要抱怨呢？
石虎听了转怒为喜，跪下来答谢佛图澄。
不过，石虎还是有问题。
有一次他问：什么是佛法？
佛图澄答：不杀。
石虎说：朕为天下之主，岂能做到不杀？
佛图澄说：该杀的当然要杀。关键是不能有杀心，更不能滥杀无辜。只要陛下心怀慈悲，就能福祚延绵。杀几个恶贯满盈罪该万死的，不是问题。
石虎很满意。[14]
其实，佛图澄的说法很成问题。请问什么叫该杀？又有哪些人该杀？如果这世界上是有些人不该杀，有些人却该杀可杀的，不杀生的主张又有什么意义？
然而佛图澄却不会去纠缠这些问题，就算想清楚了也不会告诉我们。对于他来说，要紧的是把石虎争取到佛教这边来，哪怕他徒有弟子之名，并无慈悲之心。
事实证明，这很重要。后来，石虎鉴于僧人太多良莠不齐，曾经下诏要求有关部门治理整顿。于是，某些人便趁机提出要全面禁止佛教，石虎却予以驳回。他说，赵国人民有信奉自由。任何人都可以信佛，哪怕是汉人。[15]
有了最高当局的力挺，佛图澄的事业蒸蒸日上，佛教的传播也星火燎原。后赵短短几十年间，国内建立的寺庙多达八百九十三所，是佛教传入中国以来的最高数。
佛图澄成功了。
更重要的是，他改变了佛教的生态环境。过去，佛教的译经、建寺、传教，主要靠民间信徒的支持，再加乡绅富豪和知识分子的资助。佛图澄却让最高统治者把佛教置于国家公权力的保护之下，利用皇权来取得教权。
这在中国佛教史上，是第一次。[16]
佛图澄也因此成为划时代的人物。他的历史地位，也许只有让罗马皇帝狄奥多西跪下来忏悔的那位米兰大主教才能相比（请参看本中华史第九卷《两汉两罗马》）。更何况佛图澄的成功虽然空前，却并不绝后。在他之后直到清代，都不断有僧人走进宫廷，高僧的参政议政甚至成为一个传统。被视为方术的佛教，终于一步登天。
拾阶而上
与此同时，道教也登堂入室。
如果说佛教是从外国到中国，那么，道教便是从下层到上层。从东汉顺帝时期（公元125-144年）于吉著《太平清领书》，到北魏太武帝改元太平真君（公元440年）并亲至道坛接受符箓（公元442年），这三百年的历程也很漫长。
路漫漫其修远兮，只能拾阶而上。
事实上，正如佛教的中国化有三个步骤，道教的合法化也有三个台阶。第一个是民间道教，这就是天师道和太平道。它们虽被看作道教诞生的标志，却其实只是“类宗教”或“准宗教”，而且是底层的甚至地下的。[17]
因此，天师道和太平道不但没有合法地位，还可能遭到取缔和镇压，尤其是在太平道变成黄巾军以后。
孙恩的组织，也一样。
幸运的是，由于教长张鲁投降曹操，天师道躲过一劫并得以传播。更幸运的是，它受到了部分魏晋名士的关注和欢迎。大批高级士族加入道教，甚至出现了世代尊奉道教的天师世家，比如王羲之、葛洪、陶弘景。领袖和主力由方士变成了名士，道教也就上了第二个台阶。
没错，民间道教变成了士族道教。[18]
士族道教是民间道教的升级版，也是士族阶级的奢侈品和麻醉剂。实际上，由于门阀制度和黑暗政治，士族作为阶级固然享有法定特权，可以养尊处优不劳而获，作为个人却并不能把握自己的命运。更可怕的是，没人知道什么时候会祸从天降，又会落到谁的头上。
闲暇的日子需要打发，高贵的身份需要显示，这就有了清谈（请参看本中华史第十一卷《魏晋风度》）。不安的心灵需要抚慰，空虚的精神需要寄托，于是道教走红。
那么，为什么是道教，不是佛教？
因为东晋以后，偏安江左的士族心之所系已不再是国家兴亡和民族盛衰，而是既得利益和个人安危。他们并不想普度众生，只希望健康长寿。因此，道家学派中杨朱主张的及时行乐，庄子主张的逍遥自在，与道教宣扬的服食行气养生成仙，便一并成为士大夫的首选和最爱。
更何况，佛教是胡人的，道教是汉人的。
所以，尽管道教的士族化与佛教的玄学化几乎同时（都完成于东晋），士族化的道教却并没有变成玄学，变成玄学的是佛教的般若学。也就是说，对于佛教，名士们更看重的是义理，是哲学意味和思辨精神。对于道教，他们的态度却是实用主义的，与秦皇汉武并无二致。
很好，清谈有佛，成仙有道。
于是东晋的风气，便是沙门谈玄，名士炼丹。飘逸不群如王羲之，则既谈玄也炼丹。至于民间道教，当然毫无疑问地被视为邪门歪道，根本不能登大雅之堂。
从此，道教开始两极分化。转入地下的民间道教继续以通俗的形式传播，甚至从中产生出秘密组织，成为农民起义的旗帜和纽带。进入上层社会的士族道教则从书斋和道观走进宫廷，最后青云直上变成皇家道教。
这是第三个台阶。
皇家道教的诞生是必然的。事实上，没有皇帝这把保护伞，任何宗教都不可能获得合法性。因此，道教也要将自己置于皇权的羽翼之下，借助最高权力来求得生存和发展。只不过他们走出这一步，比佛教晚了将近百年。但异曲同工的是，道教依靠的也是北方少数民族政权。
当然，他们也有自己的佛图澄。
道教的佛图澄叫寇谦之。
寇谦之是北魏上谷昌平（今北京昌平）人，祖上也是世家大族，自己则从小就痴迷于仙道。可惜这位候补神仙虽然热情洋溢态度虔诚，却一直不得要领，经年累月服药练功全都没用，直至遇见一位高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