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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面当然有太多的原因。比如，佛教真正成了气候是在五胡十六国，之后又有南北朝。那可是乱世。乱世是需要精神抚慰的，何况统治者还有半数是胡人，外来的佛教正好乘虚而入。两宋却是治世。就连靖康和崖山之际，也非乱世而是危世。危世只能自救，伊斯兰教又能帮什么忙？
改变文化更不可能。商潮似浪，蕃舶如云，毕竟仅限于东南地区。波斯湾的海风吹不到内陆腹地，又岂能动摇农业帝国的千年根基？那些乳香和象牙，不过为早已定型的雅致生活锦上添花，让这片土地改弦更张则无异于天方夜谭。
实际上正如国际学术界公认，从宋代开始，中国人首次大规模从事海外贸易，不再主要依靠外国人和中间商。这就意味着两宋尤其是南宋，正在朝海上强国的方向发展。但同样重要的是，这一潜在的可能从未实现。宋的商业革命不曾也不会像西方那样，对中国社会产生爆炸性的影响。 [42]
那么，政治和文化的意义又在哪里呢？
也许，是一次机遇。
[35] 借种事见（南宋）周煇《清波杂志》卷四倭国条，所引诗见（南宋）张津等撰明州地方志《乾道四明图经》。
[36] 关于这方面的主张，最具有代表性的是明治维新时期高桥义雄的《日本人种改良论》。
[37] 所引见花蕊夫人《宫词》、苏轼《将之湖州戏赠莘老》。
[38] 以上无另注者，均请参看陈勤《简明日本史》及其所引日本学者以下著作：木宫泰彦《日华文化交流史》，梗本涉《从事宋代市舶司贸易的人们》，森克己《增补日宋文化交流的诸问题》，佐伯弘次《岩波讲座日本通史》，五味文彦《本乡和人》，中岛圭一《日本的中世纪》。
[39] 见（日本）小岛毅《中国思想与宗教的奔流》。
[40] 以上名单及分类均据葛金芳《南宋全史》（六）。
[41] 南宋宗室介入海贸，据葛金芳《南宋全史》（六）；所引北宋龙昌期咏福州诗，见《舆地纪胜》卷一百二十八。
[42] 见（美国）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错失良机
机遇在泉州。
或者说，在蒲寿庚。
事实上，尽管历史不能假设，但似乎可以推论，如果张世杰与蒲寿庚达成共识实现联合，他们是有可能抵挡蒙古军之凌厉攻势，至少保住泉州，甚至重整河山的。
对此推测，崖山可以出庭做证。
崖山是宋蒙的最后一战。据《宋史》记载，战后海面上漂浮的尸体多达十余万，其中应该大部分是宋军。这就说明宋方的兵力并不少，而且同仇敌忾。要知道，这时的张世杰乃败军之将，南宋军乃疲惫之师，还十多天没喝淡水，尚能与敌血战到底。如果是在泉州，有充足的补给和装备，还有蒲寿庚提供的坚船利器，想想看那会怎样？ [43]
说不定，忽必烈就知难而退了。
这是有可能的。作为游牧民族，蒙古人更习惯于逐水草而居的生活，只不过此刻把南宋看作了新的牧场。如果这个牧场没草吃或者进不去，就会转场。他们跟南宋并没有深仇大恨，也非亡宋之心不死，干吗非得在这里死磕？
所以，张世杰他们前往泉州，并没有错。
但是，以泉州为抗元复国的基地，就必须联合和依靠蒲寿庚。请注意，是联合依靠而非利用。这并非不可以，东晋开国皇帝司马睿就是这么干的。他联合依靠以王导为代表的士族群体君臣共治，便让已经灭亡的晋又延续了上百年。
南宋小朝廷完全可以照葫芦画瓢，我们甚至可以设想出新政府的组成名单：陈宜中和陆秀夫担任左右丞相，即最高行政长官；张世杰担任枢密使，即最高军事长官；蒲寿庚担任三司使，即最高财政长官。至于皇太后和小皇帝，则只要作为国家主权的象征维持大宋的旗号就行了。
这是一个联合政府。
联合政府的合法性来自小皇帝赵昰，他毕竟是度宗皇帝的亲儿子；也来自当地人民对宋的认同，这可以由张世杰和文天祥领导的抗元斗争来证明。至于财政收入，就得靠海洋贸易了。尽管巴格达在十八年前落入蒙古人之手，但马六甲海峡依然畅通无阻，泉州商船仍可抵达苏门答腊。
苏门答腊在当时叫三佛齐，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和南宋的主要贸易国之一。阿拉伯、印度和印度尼西亚群岛的货物要运往中国，都要在这里中转。中国商船要去波斯湾做买卖，也必经三佛齐的属国蓝无里。当时的路线图和时间表是：从泉州出发，在海上航行四十多天到达蓝无里，在那里度过寒冬，第二年再靠着季风前往阿拉伯帝国，航程大约需要六十多天，然而一来一往竟能获利百倍。 [44]
三佛齐没被蒙古人占领，真是万幸。
更重要的是，掌握了三佛齐政治经济大权的，基本上是蒲姓的阿拉伯人。他们跟蒲寿庚一样，也都是穆斯林。既有经济利益，又有文化认同，合作起来应该不难。相反，来自寒冷北方之草原的蒙古人，则多半会将那些赤道附近的海岛视为畏途。哈哈，他们确实鞭长莫及，只能望洋兴叹。 [45]
想象中的联合政府应该站得住脚。
只不过南宋必须改革，做出让步。因为一个以泉州为首都或陪都，海洋贸易为经济命脉，联合依靠阿拉伯裔穆斯林共同执政的王朝，无论叫不叫宋，都必定是新的国家。国体和政体或许不用改变，皇帝和宰相之类的称号，中书省和枢密院之类的机构，也可以照叫照设不误。毕竟，两宋的政治制度相当成熟且行之有效，没必要改弦更张。
其他方面，却很难讲。
首先，生意人和阿拉伯人的社会地位肯定提高。尤其是阿拉伯裔商贾的地位，将不亚于元代的色目人。色目这个词其实是“异色目”之意。由于突厥、波斯和阿拉伯人的肤色和眼睛跟蒙古人不一样，所以叫色目人。他们在元代的种族制度中位居第二，高于北方汉族和南方汉族。 [46]
色目人地位高，是因为会经商理财。蒙古人打仗，色目人管账，账房先生当然要比农夫和奴婢尊贵。想象中的联合政府既然要靠阿拉伯商贾解决财政问题，甚至要靠蒲寿庚们制造军舰，岂非也该尊崇其地位，保证其权益？
随之而来的是意识形态和宗教信仰问题。伊斯兰教成为国教或许未必，地位高于佛道两教而与儒学分庭抗礼则完全可能。尽管在历史上，儒术的独尊地位也曾遭遇挑战，但要让受到程朱理学熏陶的南宋士大夫接受“伊儒并尊”或“四教合流”的变化，恐怕还是要下很大的决心。
然而红利也十分可观。
首先可以肯定的是，新政府如果成立，建设的将是多元文化的海洋帝国，这可是利好消息。我们知道，中华文明原本就有两个源头：一是殷商代表的海洋工商传统，二是西周代表的大陆农业传统。秦汉建立统一大帝国以后，也有两种道路的选择：一是因自给自足而走向封闭保守，二是因对外交流而走向开放兼容。孰优孰劣，一目了然。
宋末，则正好处于岔路口上。
清净寺是泉州最古老的一座伊斯兰教寺院，也是伊斯兰教经由海路传到中国的第一个落脚点。与众不同的门楼，体现出浓郁的中亚风格。
实际上，由于丝绸之路的开通，汉唐已经在朝着第二条道路前进，建立的文明也是世界性的。因此，安史之乱后与西域失联，真是堪称不幸。好在东方不亮西方亮，海上丝绸之路为我们提供了新的可能。如果能够变成海洋帝国，还是多元文化的，请问那将是怎样的前景？
这里面无疑有太大的想象空间。比方说，由于假设的新帝国只能向外发展，造船和航海技术必定大幅度提高。那样的话，中国便有可能与世界同步进入大航海时代，甚至还能领先一步，弄不好就没哥伦布他们什么事了。
可惜，由于张世杰与蒲寿庚翻脸，一切归零。
遗憾啊，遗憾！
那么，问题出在哪里呢？
看来情况很可能是这样：来泉州之前，张世杰与蒲寿庚并非没有合作的可能，但双方诉求不同目标各异。前者显然只想利用后者，却不会让他在最高权力那里分一杯羹。张世杰甚至会傲慢地认为，让你这胡人为皇宋效劳，已是天大的面子和恩典，还不赶紧献出粮草和舰船？
可惜忠君爱国这一套，对蒲寿庚完全没用。他是外国人又是商人，凭什么要为赵宋王朝无私奉献？何况在这阿拉伯富豪看来，他的财产来自真主的保佑和自己的努力，跟南宋皇帝一毛钱关系都没有。事情甚至恰恰相反，如果不是政府横征暴敛，权贵敲诈勒索，他还会赚得更多。
这是他在降元之前要大开杀戒的原因之一。
因此，助宋也好，降元也罢，对蒲寿庚来说都是交易和买卖。如何选择，只看性价比。前提条件，则是要保证他的权势和财富安然无恙，最好还能更上层楼。
张世杰帮他做出了选择，忽必烈则尽遂其愿。蒲寿庚被授予正三品的昭勇大将军衔，后来又被任命为正二品的福建行省中书左丞，相当于福建省副省长，势焰熏天。 [47]
伊斯兰教也在元代得到大发展，穆斯林大臣在元的朝廷更是地位显赫，就像阿拉伯帝国阿巴斯王朝的波斯人。比如阿合马和倒剌沙的当权时间就占了元的四分之一，忽必烈的某个孙子竟带着麾下的蒙古健儿皈依了伊斯兰。 [48]
陆秀夫却只能背着小皇帝跳入海中。一起跳进去的还有不愿做亡国奴的其他将士，以及中华文明浴火重生的另一种可能。事实上，明清两代选择的是闭关锁国，最后变成万马齐喑的死水一潭。因此，当我们向那些死难的烈士表示崇高敬意之时，难道不该再多一点反思吗？
[43] 见《宋史》之《瀛国公本纪》《张世杰传》。
[44] 见葛金芳《南宋全史》（六）所引各史料。
[45] 见桑原隲藏《蒲寿庚考》之陈裕菁注所引。
[46] 色目人一词的解释，见桑原隲藏《蒲寿庚考》之陈裕菁注所引日本学者箭内亘《元代社会之三阶级》。
[47] 此任命见《元史·世祖本纪》至元十五年八月条，又请参看桑原隲藏《蒲寿庚考》及陈裕菁的注。据《元史·百官志七》，元行省秩从一品，左丞正二品。元尚右，蒲寿庚可视为排名第二的副省长。另，今之省来自元之行省，详见本中华史第二十卷《铁血蒙元》。
[48] 请参看李治安《元史十八讲》。
第三章
理学是非
文天祥谜团
文天祥终于就义，这让不少人松了一口气。
作为南宋军民敌后抗战之精神领袖的文天祥，是在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九被害于元大都（今北京市）柴市的，时年四十七岁。这个日子换算为公历，是1283年1月9日，尽管至元十九年的大多数时间是在1282年。 [1]
历史记住了这一天。据正史记载，当时天昏地暗，大风扬起的沙尘遮天蔽日，刑场上的市民仍多达万人。面临死亡的文天祥从容淡定，向围观者问道：哪边是南？
有人指了指南方。
文天祥跪了下来，向意味着大宋的南方拜了又拜，然后对刽子手说：我事已毕，你们动手吧！
手起刀落，风云变色。
忽必烈闻讯一声长叹：好男儿，可惜了！
几天之后，文天祥的妻子也自刎而死。她说：夫君没有辜负国家，妾身又岂能辜负夫君？只不过，自尽之前她整理了丈夫的遗物，发现衣带上写有这样的遗言：孔曰成仁，孟曰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
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 [2]
这可真是视死如归，这可真是杀身成仁。
英雄总是被人崇敬，何况还是写了《过零丁洋》和《正气歌》的文天祥。是啊，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这些诗句，岂非许多中国人都耳熟能详，读起来就满腔热血，万丈豪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