易中天易中天中华史17：大宋革新(7)

文彦博逻辑不通。
然而此言一出，却并无纷争。宋神宗只是辩解说士大夫也有主张变法的，王安石同样不在这个问题上纠缠。可见与士大夫共治天下，已无争议。只要士大夫与赵宋官家意见高度统一，就可以不管什么老百姓，似乎也无分歧。天下原本就不是老百姓的，能分一杯羹的只有士大夫。
这，恐怕也是当时朝中各派的共识。
事实上，王安石和文彦博以及司马光一样，都属于精英意识极强的士大夫群体。就连“以天下为己任”这话，恐怕也最早就是他说的。王安石，当然不会反对共治天下。
历史的转折点，也就在这里了。
我们知道，中国的士历来就有精英意识和使命感，所以曾子才会说：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远。而且曾子说得很清楚，任重道远，是因为以仁为己任，死而后已。可见先秦儒家自许的使命是精神性的。他们担负的是核心价值观的坚守和传承，天下的兴衰存亡则不在肩上。[38]
王安石他们的“以天下为己任”却不同。除了一如既往地守护精神领域和价值世界，还要参与国家政治和社会事务的管理，担负起天下的兴亡。这可不是单靠他们一厢情愿就能成立的。没有最高统治者的同意、支持甚至邀请，王安石也好，文彦博也罢，都只能是自作多情。
那么，大权在握的皇帝们，会愿意吗？
会的，不会也得会。
实际上从汉高祖刘邦开始，皇帝们就已经意识到，如此庞大的帝国，绝不是他们一个人或一家子可以治理的。甚至就连“与朕共治天下”的话，也都有皇帝说过。但，被邀请来“共治”的主要是地方守臣，治理的也是民而非国。国事之权则宁可交给外戚和宦官，也不分给士大夫。[39]
这就只能叫皇权代理，不能叫共治天下。
真正“共治”是在宋。宋代士大夫也像持有股份的公司高管，与皇帝肝胆相照，跟帝国荣辱与共，把天下事当作自家事，甚至在关键时刻挺身而出，置身家性命于不顾。
比如韩琦。
韩琦（1008—1075），字稚圭，相州安阳人。仁宗天圣年间中进士。与范仲淹戍西北，称“韩范”。历仕仁宗、英宗、神宗，人称“为相十载，辅佐三朝”。
韩琦是仁宗时期的宰相。仁宗皇帝去世时，由于自己没有儿子，继位的是被立为太子的赵曙，也就是英宗。英宗其实是仁宗叔叔之孙，身体也不好，很不受仁宗的皇后、此刻的太后待见，随时都有被废的可能。为了保住这可怜的皇帝和政局的稳定，韩琦只好话里有话地向太后施加压力。
有一天，太后向群臣说起英宗的病。
韩琦马上说：臣等平时只能在外间见到官家，内中保护全在太后。如果官家得不到照管，太后恐怕也不得安稳。
太后大惊失色：相公这是什么话！本宫当然用心。
韩琦说：那就好。太后照管，则众人自然照管了。
同僚吓得缩颈流汗。有人问韩琦：会不会太过分了？
韩琦却说：不如此不得。[40]
这就是担当了。更难得的是，这种担当也得到赵宋官家的认可。有一次，仁宗皇帝封张贵妃的亲戚为官，结果在朝堂上被包拯痛批，只好收回成命。然而憋屈的皇帝也只是回宫以后对张贵妃发脾气：你就知道要官，要官，就不知道那包拯是御史中丞吗？他的唾沫星子都喷到我脸上了！[41]
好铁面的包公，好宽容的仁宗！难得呀！
其实，君臣共治并非帝国制度的必然选择，王朝和皇帝也可以考虑别的方式，比如君主独裁甚至放任自流。事实上汉和唐就是半专制半放任，明和清则是由专制而独裁。
包拯的铁面形象深入人心，在北宋历史上包拯也是一位重臣。这是位于安徽合肥（包拯故里）的包公祠，“色正芒寒”四字是对包公的准确评价。
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只有宋。这又为什么呢？
也是逼出来的。
的确，没有哪个皇帝不喜欢大权独揽，也没有哪个政权愿意跟别人分享天下。赵匡胤兄弟未必就不想成为李世民或李隆基，只不过他们没那本钱。赵宋不像李唐，是融合胡汉的混血王朝，有关陇集团和山东豪门作为社会基础。他们也不敢依靠各路诸侯，因为太清楚军阀会干什么。[42]
想来想去，能借重的只有读书人。
碰巧的是，赵匡胤虽然是军阀，却酷爱读书。然而即便如此，也是书到用时方恨少。有一次，太祖在宫中看见一面后蜀的铜镜，背后铸着“乾德四年”的字样，而后蜀是北宋乾德三年灭亡的。于是太祖问群臣：这是怎么回事？
宰相赵普不能回答。
旁边一个翰林学士说：乾德本来就是伪蜀的年号。
太祖的脸色变得比锅底还黑。
他说：赵普过来！
赵普磨蹭到御案前，准备挨打。
太祖却并不打他，而是拿起一支笔，蘸满墨汁在他脸上涂画，一边涂一边骂：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看你以后还读不读书！
据说，赵普从此读书，虽然只有半部《论语》。
太祖却感慨说：宰相还是要用读书人。[43]
这样的故事当然也只能姑妄听之。但可以肯定，士大夫以天下为己任，赵官家以士人为臂膀，共治天下的共识就这样达成。这是开明的专制，也是聪明的专制。明清两代放弃开明专制，选择君主独裁，中华文明就开始走下坡路。
历史总是让人惆怅。
统治者也总是把维护政权放在第一位，小心防范着所有的人，包括士大夫。比如宋代官员乌纱帽背后的两脚，不像唐代那样下垂，而是用竹篾、铁丝等加固，使之变得又硬又长，据说就是为了不让官员们上朝时交头接耳。[44]
当然，他们更不能结党营私。
上图为宋太祖画像，下面两幅为《中国服饰史》中的宋代官员形象。
宋代宰相的地位也比以前低。汉代和唐代，宰相上朝是坐下来慢慢说话的，叫“坐而论道”。宋代却在太祖皇帝时期就变成站着，而且据说还是宰相范质主动要求。至于明清两代，由于宰相制度被朱元璋废除，臣僚便只能跪着。这可真是一代不如一代，中华文明当然江河日下。[45]
但这不是皇帝们考虑的事。从秦汉开始，他们处心积虑的只有一件事，那就是保住皇权。为此，他们是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的，如果有脑子也有能耐的话。
防官如防贼，是历朝历代的通病。
其实，赵匡胤们的小心眼大可不必，宋代士大夫要求和能够要求的，只是也只可能是对天下的“共治”，绝非也绝不可能是“共有”，更不可能是“民有”。朱熹便说，孟子主张君主不合格就换一个，这话也就“那时说得”。现在士大夫要坚持理念，能做的只有退场，如此而已。[46]
因此，赵宋官家可以高枕无忧。他们要做的，也就是为维持稳定大把掏银子。不过就连这也不困难，因为两宋恰恰是经济繁荣的时代。那种盛况，同样是空前的。
[37]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一熙宁四年三月条。
[38]曾子语见《论语·泰伯》。“以天下为己任”始见于王安石的《杨墨》一文，但应该是当时的流行语，此系余英时先生发现。“仁以为己任”与“以天下为己任”的关系和区别，亦为余英时先生所揭示。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但本书观点与余先生不完全相同。
[39]此处及以下论述，均请参看何忠礼《略论宋代的“与士大夫共治天下”》。
[40]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九八嘉祐八年六月条。
[41]见（南宋）朱弁《曲洧旧闻》卷一。按：当时包拯任知谏院，并非御史中丞，朱弁所记偶误。
[42]此段亦请参看余英时《朱熹的历史世界》。
[43]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七乾德四年五月条，（两宋）叶梦得《石林燕语》。两书记载不一，从处综合改写。另，赵普“半部《论语》治天下”一事也有争议，这里不讨论。
[44]见（宋末元初）俞琰《席上腐谈》。
[45]见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五乾德二年正月条，《宋史·范质传》，（北宋）王曾《王文正公笔录》。
[46]见朱熹《朱子语类》卷一二。共治而非共有，是邓小南先生提出来的，见吴宗国主编《中国古代官僚政治制度研究》所载邓小南《“祖宗之法”与官僚政治制度》一文。

 

第三章
新经济
庄园
少庄主见到县太爷时，确实犯了难。
这是范仲淹写完《岳阳楼记》不久的事情。当时，有位中央政府的官员奉命来到今天河南省某地，主持拍卖一处被官府没收的庄园，标底二万贯。没想到，当地的县尉侯叔献却期期以为不可。他说：这处庄园过去评估一万五，都因为价格太高没人购买，现在为什么还要加价呢？
来人只好实话实说：这是宰相的意思。
侯叔献一声长叹：大人可知其中冤情？这处庄园的庄主叫李诚。他的家业被充公，是因为我朝开国之初，官家曾经从国库拨款，到民间收购制造弓箭的原材料。但是我军南征反贼时，购买的箭杆却不能到位。太祖皇帝盛怒之下，便下了一道敕令，规定但凡欠了国债的，田产一律没收。
来人问：李诚莫非与此案无关？
侯叔献说：正是。说起来李诚也是本朝吏员，并非拿了公款却未购买箭杆之人。他欠了国债，是因为在之前的洪水期间未能及时抢救公物，被勒令赔偿。
来人问：估算损失多少？
侯叔献答：五千贯。
来人大吃一惊：这确实是冤案了。
又问：当时的州县为什么不替李诚说明？
侯叔献答：他们不敢。
来人问：侯县尉的意思，莫非要为李诚平反？
侯叔献苦笑叹息：平反昭雪并不可能。不过，李诚虽然已经作古，孙子还在。即便不能将田产归还，好歹将价格定低一点，让李家把庄园买回去，也算还他一个公道。
来人倒也爽快：那就减去五千。
于是，侯叔献召来了李诚的孙子。
李诚的孙子这时其实不能叫作少庄主，也没想到还会有这等好事。当时的平民，称父母官为公祖。于是李诚之孙便十分为难地回答说：公祖厚爱，恩同再造。只是小人家里已经一贫如洗。定价再低，也买不起。
侯叔献却说：我自有办法。
办法在租种庄园田地的佃户，也就是庄客那里。李诚庄园充公了，佃户没有充公，侯叔献便跟他们算账：你们祖祖辈辈租种李家的田地，都已经脱贫致富。现在官府要拍卖李家庄园。如果被别人买去，你们就得退租还田，在庄园里盖的房子也不能再住，实在不如凑钱帮李家买回，李家也保证你们长为佃户。主客和衷共济，岂非两全其美？
庄客们都说：愿从公祖之言。
李诚的孙子这才重新成为少庄主。[1]
这就是“李诚庄园案”，此案值得深思。
可以看出的问题很多。比如充公的李诚庄园八十多年卖不出去，竟无一任地方官员过问，岂非咄咄怪事？原因却很简单，那就是宋代的州县根本就没有长官，只有知事，叫知县和知州，全称“知某州事”或“知某县事”，意思是主持某州或某县工作。有的还称“权知”，那就更是“姑且主持”而已。官员既然是“临时工”，当然得过且过。就连身为县尉的侯叔献，处理此案凭的也不是职责，而是良心。
宋，为什么要把县令和刺史改为知县和知州？
为了中央集权。
集权的第一件事，是集地方之权于中央。地方上的首要任务，甚至只是为中央政府敛财。因此，不能有维护州县的地方官，只能有主持工作的中央官，知州和知县也往往都有中央政府的官衔。看起来是高配，实际上是集权。
不过，凡事有弊有利。正因为王朝的精力主要用于防止宫廷政变和军人夺权，对于民间的思想文化、经济发展和社会生活便无意过多干预，反倒会网开一面，听其自然。唯其如此，宋代才有不同于汉唐的经济形态、模式和特色。表现于城市，就是市井；表现于农村，则是庄园。[2]
庄园的特点是一大二富。比如李诚家，占地面积多达方圆十里，而且尽是土壤肥沃之地，还有河流贯穿其中。佃户更是多达百家，户户高楼大院，丰衣足食。这在西周，便已是一个邦国的规模。标价二万贯，其实不多。
这就让人想起东汉魏晋的坞堡。
坞堡原本是一种民间防卫性建筑，或设防的农庄，后来则发展为经济模式和社会组织。它的情况很像《水浒传》中的祝家庄：有森严的壁垒，也有私人的军队。一旦发生战乱和侵略，就能倚仗城堡、高墙和护城河，以及全副武装的家丁和堡民保障安全。难怪祝家庄的佃户每家两把朴刀了。
不过，祝家庄却是特例，宋代庄园与东汉魏晋的坞堡也有本质区别。坞堡有号称部曲的私兵，庄园没有。都有的是佃户。但，东汉魏晋的佃户与坞主之间，是隶属关系和依附关系，部曲就更是。宋代的庄客与庄主却是租赁关系，也是契约关系。所以，李诚庄园被充了公，佃户们却照样种他们的地。只不过老板变成了官家，地租上交县衙而已。[3]
当然，庄园如果卖给别人，新庄主也就有权解约。反过来也一样。佃户不满意，也可以一走了之，庄主没有任何权力阻拦和扣留。碰巧的是，李家庄的庄客发家致富了，舍不得走，所以侯叔献能够说服他们，他们也出得起钱。[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