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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齐桓和晋文这两代霸主，最受后世肯定的就是攘夷。比如孔子的两个学生子路和子贡，都曾问过同一个问题：齐桓公逼鲁国杀了公子纠，纠的一位师傅召忽殉主自杀，同为师傅的管仲不但不死，还转变立场去辅佐桓公，这个人不仁吧？孔子却斩钉截铁地回答：当然仁！当然仁！如果没有管仲，我们都会披头散发，衣襟往左边开，变成野蛮人了！13
孔夫子说得并不错。没有齐桓和晋文，我们民族的历史确实可能会重写，尽管重写也未必就一定不好。
总之，攘夷在当时，是华夏各国的政治需要，也是文化需要。因此，霸主的横空出世，是顺应潮流的。就连秦穆公，之所以成为“春秋五霸”的候选人之一，恐怕就因为他最终完成了对犬戎的征服。
攘夷就要尊王。只有把周天王的旗帜高高举起，诸夏内部才能团结。内部团结，才能一致对外。因此，华夏各国虽然心怀鬼胎互不相让，但没有一个人胆敢反对尊王。齐桓公称霸的葵丘之会，晋文公称霸的践土之盟，先后两位霸主对天子也都极尽恭敬之礼。结果，霸权时代的周王原本实力尽丧，表面上反倒威风八面，人五人六，出尽风头。
这真是太具戏剧性了。
但更戏剧性的，则还是一个蛮夷之邦在南方悄然崛起，并加入到争霸中原的行列里来。
这个蛮夷之邦，就是楚。
蛮夷之邦：楚
楚人是蛮夷吗？
好像是。
蛮夷，是相对于中国而言的。中国，就是中央之国，或中原之国。本中华史第三卷《奠基者》说过，当时人们的世界观，是天圆地方。半球形的天扣在正方形的地上，叫“普天之下”，简称“天下”。正方形的上下左右，是四个海，东西南北各一个，叫“四海”。人类居住的地，在四个海的当中，叫“四海之内”，简称“海内”。海内或天下的正当中，叫“中国”，即天下或四海之中的邦国。住在中国的，是诸夏或华夏。东西南北的“非华夏民族”，细分则东曰夷，南曰蛮，西曰戎，北曰狄；统称则叫夷，或蛮夷，或夷狄。所谓“攘夷”，便包括了东夷、南蛮、西戎、北狄。
◎天圆地方。圆形之内叫天下，方形之内叫海内，方形之中叫中国。
华夏与蛮夷或夷狄，差别主要在生活方式。按照《礼记·王制》的说法，东夷和南蛮“不火食”，即不吃熟食，生吞活剥；西戎和北狄“不粒食”，即不吃粮食，只吃肉类。至于服饰，东夷“被发文身”（被读如披，意思也是披），即披头散发，身上刺青；南蛮“雕题交趾”，即额头刺青，光着脚丫；西戎“被发衣皮”，即披头散发，不穿丝绸或麻布，披兽皮；北狄“衣羽毛穴居”，也是不穿丝绸或麻布，还住在洞穴里。其实还有吴和越，是“断发文身，裸以为饰”，14即剪断头发，身上刺青，不穿衣服。
显然，华夏与非华夏民族的差异，是文化的。但在当时“中国人”眼里，却等于开化和不开化，文明和野蛮。
这并非没有道理。
事实上，用火、农耕、养蚕业和纺织业，都意味着生产力的进步。用火则熟食，农耕则粒食，养蚕则衣帛，纺织则衣布。因此，茹毛饮血，不吃粮食，不穿衣服，身披兽皮，不会盖房子，都是落后的表现。至于文身和刺青，则是原始时代的风气。所谓“被发文身，以象麟虫”，15正说明这些民族还停留在生殖崇拜或图腾崇拜阶段，没有跨入文明的门槛。
文明是对野蛮的镇压，而这种进步是要有标志的。对于华夏民族来说，这个标志就是束发。因为对头发的约束，即意味着对自己的约束，而且是道德的约束。因此，断发和披发，都是不文明的，甚至不道德。赤身裸体和刺青文身，也如此。因为要显露刺青和文身，就不能穿衣服；而如果一丝不挂，暴露无遗，则体面何在，体统何存？
蛮夷，岂非不开化的野蛮人？
于是一种文化上的优越感，便在华夏民族心中油然而生。正是这种文化优越感，让中原诸夏以居高临下的态度看待周边民族，包括蔑视楚。
楚人的来历，现在已经说不清了。所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是靠不住的。司马迁自己，也说他们“或在中国，或在蛮夷，弗能纪其世”。比较靠得住的，是楚人的先君熊绎带兵参加了武王伐纣的战争，被封在“楚蛮”，号称“楚子”。子，未必就是子爵，反倒可能是“蛮夷之君”的意思。事实上《春秋》一书中，蛮夷或夷狄的酋长或国君，可是一律都称为“子”的。
由此可见，楚人虽然在西周初年就与中国发生关系，却并不被看作诸夏。楚人自己，也以蛮夷自居。楚的国君熊渠和熊通，就公开说“我蛮夷也”。他们这样说，目的是要称王。因为华夏各国的国君，只能称公称侯。能称王的，只有周天子。于是熊渠便说“我蛮夷也，不与中国之号谥”。意思也很清楚：我们楚人既然是蛮夷，凭什么要按照你们中国的规矩来？熊通则更不客气，干脆自称武王，公然与周人的祖宗平起平坐，完全不把天下共主放在眼里。16
这样看，尊王攘夷，楚也是重点打击对象。他们来争霸，岂非天大的笑话？
可惜这是事实。
我们知道，所谓“春秋五霸”，历来就有各种说法。但无论哪种说法，都有齐桓公、晋文公和楚庄王。可见楚为春秋时期的霸主国，并无争议。实际上春秋刚刚开始，中原诸夏就已经感到了楚国的威胁。为此，郑国和蔡国在邓（疑在今河南省漯河市境内）举行了盟会。这时的郑君是庄公。以郑庄公之强，尚且惧楚如此，其他诸夏可想而知。17
郑庄公的恐惧是有道理的。因为这时的楚君，正是自称武王的熊通。这时的楚国，则正蒸蒸日上。他们早已控制了汉水流域和长江中游，视周边小国和蛮族部落为盘中餐、囊中物，对中原沃土也垂涎三尺，觊觎已久。武王在世时，汉水沿岸姬姓诸国便被楚人吞并已尽。他的儿子文王继位后定都郢城（今湖北省荆州市），又先后灭掉申国（姜姓，在今河南省南阳市）、邓国（曼姓，在今湖北省襄阳市）、息国（姬姓，在今河南省息县），征服蔡国（姬姓，此时在今河南省上蔡县），把势力范围扩大到了郑国的家门口。
楚人似乎也不放过郑国，因为郑国是中原的枢纽和门户。于是，从文王到成王，楚人五次伐郑，非逼得他们跟自己亲善不可。最后一次，郑文公几乎就要扛不住了，打算向楚国投降。想当年，郑庄公与蔡国结盟，就是为了对付楚国。现在蔡国成了楚人的马前卒，他们还能依靠谁？
齐桓公。
不战而霸
郑国遭楚攻击两三个月后，齐桓公出手了。
楚成王伐郑，是在鲁僖公三年（公元前657年）冬。第二年正月，齐桓公便联合鲁、宋、陈、卫、郑、许、曹组成八国联军，浩浩荡荡杀了过来。他们的做法，仍然是“吃柿子拣软的捏”，先拿投降了楚人的蔡国开刀。可怜那蔡，原本就是小国，当然不堪一击。打败了蔡国的联军乘胜前进，准备攻打楚国。
楚成王闻讯，便派了一个大使去交涉。
成王的照会很有名，是这么说的──
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何故？
这话说得很客气，很委婉，很文雅，也很强硬。所谓“风”，就是雌雄相诱。动物发情时，雌性会散发特殊的气味，像风一样，雄性闻到就跑过去了。所以楚国的照会，翻译过来就是：君上您住在老北边，寡人我住在老南边。贵我两国相距千里，哪怕是牛和马谈恋爱，也跑不了那么远啊！没有想到君上您却大驾光临，来到敝国，请问这是为什么呢？
显然，这是在谴责齐国师出无名。齐国这边，管仲却代桓公回答说，我们出兵，是得到了授权的。你们该进贡的茅草没有到位，影响了王室的祭祀，所以寡人要来征讨。昭王南巡到了汉水就没有回去，所以寡人要来问问。
管仲的回答貌似有理，其实不然。得到授权？请问谁授的？管仲说是召公奭（召读如绍，奭读如是）。授权给谁？管仲说是太公望，也就是姜太公。他们是什么时候的人？周初。此刻是什么时候？春秋。这个授权，是不是也太久了一点？更何况，有当今天子的授权吗？没有。
攻打楚国的两条理由，也站不住脚。没错，当时诸侯各国，名义上都对周天子有义务。楚国的义务，是进贡一种茅草，以便祭祀的时候用来滤酒。这种茅草很久没有进贡，大约是可能的。但在春秋时期，许多诸侯都不怎么把天子当回事，这种事情也多了去，凭什么专拿楚国开刀？至于周昭王，是西周第四任天子。他南巡来到汉水时，汉水的人很讨厌他，就在过河的时候给了他一只漏船。这事早已过去三百多年，齐国现在来算什么账？
显然，什么“尔贡包茅不入”，什么“昭王南征而不复”，都是借口。但在外交场合，不能把话说穿。于是楚使就说：过滤纸忘了送去，这是敝国寡德之君的罪过，今后岂敢不送？至于昭王为什么没有回去，请问问汉水之滨好了。
这就谈不拢。只能各自回去，准备打。
战争的准备用了两三个月的时间。齐国的联军继续前进，楚军的统帅也来到阵前，并前去拜见齐桓公。桓公为了表示礼让，下令联军从楚国的北塞陉（读如刑，其地不详），后退到召陵（其地亦不详），并建议先搞一次阅兵式。
于是两人同坐一辆战车检阅部队。
退兵和阅兵，都是姿态。桓公的意思很清楚：只要承认齐国是老大，事情都好商量。因此一开始，他就先唱高调，说这次起兵不过为了两国永远友好。楚帅也放低身段，说那正是寡君的愿望。但，当桓公耀武扬威，声称“以此众战，谁能御之；以此攻城，何城不克”时，楚帅就寸步不让了。
楚帅的回答不卑不亢：君上如果以德服人，请问谁敢不服？如果一定要用武力，那么本帅也可以禀告君上，我们楚国以方城山为城墙，以汉水为护城河。贵军虽然人多势众，怕是没有用武之地。
话说到这个份上，就只能各自算账。
齐国很清楚，楚国并不好惹。硬要开战，至多杀敌一千自损八百，说不定还两败俱伤。楚国也很清楚，齐国要称霸，是挡不住的，自己也没资格争，不如做个顺水人情。最后，两国签订盟约，各自收兵。
盟约的内容并未载入史册，已不可考。但楚人承认对周天子负有义务，承认“贡之不入，寡君之罪也，敢不共（供）给”，尊王的目的就达到了。楚人暂时不再对郑国死缠烂打，放慢进犯中原的步伐，攘夷的目的也算达到。方方面面都交代得过去，齐桓公当然见好就收。18
然而桓公的霸业之基，却由此奠定。五年后，齐桓公在葵丘（其地当在今河南省兰考县）与宋、鲁、卫、郑、许、曹六国结盟，周襄王派人祝贺，史称“葵丘之会”，是齐国称霸的标志。19
显然，没有前面的召陵之盟，就没有后来的葵丘之会，因此前者历来被看作桓公的得意之作，也被看作称霸中原的经典案例。一百一十六年后，楚灵王征得晋国同意，召开诸侯大会意欲称霸，仍表示要以召陵之盟为榜样。20
可惜，这榜样十分经不起推敲。
最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盟会，秦晋两国都没参加。这两个超级大国缺席，霸主的地位和盟约的价值，便要大打折扣。说白了，齐桓公不过半壁江山的霸主。他的成就霸业，也有太多的机缘巧合。正如司马迁所说，当时王室衰微，晋国内乱，秦穆公敬而远之，楚成王又让了一步。21所以齐桓的争霸，其实是“不争之霸”。真正的争霸，是后来的晋楚两国。那才是一部春秋史的主旋律。其间，包括宋襄公的图霸业，秦穆公的霸西戎，都不过小插曲。
那就来看晋楚之争。
真霸主晋文
开创晋国霸业的，是文公。22
如果说齐桓公是“不战而霸”，那么，晋文公便是“一战而霸”。23这场战争，就是城濮之战。这在春秋时期，当然不是第一次战争，却是第一次大战。但开战和结局，却似乎在计划外。
战争的起因在宋国。
宋，也是一度想称霸的。城濮之战十一年前，齐桓公去世，他的五个儿子争夺君位打成一团，齐国和诸夏同时失去重心。宋襄公便做梦要吃天鹅肉，自说自话地摆出霸主的谱来。结果，却是在盟会中被楚军俘虏，后来又因泓之战受伤而死，只在历史上留下了可能是五霸之一的虚名。24图霸不成的宋，也只好归顺了楚国。
然而就在宋成公到楚国朝见楚成王的同时，周襄王的弟弟王子带叛乱，雇佣狄军伐周。东周京城被狄军和叛军攻破，避难郑国的周襄王向秦晋两国求援。这时的晋文公虽然才刚刚即位一年多，却立即担负起天下的兴亡。他辞谢了驻扎在黄河边的秦国军队，带兵顺流而下，在短短的时间内就一举打败狄军，消灭叛军，把周襄王送回了王城。
如此尊王、攘夷、平叛，是只有霸主才能做到的事情，不能不让宋人刮目相看。于是宋国仅仅依附了楚王两三年，就变卦反水，成为晋国的同盟。气焰正旺的楚人，当然不能容忍这等叛徒。成王立即命令他的令尹和司马出兵，并在第二年亲自出马，联合陈、蔡、郑、许四国军队围宋。
宋国告急。
接到求援信的晋文公拍案而起。事实上，宋国挨打，原本因为他们“叛楚即晋”，这是理；当年文公身为落难公子流亡国外，一路走来，卫文公无礼，曹共公无礼，郑文公也无礼，宋襄公却送给他车马二十乘（读如秤），25这是情。所以，宋国大难临头，晋文公重耳于情于理都不能坐视不管。
当年追随文公四处流浪的一班文武老臣，也很以为然。他们甚至认为，扬名立万，成就霸业，正在此一举。因为报恩和救难，是得人心的。至于策略，则是讨伐曹国和卫国。曹国刚刚依附楚国，卫国则方与楚人结为婚姻。这两个小弟挨打，做大哥的楚人必救，宋即解围。何况曹和卫都曾无礼，不打他们，打谁？
文公然其计。为此，他将父亲晋献公当年建立的上下二军，扩充为上中下三军。鲁僖公二十八年（公元前632年）春，晋文公侵曹伐卫。心惊胆战的卫成公请求结盟，晋国不同意；想去讨好楚人，本国不同意。卫国人甚至驱逐了他们的这位国君，来取悦晋国。曹共公更惨，被攻入曹都的晋军活捉。就连鲁僖公也吓破了胆，竟然杀了派去保卫卫国的大夫，以此向晋国献媚。
然而楚军却并没有从宋国撤离。
宋国再次告急。
晋文公审时度势，设法让齐国和秦国加入了战争。楚成王也审时度势，决定退出。他对令尹子玉说，晋侯这个人，在外流浪十九年，什么苦没吃过，什么事没见过？老天爷给了他年寿，又给了他晋国。上天所赐，拿得掉吗？算了吧！离开宋国，也不要去追逐晋军。
可惜子玉是一个“刚而无礼”的家伙。他一再请战，定要与晋人决一雌雄。
晋军却撤退了。
撤退是有原因的，也是有道理的。因为晋文公重耳流亡时，不但受过宋襄公的恩典，也受过楚成王的款待。当时成王曾问重耳：公子如果回国为君，准备拿什么来报答不（楚王自称）？重耳说，奴仆、姬妾、牺牲、玉帛，君上有的是；翡翠、牦牛、象牙、犀皮，贵国之所产。重耳能够报答的，大约也就是将来两军相遇时，退避三舍。如果退兵九十里后，君上仍然不肯宽恕重耳，也只好左手提马鞭弯弓，右边挎弓袋箭袋，与君上周旋。
此刻，晋文公就是在履行诺言。
言而有信，就理直气壮；后退一步，则海阔天空。两军还没开战，晋人就已经占了上风。然而子玉却不懂这道理。他不顾众人反对，一路追到了城濮（卫地，在今山东省范县），与晋、齐、秦、宋联军对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