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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叫“启废禅让”，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大革命。
启，真是个好名字。
不过，司马迁在叙述这段历史时，恐怕很纠结。
作为历史学家，太史公不能不实事求是；而儒家的影响，又像挥之不去的梦魇。按照儒家的说法，尧舜禹，都是温良恭俭让的。让，十分重要。交权的要禅让，接手的要谦让。所以，舜接班，先要守丧三年，然后是避让，一个人跑到南河之滨躲起来。让谁？尧的儿子丹朱。可惜“同志们”不干。各部落的酋长，谈工作、打官司、唱赞歌，都找舜，没人理睬丹朱。舜，这才正式接替尧，做了部落联盟的CEO。
这个程序，禹也走了一遍。只不过他是躲在阳城，避让的则是商均。
不客气地说，这是胡扯！
尧舜禹时代，制度不是禅让吗？父死子继，不是还没变成规矩吗？那么请问，舜和禹，凭什么要避让前任的儿子？所以这事根本就子虚乌有。就算有，也是做秀，还是后来那些儒生帮他们做的。
其实这又何必！避让，就一定是美德吗？担任部落联盟的一把手，当然好处多多，至少能满足男人的雄心和权欲。要不然，尧和舜为什么死不放手，夏后启又为什么当仁不让？但从法理上讲，接过权杖，毕竟首先意味着责任和担当，尤其是在那个多事之秋。那么再请问：舜和禹的避让，或谦让，或礼让，是负责呢，还是不负责？是有担当呢，还是没有？
何况就算想当老大，又如何？男儿本自重横行。男人雄心勃勃就像他性欲旺盛，既不光荣，也不可耻，只不过正常。但如果装腔作势，就虚伪。可惜这种虚伪根深蒂固。后来曹操当魏王，曹丕做皇帝，便都“三让之”。
这是一种恶俗。
永远让人尊敬的司马迁，也未能免俗。
老调子已经唱完
不装的是夏启。
按照也许是编造出来的老规矩，禹在生前也指定了接班人，这就是“益”。禹去世后，益也萧规曹随，躲到了箕山之阳。然而故事却并没重演。酋长们都不理睬他，反倒成群结队地拥戴启当老大。启也不客气，受之无愧了。
老调子已经唱完，这戏演不下去。
如此结果，很让儒家没面子，可惜却是铁的事实。更何况，如果不承认世袭制的合理性，则汉武帝的合法性岂不也成了问题？
只好打圆场，说明“事出有因”。
司马迁说，启这个人，其实是很优秀的。不像尧的儿子丹朱、舜的儿子商均，扶不起来。再说，益当二把手的日子短，才干和功劳都还没来得及表现。所以酋长们都拥护启，都说我们的领袖不愧为缔造者大禹的儿子啊！[2]
好一个“吾君帝禹之子也”！扯来扯去，只有这句话说到了点子上。
是的。禹的儿子，这才是关键。
其实，前面讲的那些，什么“禹子启贤”，什么“佐禹日浅”，都不能自圆其说。启优秀，难道益不优秀？不优秀怎么能入禹的法眼？益当副手的时间短，难道启的时间长？他可是一天都没干过。说到底，就因为世袭制势在必行，此刻不过瓜熟蒂落，水到渠成。因此，就算益的资历深、功劳大，比启还要德才兼备，恐怕也没用，除非益的实力大大超过启。
实力才是资本，世袭才是趋势。
事实上，启废禅让之前，各部落的酋长恐怕已经世袭。这时，如果联盟的老大还得“让”，谁都别扭。相反，能把禅让制给废了，则皆大欢喜。那些早已变成“各路诸侯”的家伙，当然乐观其成。
事不宜迟，顺水推舟，夏后启毅然“闯红灯”。
结果怎么样呢？他成了“元后”。其他那些，则叫“群后”。当然，他们原本就叫“后”，比如后夔、后稷、后羿。但，名称没改，性质变了。过去是部落酋长，现在是国家元首。这就像古代印度，部落首领叫“罗惹”，邦国君主也叫“罗惹”。正所谓“蔺相如，司马相如，名相如，实不相如”。
当然，这时的国家还不成熟，只是雏形，因此只能叫“部落国家”。这样的政治实体也一定很多，它们被称为“诸夏”。诸，意思是“众多”。诸多的部落国家都叫夏，并非成了夏的“王臣”，只意味着仿效和承认。
诸夏，是“文化的认同”。
不认同的，则叫“诸狄”和“诸羌”。
也有不服的。
不服的部落叫“有扈”，地盘在今天的陕西户县，跟夏启原本一家子，都姓姒（读如四）。他们的唱反调，是反对夏启，还是反对世袭，不清楚，也许兼而有之。反正，这是敬酒不吃吃罚酒，必须用拳头教训。于是夏启毫不犹豫地率兵讨伐，并且下令说：奋勇当先的“赏于祖”，临阵脱逃的“戮于社”。
文化密码，就在这道命令里。
夏启所谓“祖”和“社”，指的都是牌位。祖是祖宗的牌位，叫“神主”；社是社神的牌位，叫“社主”。社神就是土地神，也就是“皇天后土”中的“后土”。古代行军打仗，如果是元首“御驾亲征”，就要用专车装载这两种牌位随行，以便用神祇和祖宗的名义进行赏罚。夏启的车上有祖，说明他们已经有了祖宗崇拜，甚至早就有了。早到什么时候？尧舜。因为尧舜都没有图腾。没有图腾，崇拜什么呢？也只能是祖宗。
祖宗崇拜跟世袭制度，是相辅相成互为表里的。它甚至就是世袭制度的文化准备、思想准备和舆论准备。因为一旦确立了祖宗的地位，领导人的选举和禅让就不再可能。想想也知道，天底下哪有“选爸爸”和“换祖宗”的？
也许，我们的故事就该这样讲下去，如果不是有了“商”。
谁代表中国
商也是一个“闯红灯”的。
闯红灯并不奇怪，因为这就是他的“历史使命”。
正如尧舜禹是“三个代表”，夏商周也不是“三个王朝”。尧舜禹与夏商周，分界线是国家的诞生。尧舜禹代表之前的部落联盟，夏商周则代表之后的初级阶段：夏是草创，商是探索，周是形成。进入西周后，国家就是国家，不再是部落。但即便是西周，也只有城市国家，没有领土国家，更谈不上“中央集权，天下一统”。因此，夏商周都不是“朝代”，而是“时代”。
时代总要终结，集权则是趋势。春秋是准备，战国是实验，秦汉是完成。之后的唐宋元明清，是调整、巩固、充实、提高。再后，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十月革命三声炮响，这个时代也终结，中国又走到了今天。
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文明和文化，夏商周也一样。
事实上，夏商周不但是三个阶段和三个时代，也是三种文化和三种文明。创造它们的，则是三个民族：夏族、商族、周族。当然，他们起先都不是民族，充其量是“部族”。这三个部族，应该大体上同时起源。司马迁说，夏的始祖禹，商的始祖契（读如谢），周的始祖弃，都是尧舜联盟的“内阁成员”。这个说法，并非一点影子都没有。张光直说，夏商周三代相继又三国并存，则完全可能是事实。
奇怪！并存的三家，怎么会是“三代”？
关键在于“谁代表中国”。
什么叫“中国”？古人所谓“中国”，首先不是政治概念，而是文化概念，意思是“世界文化中心”。这个中心的地理条件是要在中原，因为这是古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建立在这个地方的城市，就叫“中国”。
当然，所谓“中原”，有一个较大范围；“中国”所在，也有弹性。比如夏启都安邑，在山西；夏桀都洛阳，在河南；商汤都亳（读如博），在山东；盘庚迁殷，又在河南。他们都是多次迁都的，所以商又叫“殷”或“殷商”。周的都城则有两个，一个叫“宗周”（长安），在陕西；一个叫“成周”（洛阳），在河南。反正，夏商周的都城在哪里，哪里就是“天下之中”，就是“中国”。
问题是，凭什么归他们说了算？
因为综合国力最强。
文化从来就是“趋炎附势”的。谁是江湖老大，大家就跟谁学。何况综合国力最强的，往往文化水平也最高，至少当时是这样。何况夏商周，也会有意识地推行，体面的说法叫“以文明去教化”，简称“文化”，是动词。为此，他们甚至不惜动用武力，先“武化”，再“文化”。刘向的《说苑•指武篇》讲得很清楚，“文化不改，然后加诛”。也就是说，我好心好意用文明去教化你，你还死不改悔，那就看刀！
文化，就是“和平演变”。
和平演变的背后，则是武力的征服。所以，商周都要发动战争。但，只征服，不消灭。商人的做法，是先驱逐，后同化；周人的做法，则是先安顿，再同化。总之，所谓“三代”，其实是夏商周先后取得了文化的主导权，在历史舞台上唱主角。原因，则因为“后来居上”，这才“轮流坐庄”。
显然，所谓“中央之国”，其实就是个“T型台”。夏商周，都要粉墨登场走猫步，担任中华文明的模特儿，给周边民族做榜样。
不同的，是风格。
甲骨文与青铜器
殷商文明，诡异而绚烂。
诡异绚烂的殷商文明，青铜铸就，甲骨绘成。
的确，正如罗马最宝贵的遗产是基督教和罗马法，殷商最伟大的发明是青铜器和甲骨文。尤其是甲骨文，它就是现代汉字的直系祖先。也许，我们已经无法知道它们的读音，但能够知道它们的意思，因为不是拼音文字。而且，正因为不是拼音文字，当时那些说着不同方言的部落或部落国家，才有可能迅速地接受殷商文明，中华文明也才能延续三千多年不中断。[3]
汉字，确实是一种神奇的符号。
神奇也不奇怪，因为它原本就是“通神”的。通神在古代，是一件大事。沟通的对象有两个，神祇和祖宗；方式则有两种，占卜和祭祀。占卜用龟甲兽骨，这就有了“甲骨文”。祭祀用青铜礼器，这就有了“钟鼎文”。后来还有刻在石头上的，则叫“石鼓文”。但无论甲骨、钟鼎、石鼓，都通灵，既通神灵，又通心灵，是我们民族的“通灵宝玉”。
难怪古人说，汉字发明出来时，天上要下小米，鬼要在晚上哭个没完。
对不起了，鬼们！
事实上，人类作为万物之灵，必定是“创造符号的动物”。只不过，我们民族创造的符号，天然地就有一种卓异的风格。它是实用的，却又有艺术的品味和审美的意味。甲骨文朴拙劲挺，钟鼎文雄健诡谲，石鼓文厚重恣肆。那里面，有筚路蓝缕的草莽之气，开天辟地的英雄之情，以及初生牛犊的没心没肺。从商到周，都如此。
这是一种“童年气质”。
同样的气质也体现于青铜器，这是商人的拿手好戏。夏虽然有黄铜也有青铜，但商掌握的冶炼技术显然水平更高，这才把夏人请下了T型台。因此他们的猫步，肯定走得铜光闪闪，铿锵有力，极尽炫耀之能事。
炫耀什么？
英武、富有、权威。
承担了这个任务的是兵器和礼器。兵器是杀人的，礼器则是吓人的。所以他们的青铜礼器上，满是妖魔精怪、牛鬼蛇神、魑魅魍魉，比如有头无身的食人怪兽“饕餮”，一头两身的怪蛇“肥遗”，一只脚的“夔”和两只角的“虬”，全都面目狰狞形象恐怖，不是“杀人不眨眼睛”，就是“吃人不吐骨头”。
这是一种“狞厉的美”。[4]
是的，狞厉。但同时，又天真。如果说，面对仰韶文化的彩陶，我们呼吸到的是潮乎乎的生命气息；那么，殷商青铜礼器给人的感觉，则是杀气腾腾又嬉皮笑脸。其中有粗野，有蛮横，有霸气，有威严，也有顽皮和搞笑，甚至“某种真实的稚气”，因为那毕竟是我们民族童年的作品。
只不过，这个儿童堪称“顽劣”。
这没办法。历史从来就不会在脉脉温情的牧歌中进展，反倒经常得踏着千万具尸体前行。李泽厚的这个观点，一点都不错。
殷商文明，注定只能是“有虔秉钺，如火烈烈”。[5]
他们后来葬身火海，也不奇怪。
天命玄鸟
商的这种气质，不太像中国。
殷商的统治跟埃及一样，也是“神权政治”。在中国历史上，也只有商的王宫里，会有那么多“神职人员”。他们相当于埃及的祭司，叫“巫”。另一类高级知识分子，则叫“史”，也叫“士”。史，是管人事的；巫，是通鬼神的。巫和史，就构成了两种文化系统和文化传统——巫官文化和史官文化。
商周之分野，便在于此。
周是重史官的，商则重巫官。巫官的任务，是揣摩神意，预测凶吉。方法有两个：龟与筮，也叫“占龟”与“祝筮”。筮，就是用筮草占卜；龟，则是先在兽骨或龟甲上钻眼，再放进火里烧，然后根据裂纹来解释神意。这些解释都要刻在兽骨或龟甲上，所以叫“甲骨文”。
但与埃及不同，商王并不为巫官另建神庙。他的神庙就是他的王宫，他自己则是最伟大的“与神沟通者”。标志和象征，就是青铜礼器。礼器属于王，不属于巫。因此，王宫所在地既是政治中心，也是祭祀中心。
这就把王权和神权统一起来了。同样，在商人那里，祖宗崇拜和鬼神崇拜也是统一的。因为在天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神祇沟通的，是商王的祖先；在地上，最善于也最能够与祖先沟通的，则是商王自己。因此，不是祭司而是商王，或者说“时王”（在任商王），才与神祇之间有一种天然的契合。
是的，神契。
时王、先王、神祇之间的契合来自天赋，因为“天命玄鸟，降而生商”。这是商族赞美诗《玄鸟》的第一句，讲述了一个古老的神话：商的女性始祖“简狄”在吃了一只玄鸟蛋后，就怀孕生了他们的男性始祖“契”。这当然是“天意”，也意味着“神权”。于是，天命与神授，也统一起来了。
那么，这只神秘的玄鸟，又是什么？
燕子。
是燕子吗？是。郭沫若说是凤凰，恐怕不对。就算是，也是燕子变的。因为玄鸟每年都要降临人间一次，凤凰则没人见过。
玄鸟或燕子北归，是在春天。春天是性爱的季节，也是商人性解放和性自由的时光。这时，除男性奴隶外，贵族、平民和女奴隶，都可以自由地来到玄鸟神庙，在神的面前尽情享受一夜情。当然，也可以多次和多人。
奇怪吗？不奇怪。因为许多民族都有这样的习俗，比如印度人和非洲人。目的，则是在一个短时期内回到原始时代，弥补婚姻对人性的压抑，重温远古给性爱的自由。它甚至是古罗马的一个固定节日，叫“沙特恩节”。[6]只不过，时间是在冬至，也没有燕子或玄鸟。
这是性爱的“复活节”。
商人的“沙特恩节”不但复活了性爱的自由，也揭示了文化的密码。它告诉我们，商族最早是以燕子为生殖崇拜象征的。后来，它变成了图腾。进入国家时代以后，又像埃及一样，变成了神。
变成神的燕子，原本完全可以像荷鲁斯那样，继续保持鸟的形象，因为它很可能就是伏羲手上那只太阳神鸟。那么，你是鹰，我是燕，大家都是太阳神，有什么不可以？可惜，太阳崇拜是属于夏文化的，商文化必须更高级。高级就得抽象。于是玄鸟就变成了一个抽象的神——“帝”或“上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