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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易中天下一章：易中天中华史1第一部：中华根 卷六：百家争鸣
当初，曹参离开齐国返回朝廷之际，特别叮嘱继任的齐国丞相：“我现在把齐国的刑狱和市场托付给你，请你千万不要多加干涉。”后任丞相一听，这等区区小事，竟然如此慎而又慎地交代于我，岂不怪哉！便问：“治国之事，难道没有比这更重要的吗？”曹参说：“不要以为这是小事。要知道，大风起于青萍之末。刑狱和市场是包罗万象之所，藏污纳垢之地，善人与恶人在这里兼容并存。最好任其自然，不妨网开一面。如果干涉过多，管理过严，扰乱了它的自然秩序，那么坏人到哪里存身呢？既然坏人无处存身，那他们岂不是要出来兴风作浪，国家岂不危险？所以我把这件事摆在头等重要的位置上，首先将它托付给你。”常言道，与人方便，与己方便。就算是十恶不赦的奸人吧，人家也得生存嘛！你不让人家活下去，人家还不要逼上梁山？这件事可以从两个方面来看。一是曹参的为人之道，即“忍一时风平浪静，退一步海阔天空”；二是曹参的为相之道，即“料敌机先，未雨绸缪”。两者都是道家精神的体现。
如果说曹参对自己有“自知之明”，那么他对别人则能“难得糊涂”。内心精明，外表糊涂。严以律己，宽以待人。人的本性中有蚊子的特点。蚊子叮人，人也叮人。人的眼睛总是本能地盯住别人的毛病和过失。一旦发现别人暴露的毛病和过失，顿时喜出望外，以为美味佳肴，杀气腾腾地扑将上去，便扎，便刺，务必切中要害，皮开肉绽，一针见血，然后饱餐一顿，心满意足。曹参不是蚊子。他看到别人小有过失，往往一笑了之，且主动为之隐瞒。老子云，“不尚贤，使民不争”，曹参反其道而用之，“不挑毛病，使人不争”，效果倒也不错，相国府里因而总能相安无事。曹参选择官吏，也遵循道家的原则。道家“守拙”、“尚愚”。曹参发现官吏中有拙于文辞为人忠厚的，立即重用他。官吏中有死抠法令条文，为人苛刻、待人严厉，且一心追求能吏声誉，其声嗡嗡有如蚊子鸣叫的，立即将他哄走。
曹参整日不理政事，痛饮美酒。卿大夫以下的官吏和曹参的宾客，拜访他的时候总想来个“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老奸巨猾且心中有数的曹参，岂能令他们如愿？惠帝都曾在他手下载了跟头，如今更不可能阴沟里翻船。这些人一到，曹参马上让酒，使他们根本来不及开口。等到连续喝了几杯，喘上一口气，估计准是想要说话了，曹参立即设法劝酒，直到他们喝得醉醺醺地离去，始终找不到开口劝谏的机会。
上有所好，下必从焉。既然曹参只愿“日夜饮淳酒”，相国府花园后面的官吏宿舍里，也是天天痛饮狂歌，大呼小叫。曹参的随从官员十分厌恶，然而又无可奈何，于是心生一计，请曹参到后花园游玩。那日曹参去了。酒徒的喧哗飘到后花园，随从趁机陈言，希望相国把他们招来处罚。不料曹参呵呵一笑，叫人搬来坐席，取来美酒，自己也坐下开怀大喝起来，一边喝还一边欢呼歌唱，在花园里与那伙醉鬼隔墙遥相呼应。
司马迁说，曹参“为汉相国，出入三年”，其政绩是“载其清净，民以宁一”。“清净”，也就是“清静”。“载其清净，民以宁一”，也就是盖公所说的，“贵清静而民自定”。
曹参，或许不算一员杰出的“良将”，然而的确是一位不错的“贤相”。
3帝王师之张良
萧何是“豪杰”，张良是“奇士”。虽然陈平曾对刘邦自称“奇士”，但是张良之奇，显然更在陈平之上。
“奇士”之“奇”，首先有奇异、奇特、特异、神奇、非同寻常的意思。张良的事迹，笼罩着一股浓厚的传奇色彩和神秘气息；张良的行踪，突然而来，突然而去，神出鬼没，用孔子当年形容老子的话说，“其犹龙乎？”；张良的一生，不断地有些“奇遇”，总有机会与侠客、隐逸、精怪、神仙等打交道。这个明显的特点在汉初的诸风云人物中是少有的。 “奇士”与“弃世”同音，其意义似乎也有某种关联。“奇士”多半是世外高人，或者即使未曾出世，多半也是“以出世的精神做入世的事业”。所以张良之“奇”，颇有一种“超然拔俗”、“遗世独立”、“游方之外”、“闲云野鹤”的气象。张良的气质，在“王者之师”以外，的确还有“方外之士”的味道；张良的行动，往往携带着一个超世俗的世界作为背景。这使他与刘邦手下那些以建功立业、裂土封侯为最高人生目标的将士谋臣似乎大异其趣。
犹太教有一个古老的故事：一只狐狸来到葡萄园前，发现四周都有围墙，只有一个小洞可以进入其中，它用力往里钻，但是无济于事。于是狐狸想了一个办法，斋戒三天，让自己的身体渐渐痩下来，成了皮包骨，终于顺利地进了洞，在葡萄园里大吃大喝。当它想出洞时，却发现怎么也出不去，原来它在园中大吃大喝的时光早已发胖了。于是，它又斋戒三天，再次变成皮包骨，才得以出洞。将要离开之际，狐狸转头瞪着葡萄园说：“啊！葡萄园，多么美妙的葡萄园。你的葡萄是那么硕大，又如此甘甜，值得人们致你以美言。但是你又给了我什么呢？仅仅是怎样进去和怎样离去。”我们每个人都是这只狐狸，而这个葡萄园就是我们的世界。鉴赏评价一个人，最好是观察他的“怎样进去”和“怎样离去”，他在人生舞台上的登场和退场。所以中国古人有“善始善终”、“三岁看老”、“小时了了，大未必佳”、“晚节不保”、“盖棺论定”等说法，西方传统小说塑造人物，刻画的重点就是他逐渐形成自己的性格的过程。人生的精华部分，多半是在“怎样进去”和“怎样离去”、登场和退场的过程与方式之中。
这一点在张良身上体现得特别明显。张良这只狐狸，一生多姿多彩，惊才绝艳，其间曾多次为刘邦出谋划策、建立不世功勋，将自己造就为一个出类拔萃的“帝王之师”，这些事迹当然也值得大书特书，然而从根本上说，张良在葡萄园中大快朵颐的这一人生阶段，与萧何、曹参等人并无多大的区别，不足为奇。张良之“奇”，特别奇在他的进与退的方式、登场和退场的过程。“刺杀秦皇”和“黄石授书”的故事，发生在张良辅佐刘邦之前，可代表张良的登场；“商山四皓”的故事，发生在张良封侯食邑之后，可以代表张良的退场。
在司马迁的《史记》中，张良的第一次亮相就显得光彩照人，不同凡响。
张良以一个复仇者的身份登场。张良是韩国人，张家“五世相韩”，可想而知，张良对韩国感情相当深厚。虽然父亲早逝，但张良以一个贵族子弟的身份，仍然相当幸福地渡过了童年和少年。大约在张良二十岁时，秦灭韩，国破家亡的厄运突然降临。从此张良便有如生活在地狱之中，心灵充满仇恨，一心要为韩国报仇复国。当时家中还有奴仆三百人，张良完全弃之不顾，弟弟死了，也没有心思为他好好地下葬。“燕丹善养士，志在报强赢。召集百夫良，岁暮得荆卿。”现在张良离家出走，浪迹天涯，带着他的全部家产足有万金之资，到处寻访他的荆轲。据说曾经“学礼淮阳，东见仓海君”。终于给他找到了一个大力士。张良为大力士铸造了一个一百二十斤重的大铁锥。秦始皇二十九年，张良和这个大力士潜伏在“博浪沙”这个地方，用那只一百二十斤的铁锥投向秦始皇。遗憾的是，由于距离太远，这一锥“误中副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