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似乎突破了壁垒，语速变得更快，也更坚决：“回到边界，等待撤离。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继续下去，假如你的猜测是正确的，心理学家此刻正在暗地里策划，哪怕只是寻找借口跟我们解释。不然的话，假如她因为受到攻击而致死伤，那更是需要赶紧撤离的理由。”她点起一支烟。那是我们为数不多的存货之一。两股长长的烟雾从她鼻子里喷出来。
“我还不打算回去，”我告诉她，“现在还不行。”尽管发生了这许多事，我依然一点也没打算返回。
“你喜欢这地方，是真喜欢，对吗？”勘测员说。那其实并非问句，她的语气中带着怜悯或者说厌恶，“你认为这应该持续得更久？告诉你吧，即使是在模拟失败结果的军事演习中，我见过的形势也比这更好。”
她的观点或许没错，但她受到恐惧的驱使。我决定偷师心理学家的拖延策略。
“那就先看一看带回来的东西，然后再作决定。明天你随时可以出发返回边界。”
她又吸了口烟，仔细琢磨着。毕竟去边界需要步行四天。
“有道理。”她说，态度暂时缓和下来。
我没说出心里的想法：也许没那么简单。她穿越回边界之后，或许会跟我丈夫的情况一样，失去独立人格。但我不想让她感觉毫无出路。
下午的剩余时间里，我都在自己帐篷外临时搁置的桌子上用显微镜观察样本。勘测员则在充当暗室的帐篷里冲洗照片，这对习惯于数码上传的人来说是件繁琐的事。等待照片显影的时候，她又去翻查前期勘探队留在大本营的各种地图与文件。
那些样本就像是一串莫名的笑话，我无法理解其精妙之处。构成墙上文字的细胞结构不同寻常，但仍在可接受范围之内。或者说，这些细胞极为完美地模拟了某种腐生生物。我提醒自己，下次要记得从文字后面的墙壁上取样。我不知道菌丝渗入有多深，底下是否还有结节，而表面的菌丝是否只起到岗哨的作用。
手掌状生物的样本组织根本难以解释，虽然这很奇怪，但无法从中获取任何信息，我的意思是，样本里并无细胞，只有连续的琥珀色表面，内部还有一些气泡。当时，我的解释是，这批样品受到了污染，或者此种有机组织分解太快。后来我又有个想法，但那来得太迟，来不及测试：我吸收了该生物的孢子，有可能导致样本作出某种反应。我没有合适的医疗设备，无法检测自从那次遭遇之后，我的身体与思维是否产生了进一步的变化。
然后是人类学家试管里的样本。基于明显的理由，我将它留到最后。我让勘测员取出一部分，抹在玻璃片上，用显微镜观察，并记下结果。
“为什么？”她问，“为什么要我来做？”
我略一迟疑：“理论上说……可能有污染。”
她紧咬牙关，表情生硬：“理论上说，你跟我的受污染程度为何会有不同？”
我耸耸肩：“没什么特殊原因。但我是第一个发现墙上有字的人。”
她看着我，发出刺耳的笑声，仿佛我在胡言乱语。“我们已经走得那么深。不管这地方是怎么回事，你真以为面具可以保护我们吗？”她错了——我认为她错了——但我没有纠正她。出于许多原因，人们可能忽略或简化信息。
于是没什么可再多说的，她继续干她的事，我依然眯缝着眼通过显微镜观察从杀死人类学家的怪物身上取下的样本。起初，我搞不清这是什么，因为太出乎意料。那是脑组织——不是别的脑组织，而是人类的脑组织，只不过稍许有点异常。我当时的想法是，样本已经变质，但即便如此，也并非因为我的缘故：勘测员的记录与我所见到的完全吻合，而当她稍后再看时，也确认样本并无变化。
我通过显微镜窥视，然后抬起头，而后继续窥视，仿佛无法看清样本。最后，我定下心凝神注视，直到眼中只剩下一堆圆圈和歪歪扭扭的曲线。这真是人类的吗？还是它在冒充人类？正如我所说，它有些异常。而且人类学家是如何取样的呢？就拿着个勺子走到怪物跟前问“我能搜集你大脑的活体组织吗？”？不，样本一定是取自外部表层。就是说，不可能是脑组织，也就是说，绝对不可能是人类。我再次产生飘忽晕眩的感觉。
此时，勘测员走过来，将冲印出的照片扔到我桌上。“毫无用处。”她说。
墙上文字的照片全都是混乱的彩色荧光，仿佛对焦不准，而除文字之外的影像则是一片黑暗，少数过渡区域的照片也全都失焦。我想，这大概是由于墙壁缓慢稳定的呼吸所致，也许它还释放其他引起光线扭曲的因素，比如热量之类。这让我想到，我并未从墙壁上取样。我认出文字是生命体，我知道墙壁也是生命体，但我的大脑依然把墙当作无生命的物体，把它当作建筑的一部分。
“我理解。”勘测员说，她显然误解了我的咒骂，“你的运气如何，那些样本怎么样？”
“不行，运气太糟。”我一边说，一边依然注视着照片，“地图和文件里有什么吗？”
勘测员用鼻子出了口气。“什么鬼东西都没有，只是一切似乎都围绕着灯塔——观察灯塔，前往灯塔，住在那该死的灯塔里。”
“所以我们一无所获。”
勘测员并不理会，而是说道：“现在怎么办？”显然她很厌恶这个问题。
“晚餐，”我说，“然后沿着营地周围转一转，确保心理学家没躲在灌木丛里。然后再考虑一下明天做什么。”
“我告诉你吧，有一件事明天我们不会做。我们不会回到那隧道里。”
“塔。”
她瞪着我。
没必要与她争辩。
黄昏时分，我们在营火边吃晚饭，熟悉的哀号声又从盐水沼泽那里传来。我专注于用餐，几乎没有注意。不知何故，食物非常美味。我狼吞虎咽地吃完之后，又去添加，惹得勘测员疑惑地瞪视着我。我们几乎没什么可说的。交谈意味着制订计划，而我定的计划她肯定不喜欢。
起风了，天开始下雨。我感觉每一颗落下的雨滴都像是有着诸多刻面的液体钻石，即使在黑暗中也能折射出光芒。我嗅到海洋的味道，脑中想象着翻滚的波浪。风仿佛有自己的生命，夹带着沼泽芦苇的泥土气息，钻入我的每一个毛孔。在塔内的封闭空间里，我试图忽略自身的变化，但我的感知似乎太过敏锐。我仍在逐渐适应，但这种时候，我往往会想到，仅仅一天之前，我还是另一个人。
我们轮流值夜。让心理学家偷偷摸进来似乎比牺牲睡眠更不明智。她知道营地周围每一根警报触发线的位置，而我们还没时间将它们卸掉重装。我让勘测员值第一轮岗，以示诚意。
半夜里，勘测员进来叫醒我值第二轮岗，但我早已被雷电吵醒。她心情烦躁地上床睡觉去了。我怀疑她并不信任我，只是经过一天的压力，她肯定一刻也无法再睁开眼。
雨依然很大。我并不担心帐篷会被冲走——这是军队制式的，可以承受除龙卷风外的一切天气——但如果我一直保持清醒，还不如去体验一下暴风雨。因此我走到外面，步入杂乱灼人的雨水和阵阵狂风中。我听见帐篷里传来勘测员的鼾声，她或许曾在更恶劣的条件下入睡。营地边缘的信号灯发出昏暗的光线，在其照射之下，帐篷就像是一块块三角形的阴影。我感觉连黑暗都有了生命，围绕在我四周，仿佛具备实际形体。我甚至不能断言这是不是一种凶险的存在。
那一刻，我感觉一切就像是个梦——训练、从前的生活、我离开的那个世界，所有这些都不再重要。唯有此时此地才有意义，而且并非因为我受到心理学家催眠。在这种强烈情绪的控制下，我透过树木间参差狭窄的空间，凝视着远处的海岸。在那里，黑夜、云团与海洋汇聚成一片更广阔的黑暗。再往远处，是另一道边界。
接着，就在那黑暗中，我看到闪动的橙色光芒。只是一小缕光，悬在高高的天空中。我很疑惑，但随即意识到，一定是源自灯塔。我看着它略略移向左上方，消失片刻之后，又出现在更高处，然后便永远消失了。我等待那光芒重新出现，但它再也没有亮起。不知何故，光线熄灭越久，我就越不安，仿佛在这奇怪的地方，一点亮光——不管什么样的亮光——就是文明的迹象。
我丈夫从第十一期勘探队返回，在他与我单独相处的最后一天里，也下了一场暴雨。那一整天就像梦境一样清晰，既熟悉又怪异——在熟悉的日常惯例中，有一种怪异的平静，甚至超越在他走之前我所习惯的气氛。
在他出发去勘探前的数周中，我们经常争吵——激烈地争吵。我将他推到墙边，朝他砸东西，试图击穿他那盔甲般牢固的决心，但如今我知道这多半是催眠暗示强加于他的。“你要是去了，”我对他说，“也许就回不来；就算回来，我也不能保证会等你。”对此，他发出令人恼怒的笑声，并说道：“哦，你一直在等我吗？我到了吗？”当时，他已下定决心，任何阻碍只不过是刺耳的笑话——无论是否被催眠，这都是十分自然的反应，完全符合他的个性。他要决定去做一件事，就会不计后果，一路走下去，让冲动变成动力，尤其是当他感觉自己的贡献意义重大，甚至超越自身的存在时。这是他当初跟随海军进行第二轮巡航的原因之一。
我们的关系变得很脆弱，部分原因是因为他很合群，而我偏好独处。这曾经是促进我俩关系的动力，但如今已不再有效。从前，我不仅觉得他英俊，更赞赏他那自信外向、乐于与人接触的性格——我认为这是对我自身个性的一种有益补偿。他也颇具幽默感，我们初次相逢，是在本地一个拥挤的公园里。他假装我俩都是侦探，正在为调查案件而监视一名嫌犯，并由此渗透瓦解了我的沉默寡言。借由编造周围忙碌人群的生活，我们也谈及彼此的日常。
即使当他感觉已突破我的防线，我依然谨慎而孤僻。因此，刚开始的时候，我对他来说一定就像是个谜团。也许我是个待解的谜，也许他只是认为一旦对我有所了解，就能继续突破，找到藏在内心深处的另一个我。在一次争执中，他也的确如此承认——试图将他志愿参加勘探这件事归结为某种标志，以证明我将他推拒得有多远，但后来，他惭愧地收回了这番话。为避免误解，我明确地告诉他：他想要进一步了解的那个人并不存在，我表里如一，也永远不会改变。
在交往早期，我们经常躺在床上聊天。我曾告诉他泳池的事，他被深深吸引住了，或许还期待会有更多有趣的内容。关于我孤独的童年时代，他避而不谈，只是专注于泳池本身。
“要是我的话，就会在池子里开船。”
“船长一定是‘老扑腾’，”我答道，“一切愉快而完美。”
“不，因为我会发现你闷闷不乐，固执阴郁。相当的阴郁。”
“那我会发现你轻率肤浅。真心希望乌龟把你的船撞沉。”
“那样的话，我会造一艘更好的船，然后告诉大家，有个阴郁的孩子老是跟青蛙说话。”
我从不跟青蛙说话；我讨厌将动物拟人化。“所以，假如小时候的我们不喜欢对方，那会怎样？”我问道。
“哦，就算那样，我仍然会喜欢你。”他咧嘴笑道，“你会让我着迷，我会跟你去任何地方。毫不犹豫。”
于是我们就这样以特有的方式重归于好。性格截然相反，却因此建立牢固的关系，我俩对此引以为豪。我们始终陶醉于此种构想中，仿佛那是永不消散的波浪，直到婚后……随着时间的流逝，它以熟悉的方式将我们摧毁，令人深感沮丧。
然而当他从勘探队返回，所有这一切——无论是好是坏——都不再重要。我没问问题，也没提及以前的争执。他回来之后的第二天早上，当我在他身边醒来，我就知道，我俩相处的时间已到了尽头。
我替他煮早餐，外面大雨如注，闪电在近处闪烁。我们坐在厨房餐桌边，透过玻璃移门，可以看到后院。我们谈论鸡蛋与培根，态度礼貌得令人痛苦。他称赞我新装的灰色鸟食容器，以及随着雨点波动的庭院水景。我问他睡眠是否充足，感觉如何；甚至问他与昨晚相同的问题，比如回来的旅程是否艰辛。
“不，”他说，“毫不费力。”他露出微笑，跟以前那种令人恼火的笑容有几分相似。
“路上用了多久？”我问。
“没多久。”我无法解读他的表情，然而从他呆滞的脸上，我能感觉到悲哀，仿佛他内心仍希望交流，却力不从心。自从我与丈夫相识以来，他从不曾如此忧郁悲哀，因而我有点害怕。
他问起我的研究工作，我告诉他一些新的进展。当时，我所效力的公司正致力于开发能够分解塑料等非生物降解物质的天然产品。这份工作很无趣。之前，我一直依靠各种研究经费在野外考察。再往前追溯，我曾是激进的环护主义者，参与示威抗议，并受雇于一家非营利组织，通过电话寻找潜在的捐助人。
“你的工作呢？”我试探性地问道。关于这个谜团，我不知还有多少绕圈的余地，因此随时准备把话题岔开。
“哦，你知道，”他的语气就像才离开了几周，仿佛我是他的同事，而不是他的爱人，不是他的妻子，“哦，你知道，就那样。没什么新鲜的。”他喝了一大口橙汁——是真的认真品尝，一时间，屋里就只有他享受的气氛。然后，他随口问起房子里的其他改良之处。
早餐后，我们坐在门廊上，看着瓢泼大雨和药草园里的积水。我们看了一会儿书，然后回屋里做爱。那是一种神情恍惚、不断重复的交媾动作，只是因为困在这样的天气里，才感觉比较轻松舒缓。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我仍在假装，那现在就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我丈夫并没有完全回家。
午餐之后是看电视——我为他找到一档双人帆船竞赛的重播——以及更多乏味的交谈。他问及一些朋友，但我无法给出答案，我从没再见过他们。这些人其实并非我的朋友，我不会去交朋友，而是从丈夫那里转承。
我们玩一种桌面游戏，对其中一些愚蠢的问题抱以笑声。然后，他记忆中的空缺明显暴露出来，我们停止游戏，沉默笼罩着彼此。他阅读报纸和喜爱的杂志，看电视新闻，但也许只是在装模作样。
我在沙发上打了个盹，醒来后雨停了，而他不在我身边。我逐一查看每间屋子，却找不着他。我尽量克制住惊慌。最后，我来到室外，在房屋的侧面找到了他。他站在几年前买的小船跟前。那船塞不进车库。虽然只是一条大约二十英尺长的游艇，但他很喜欢。
我走上前，挽住他的胳膊，他脸上有一种疑惑而近乎凄凉的表情，仿佛记得这船对他很重要，却想不起原因。他并未对我的存在有所表示，而是继续盯着船看，显得越来越茫然。我能感觉他在尝试唤起某种重要的记忆，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那跟我有关。当时他要是能想起来，或许就可以告诉我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于是我俩只是呆呆地站着，尽管我能感受到他的体温与重量，也能听到他平稳的呼吸，但其实我们相隔甚远。
过了一会儿，我再也无法忍受——受不了他那无缘无故、难以名状的焦虑与沉默。我带他回到室内，他没有阻止我，也没有抱怨。他没有回头看那艘船，我想我就是在此时下定了决心。假如他回头看，假如他有反抗，哪怕只是一下子，情况或许就会不同。
当他快要吃完晚餐时，他们乘着四五辆没有标识的小车和一辆监控面包车过来，将他带走。进门时，他们举止并不粗暴，也没有高声叫嚷，更看不见手铐和武器。相反，他们对他态度恭敬，甚至可以说是敬畏：谨慎小心，就像处理一颗尚未引爆的炸弹。他离开时并未抗议，而我也任由他们把这陌生人从家中带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