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说这些并不是想煽动民族仇恨，也不是鼓吹民族复仇，而是要澄清几个基本观点：
1汉民族并没有作什么对不起少数民族的事，事实是这些北方游牧民族欠下了汉民族的累累血债，今天的中国成为一个多民族国家，并不是中国的原住民汉民族的主观意愿，而是不得不接受的既成事实。
2历史上发生过歧视、欺负南方少数民族的事，那是封建统治阶级的过错，与淳朴、善良的汉民族无关，所谓的“大汉族主义”根本就不存在，这纯粹是某些道学先生吃饱了撑的杜撰出来的，然后强行扣到汉民族头上的大帽子。
3必须要让我们的子孙后代清楚了解历次民族融合所伴随的巨大阵痛，清醒认识到民族独立、自由的珍贵，必须要全面树立中华民族最高贵的民族气节，那就是：“宁为玉碎，不为瓦全；威武不能屈，富贵不能淫”。如果未来有一天他们再次面对大规模的外部入侵，而一味的沉醉于所谓的“民族”融合不能自拔，却失去了抵抗的决心和勇气，那才是中华民族最大的悲哀。
满清毁灭和篡改的史料
作者：转
满清毁灭和篡改的史料
王彬主编《清代禁书总述》，收录3236种被满清统治者禁毁的书籍，这些书籍，我们今天多数只能看到书名了，内容完全不得而知。清代乾隆帝编纂四库全书时销毁了对满清不利的书籍总数，据统计为一万三千六百卷。焚书总数，15万册。销毁版片总数170 馀种、８万馀块。
除了焚毁书籍，满清还系统的对明代档案进行了销毁。目前明代档案仅三千余件，主要是天启、崇祯朝兵部档案，也有少量洪武、永乐、宣德、成化、正德、嘉靖、隆庆、万历、泰昌朝的官方文书（其中很多已经被满清修改过）。其余估计不少于1000万份明代档案，已经全部被销毁了。
除了销毁书籍和档案外，满清还系统的对残存书籍和档案，进行篡改。根据韩音湖等编纂的《明代蒙古汉籍史料汇编》（第一辑），满清在文字狱时代曾经对有关蒙古、满清的各种记录做过系统的销毁和篡改。
部分被销毁的史料名册！
“军”字头：
《军器图说》，《军中遗稿》
“经”字头：
《经济录》《经济言》《经略复国要编》《经略疏稿》《经世集》《经世契要》《经世实用编》《经世要略》《经畲遗集》《经源统宗》
“明”字头：
《明百将传》《明宝训》《明表选》《明兵略纂闻》《明策衡》《明朝官制大全》《明朝捷录》《明朝通纪会纂》《明朝小史》《明臣言行录》《明臣奏疏》《明初开国群雄事略》《明大事记》《明代帝后纪略》《明代圣政》《明代野史》《明道杂志》《明纲目》《明馆课标奇》《明馆课宏词》《明馆课录》《明光宗实录》《明纪本末》《明纪本末国书》《明纪编年》《明纪编年会纂》《明纪编遗》《明纪重辑》《明纪纲鉴补》《明纪纲目》《明纪会纂》《明纪甲乙事略》《明纪鉴略》《明纪鉴略补》《明纪鉴鼎脔》《明纪全载》《明纪弹词》《明纪要》《明纪编年会纂》《明记甲乙两年汇编》《明季南略》《明季遂志录》《明季文杂抄》《明季遗闻》《明家训》《明鉴会纂》《明鉴易知录》《明将略》《明将略注》《明将传》《明经济名臣录》《明经济书》《明经济文辑》《明论必读》《明论表》《明名臣经济录》《明名臣奏牍》《明末纪事》《明末诏书》《明女直志》《明人后场论表》《明人诗抄》《明人物考（焦竑）》《明人物考（王世贞）》《明神宗实录》《明诗别裁集》《明诗归》《明诗善鸣集》《明诗选（陈子龙）》《明诗选（马士奇）》《明诗综》《明实纪》《明实录》《明史纪略》《明史记事本末》《明史类编》《明史列传》《明史略》《明史全集辑录》《明史通纂》《明史野获》《明史纂》《明疏抄》《明书》《明太祖实录辨证》《明通纪编年》《明通纪会》《明通纪辑录》《明通纪辑略》《明通纪辑要》《明通纪捷要》《明通纪统宗》《明通纪摘录》《明通纪直解》《明通纪纂》《明通鉴编年》《明通纂要》《明琬琰录》《明文案》《明文百家粹》《明文宝符》《明文初学读本》《明文大家二编》《明文大小题商》《明文得》《明文得珠》《明文发》《明文分类传针》《明文录》《明文赏奇》《明文选》《明文翼运》《明文英华》《明献帝宝训》《明相业军功考》《明续记》《明宣宗宝训》 《明一统志》 《（皇）明杂录（尹直）》《明杂录（佚名）》《明诏制》《明政统宗》《明职方地图》《（皇）明制书》《明制稿》《明注略》《明状元策》《明宗孝义》《明奏疏（施元征）》《明奏疏（陆澄源）》《明奏疏（佚名）》《明奏议》
“皇明”字头：
此类字头书籍，全部销毁
《嘉靖、隆庆、万历、天启四朝注略》，这本书乾隆年间被军机处奏准列入全毁书目
《嘉靖以来首辅传》乾隆四十四年十一月十八日奏准禁毁
“甲申”字头
此类字头，全部禁毁
《朝鲜征倭纪略》
禁毁
满清查禁，但“漏网之鱼”的几种史料：
《江变记略》；叙述满清八旗在江西杀戮□的暴行，尤其是其中叙述八旗匪徒，对妇女通宵达旦的实施□。
《扬州十日记》：亲历者叙述满清在扬州十天的大屠杀。近年来，一些满遗分子，对其真正性提出质疑。
但诸如《明季南略》多众多其他资料、甚至满清自己的《扬州志》，和现存的满文档案，都证明了大屠杀的存在。
明末吴嘉纪《过兵行》，也描写了扬州浩劫以后的惨状：
扬州城外遗民哭，遗民一半无手足。
贪延残息过十年，蔽寒始有数掾屋。
大兵忽说征南去，万马驰来如急雨。
东郊踏死可怜儿，西郊掳去如花女。
女泣母泣难相亲，城里城外皆飞尘。
鼓角声闻魂欲死，谁能去见管兵人。
令下养马二十日，官吏出遏寒栗栗。
入即沸腾曾几时，十家已烧九家室。
一时草死木皆枯，骨肉与家今又无。
白发归来地上坐，夜深同羡有巢鸟。
写下这首诗的吴嘉纪，其著作在满清时代，也是查禁对象。今天得以保存下来的一小部分，近乎奇迹。
满清篡改文献的几个例证：
岳飞《满江红》：“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
满清《四库全书》改为：“壮志饥餐飞食肉，笑谈欲洒盈腔血”。
张孝祥：《六州歌头·长淮望断》描写北方孔子家乡被金人占领：“洙泗上，弦歌地，亦膻腥。”
满清将“膻腥”改作“凋零”。
另外，根据一些近代学者，发现的宋代刻本看，很多描绘金元屠杀的史料，在满清《斯库全书》中，全部遭到了删除和篡改。
最令人发指的是，满清还通过篡改文献，达到对汉民族进行诬蔑的目的。
如满清宣称，张献忠立有碑文，曰： 『天生万物以养人人无一善以报天，杀、杀、杀、杀、杀、杀、杀』 。
但根据近年四川考古工作者，找到的张献忠碑文看，实际却是：
『天生万物与人人无一物与天鬼神明明,自思自量』
根本没有七个杀字。这些杀字，显然是满清走狗文人胡编出来的。
旗袍的起源
作者：an
旗袍是我国一种富有民族风情的妇女服装，由满族妇女的长袍演变而来。由于满族称为“旗人”，故将其称之为“旗袍”。在清代，妇女服饰可谓是满汉并存。清初，满族妇女以长袍为主，而汉人妇女仍以上衣下裙为时尚；清中期，满汉各有仿效；到了清代后期，满族效仿汉族的风气日盛，甚至出现了“大半旗装改汉装，宫袍截作短衣裳”的情况，而汉族仿效满族服饰的风气，也于此时在一些达官贵妇中流行起来。
到了20世纪20年代，受西方服饰影响，经改进之后的旗袍逐渐在广大妇女中流行起来。这种旗袍是汉族妇女在吸收西洋服装样式后，通过不断改进，才进入千家万户的。旗袍的样式很多，开襟有如意襟、琵琶襟、斜襟、双襟；领有高领、低领、无领；袖口有长袖、短袖、无袖；开衩有高开衩、低开衩；还有长旗袍、短旗袍、夹旗袍、单旗袍等。改良后的旗袍在20世纪30年代，几乎成为中国妇女的标准服装。
流行于少数民族地区或游牧民族的袍服，一般都较为紧窄合体，以利于骑射或其他激烈活动，这种服式多采用左衽、窄袖，袍身比较适体。历史上，汉族人民也曾多次采纳这种窄身合体的袍服样式，赵武灵王所推行的胡服骑射就是比较典型的事例。唐代的胡服也风行一时，胡服在唐开元、天宝年间与胡妆、胡骑、胡乐同为时人趋奉，可算异域文化一次大面积的流行范例，属于长安街头当年的“舶来品”。在辽、金、元及清朝等少数民族政权统治时期，合身的袍服都曾一度扮演着服饰的主角，虽然又都经历或表现出变得宽博的过程或趋势。清代由于历时最长且较稳定，故袍服可视为典型服饰。
顺治元年（公元1644年），清世祖率兵入关，定都北京，继而统一全国。随着政权的初步稳固，开始强制实行服制改革，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雉发易服浪潮，律令之严性命攸关，有“留头不留发，留发不留头”之说。至此传统的冠戴衣裳几乎全被禁止穿戴，相传千年的上衣下裳的服饰形制只被保留在汉族女子家居时的着装中。庆典场合不分男女都要着袍，各类袍服名目繁多，有朝袍、龙袍、蟒袍及常服袍等之分。从字义解，旗袍泛指旗人（无论男女）所穿的长袍，不过只有八旗妇女日常所穿的长袍才与后世的旗袍有着血缘关系，用作礼服的朝袍、蟒袍等习惯上己不归为“旗袍”的范畴。清朝统治者强调满语骑射，力图保持其固有的生活习俗和穿着方式，一方面要用满族的服饰来同化汉人，同时又严禁满族及蒙古族妇女仿效汉族装束，从顶治、嘉庆年间屡次颁布的禁令中，满族女子违禁仿效汉族妇女装束的风气之盛，可见一斑。至清后期，亦有汉族女子效仿满族装束的。满汉妇女服饰风格的悄相交融，使双方服饰的差别日益减小，遂成为旗袍流行全国的前奏。
清朝后期，旗女所穿的长袍，衣身为宽博，造型线条平直硬朗，衣长至脚踝。“元宝领”用得十分普遍，领高盖住腮碰到耳，袍身上多绣以各色花纹，领、袖、襟、据都有多重宽阔的滚边。至咸丰、同治年间，镶滚达到高峰时期，有的甚至整件衣服全用花边镶滚，以至几乎难以辨识本来的衣料。旗女袍服的装饰之繁琐，几至登峰造极的境地。此时的清王朝正摇摇欲坠难以为继，清廷内外交困，国力式微。帝国主义的坚船利炮攻破了清朝封闭的国门。为挽救危亡，清廷洋务派提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救国方略，派遣大批留学生到国外学习，军队也改练新军。在中国学生和军人中最先出现了西式学生的操衣、操帽与西式军装、军帽。洋装的输入，提供了评判美的另一种参照系，直接影响社会服饰观念的变更。日后旗袍演化为融贯中西的新式款型，其受西方影响的改变可说即是由此开端。
1911年辛亥革命风暴骤起，推翻了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封建王朝，为西式服装在中国的普及清除了政治障碍，同时也把传统苛刻的礼教与风化观念丢在了一边，解除了服制上等级森严的种种桎桔。服装走向平民化、国际化的自由变革，已经水到渠成，旗袍由此卸去了传统沉重的负担。由于满族统治政权的消亡，旗袍此时穿着者甚少。西式中式装扮熙熙攘攘纷繁并处。旧式的旗女长袍既被摒弃，新式旗袍则在乱世妆扮中开始酿成。
此时的时装流行中心早已由苏、扬移至上海。商埠开放的上海华洋并处，五方杂居，成为十里洋场奢靡繁华之地。上海又是妇女寻求解放的重镇。传教士、商人、革命党人竞相创办女学，掀起了一股女权运动浪潮，寻求解放的社会大气候荡涤着服饰妆扮上的陈规陋习。服装装饰一扫清朝矫饰之风，趋向于简洁，色调力求淡雅，注重体现女性的自然之美。旗袍最初是以马甲的形式出现，马甲长及足背，加在短袄上。后将长马甲改成有袖的式样，也就成了新式旗袍的雏形。据说得风气之先的上海女学生是旗袍流行的始作俑者。当时的女学生作为知识女性的代表，成为社会的理想形象，她们是文明的象征、时尚的先导，以至社会名流，青楼女子等时髦人物都纷纷作女学生装扮。30、40年代是旗袍的全盛期，其基本廓形已臻于成熟。产生于辛亥革命后，北伐战争时期始渐流行的新式旗袍，有别于旗女的长袍。30年代后期出现的改良旗袍又在结构上吸取西式裁剪方法，使袍身更为称身合体，这在以后的章节中将会详细介绍。旗袍虽然脱胎于清旗女长袍，但已遇然不同于旧制，成为兼收并蓄中西服饰特色的近代中国女子的标准服装。
努尔哈赤的意思确实是“野猪皮”
作者：满清皇室的起名传统
[-收起]
满族人十分喜欢用各种动物名或动物身体的某个部位来给新生儿命名.
据金启琮先生笺示：努尔哈齐系“野猪皮”之义，舒尔哈齐为“小野猪皮”，雅尔哈齐为“豹皮”。其说必有根据。 后阅西伯利亚通古斯各族民俗，小儿多喜以所穿之某种兽皮之衣，以为乳名，可反证松贤之说确实无误矣。
征之通古斯诸族民俗，罗日■《咸宾录》载，女真之俗，“好养豕，食肉衣皮”①，这与上述民俗相通。
努尔哈赤，意为“野猪皮”，努尔哈赤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大儿子长成人后，能象森林中的野猪一样勇猛无敌，象野猪皮（厚，坚韧）一样坚韧不拔，耐穿耐磨。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意是“小野猪”，另一弟弟雅尔哈齐，其意是“豹皮”。 满语nuheci(奴可齐)，意为野猪皮。shur ha(舒尔哈[齐])，意为小野猪皮。yarha(雅尔哈[齐])，意为豹皮。
努尔哈赤的第十四子多尔衮，即dorgon，意为獾。其侄阿敏之子固尔玛浑，即guul —mahuun，意为兔子。
其嫡长孙杜度，即dudu，意为斑雀。其外甥库尔缠，即kuurcan，意为灰鹤。上述努尔哈赤家族中兄弟、子孙、外甥的名字，都同动物有关。
此外，满族一些人物的名字也同动物有关，如马福塔，即mafu m，意为公鹿，等等。
朝鲜史籍记载清太祖的名字为“乙可赤”、“奴可赤”，似即nurhaci 的对音。在《明神宗实录》里，努尔哈赤进京贡方物、奏表文，朝廷颁敕封、赐宴赏的记载，均称其为“奴儿哈赤”。至于朝鲜称“奴可赤”，似为“ 奴儿哈赤”的急读。总之，nurhaci即努尔哈赤，按照满文的本意，是“野猪皮”的意思。
清代中期以后，在汉族文化的影响下，满族开始逐渐改变满族姓氏。首先将满语姓冠以汉字姓，尔后，满族人的名字才逐渐按汉族习俗命名取氏，彻底改变了满族“称名不称姓”、“父子不同姓”的文化习俗。
一、 满族姓名的民族特征
历史上，在冠汉字姓之前，满族人的名字极具其民族文化特征。
１．以动物名称起名。
满族人尤其是早期满族人十分喜欢用各种动物名或动物身体的某个部位来给新生儿命名，这跟汉族人命名绝不相同。
有的汉族人仅给幼儿取乳名时，用动物名取名，如“狗儿、狗剩、马柱子”等小名。同时，给此儿取大名（或谓学名），而小名（乳名）仅在家中使用，由亲属的长辈人或成年人呼之。
满族人给儿童用动物名或动物某部位名命名，如清太祖努尔哈赤，努尔哈赤，意为“野猪皮”，努尔哈赤的父母希望自己的大儿子长成人后，能象森林中的野猪一样勇猛无敌，象野猪皮（厚，坚韧）一样坚韧不拔，耐穿耐磨。
努尔哈赤的弟弟舒尔哈齐，意是“小野猪”，另一弟弟雅尔哈齐，其意是“豹皮”。
努尔哈赤之子多尔衮，意思是“獾子”，孙子杜度，意思是“山鸠”。努尔哈赤孙子福临皇帝的长子名牛钮，意思是“眼珠”。清初正黄旗人舒穆禄氏楞格里，意思是“硕鼠”。
这些为新生儿取名的方式代表了女真人和清初满族人给孩子起名字的古老习俗，是满族人命名取氏的一种基本方式。
２．以普通物品名称起名。这种情况也不在少数。如阿苏，意思是“网”；哈尔哈，意思是“鞋帮”；博尔晋，意思是“马鞍头”；穆哈连，意思是“弹丸”；海兰，意思是“榆树”；博洛，意思是“凉帽”；布拉，意思是“荆棘”；费扬古，意思是“小指”；齐集，意思是“海参”；尼满，意思是“山羊”；阿库里，意思是“鱼皮衣”；鄂博，意思是“界标”等。
３．用数字起名。有两种情形，即一是用满族语的数字取名，一是用汉语的数字取名，这也是满族取名的习惯、方式和特征。如，雅兰地方正蓝旗人葛济勒氏之名伊拉奇，意思是“第三”；辉发地方正蓝旗人赫舒里氏之名伊拉奇，意思亦为“第三”；额赫库伦地方镶白旗人富察氏苏色，意思是“五十”；乾隆朝镶白旗人章佳氏那丹朱，意思是“七十”；长白山地方正白旗人钮祜禄氏乌云珠，意思是“九十”；哈达地方镶蓝旗包衣明安，意思是“一千”。在满族谱书中，以及《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可以查出许许多多这类用满语数字命名的人，说明满族有喜欢用数字命名的习俗。清代以后，有许多满族人又喜欢用汉语数名词取名字，从四十一到九十八，几乎每个数词都是许多人的名字。而最大的则是富察氏的“一百八十三”，此名字可能是满族人用汉语数字命名中数量最大的人名词，它是父母与祖父母四人年龄之和。
４．用形容词起名。满族人名中带有“阿”字的名字特别多，“阿”字相当于汉语中的“的”字.《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和《八旗通志》及满族谱书中，人名尾带有“阿、布、额、格”等字的相当多，仅《八旗满洲氏族通谱》中带“阿”字的名字大约有上千个，这是满族人名字的一个重要标志。
(来源:本溪网少数民族资料介绍,本溪:最大的满族聚居地)
[回复]
[1楼] 网友：幺焱发表时间：2009-09-20 20:44:31
禽兽民族嘛，很正常的
[2楼] 网友：。。。发表时间：2010-08-18 19:55:59
說的好嘿嘿
清朝典章制度上“奴才”的特殊地位
作者：神田小胖
清朝典章制度上“奴才”的特殊地位
文/神田小胖
明清时，奴仆常被称为“奴才”。清人梁章钜《称谓录》有别解，释为“奴仆之所能”，即奴仆的能耐。“奴才”一词，本是古代北方游牧民族的一句骂人话，意为无用之人，只配为奴，故又写作“驽才”。今人骂某某人奴气重、是走狗，常称之为“奴才”。
“奴才”一词，虽含鄙意，却在清朝典章制度上有着一个特殊的位置。清朝规定，给皇帝上奏章，如果是满臣，便要自称“奴才”；如果是汉臣，则要自称“臣”。汉臣如果自称为“奴才”就算是“冒称”。乾隆三十八年(1773年)，满臣天保和汉臣马人龙，共同上了一道关于科场舞弊案的奏折，因为天保的名字在前，便一起称为“奴才天保、马人龙”。乾隆皇帝看到奏折后，大为恼火，斥责马人龙是冒称“奴才”。于是，乾隆帝做出规定：“凡内外满汉诸臣会奏公事，均一体称‘臣’”。这个规定，目的就是不让汉臣称“奴才”，为此，宁肯让满臣迁就汉臣也称“臣”。
清朝皇帝何以要在奏章上做出上面这些规定呢？本来，满族统治者是一向严求汉族人与自己保持一致的。他们强迫汉人剃头发，易衣冠，搞得血雨腥风，都是为了让汉人归化于自己，臣服于自己，但惟独不肯让汉人也与自己一样称“奴才”。这是为什么呢？
鲁迅先生的杂文《隔膜》里有一段话，实际上回答了这个问题。他说：“满洲人自己，就严分着主奴，大臣奏事，必称‘奴才’，而汉人却称‘臣’就好。这并非因为是‘炎黄之胄’，特地优待，锡以佳名的，其实是所以别于满人的‘奴才’，其地位还下于‘奴才’数等。”
满洲人入关前，大体处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社会，虽然占据了中原，但奴隶制的胎记并未完全退去，“严分着主奴”，就是一个明显的表现。即使到了晚清，满洲人内部仍保持着很浓厚的奴隶制习气。坐观老人《清代野记》记云：“每有旗主，贫无聊赖，执贱役以糊口，或为御者，或为丧车杠夫，或为掮肩者。若途遇其奴，高车驷马，翎顶辉煌者，必喝其名，使下车代其役，奴则再三请安，解腰缠以贿之，求免焉。故旗奴之富贵者，甚畏见其贫主也。”这就叫“严分着主奴”。“严分着主奴”的习惯反映到典章制度上，便是满臣奏事时要自称“奴才”。满臣自称“奴才”，不仅表示自己是皇帝的臣子，更表示自己是皇帝的家奴；而汉臣则没有满洲人传统的主奴关系，所以也就只有臣子的身份，也就不能称“奴才”。正因为这个原因，马人龙奏事时自称了“奴才”，便被认为是冒称。
“奴才”与“臣”这两个称谓，谁尊谁卑，以今人的眼光，无疑是“奴才”低于“臣”。但这种判断，与清朝的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奴才”一称，从表面看，似不如“臣”字体面、尊严，实则“奴才”要比“臣”金贵得多。“奴才”，实际是一种满洲人主奴之间的“自家称呼”，非“自家人”的汉人是没有资格这样称呼的——正如赵太爷骂阿Q：你也配！汉臣称“臣”，并不是皇帝为了照顾汉臣的面子，“特地优待，锡以佳名”，而是为了与“奴才”一称相区别，以显示汉臣的地位低于满臣。俗谚云：“打是疼，骂是爱”，清朝皇帝让满臣自称“奴才”，实际是骂中之“爱”；反之，不让汉人称“奴才”，则是因为缺少这份“爱”。
在实行奏章称谓制度的过程中，也出现过特殊的情况：即有汉臣虽然称了“臣”，却遭到皇帝的申斥。乾隆三十五年(1770年)，满臣西宁、达翎阿与汉臣周元理，联名上奏“搜捕蝗孽”一折，二满臣皆自称“奴才”，周元理自称“臣”，按理说，这是符合规定的；但乾隆皇帝却怀疑周元理称“臣”是“不屑随西宁同称，有意立异”，是不服当奴才。实际上，周元理哪敢作如此想？他巴不得能自称“奴才”呢！没想到却受到乾隆帝的猜疑。乾隆帝在这件事上，大约是玩弄了韩非子所说的“恃术不恃信”的诡道。规矩本来是自家定的，但他却出尔反尔，责备臣下，完全不讲信用。“恃术不恃信”，本是中国历代皇帝驾驭臣下的一个宝诀，乾隆皇帝对此显然运用娴熟。
鲁迅先生一生憎恶奴气，屡屡说到中国人的奴性重。他又常说，中国人做了满洲皇帝二百多年的奴隶。中国人的奴性之养成，固然与封建专制制度有关，但是否与皇帝特别喜欢奴才有些关系呢？清朝大概是由于自己的奴隶制基因，尤其喜欢奴才。清朝奏章上的“奴才”的特殊地位，就是皇帝特别喜欢奴才的一个证明。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顶戴花翎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清代改冠制，替以礼帽。礼帽分二种，一为暖帽，圆形，有一圈檐边，多用皮、呢、缎、布制成，多黑色，中有红色帽纬、帽子最高处有顶珠，其材料多以宝石制成、有红、蓝、白、金。
按清礼仪，一品为红宝石，二品为珊瑚，三品为蓝宝石，四品用青金石，六品用砗磲，七品为素金，八品用阴纹缕花金，九品为阳纹镂花金。无顶珠者无官品；二为凉帽，无檐，喇叭式，初期扁而大，后期小而高，用藤、篾席，外裹绫罗，多为白色，也有湖色、黄色，上缀红缨顶珠。
清朝的礼帽，在顶珠下有翎管，质为白玉或翡翠，用以安插翎枝。清翎枝分蓝翎和花翎两种。蓝翎为鹖羽所做，花翎为孔雀羽所做。花翎在清朝是一种辨等威、昭品秩的标志，非一般官员所能戴用；其作用是昭明等级、赏赐军功，清代各帝都三令五申，既不能簪越本分妄戴，又不能随意不戴，如有违反则严行参处；一般降职或革职留任的官员，仍可按其本任品级穿朝服，而被罚拔去花翎则是非同一般的严重处罚。
花翎又分一眼，二眼，三眼，三眼最尊贵；所谓“眼”指的是孔雀翎上的眼状的圆，一个圆圈就算做一眼。蓝翎是与花翎性质相同的一种冠饰，，又称为“染遏帷保匀境衫忌柠i鸟羽毛所作，无眼。赐予六品以下、在皇宫和王府当差的侍卫官员享戴，也可以赏赐建有军功的低级军官。鹖鸟生性好勇斗狠，至死不却，武士冠上插鹖翎，能够显示武士的英勇，到也贴切。在清朝初期，皇室成员中爵位低于亲王、郡王、贝勒的贝子和固伦额附（即皇后所生公主的丈夫），有资格享戴三眼花翎；清朝宗室和藩部中被封为镇国公或辅国公的亲贵、和硕额附（即妃嫔所生公主的丈夫），有资格享戴二眼花翎；五品以上的内大臣、前锋营和护军营的各统领、参领（担任这些职务的人必须是满洲镶黄旗、正黄旗、正白旗这上三旗出身），有资格享戴单眼花翎，而外任文臣无赐花翎者。由此可知花翎是清朝居高位的王公贵族特有的冠饰，而即使在宗藩内部，花翎也不得逾分滥用；有资格享戴花翎的亲贵们要在十岁时，经过必要的骑、射两项考试，合格后才能戴用。但后来花翎赏赐渐多，就不一定经过考试了。
花翎如此高贵，故此在清朝特别被人重视、向往。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在降清后被赐籍汉军镶黄旗，平台后力辞靖海侯而恳求照前此在内大臣之列赐戴花翎，康熙特旨许之；后乾隆帝下明诏，不但上述亲贵大臣可以戴用，如有显赫军功者也可以戴用。皇帝赐给臣下花翎是非常审慎的，乾隆至清末被赐三眼花翎的大臣只有傅恒、福康安、和琳、长龄、禧恩、李鸿章、徐桐七人，被赐双眼花翎的约二十余人，这在当时是千古犹荣的恩宠。
清朝爵位中最为显贵的亲王、郡王、贝勒，按清初的规定是不戴花翎的；但乾隆年间，许多人以兼任内大臣等职务为由乞翎，因此之后亲王、郡王、贝勒开始佩戴三眼花翎。得到花翎的也有特例，如道光帝得知擒获在新疆叛乱的张格尔后，即赏报捷音者戴花翎、军机处行走；道光后期，花翎的赏赐范围渐大，各方面对国家有功之人均可赏戴花翎；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因国库空虚，竟有了捐翎的例制，花翎为7000两实银，蓝翎为5000两实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