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上用了多久？”我问。
“没多久。”我无法解读他的表情，然而从他呆滞的脸上，我能感觉到悲哀，仿佛他内心仍希望交流，却力不从心。自从我与丈夫相识以来，他从不曾如此忧郁悲哀，因而我有点害怕。
他问起我的研究工作，我告诉他一些新的进展。当时，我所效力的公司正致力于开发能够分解塑料等非生物降解物质的天然产品。这份工作很无趣。之前，我一直依靠各种研究经费在野外考察。再往前追溯，我曾是激进的环护主义者，参与示威抗议，并受雇于一家非营利组织，通过电话寻找潜在的捐助人。
“你的工作呢？”我试探性地问道。关于这个谜团，我不知还有多少绕圈的余地，因此随时准备把话题岔开。
“哦，你知道，”他的语气就像才离开了几周，仿佛我是他的同事，而不是他的爱人，不是他的妻子，“哦，你知道，就那样。没什么新鲜的。”他喝了一大口橙汁——是真的认真品尝，一时间，屋里就只有他享受的气氛。然后，他随口问起房子里的其他改良之处。
早餐后，我们坐在门廊上，看着瓢泼大雨和药草园里的积水。我们看了一会儿书，然后回屋里做爱。那是一种神情恍惚、不断重复的交媾动作，只是因为困在这样的天气里，才感觉比较轻松舒缓。如果说，到目前为止，我仍在假装，那现在就再也不能欺骗自己了，我丈夫并没有完全回家。
午餐之后是看电视——我为他找到一档双人帆船竞赛的重播——以及更多乏味的交谈。他问及一些朋友，但我无法给出答案，我从没再见过他们。这些人其实并非我的朋友，我不会去交朋友，而是从丈夫那里转承。
我们玩一种桌面游戏，对其中一些愚蠢的问题抱以笑声。然后，他记忆中的空缺明显暴露出来，我们停止游戏，沉默笼罩着彼此。他阅读报纸和喜爱的杂志，看电视新闻，但也许只是在装模作样。
我在沙发上打了个盹，醒来后雨停了，而他不在我身边。我逐一查看每间屋子，却找不着他。我尽量克制住惊慌。最后，我来到室外，在房屋的侧面找到了他。他站在几年前买的小船跟前。那船塞不进车库。虽然只是一条大约二十英尺长的游艇，但他很喜欢。
我走上前，挽住他的胳膊，他脸上有一种疑惑而近乎凄凉的表情，仿佛记得这船对他很重要，却想不起原因。他并未对我的存在有所表示，而是继续盯着船看，显得越来越茫然。我能感觉他在尝试唤起某种重要的记忆，但很久以后我才意识到，那跟我有关。当时他要是能想起来，或许就可以告诉我一些至关重要的事。于是我俩只是呆呆地站着，尽管我能感受到他的体温与重量，也能听到他平稳的呼吸，但其实我们相隔甚远。
过了一会儿，我再也无法忍受——受不了他那无缘无故、难以名状的焦虑与沉默。我带他回到室内，他没有阻止我，也没有抱怨。他没有回头看那艘船，我想我就是在此时下定了决心。假如他回头看，假如他有反抗，哪怕只是一下子，情况或许就会不同。
当他快要吃完晚餐时，他们乘着四五辆没有标识的小车和一辆监控面包车过来，将他带走。进门时，他们举止并不粗暴，也没有高声叫嚷，更看不见手铐和武器。相反，他们对他态度恭敬，甚至可以说是敬畏：谨慎小心，就像处理一颗尚未引爆的炸弹。他离开时并未抗议，而我也任由他们把这陌生人从家中带走。
我无法阻止他们，但也无意阻止。与他相处的最后数小时中，我越来越恐慌，也越来越确信，在X区域的经历已将他变成一具空壳，就像毫无情感的机器，就像素不相识的人。他的每一个反常举动、每一句反常的话，都令我记忆中那个人变得越来越模糊。然而，尽管发生了这一切，保留住他的印象依然很重要。因此我拨打他以前留给我的紧急号码：我不知该拿他怎么办，也无法跟这个状态异常的人继续相处下去。坦白讲，看着他离去，我有种解脱的感觉，而不是背叛的负疚感。我还能怎么办？
如前所述，我经常去观察所探望，直到他生命的最后阶段。从谈话录像来看，即使在催眠状态下，他也的确没什么新的内容可说，除非是他们没给我看。我记得最清楚的，是他话语中始终存在的悲哀。“我沿着那条路从边界走向大本营，仿佛永远走不到头。路上花了很长时间，但我知道，回程的时间会更久。我没有同伴，只有孤身一人。那些树其实不是树，鸟也不是鸟，而我也不是我自己，只是长时间在路途中行走的某种存在……”
这其实是他返回之后，我在他身上发现的唯一特质：深邃而永无止境的孤独，就好像他获得了某种天赋，却不知拿它如何是好。于是那天赋就变成毒药，最终要了他的命。但它能杀死我吗？最后几次见面时，我凝视着他的眼睛，徒劳地盼望着能了解他的思维，于是这个问题便渗入我脑中。
我的工作重复性越来越强。在一尘不染的实验室里，我总是想到X区域，感觉倘若不去看一看，便永远无法知道它是什么样。没人能够明确告诉我，也没有谁的描述可以替代亲眼所见。因此，在丈夫死后几个月，我便志愿申请参加X区域的勘探。前期勘探队成员的配偶从来没有过报名签约的。我猜想，他们接受我，部分原因是想看一看此种联系是否会带来不同。他们接受我，是一种试验。不过，也有可能打从一开始，他们就料想到我会加入。
早晨，雨停了，天空蓝得灼人，几乎没有一丝云。唯有帐篷顶上散乱的松针，以及地上的泥水坑和落枝，才显示出昨晚有过一场暴风雨。影响我知觉的光亮感扩展到了胸部，我无法用其他词语描述这种感觉。我体内有一种光亮感，仿佛某种能量与期待，如同针刺一般麻痒，并且有力地帮助我抵抗睡眠不足。这是变化的一部分吗？但即便如此，也没关系——我无法阻挡自身的转变。
我发现自己在灯塔和地下塔之间犹豫不决，我必须作出决断。那光亮感似乎倾向于立即回到黑暗之中，其原因或许与勇气有关。不假思索、毫无计划地一头扎进黑漆漆的塔里，那是信心的体现，坚决而不计后果，除此之外，便无任何依托。然而我现在知道，昨晚有人在灯塔中。如果心理学家躲在那里，我就可以追踪到她，从而在继续探索地下塔之前，对它能有更深入的了解。与昨晚相比，这似乎越来越重要，因为关于地下塔的未知数增加了十倍。因此，当我与勘测员交谈时，已经打定主意去灯塔。
早晨的气味与感觉属于新的开始，但新开始并未出现。勘测员不仅不愿意回地下塔，对灯塔也同样不感兴趣。
“你不想知道心理学家是否在那里？”
勘测员看了我一眼，仿佛我的话很愚蠢：“当她守在制高点，四面八方视线毫无阻拦？在一个据说储藏着武器的地方？我宁愿留在这儿赌一赌运气。你要是聪明的话，也应该这么干。也许你会‘发现’，你并不喜欢脑袋上有个弹孔。另外，她有可能在别处。”
她的固执让我很难办。出于纯粹务实的原因，我不愿分头行动——他们的确说过，以前的勘探队在灯塔里存有武器——而且我相信，勘测员很可能会离开我独自回家。
“要么去灯塔，要么去地下塔，”我试图回避问题，“在回地下塔之前找到心理学家会比较好。她看见是什么杀了人类学家。她没把所知的情况都告诉我们。”未说出口的想法是：一两天过后，塔里那个在墙上缓缓写字的怪物或许就消失了，或者走到前面很远，我们再也追赶不上。然而这又让我脑中呈现出一幅令人不安的景象，那座塔永无止境地向地底延伸，有着无穷无尽的层级。
勘测员抱起双臂：“你是真不明白，对吗？任务结束了。”
她害怕了吗，还是因为不喜欢我，所以才不愿赞同？无论原因何在，她的反对和脸上得意的表情让我很恼火。
此时此刻，我干了一件现在想来十分后悔的事。我说：“假如马上回塔里去，风险并无回报。”
我自认为很巧妙地念诵出心理学家的催眠暗语，然而勘测员脸上一阵战栗，暂时的扭曲过后，她的表情告诉我，她明白我的意图。那甚至都不是惊讶的神情，更像是她早就渐渐对我形成某种印象，而现在得到了印证。于是我也明白，催眠暗语只有心理学家能用。
“为达到目的，你不惜用尽一切手段，对不对？”勘测员说。然而事实是，她握着步枪。我有什么真正的武器呢？我告诉自己，我不希望人类学家死得毫无意义，因此才建议如此行动。
她见我没有回答，便叹了口气，然后语气疲惫地说：“你知道吗，我在洗那些没用的照片时终于搞明白了。最令我不安的，不是隧道里那怪物，不是你的行为举止，也不是心理学家干的事，而是我手中握的枪。就这把该死的枪。我把它拆开清洗，发现那是三十年前的部件拼凑起来的。我们带的东西没一样是现代的，包括衣服和鞋，全都是以前的垃圾，修修补补又拿出来。我们相当于一直活在过去。类似于历史再演。但为什么呢？”她嘲弄似的哼了一声，“你甚至都不知道为什么。”
她从没一次跟我讲过这样多话。我想要说，与迄今为止所发现的情况相比，这条信息最多只能算稍许有点令人惊讶。不过我并没说出口。我必须言简意赅。
“你会在这儿等我回来吗？”我问道。
这是个重要的问题，然而她答得太快，语气也不对，令我很不安。
“随你便。”
“做不到就别答应。”我说道。我早已不相信承诺。生物学规律，我相信。环境因素，我相信。承诺，我不信。
“快滚吧。”她说。
于是，我们的对话到此为止——她斜躺在摇摇晃晃的椅子里，捧着突击步枪，而我出发前去寻找昨晚见到的光源。我背着满满一袋食物和水，还有两支枪，再加上取样用的设备，以及一台显微镜。不知何故，带上显微镜让我感觉比较安全。虽然我力图说服勘测员一起去，但心中仍有几分期待可以有机会独自勘察，不必依赖或担心他人。
我数次回头张望，直到小径拐过一个弯。勘测员一直坐在那里瞪视着我，仿佛是我自己短短数天前的扭曲镜像。
03 献祭
此刻，我被一种古怪的情绪所控制。我穿过最后几株浸泡在水里的松柏，它们仿佛漂浮在黑黝黝的水面上，浑身覆满灰色的苔藓。随着我一路行走，耳中仿佛演奏着一支情感饱满的曲调。一切都沉浸在强烈的情绪中，我也不再是生物学家，而是越涌越高的浪尖，永远不会在岸边拍散。我仿佛换了一双全新的眼睛，可以观察到周围环境过渡至沼泽和盐水平原时的诸多微妙细节。小径渐渐变成一道隆起的窄脊，右侧是昏暗滞塞、布满水藻的湖泊，左侧则是一条沟渠，湍急的水流在丛林般繁密的芦苇间蜿蜒流淌，远处是一些岛屿，还有被风吹得歪歪扭扭的树木，显得十分突兀。广阔的芦苇丛闪烁着柔和的暗金色光芒，而相对来说，那些黝黑佝偻的树就很令人厌恶。此处环境中的光线有点古怪，一切又如此平静，再加上等待的感觉，让我略有些出神。
灯塔矗立在远处，我知道，它面前有一座废弃的村落，两者都有在地图上标出。但我眼前仍是那条小径，时而点缀着沉甸甸的白色浮木，它们是早先被飓风卷入内陆深处的，形状奇特，仿佛遭到摧残虐待。高高的草丛里栖息着成群结队的红色小蚱蜢，以它们为食的青蛙却不多。大型爬行动物晒完太阳之后爬回水中，一路压倒的草丛形成了一条通道。头顶上方，搜索猎物的猛禽仿佛循着严格的几何形状盘旋。
无论我行走多久，灯塔似乎一直都那么遥远，时间也仿佛停滞下来，如同蚕茧一般将我捆住，于是我有更多时间思考地下塔和我们的勘探任务。塔中发现的东西应被视为某个巨大生物体的一部分，而它是否产生于地球尚无定论。我的职责应该是思考这件事，但目前为止，我似乎抛弃了此种责任。然而这一概念如此宏大，若是多加思索，崩塌的情绪便会将我压垮。
所以……我知道些什么呢？有哪些重要细节？一个……有机生命体……沿着塔的内墙书写活体文字，而这一过程可能已持续很长时间。完整的生态系统由此诞生，并依赖于这些文字茁壮生长，然后又随着文字的隐退而消亡。但这些只是有了合适的栖息环境与条件之后所产生的副产品。对我来说，唯一重要的，只有文字中的生物如何适应环境，这或许可以让我对塔有所了解。比如我吸入的孢子，能使我看到真相。
这个想法让我吃了一惊。沼泽中的芦苇随风摇摆，在我周围形成一重重宽阔而模糊的波浪。一直以来，我都假设心理学家对我施行了催眠，让我以为那座塔是建筑，而不是生物体，孢子的影响则使我对催眠暗示产生抵抗。但假如这一过程其实更加复杂呢？假如那座塔也会施放出某种影响——形成类似拟态的防御机制，而孢子却让我对此种幻觉免疫？
基于这一背景，我有好几个问题，而答案却不多。爬行者究竟充当了何种角色？（我决定给书写文字的怪物取个名字，因为这很重要。）那些具体的文本目的何在？实际的语句是否重要？还是任何文字都一样？这些句子来自何处？文字和塔形生物之间有何相互影响？换言之：文字是否爬行者与塔之间的某种共生或寄生交流？爬行者有可能是塔的代理，也有可能原本是独立个体，后来才依附于塔中。然而缺少那该死的塔墙样本，我根本无从猜测。
这让我的思绪又回到文字上。出自罪孽者之手的扼杀之果既已在此我将孕育出死亡的种籽与蠕虫分享……黄蜂、鸟类以及其他筑巢动物常常使用不可替代的物质或材料充当巢穴的内核，但也会掺入附近环境中找到的其他物品。这或许能解释那些看似混乱无序的文字，它们只不过是建筑材料。同时，这也能解释上级为何禁止我们携带高科技物品进入X区域，因为他们知道，占据此地的存在可能会以某种强大而未知的方式对这些物品加以利用。
我看着一头沼泽鹰俯冲入芦苇丛里，再次起飞时，爪中擒着一只挣扎的兔子。我头脑里同时涌现出几个新想法。首先，那些文字——串成一行的实体物质——对塔或爬行者来说绝对至关重要，甚至对两者皆是如此。早前的文字留下一串串褪色的痕迹，数量如此众多，你也许会推测，爬行者的此种行为在生物学上具有必要性。这一过程对塔或爬行者的生殖周期或许有某种作用。爬行者可能依赖于它，而它对塔也略有助益；或者是反过来。也许文字本身并不重要，因为那只是受孕的过程，只有当左边塔墙从头至尾填满一行字，这一过程才算结束。
虽然我试图让头脑中的曲调继续保持下去，但想到这些可能性，便一下子回到了现实。忽然间，我只是一名孤身旅人，沿着似曾相识的自然地形跋涉前进。变量太多，数据太少，我的基本假设或许有误。首先，我一直假定爬行者和塔都不是智慧生物，或者说不具备自由意志。我的生殖理论依然适用于这一拓宽的范围，但还有其他可能性。比如某些社会文化中的典礼仪式。尽管我在研究群居昆虫时对该领域有一定了解，但此刻仍希望拥有人类学家的头脑。
倘若这并非仪式，那我认为其目的仍是交流，不过是有意识的交流，而不仅仅是生物本能。墙上的字可以告诉塔什么呢？我只能大致猜测，爬行者不仅仅生活在塔中——它要到外面搜集与吸纳文字，哪怕不一定理解。爬行者需要记住文本，相当于将其吸收，然后再返回塔内。塔墙上的语句或许是爬行者带回的证据，以便让塔进行分析。
但是，如此宏大的问题，即便是其中一隅，也令人难以彻悟。然而你仍能感觉到身后那高高耸立的阴影，这想象中的巨兽竟如此庞大，令人惊惧，你甚至可能因此而陷入失神。我的思考只能到此为止，零零碎碎，难以构成一体。等到我将这一切都记录下来，看着纸页上的内容，才可能开始琢磨其中的真正含义。此刻，灯塔终于在地平线上逐渐变大，给我造成沉重的压力。我意识到，勘测员至少有一件事说得对，灯塔里的人从很远处就可以看见我接近。行进途中，在孢子的作用下，胸口的光亮感继续对我施加影响。前往灯塔的半路上有座废弃的村庄，当我到达那里时，感觉可以跑下整个马拉松赛程。我并不相信这种感觉。也许我已经受到太多欺骗。
由于见识过第十一期勘探队成员那种反常的平静，在训练期间，我常常想到第一期勘探队所汇报的平和状况。X区域原本是一片荒地，与一座军事基地相邻。三十年前，定义不明的“特殊事件”将其隔离在边界之内，并导致诸多费解的现象。当时那里仍有人居住，类似于自然保护区，但居民并不多，而且多半是沉默寡言的渔民后代。他们的消失，在有些人看来，只不过是几个世代前就已启动的过程发生了进一步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