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年，卡捷琳娜又有了身孕。婴儿出生后，他们用迪米特里母亲的名字给她命名。半年以后，两个孩子同时受洗。他们将会在疼爱中长大。
丈夫的死让奥尔加得到了解脱。自迪米特里出生的许多年后，她便被诊断出患有产后忧郁症，余生都在克服广场恐惧症，现在至少她能偶尔去伊里尼街走走。她把所有的爱都倾注在这两个孩子身上，用心远超过一般的祖母。提奥多里斯和小奥尔加每天放学回家的路上都要顺道去尼基街，吃帕夫林娜的一碟碟新出炉的蛋糕和饼干，两个孩子被宠得像泡在蜜罐里。老管家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不能去伊里尼街走动，但烤蛋糕不在话下，直到九十五岁高龄去世。在她的葬礼上，提奥多里斯和小奥尔加第一次看到大人们都哭了。帕夫林娜早已是他们至亲的人。
两个孩子和外祖母尤金妮娅也很亲。她想过要向他们解释她并不是他们的亲外婆，但总觉得不合适。孩子们的父母每天起早贪黑地工作，老太太照顾家，把一切打理得井井有条。她偶尔也会到索菲亚或玛利亚那里住几周（她们俩的孩子加起来都有九个了），但每次回到相对安静的伊里尼街，她总是更开心。
星期天，包括两位老人在内的全家人偶尔会去海滨，上他们最喜欢的那家名叫阿索斯的咖啡馆。孩子们能吃到冰激凌，他们一周只能吃这一次，女人们都吃小份的的布加撒。
迪米特里和卡捷琳娜的生意日渐兴隆。城里一片片公寓楼拔地而起，千百户家庭正在搬进更好的房子里。许多人家第一次用上有自来水的卫生间和现代设施齐备的厨房。新的生活方式要求有相配的新型室内装潢和设计，他们现在要全力以赴才勉强忙得过来。
就在一九六二年复活节前夕，卡捷琳娜收到一封寄自雅典的信。笔迹并不熟悉，是阿尔特米斯写的，通知她们的母亲已经去世。让卡捷琳娜最难过的是，她竟然哭不出来。她对泽尼亚的记忆早已淡去，妹妹也完全成了陌生人。她表达了哀悼之情，答应出席在泽尼亚去世第四十天举行的追思会。
遗憾的是她无法履行诺言。仅仅两周后，尤金妮娅胸腔感染，一周内发展为肺炎，最终宣告不治。这让全家都悲伤不已，尤其是卡捷琳娜。对她而言，尤金妮娅的去世远比她生母亡故沉重。
“可她才六十九岁啊。”小奥尔加哭得像泪人一般，怎么哄都不管用。在那个年代，六十九岁是女性的平均寿命，两个孩子都以为她会活到帕夫林娜那么大年纪。没有她，那所小小的房子显得空落落的。织布机闲置在那里，上面挂着织了半截的地毯。尽管它占了半间屋子，卡捷琳娜和迪米特里还是好几个月都不忍心搬走它。
假如要找个时机搬走它，那现在正合适。孩子们吵着要离开伊里尼街，搬到更大、更现代的地方去住。如果搬到一幢新楼上，楼上住人，楼下做店面，生活会便捷许多。但夫妻二人眷恋着那条铺着石子的老街。无论是卡捷琳娜还是迪米特里都同伊里尼街牢牢拴在一起，这种感情远非儿女能够想象和理解。
于是他们在附近租了一家店面展示货物，自己仍然住在五号，把隔壁当作车间。孩子们可以在街上玩耍，没有被汽车撞倒的危险，就像几十年前他们那时一样。现在汽车在城里随处可见，可看到一个骑着摩托车在这条街上横冲直撞的年轻人时，迪米特里和卡捷琳娜还是禁不住怒气冲冲。
国家进入经济腾飞时期，希腊终于开始重建。卡捷琳娜和迪米特里这些人的生意也随之获益，他们的“软装饰和现代家具”商店蒸蒸日上。
尽管如此，国家政局依然不稳定。右翼政府一直鼓噪共产主义依然是严重威胁这一观点。一九六七年初，他们以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一批社会主义领袖，说他们密谋推翻政府。迪米特里每天看报纸，关注事态进展。他越来越焦虑，晚上开始噩梦不断，梦见自己又回到了马克罗尼索斯岛。卡捷琳娜有时候半夜醒来，见他坐在床边，因恐惧而浑身颤抖。
“他们说又有重新爆发内战的苗头呢。”卡捷琳娜说。她在店里工作时，一天到晚都在听广播。
“一派胡言，”迪米特里不屑地答道，“净编造。”
那天傍晚，提奥多里斯冲进家门。他马上要毕业考试，平时在学校补课，待到很晚才回来。
“爸爸！妈妈！”他心急火燎地说，“你们看到那些兵了吗？好几百呢，在伊格纳提亚街上，出什么事了？”
军队以“防止国家被共产党占领”为借口发动政变。如今上校们把持着政权。
卡捷琳娜和迪米特里不是第一次经历政变，深知这样的局势会带来怎样的恐惧。
两个孩子都好学上进，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是难得遇到的聪明学生。受老师的鼓励，提奥多里斯梦想学习法律。他擅长写作、辩论，而且博闻强记，这些才能很适合学法律。对儿子选择的专业，迪米特里予以尊重。他想，在这个十几岁男孩身上偶尔会看到自己父亲的影子，也在所难免。
七月份，考试成绩张榜公布。提奥多里斯遭遇平生最大的失望，他的成绩竟然比班里平均成绩还要低。他径自跑回家，躲进房间。
此时，他的父母正在后院透气歇息，听到抽泣声，本能地知道发生了什么事。
“这孩子那么聪明，学习那么用功，”卡捷琳娜觉得难以置信，“他们怎么能这样对他？”
“恐怕他们现在可以为所欲为。”迪米特里答道。他又伤心又愤怒，脸色都发白了。
他们俩都明白，提奥多里斯的成绩被篡改是由于迪米特里的历史问题。这种手段并不鲜见。迪米特里曾被关押于战俘营的污点现在又如乌云般笼罩在孩子头上。迪米特里清楚，他和左派的瓜葛会一直如影随形。从古阿洛斯岛回家后，他也接受了自己无法行医的现实。这似乎是对他终生的惩罚。
“你觉得他们会不会也这样对待小奥尔加？”卡捷琳娜忧心忡忡地问。
迪米特里无言以对，对当权者的仇恨在心中升腾。
人人都知道，在新政权下，考试成绩经常在公布之前被警察改动。“不受欢迎”的孩子会被压低成绩，而那些父母“思想正确”的考生分数则会被拔高。尽管自打从岛上归来，迪米特里就一直低调行事，从没出席过政治集会，可他依然意识到他的过去就是他的罪名，而他的孩子还要继续为此遭罪。同样的歧视也针对大学教授，那些据称有左倾思想的教师们被解雇。如今爬到系主任职位的都是些愿意发表所谓爱国主义和国民革命演讲的教授。
“即便他考上，又能受什么样的教育呢？优秀的法学教授都因政见被解雇了。”
两人都知道，有一个解决办法。迪米特里的母亲想供孩子上大学，资助他们出国留学也轻而易举。这个话题他们没完没了地讨论过，而且母子间好几次差点起争执。
“我理解你为什么不愿要你父亲的钱，迪米特里，”奥尔加说，“但没有理由不让孩子们从中受益啊。”
这时小奥尔加刚刚放学回家，拿回经军政府批准的新课本。
“看，爸爸，”她给他看课本的前言，“听这个：四月二十一日，共产党再次妄图摧毁国家，军队先发制人，将国家从覆灭中拯救出来。”
“胡说八道，”迪米特里说道，“完全是胡说八道！”
那天晚上，屋里只剩下迪米特里和卡捷琳娜两个人的时候，卡捷琳娜开门见山。
“如果他们一直被灌输这些谎言，受教育又有什么意义呢，迪米特里？”
他知道这样说下去会是什么结果，心里一阵不安。
“你自己一直没有完成学业，没有道理不尽所能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机会啊……”
他仍然一声不响。
“你知道上周奥尔加班里出了件什么事吗？”
奥尔加的一个朋友安秀拉在教室里讲了个关于军官们的笑话，一个同学讲给她父亲听了，后者恰好是军官。于是就在第二天，安秀拉被开除了。
“是的，我听说了，”迪米特里答道，“太无耻了。”
“我们应该给孩子一个机会，即便这会让我们很痛苦……”
她注意到他眼神中的悲伤。迪米特里和她一样深爱着孩子，但正因如此，卡捷琳娜让他们离开塞萨洛尼基的决心才更加坚定。
“我知道你说得对，”他说，抬头看着她，“但我会尽全力让他们留下。”
几天后，乔治·帕帕多普洛斯[17]来到本市，在大学发表演讲。迪米特里和卡捷琳娜在店里开着收音机，停下活儿听广播：
“大学必须成为发扬国家精神的教堂，教师应当引导民族的思想，道德秩序必须再次成为指导思想，约束人的生活。我们的思想必须恢复到道德和社会秩序遭到践踏之前的状况。”
“我听不下去了！”迪米特里喊道，“难以忍受，拙劣的政治宣传！”
“嘘，迪米特里！”
卡捷琳娜走向收音机，调到别的频率。她永远无从把握顾客们的政治立场，这样直言不讳地与军政府作对是很危险的。此时喇叭中正翻来覆去地播放着不着调的军乐曲。
“干脆关上吧，卡捷琳娜，我宁可什么都不听。”
同伊莱亚斯一起听乐贝提卡的记忆时常浮现在迪米特里的脑海中，一阵强烈的怀旧感弥漫他的心底。这么多音乐都被禁，他心里难受。他的孩子不能听想听的歌曲，不能读本应可以读的报纸，戏剧、诗歌和散文都要接受审查。按帕帕多普洛斯的说法，如今他们的思想也要受控制，真是暴政。
九点半店打烊，他们默默无语地回到伊里尼街的家。提奥多里斯和奥尔加在卧室中，卡捷琳娜去厨房做饭。迪米特里跟她进了厨房，坐在桌边，望着正沉思着切面包的她。
“卡捷琳娜，”最后他终于说，“我知道你是对的，我们可以忍受他们限制我们的自由，但孩子们的未来绝不应该是这样。我们必须让他们走。”
“你是说真的，迪米特里？”
“是的，我太自私了。妈妈有这个经济能力，所以没理由不让他们出国求学。而且她说得对，我恨父亲和他们不相干。”
她抬起头，他看到大颗晶莹的泪珠从她脸上滑落。
不到一年，提奥多里斯去伦敦求学；没过多久，奥尔加也通过考试，进了波士顿大学。
迪米特里和卡捷琳娜从没有为这决定后悔过。国内的气氛越来越压抑，几千名异见者被军政府流放。
“我听说他们又把人关到马克罗尼索斯岛上了。”第二年的一天，卡捷琳娜说，“不会是真的吧？”
“很不幸，恐怕是真的。”他答道。
严刑拷打和心理折磨如今司空见惯，而民众几乎没有反抗的途径。没有出版自由，无法示威，民众丧失了一切有效的抗议方式。
每到星期天夜晚，迪米特里和卡捷琳娜都会给孩子写信。有时候卡捷琳娜会绣一方手帕或缝件上衣寄给奥尔加，做件衬衣或靠垫套寄给提奥多里斯。信都是聊些家常，担心一旦涉及政治，信就会被扣住。
卡捷琳娜还想寄些食物，可迪米特里说英国美国不缺吃的，而且她的葡萄叶裹米卷也一定会从盒子里渗出汁水来。
一九七三年十一月，学生罢课已进入第三天，雅典一些学生发动起义。他们自建电台，全希腊广播，号召大家为民主而战。塞萨洛尼基的学生也举行游行以示声援，但很快被军队和警察驱散。
“你想，要是提奥多里斯在的话，他会不会参加呢？”卡捷琳娜沉思着问。
“很可能会。”迪米特里说。
在雅典，针对军政府的大规模游行队伍蔓延到周围的街上。学生们在雅典科技大学内设置街垒进行自卫，但罢课进行到第三天时，军用坦克撞倒学校大门，长驱直入，造成十几人丧生，几百人受伤。
这是事变的前兆。结果帕帕多普洛斯政府被推翻，一年后，独裁统治结束，民主政府重新建立。自一九四七年以来，共产党第一次合法化，并受邀参加了十一月中旬举行的选举。他们得到了几个席位，为此迪米特里欢欣鼓舞。
那年夏天，提奥多里斯和奥尔加回来过暑假。他们成绩优异，又不缺资金，因此都打算继续读研究生。提奥多里斯搬到牛津攻读哲学博士，奥尔加则留在波士顿。
塞萨洛尼基似乎在蓬勃发展。尽管迪米特里和卡捷琳娜很为儿女的出色表现而自豪，可心中还埋藏着没说出口的愿望——希望他们完成学业后回到希腊。每次孩子们回来，夫妻二人便带他们参观那些令城市面貌一新的新建大楼与各种基础设施。
提奥多里斯当时已经在伦敦一家大型律师事务所工作，奥尔加在波士顿一个富庶郊区的一家医院做实习医生。他们的事业前景一片光明，却也使他们离家越发遥远。一九七八年夏天，他们俩第一次没回家过暑假。也许是命中注定吧。
六月二十日是星期二，那天晚上，一轮满月升上天空，预示着奥林匹斯山后将呈现辉煌的落日。海湾上空，金色的余晖会很快黯淡，成为一片火红，海面的一边闪烁着银色的月光，另一边跳跃着火红的夕照。
在这美丽的月夜，人们携手在海滨大道上漫步，或在咖啡座中闲坐，凝视着海面，沉醉于大自然壮丽的光表演。无须对白，无须音乐，日月本身就是令人叹为观止的奇景。
十点钟，大地开始颤抖。塞萨洛尼基已经习惯了大自然时不时发出警告，提醒人们大地并不稳固。但这一次，颤抖没有立即停下来。
迪米特里和卡捷琳娜正在伊里尼街的车间里。忽然间，所有东西都咔嗒咔嗒响起来。一把大剪刀滑过裁剪桌，摔在地板上，卡捷琳娜的缝纫机在底座上震颤着挪动。窗户咯咯作响，椅子翻到在地，原本靠墙而立的一卷卷布匹像九柱戏的柱子一样栽倒。连脚下的大地也仿佛要沉没。
“亲爱的，”迪米特里抓住卡捷琳娜的手喊道，“出事了，咱们得出去！”
他们奔到街上，奔向另一条宽阔的东西向主路。站在室外，他们觉得安全了点，但新的危险就在眼前，他们眼见着前面的一幢大楼摇晃着倒塌，惊得魂飞魄散，眼睛进了尘土，喉咙里也呛满了灰尘。
地震持续的时间并不长，但造成的破坏却是灾难性的。几分钟内，每幢大楼的地基都被猛烈摇撼着，许多楼房并不抗震。一片死寂中，响起了持续不断的警报尖啸。
卡捷琳娜和迪米特里以最快的速度跨过一堆堆瓦砾和掉落的砖石，向山下奔跑，奔向亚里士多德广场。那儿空旷宽阔，已经聚集了几百人，他们三三两两地站着，有的在哭喊，有的惊得哭不出来。前一天曾经发生过一次前兆性地震，但大家都不以为意。
迪米特里和卡捷琳娜没有在广场停留，他们更担心另一个人的安危。
他们往左一拐，沿尼基街匆匆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