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要懒洋洋的。”她总是这样对卡捷琳娜说。每当她表现出慵懒的模样时，她都会调整自己的仪态。
日子一天天过去，卡捷琳娜完全没接触到塞萨洛尼基脏乱的一面。每天往返于家和工厂，走在那条铺满鹅卵石的小路上，从没有机会路过那些临时棚屋——里面还住着许多在一九一七年大火中失去居所的人。也没人带她去看那些挤在百货大楼和一排排别墅之间的木屋，这些煞风景的屋子里面还住着一些像吉卜赛人一样生活的小亚细亚难民。她也没发现她其实离火车站不远，而那里恐怕是最糟糕的地区。拥挤的铁皮屋之间污水横流，老鼠乱窜，每一扇门里面都可能是贼窝或妓院。
伊里尼街的房屋样式简单，挤挤挨挨得好像是孩子的胡搭乱建，但相较之下要算是富足的了，尤其是现在这种贫富格外失衡的形势下。天平的一端是富有的银行家和商人——像莫雷诺和科姆尼诺斯的客户一类的人，而天平的另一端，是依赖救济生存的贫民窟里的赤贫者。伊里尼街上的人家，则处于这两者之间。
失业率居高不下，即便是有工作的人也一样怨声载道。多数雇主并不像索尔·莫雷诺那样关心工人。二十年代末，抗议不断爆发。烟草工人是其中一股巨大的力量，他们争取更好的工作条件和报酬，并得到了码头工人、印刷工、面包工和屠宰工的声援。这种贫穷与剥削下的动荡氛围是共产主义萌芽的绝佳土壤。
民族主义者对于左翼势力的成长持激烈的敌视态度，此外还有一个目标：犹太人。他们指责后者没有融入希腊社会。
整个二十年代，右翼报纸《马其顿报》始终致力煽动对犹太人的仇恨和猜疑，散布犹太人企图夺取国家政权的谣言。这让民众想起了一九一二年，当时的塞萨洛尼基刚刚脱离奥斯曼帝国并入希腊，而城里的犹太人并没有热情欢迎希腊军队。他们有些人甚至不会说希腊语，只好继续说拉迪诺语。换句话说，他们既不热爱这个国家，也不是真正的希腊人。《马其顿报》列出了长长的“罪状”单。
怨恨开始酝酿，那些来自小亚细亚的陷于穷困的希腊人，尤其容易被煽动。一天，索尔·莫雷诺和往常一样早早来到工厂，却发现大门被人用红色油漆泼上了“JEW”（犹太人）字样。他赶紧买来一桶黑漆，把整扇大门重新漆了一遍。等大家陆续到来，看到黑色的大门都迷惑不解。他没有解释，不想扰乱大家的心思。
“我觉得这样会带来一些改变。”他说。但几周后，他还是会把大门漆成他喜欢的绿色。
莫雷诺先生努力保护着妻子。每天上班路上，他都会从报摊上数不胜数的报纸中挑一份。但如果报上提及反犹活动，他就会很快把报纸扔掉。一路上遭遇的敌视目光，他一丝口风都没有露。他也没有告诉萝扎，有一两个顾客取消了订单。
六月底，他还没看报纸，就知道了一些重大消息。
他的两个裁缝住在犹太人聚居的坎贝尔区。前一晚，他们的家被放了火。这两个男人惊魂未定，想和同事说一下这件事，于是二十来个人围在裁剪室里。大伙儿听了都胆战心惊，急于知道原委。这似乎是来自附近脏乱不堪地区的一群小亚细亚难民干的。
“刚开始，我们把自己关在家里。这好像是保护家的最好的办法。”
“但结果根本不是那样……”他的邻居说。
“他们简直发狂了。”
“像一群疯子！”
“他们点燃第一座房子后，我们不得不逃出来。所以，每个人都在跑。准确地说，是带着能带的东西逃命。”
“有的人失去了一切！工厂，家，一切的一切！”
“我们能活着出来，已经是幸运的了！”
“知道吗，他们还去了另外两个区！”
这一事件让犹太人和希腊人都感到震惊。一些居心不良者受到了审判，包括《马其顿报》的编辑，是他把种种恶名强加于犹太人的。许多犹太人都在计划离开，包括莫雷诺厂的一个裁缝。如果躺在自家的床上都忐忑不安，留着有何意义。接下来的那个月，包括他在内的一些人搬到了巴勒斯坦。
索尔·莫雷诺决心保护他的生意。他向一些右翼倾向最明显的报纸买下整版做广告，并征得一些高调的客户的同意，刊登了他们的推荐书。
每份广告上都有“让我们从头到脚装扮您”。配图为一对优雅夫妇的照片，男士穿着晚礼服，女士穿着长长的珍珠礼服。这位女士神似奥尔加·科姆尼诺斯。
页面底部是自信满满的硕大文字：莫雷诺父子公司，塞萨洛尼基最了不起的裁缝。
这是信心的展现，是对那些心存恶意者的一记响亮反击。
索尔·莫雷诺还想办法鼓舞工人士气。他买来一台留声机，每天下午快下班时播放一个小时，是妇人们最喜欢的时刻。随着唱针嘎吱一声落在唱片上，音乐声流淌出来，房间的气氛也变得欢快起来。
唱片容量有限，她们常常从土耳其的哈义姆·埃芬迪的塞法迪犹太歌曲开始，以她们喜爱的萝扎·埃斯凯纳齐结束。她们的手伴随着音乐的节拍继续忙碌。
隔壁房间的工人听到妇人的歌唱盖过缝纫机的咔嗒声，他们会微笑起来。
埃丝特·莫雷诺不喜欢音乐，更不喜欢音乐声制造出来的假日氛围。她认为放音乐的时候生产力会下滑。但她错了。音乐声会让大家不那么赶着下班回家。卡捷琳娜就特别喜欢音乐，每一首歌她都记得滚瓜烂熟。家里可没有留声机。
卡捷琳娜纤细的指头越来越灵巧。连最难的活计她都完全胜任。有些特别纤细的面料上的接缝是机器做不了的，她却可以完成。城里的女人纷纷以拥有她手工制作的礼服为荣。
“她做的裙子，反过来穿都没有问题。”客户会这样炫耀。
这是真的。她缝的接缝完美无瑕，而她缝的珠子，背面的走线有时竟比正面的珠子还漂亮。
一天，她收到任务，需要给一条浅黄色绉纱裙收尾。这条裙子的主人腰极其纤细，卡捷琳娜需要在裙子正面从上到下缝大约二十五颗包有同样布料的纽扣，并锁好环形扣眼。那些纽扣只有一丁点大，所以这活儿难倒不少人。
“这是为科姆尼诺斯夫人做的。”索尔·莫雷诺告诉她。
卡捷琳娜明白她不应该对客户或者客户的选择评头论足，但她还是忍不住说了一句。
“她太瘦了！怎么比过去还要瘦！”
她感到震惊。以她的经验，这样纤瘦，不是意味着生病，就是意味着饥饿，但她知道不可能是后者。
“她？”
“什么？”
“身体好吗？”
“一个裁缝师去了她家为她量身，回来没有说起她生病之类的。要不，等你做好了，你愿意帮我送过去吗？”
“当然愿意。”卡捷琳娜说，竭力掩饰着内心的热切之情。
“科姆尼诺斯先生希望星期六之前能够送到。”
只剩不到两天的时间。
卡捷琳娜马上投入工作。星期五下午三点，在马可斯·凡瓦卡利斯的音乐声响起前，她终于缝好了最后一颗纽扣。经过莫雷诺先生的最终检查，裙子用几层纸包裹起来，小心地放到一个大扁盒子里，并用黄色的缎带牢牢地扎上。
卡捷琳娜戴上帽子，穿好外套，把盒子夹在胳膊底下，紧张地出发了。她将要去的科姆尼诺斯家，她曾见过、想过无数次，但却从未踏进过它的门槛。
出发时天开始下毛毛细雨。到了海边，浪头正拍打着海岸并一次次地漫上海滨大道。一辆有轨电车驶过，她感到脚踝溅上了水，于是加快了脚步。雨下大了，她开始担忧这扁盒子里面的裙子会不会淋湿，她半年的薪水都买不起它。她用两条胳膊紧紧地搂住了盒子。
那天下午，街上很安静，大部分人都在避雨，雨幕中，她看到对面走来一个孤单的人影。那人提着一个皮革公文包，像是个商人。她不知道，他们俩究竟谁会让到一边躲开水坑。
接着，她又意识到，他们俩都转进了同一扇门。
在这一年里，她只是远远地见过迪米特里，现在离得这么近，感觉有点奇怪。虽然他穿得西装笔挺，像个成年男子，但面孔看上去和小时候没有什么差别。十六岁就模仿你的父亲也未免太早了点，这是她脑海里浮现的第一个想法。
迪米特里一开始并没有认出卡捷琳娜。他低头盯着路，视线也被帽子挡住了不少，但听她一开口，就反应过来了。
“迪米特里……嗨，你好吗？”她的心怦怦作响。
“卡捷琳娜！真是惊喜！你在这里做什么？”
她还没来得及回答，帕夫林娜已经打开了门。
“进来吧，”她说，“快点，外面真可怕！”
“我来给科姆尼诺斯夫人送一条裙子。”她解释道，把盒子递给帕夫林娜。
“你得自己给她！”帕夫林娜大声说，“脱掉你的湿衣服上楼去吧，她在客厅里。”
迪米特里和卡捷琳娜脱下外套，跟着帕夫林娜走上宽大的楼梯。卡捷琳娜竭力克制着不去像个傻瓜般呆呆地盯着这座豪华的大房子。她从没见过这样的地方。巨大的房间，奢华的布帘。墙上挂着镶镀金画框的巨幅油画，打磨得闪闪发光的欧式家具似乎有着黄金般的触感。
来到楼上，迪米特里敲敲门。他们听到轻轻的一声“请进”。
奥尔加坐在壁炉边的一把大椅子上，两脚放在另一把椅子上。她在看书。她抬起头来，看到儿子带着一个年轻姑娘，既惊讶又疑惑。她没一眼认出来。
“妈，这是卡捷琳娜！她是从莫雷诺那儿来的，给你送一个盒子。”
“卡捷琳娜！我简直认不出你来了！”
她的脸型和眼睛的轮廓没有什么变化，落落大方的表情和笑容也没变，只是及腰的大辫子剪成了短发。
奥尔加虽然是瘦了一点儿，但看起来还是那个样子。
也许她是生了一场病，卡捷琳娜这样想道，所以她才没去莫雷诺的工厂。
她把盒子放到奥尔加旁边的一把椅子上，可奥尔加根本无意打开，这让她十分惊讶。
“需要我帮您拿出来吗？我想，得把它挂起来。”
“没事。帕夫林娜只需要一分钟就可以把它挂起来。我想知道你过得怎么样。尤金妮娅好吗？孪生姐妹好吗？”
尽管奥尔加·科姆尼诺斯举止克制、声音平静，却仿佛急于了解这些情况。卡捷琳娜开始跟她讲自己和萝扎·莫雷诺一同度过的那些夜晚，以及她是怎样被邀请到那里工作的。
“每天起床的时候，我都感到心里像是升起了太阳，”她热切地说，“每天早上我都和艾萨克与伊莱亚斯走路去上班。他们的爸爸一般老早就过去了……”
她滔滔不绝地讲了十分钟、十五分钟，讲她每天做的事情、她的同事们、她们在留声机上听的歌，等等。她对生活和工作的热情溢于言表。她甚至努力唤起大家对可怜的埃丝特·莫雷诺的同情，她的坏脾气就像穿了一件酸臭衣服一样尽人皆知。
没等卡捷琳娜说完，奥尔加对她的工作已经有了相当的了解，迪米特里也是如此。他一直站在门口，听着、记着。他忍不住把卡捷琳娜形容的同事和他私立学院的老师做起比较。他每天早上起床、穿上正装、背上书包去上学的时候，总觉得很疲倦。他醒来就感到疲惫了，因为晚上总学习到深夜，卡捷琳娜的那种愉悦情绪他压根儿没体会过。
这时，帕夫林娜端着咖啡托盘出现在迪米特里身后，他这才意识到自己不应该在门口待着。
迪米特里进了屋，卡捷琳娜马上自觉地停止了讲述。
“听上去你很喜欢你的工作。”迪米特里说。
“是的。”她回答。
两人害羞得说不出话了。
“来杯咖啡吗，卡捷琳娜？”帕夫林娜问。
“不用了，谢谢，”她说，“给我点水就好。而且我也该走了。”
“真过意不去，卡捷琳娜，”奥尔加说，“我听得太入迷了。你还没给我讲伊里尼街的事儿呢。再多待一会儿吧。”
奥尔加好像突然间萌发了对生活的热情，好像有谁把快要熄灭的火星扇着了一样。虽然想到外面就感到惊恐，走出去的念头也令她瘫软，她仍渴望着融入街道上、咖啡馆中、工厂里日复一日的正常生活中。他的丈夫不让她接触到那些，那些客人也一样，他们的寒暄客套只能加深她的孤独感和隔绝感。
卡捷琳娜的到来改变了这个房间，就好比是把花瓶里插得规规矩矩的玫瑰和菊花拿出来，换上一把刚采下来的野花，蜜蜂还在绕着花苞嗡嗡地飞。
迪米特里穿过房间，坐到了奥尔加旁边。母子俩再次被这位姑娘口中的逸闻趣事以及她出众的幽默感吸引住了。
康斯坦丁诺斯·科姆尼诺斯回到家时，听到二楼传来这个家里不曾出现过的奇怪声音：阵阵大笑声。他的咳嗽和上楼的沉重步伐让这声音消失了，当他走进客厅时，卡捷琳娜已经起身打算走了。
“这是卡捷琳娜，她是从莫雷诺父子工厂来的，”迪米特里快速地说道，“她送了东西过来。”
“我知道她是谁，”他毫不客气地说道，“那东西呢？裙子在哪儿？”
他看到那盒子仍放在椅子上。帕夫林娜还没把它挂起来。科姆尼诺斯拆开包装，把裙子拎起来。大家都看到裙子正面有一条褶皱。
“这是你今晚要穿的！”他大声说，毫不掩饰恼怒。他一手拿着裙子，大步走到奥尔加椅子旁的小桌边，一手拿起呼唤铃，愤怒地按响。帕夫林娜飞快地出现了。
她一言不发地从他手中拿过裙子。
“我保证今晚这条裙子会无可挑剔，”她乐呵呵地说，“只须要熨一下。”
卡捷琳娜感到无地自容。她本应确保裙子送到后马上挂起来的。莫雷诺先生明确地叮嘱过。不幸的是，他将得知她并没有做到这一点。
房间里的气氛彻底变了。卡捷琳娜往巨大的落地窗外望出去，看到大海和天空仍阴沉得可怕。不过相较之下，房间里的气氛更让她压抑。
“迪米特里，”奥尔加故作欢快地说，“你送卡捷琳娜出去，好吗？”
“没问题。”他回答。
“非常感谢你送裙子过来，卡捷琳娜。多亏你按时完成了。”
“再见，科姆尼诺斯夫人。”
卡捷琳娜跟着迪米特里下了楼。迪米特里很为父亲当着她的面发脾气而感到尴尬。他说，他和他母亲都很乐意再次见到她，希望她再来。卡捷琳娜微笑着说，她也非常愿意。他送卡捷琳娜出了大门，然后径直回到三楼自己的房间。
几个小时后，他听见父亲的客人们到了。他能想象出母亲涂脂抹粉掩饰的苍白气色，一头黑发高高盘起，展露修长的脖颈。浅黄色的绉纱裙勾勒出她的腰身，裙摆随着步伐优雅地摆动。在她的光彩下，所有来客的夫人都黯然失色。很快，这些来自雅典的富家就会决定今后所有布料都从科姆尼诺斯家采购。他们尤其会对奥尔加的衣着印象深刻。五年前，康斯坦丁诺斯在城北农业区买下了二十平方公里的土地，种上了桑树，蚕也有了，所以科姆尼诺斯现在能够自己生产真丝。高品质的真丝将令他的生意更上一个台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