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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确定？”她厉声问，“他真是顺着这条路往上城区的方向走的？”
“我确实看到他了，”老人说，比她的语气更威严，“我想，这是个要去见姑娘的小伙子。我看着他走进那栋楼的。”
“哪栋楼？”她用空洞的嗓音问。
“那栋，”老人说，他身子前倾用手指了指，“就在前面那条街。他拿着花，擦了鞋，准备去见他的姑娘。走到她家大楼里去。”
“哪栋？”她问。
“大概是街中间的那栋楼，”老人说，他用怀疑的眼神瞅瞅她，“你准备要怎么做？”
她几乎是跑着离开的，都没停下说句“谢谢”。走到前一条街，她的步伐还是很快，仔细搜寻每栋大楼，看杰米有没有在窗口向外张望，她还仔细听是否有地方传来他的笑声。
有个女人坐在其中一栋楼门前，时不时用胳膊机械地推一下婴儿车。车里的婴儿睡熟了，随着车一前一后地摇着。
到现在，她已经能很溜地问这个问题了。“抱歉，今天早上十点，你有没有见过一个年轻男人走进这里的哪一栋楼？他个子很高，穿藏青色西装，手里拿着一束花。”
有个大约十二岁的男孩听到了，认真地打量着推婴儿车的女人，再看看她，偶尔也瞥瞥睡着的婴儿。
“听着，”女人话语中能听出倦意，“这孩子早上十点要洗澡。你说我可不可能看到陌生男人在附近走动？”
“他拿着一大束花？”男孩问，扯了扯她的外套，“一大束花？我见过他，夫人。”
她低头，看到男孩正无礼地对她咧嘴笑。
“他进的是哪栋楼？”她担心地问。
“你准备跟他离婚？”男孩急切地问这个问题。
“这不是你应该问一位女士的问题。”摇着婴儿车的女人说。
“听我说，”男孩说，“我见过他。他进了那栋楼。”他手指隔壁的大楼。“我跟着他，”男孩说，“他给了我二十五美分。”男孩压低声音说：“今儿我运气真好，他给了我二十五美分。”
她给了男孩一张一美元的纸币。“他去了哪里？”她问。
“顶楼，”男孩说，“我一直跟着他，直到他给了我二十五美分。他一路上到顶楼。”男孩退回人行道上，和她隔着几步远，手里紧紧握着一美元纸币。“你准备跟他离婚？”他再次问。
“他手里拿着花？”
“对啊，”男孩说，他开始尖叫起来，“你打算跟他离婚，夫人？你抓到他的把柄了，对吧？”他一边跌跌撞撞地跑下街道一边大喊：“可怜的家伙被她抓到把柄喽！”推婴儿车的女人也咯咯笑了。
那栋公寓楼的大门没上锁，门外既没有门铃也没有对讲机，连住户的名牌都没有。楼梯看起来狭窄、肮脏，顶楼有两间公寓。应该是靠外的那间——门口有张揉皱了的花店单子和一条打结的纸缎带——这是线索，这场猫鼠游戏的最后线索。
她敲响了门，觉得自己听到公寓里有人在。突然，她惊恐万分地想：要是杰米真的在里面，要是开门的人真是他，我该说什么？里面的人声忽然安静下来。她再次敲门，一切都沉静下来，只能听到很远的地方传来类似笑声的声音。他可能已经在窗口看到我了，她想，这是靠大门这一侧的公寓，刚才那个孩子说话这么大声……她等待着，之后又敲了敲门，但一切仍是寂静的。
最后，她走到同一层的另一间公寓前，敲响那扇门。她的手还未移开，那扇门就开了，她看到空空如也的小阁楼，墙上赤裸裸的板条，没有上漆的地板。她往里走了一步，四处张望：公寓里满是装石灰的袋子，成堆的旧报纸，还有一只破损的行李箱。忽然传来一阵窸窣声，她意识到可能是老鼠，之后她就看到了它，就坐在她旁边，离墙很近。它魔鬼般的脸很警觉，一双灰亮的眼睛紧盯着她。她赶紧退出去，关上门，印花裙的一角被门缝夹住，破了个口子。
她知道有人在另一间公寓里，因为她确定自己听到了低沉的人声和偶尔的笑声。之后，她反复回来造访，第一周她每天都来。早上，她会在上班路上折过来；晚上，独自去吃晚饭的时候也会来。但无论她多么频繁、多么坚定地叩响房门，永远没有人来开。
第4章 巫婆
火车很空，连小男孩都可以霸占一整张座位。小男孩的母亲坐在隔着走道的位置上，身旁是小男孩牙牙学语的妹妹。女婴一只手抓着一片面包，另一只手握着拨浪鼓。背带紧紧地勒在椅背上，这样她就可以坐直身子东张西望——要是她往椅子的一侧滑下去，背带会拽着她，她母亲也能及时看到，并重新固定好她的位置。小男孩一边吃饼干一边望向窗外，母亲在安静地看书，她头也不抬地回应着小男孩的咕哝。
“我们在河上，”小男孩说，“下面是一条河，我们在它的上面！”
“嗯。”母亲说。
“我们在一座桥上。桥在河的上面。”小男孩自言自语道。
火车上其他零星的乘客散坐在车厢的另一端，要是他们中有人凑巧来到走道的这一侧，小男孩会跟他们打招呼说“你好”，陌生乘客往往会回答说“你好”，有时候还会问小男孩喜不喜欢坐火车，有人甚至会夸小男孩长得很结实。小男孩不喜欢听到这样的评价，他一气就会扭头对着窗外。
“那儿有头奶牛！”他会说。有时候他也会叹气道：“我们到底还要坐多久啊？”
“没多久了。”母亲每次都这么回答。
这时，一直在旁边安静摆弄着拨浪鼓和面包（母亲会时不时给她换一片新的）的小婴儿不小心滑到了座位下侧，磕到了自己的脑袋。小婴儿放声大哭，母亲忙着哄她。小男孩自己也从座位上滑下来，穿过走道，拍拍妹妹的脚，求她不要哭。终于，小婴儿破涕为笑，又玩起她的面包来。小男孩则从母亲那儿得到了一根棒棒糖，回到了自己靠窗的座位。
“我看到一个巫婆！”半晌，小男孩对母亲说，“外面有个很大很老很丑、很老很坏的老巫婆。”
“嗯。”母亲说。
“很大很老很丑的巫婆，我叫她走，现在她走了，”小男孩接着说，似乎是低声说给自己听，“她走过来说：‘我要吃掉你。’我说：‘你吃不掉我。’我把她赶走了。这个很坏很老很脏的巫婆。”
他忽然不说了，抬眼看车厢与车厢之间的门缓缓开启，走过来一个男人。这是个老头儿，花白的头发下是一张和善的面孔。他的藏青色西装很整洁，长时间的火车之旅只留下了细微的褶痕。他手里有根雪茄，小男孩对他说“你好”，这个男人用雪茄指着他，说：“你也好呀，孩子。”他停在小男孩的座位旁，扶着椅背，低头看着小男孩，小男孩也抻长脖子抬头看他。
“你一直看着窗外，在看什么呢？”男人问。
“巫婆，”小男孩马上接口说，“很坏很老很脏的巫婆。”
“这样啊，”男人说，“看到了几个老巫婆？”
“我爸爸抽雪茄。”小男孩说。
“男人都抽雪茄，”男人说，“迟早有一天你也会抽雪茄。”
“我已经是个男人了。”小男孩说。
“你几岁了？”男人问。
面对这个逢人必被问的问题，小男孩用猜疑的眼神瞅了瞅这个男人。“二十六，”他说，“八百四十八。”
听到这话，母亲放下书。“四岁。”她笑着帮忙答道，充满爱意地看着自己的儿子。
“哦，是这样啊？”男人和气地对小男孩说。“二十六，”他示意隔着走道的母亲，“这是你妈妈的岁数？”
小男孩往男人的方向侧了侧身，说：“对，是她的。”
“你叫什么名字？”男人问。
小男孩又露出了那种猜疑的眼神。“耶稣先生。”他说。
“约翰尼。”小男孩的母亲说。她对小男孩皱了皱眉头。
“那里坐的是我妹妹，”小男孩对男人说，“她十二岁半。”
“你爱你妹妹吗？”男人问。小男孩盯着他看，此时男人已经在小男孩身旁的空座上坐下了。“嘿，”男人说，“想不想听我说说我妹妹的事？”
上一刻母亲还被这个坐在儿子身旁的陌生男人弄得紧张兮兮，这一刻她已经在继续读自己的书了。
“跟我说说你妹妹，”小男孩说，“她是女巫？”
“有这个可能。”男人说。
小男孩兴奋得笑起来，男人则靠向椅背，吸了一口雪茄。“很久以前，”他说，“我跟你一样，也有一个小妹妹。”小男孩抬头看着男人，对方说每一个字的时候他都点头。“我的小妹妹，”男人接着说，“特别漂亮特别可爱，我对她的爱超过了世上的一切。想不想知道，后来我做了什么？”
小男孩拼命点头，他的母亲则抬头微笑，她也在听。
“我给她买了一只木马、一只布娃娃，还有很多很多棒棒糖。”男人说，“后来我抓着她，把手按在她的脖子上，然后我用力地按呀按呀，直到把她按死。”
小男孩倒吸一口冷气，母亲侧过头来，她已失去了笑容。她张嘴想要说什么，但因为这男人接着说话，她又合上了嘴。“后来我把她举起来，切下了她的头，再后来我拿起她的头……”
“你把她切成一块一块的？”小男孩连呼吸都变得急促了。
“我切下了她的头、她的手、她的脚、她的头发，还有她的鼻子，”男人说，“然后我用一根棍子打她，我杀了她。”
“等等。”母亲说，就在那一刻，身旁的女婴又滑到座椅下侧。等母亲终于把她扶正，男人已经又继续说了。
“我捧着她的头，拔掉了她所有的头发……”
“你的亲妹妹？”小男孩几乎是气急败坏地问。
“是我的亲妹妹，”男人很肯定地说，“我把她的头放进了一个关着熊的笼子里，后来熊把她的头吃掉了。”
“把她的头全部吃掉了？”小男孩问。
母亲把书放下，穿过走道，站在男人的身边，说：“你知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男人礼貌地抬起头。母亲嚷道：“你给我滚。”
“我吓到你了吗？”男人问，他低头看着小男孩，并用手肘捅了捅他。他和小男孩都笑了。
“这个男人把他妹妹切成一块一块的。”小男孩对母亲说。
“我现在就叫乘务员过来。”母亲对男人说。
“乘务员会吃掉我妈妈，”小男孩说，“我们把她的头砍掉。”
“还有小妹妹的头。”男人说。他站起来，母亲往后退了两步，给他让路。“再也不要到这节车厢来。”她说。
“我妈妈会吃掉你。”小男孩对男人说。
男人笑了，小男孩也笑了。然后，男人对母亲说“借过”，接着从她身旁走过，离开了这节车厢。等间隔门关闭后，小男孩说：“我们到底还要在这破火车上待多久？”
“没多久了。”母亲说，她站着看着小男孩，想说些什么。最后她只是说：“如果你答应好好坐着，乖乖的，我可以再给你一根棒棒糖。”
小男孩迫不及待地溜下椅子，跟着母亲来到走道另一侧的座位。母亲从手袋的侧袋里取出一根棒棒糖给他。“你应该说什么？”母亲问。
“谢谢，”小男孩说，“刚才那个男人真的把他妹妹切成一块一块了吗？”
“他只是在开玩笑。”母亲说。很快她又强调说：“只是在开玩笑。”
“大概吧。”小男孩说，他拿着棒棒糖回到自己的座位，又安静地望向窗外。“大概他也是巫师。”
第5章 查尔斯
我儿子劳里开始上幼儿园的那天，他宣布不再穿带围兜的灯芯绒裤子，而要穿束皮带的蓝色牛仔裤。那天早上，我看着他跟邻居家的小姐姐一起出门，目睹着我人生中一个阶段的结束。我那个向来甜言蜜语不断的小宝贝现在成了穿长裤、跨大步的大孩子，他甚至都忘记要在街角停下跟我挥手说再见。
他回家的时候跟离开的时候一个样子。房子的前门被他关得乒乓响，帽子丢在地板上，他的嗓音一下子变得喧天价响：“家里没人啊？”
午饭时分，他用张狂的语气跟他父亲说话，弄洒了妹妹的牛奶，还强调他的老师说不能随随便便把“上帝”两个字挂在嘴边。
“今天在幼儿园感觉怎么样？”我装作随意地问。
“挺好的。”他说。
“你学到了什么东西？”他父亲问。
劳里对待父亲的态度冷冰冰的。“我没学到西东。”他说。
“是东西，”我说，“没学到东西。”
“不过，老师今天打了一个男生。”劳里说着，拿起他的黄油面包。“因为他没大没小。”他还没来得及吞下满嘴的食物，就补充道。
“这孩子做了什么？”我问，“他叫什么名字？”
劳里想了想。“他叫查尔斯，”他说，“他没大没小。老师打了他，还罚他站墙角。他真的很没大没小。”
“他到底做了什么？”我又问了一遍，但是劳里已经跳下椅子，抓了一块饼干就走了。他父亲还在喊：“看这儿，年轻人。”
第二天午饭时，劳里一坐下就说：“今天查尔斯又干坏事了。”他说着笑了笑：“今天他打了老师。”
“天哪！”我说，留心没有说出“上帝”两个字，“我猜他又挨打了？”
“这是当然。”劳里说。“看上面。”劳里对父亲说。
“看什么？”父亲说着，抬头看。
“看下面，”劳里说，“看我的大拇指。天，你真笨。”他突然发狂似的笑起来。
“查尔斯为什么打老师？”我忍不住问。
“因为老师想逼他用红蜡笔涂色，”劳里说，“但查尔斯只想用绿蜡笔涂色，所以他就打了老师。老师打了查尔斯，还说大家都不准跟他玩，但大家还是跟查尔斯玩。”
第三天（幼儿园第一周的周三），查尔斯用跷跷板砸一个小姑娘的脑袋，砸得她头破血流，老师罚他在休息时间不准出教室。星期四，查尔斯必须在讲故事的时间到墙角罚站，因为他老是用脚蹬地板弄出响声。星期五，查尔斯被罚不许用黑板，因为他扔了粉笔头。
星期六，我问丈夫：“你觉不觉得幼儿园的环境对劳里不好？他变得这么粗鲁，说话不文明，那个查尔斯听起来是个很糟糕的影响。”
“一切都会好的，”丈夫劝我说，“这世界上到处都是查尔斯这样的人。早遇到这种人早好。”
星期一，劳里回家晚了，带来了很多新闻。“查尔斯。”他远远地在山坡下就喊，我正焦急地等在前门。“查尔斯，”劳里上山坡的一路都在喊，“查尔斯又干坏事了。”
“快进来，”一等他走近，我就说，“先吃饭。”
“你知道这次查尔斯做了什么吗？”他一边问，一边跟我进门，“查尔斯大喊大叫，声音响到一年级的班上派来一个男生，要老师请查尔斯闭嘴，所以查尔斯被罚留校。而且全班同学必须跟他一起留下来。”
“他做了什么？”我问。
“他就坐在那儿。”劳里说着，爬上餐桌旁的椅子，“嗨，老爸，你这个老拖把。”
“查尔斯被罚留校，”我对丈夫说，“所有人都必须留下来陪他。”
“这个查尔斯长什么样？”丈夫问劳里，“他姓什么？”
“他个头比我大，”劳里说，“他没有橡胶鞋，他连夹克衫都不穿。”
那个周一的晚上是幼儿园的第一次家长会，但因为女儿感冒了，我没法去。我真想会一会查尔斯的母亲。周二，劳里回家后突然说：“今天有个朋友来看我们的老师。”
“查尔斯妈妈？”丈夫和我异口同声地问。
“错啦，”劳里的语气里有鄙夷的意思，“来的人是个男的，他要我们做操，我们必须用手指头碰脚尖。看！”他跳下椅子，蹲下身触碰脚尖。“像这样，”他说着，庄重地坐回到椅子上，拿起叉子，“查尔斯连操都不肯做。”
“那没什么，”我这话发自内心，“查尔斯大概是不想做操？”
“错啦，”劳里说，“查尔斯对老师的朋友没大没小，所以他被罚不准做操。”
“又没大没小？”我问。
“他用脚踹了老师的朋友，”劳里说，“老师的朋友让查尔斯用手碰脚尖，就像我刚才做的那样，查尔斯踹了他。”
“你觉得他们准备怎么罚查尔斯？”劳里的父亲问他。
劳里夸张地耸耸肩。“我猜，会让他拍屁股走人。”他说。
星期三和星期四一切照旧，查尔斯在讲故事的时间大吼大叫，打了一个男生的肚子，把对方弄哭。星期五，查尔斯又留校了，其他孩子又被连累了。
到了幼儿园的第三周，查尔斯已经成了我们家的惯用语。如果女儿整个下午哭不停，我们就叫她“查尔斯”；劳里往玩具车里装满泥土，然后把泥土倒在厨房里，他也成了“查尔斯”；甚至有我丈夫，当他用力一拽缠在电话绳里的胳膊时，把话机、烟灰缸、花瓶统统带到了地上，事后他自己说：“这像查尔斯才会干的事。”
不过，在第三周和第四周，查尔斯似乎有了一些改变。第三周的周四，劳里在午饭时严肃地报告说：“查尔斯今天表现良好，老师给了他一个苹果。”
“真的？”我说。丈夫也小心地问：“你是说查尔斯？”
“是查尔斯，”劳里说，“他给全班派蜡笔，之后收集课本，老师说查尔斯是她的小帮手。”
“太阳打西边出来了？”我不敢相信。
“他是老师的小帮手，就是这样。”劳里说着，耸耸肩。
“真的吗？那个查尔斯？”那天晚上我问丈夫，“这种事真会发生？”
“我们等着瞧，”丈夫语带讥嘲，“如果你手上有个查尔斯，这很可能意味着他在打别的算盘。”
丈夫似乎错了。这之后的一整个星期，查尔斯都是老师的小帮手。每一天他都在帮忙发东西和收东西，没有人需要陪他留校。
“下周又有家长会，”一天晚上我对丈夫说，“我准备去会会查尔斯的母亲。”
“问问她查尔斯是怎么转性的，”丈夫说，“我想知道。”
“我也想知道。”我说。
那周的星期五，一切又故态复萌。“你知道查尔斯今天干什么了吗？”劳里一坐到餐桌旁就说，语气里流露出一丝敬畏，“他教一个小姑娘说一个词，小姑娘照说了，老师就用肥皂水冲她的嘴巴，查尔斯哈哈大笑。”
“什么词？”他的父亲不明智地问。劳里回答说：“这我必须轻声跟你说，是个很糟的词。”他跳下椅子，走到父亲身边。父亲低下头，劳里乐呵呵地和他咬耳朵。父亲一听，双眼瞪直了。
“查尔斯真的叫小姑娘说那个？”他佩服地问。
“她说了两次，”劳里说，“查尔斯让她说了两次。”
“查尔斯呢？得到什么惩罚？”丈夫问。
“什么惩罚都没有，”劳里说，“他在发蜡笔。”
星期一早晨，查尔斯甩掉了这个小姑娘，他自己把这个恶毒的词说了三四遍，每次说完都被老师逼着用肥皂水漱口。他还扔了粉笔头。
那天晚上，我出门去开家长会时，丈夫送我到大门口。“家长会结束后，请她到家里喝杯茶，”他说，“我想见见她。”
“如果她去家长会的话。”我真心希望她会到场。
“她会去的，”丈夫说，“要是查尔斯的母亲不在，我不知道这家长会开了还有什么意思。”
开会的时候，我如坐针毡，目光扫视着每一张充满母爱的脸庞，渴望知道哪张面容里藏着查尔斯这个秘密。没有人看起来特别憔悴，也没有人在开会时起身，为儿子的行为向别人道歉，甚至也没有人提起查尔斯。
家长会结束后，我找到了劳里的幼儿园老师。她端着的托盘上有一杯茶和一块巧克力蛋糕，我的盘子上则是一杯茶和一块棉花糖蛋糕。我们小心翼翼地走近彼此，微笑致意。
“我一直很想来见你，”我说，“我是劳里的妈妈。”
“我们都对劳里充满好奇。”她说。
“喔，他很喜欢幼儿园，”我说，“他整天都在说幼儿园里的事情。”
“之前我们之间有些适应问题，大概是第一周的时候，”她严肃地说，“但现在他是个很好的小帮手。当然，偶尔还是会犯些错。”
“劳里通常适应能力很强，”我说，“我猜这次靠的是查尔斯的帮忙。”
“查尔斯？”
“对，”我笑着说，“幼儿园里有查尔斯这样的孩子，肯定让你忙得焦头烂额。”
“查尔斯？”她说，“我们整个幼儿园里都没有孩子叫查尔斯。”
第6章 来与我共舞在爱尔兰
门铃响的时候，年轻的阿彻太太和凯茜·瓦伦丁以及科恩太太同坐在床上，一边逗弄她刚出生的孩子，一边闲聊。阿彻太太喊着“喔，天哪”，赶紧按下对讲机，打开公寓楼的大门。“我们跟住在一楼没分别，”她对凯茜和科恩太太说，“每个人动不动就按我们家的门铃。”
等她家的门铃响起的时候，她打开门，看到走廊上站着一位老人。他身披破旧的黑色长外套，胡子都花白了，手里捏着一把鞋带。
“哦，”阿彻太太说，“哦，我很抱歉，但是……”
“夫人，”老人说，“行行好，五分钱一根。”
阿彻太太摇了摇头，往后退了两步。“实在不好意思。”她说。
“不管怎么说，还是很谢谢你，夫人，”他说，“谢谢你说话这么客气。你是整条街第一个对我这个穷老头儿这么彬彬有礼的人。”
阿彻太太紧张地转动着门把手。“实在抱歉。”她说。正在他转身准备离开的时候，她喊着“等一下”，赶忙跑回卧室。“一个卖鞋带的老头儿。”她跟凯茜及科恩太太嘀咕着，打开梳妆台最上方的抽屉，取出手袋，在装零钱的袋子里摸着。“二十五美分硬币，”她说，“这应该够了吧？”
“足够了，”凯茜说，“很可能比他一天挣的还多。”凯茜和阿彻太太年纪相仿，不过还没结婚。科恩太太五十多岁，身材丰满。她俩都住在这栋楼里，时不时以看宝宝的名义，来阿彻太太家做客。
阿彻太太走回门口。“给，”她递出那枚二十五美分硬币，“我为每个人都那么粗鲁待你感到羞耻。”
老人准备递给她鞋带，但他止不住颤抖的手把鞋带掉在了地上。他吃力地靠向走廊一边的墙。阿彻太太看在眼里，惊慌急了。“上帝啊。”她说着，伸手去扶他。当她的指尖触到脏兮兮的旧外套时，她犹豫了。过了一会儿，她咬紧双唇，说服自己挽住他的胳膊，扶他进屋。“姐妹们，”她喊道，“快来帮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