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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他还去吃了最喜欢的拉面。他在狱中一直心心念念，心想如果出狱一定要吃个痛快。在拉面店里一落座，他就伸长脖子认真地看墙上的菜单。
“酱油拉面、盐味拉面、叉烧面……我选好了。看着菜单点喜欢的食物真开心！”盐味拉面一送上来，他就很享受地喝了口汤。
这一口的感受，无论是多资深的电视解说员都表达不出来。
“监狱里的拉面都好难吃啊。”
菅家出狱这一整天，我一直陪着他。我深切地感受到，他是个很老实的人，不会强迫别人做任何事。被捕后，他还在担心两千日元的市民税没交；我问他问题时，他一边听一边“嗯嗯”“没错没错”地应和。之前采访时，西卷女士和佐藤律师都说，菅家很容易迎合周围的人。可惜，在强行审讯中，这样温和的个性会带来灾难。
我还有一件事想问菅家，关于他的自供。
当初他认下了三起杀人案，可能导致死刑判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
菅家几天后接受我的采访，双手交叉在胸前，歪着脑袋说道：“当时被逼得不得不承认。现在回想起来，我为什么要那样做呢？”“当时我饱受折磨，只想尽快摆脱审讯。我觉得自己非常无能，非常软弱。”
菅家坚持了一天就招供了。
“无论我说多少遍实话，警察们就是不听，他们只想听对他们有利的事，连续十三个小时在我耳边咆哮，不招供他们就不会放过我。那十三个小时对我来说十分漫长。”
我还问了菅家当时去现场指认的情况。
“我记得当时H警部问我抛尸的地点在哪里。我只在报纸上的照片里见过，从没去过那里，根本一头雾水。无奈之下，只好随便乱指。H警部就说，不对，要再过去点。我只好配合他重新指了一个地方。”
整个办案过程已经胡闹到超出我的想象。
我又问了一个在意很久的问题，就是菅家画的那张鞋底图，旁边还写着“这是我杀害小真实时穿的运动鞋”。为什么会画这样一张图呢？菅家干脆地回答我：“是他们让我画的。”
当时，菅家完全不记得自己鞋底长什么样，于是警察给他看了一张鞋底的照片。应该就是现场发现的足迹对应的鞋底。菅家就对着这张照片画了起来。
那时，突然被认定为凶手的菅家甚至连检察官和律师都分不清楚。他笑着说：“我一直以为审判的时候，会出现一个像大冈越前
那样的人，什么都不问就可以洞察我是冤枉的。”
然而，初次公审时，菅家站到法庭上，总感觉那些可怕的警察们正坐在旁听席上盯着他。H警部与Y刑警也许就在其中，菅家很害怕，承认了所有的起诉内容。
“庭审时，我并没有真切地看到他们，可是，我就是很害怕，总觉得他们就在现场。”
免田也跟我描述过类似的场景，逼供的警察就坐在旁听席上“盯着他”，以防他突然翻供。
直到第六次公审，菅家才敢看向旁听席，发现那些警察并不在那儿。于是，他第一次主张无罪。免田则是在第三次公审才主张无罪。
我还问了菅家，为何要说是用自行车载着小真实。
“我以前经常开车或骑摩托车，可那段时间我去哪儿都骑自行车，所以，当警察问我如何诱拐小真实时，我就顺口说骑车载着她。我不得不这么说，因为要配合警察。”
如果当时警察呵斥菅家，说他讲错了，让他改为“从堤坝走下来”，会有什么后果？
恐怕吉田先生与松本女士目击到的“鲁邦”就直接变成了菅家。当时警察表彰过那些后来被封存的证词，他们也可以瞬间让这些证词变成证明菅家有罪的有力证据。
如此一来，松田女士就不会发出小真实不会坐自行车后座的疑问，而执着于“消失的目击证词”的我也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这一刻，我深深感受到一路走来的不易。
通过采访菅家，我还明白了一件事——菅家只是个普通人。
只要见过他就会知道，他骑车上下班、在幼儿园开校车、喜欢罐装咖啡、偶尔会看寅次郎的电影和成人影片……是一个与你我毫无差别的普通人。这样一个人，司法机关却用DNA型鉴定将他判为杀人犯。
菅家被释放后不久，我见证了他与另一个人的碰面，地点在霞关一角的律师会馆。会馆的会议室里，一个身穿灰色西装、身材矮小的白发男人与菅家用力地握手、谈笑风生。头顶的灯照亮这个男人面庞的一瞬间，我感觉时空交错了——那个被判死刑后通过再审无罪释放的免田，时隔二十六年，我再次见到了他。
菅家还在看守所时，免田就曾多次去探望。这两人都在严酷的审讯中被迫招供、一大段人生不得不在铁窗下度过，残酷的命运令他们无须多言，便可心意相通。
看着站在一起的这两人，我突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我似乎忘了什么，可就是想不起来。
菅家的狱中生活究竟是什么样的呢？
千叶监狱常年接收众多服刑人员，菅家住进了一个六人间。
“我周围几乎都是杀人犯，不是杀人就是放火，有些人已经在里面关押了三十年。”
监狱对被错判的菅家而言，是个恐怖的地方。“先进去的人告诉我，第一周算是客人，必须在一周内把监狱的所有规矩记住，可我总是这也做不好那也做不好。”
每次出错，菅家都会被人恶语威胁恐吓。
白天，他要一直做单调的工作，将传送带上的粉色与蓝色塑胶手套装进塑料袋中。菅家说自己很羡慕那些塑胶手套，因为它们可以走出监狱的围墙。
圣诞节时，每人会分到两个小小的蛋糕。喜好甜食的菅家非常开心，可有一次，蛋糕却被一个高大的飙车男抢走了，他还当着菅家的面吃掉了蛋糕。面对一个身高一米八的男人，矮小的菅家毫无还手之力。他平时的纳豆等配菜也被人抢走过，还常被揍得很惨。
“他们找我的碴儿，说我叠不好被子，就打我，还从背后将我的手交叉猛拉，我能听到骨头咔嚓响的声音。”
菅家的胯间还被人踢了，导致无法小便。医务室的医生对他说：“菅家，你的蛋蛋没了！”他被人猛踢的时候，睾丸缩入了下腹部；胸部被检查出肋骨断了两根。由于伤得太严重，菅家作为被害人被叫到千叶地方法院去陈述经过。施暴的男子后来被移送到其他监狱。
“菅家在家吗？！”
菅家被捕当天的清晨，玄关处突然响起H警部的一声怒吼，开启了菅家长达十七年半地狱般的人生。而它的终结，也突如其来。
“菅家，你过来一下！”
这回是刑务官。那天早上，菅家照常在监狱的工厂里给百货店的手提袋安塑料把手。他被叫去一个连窗户都没有的小房间，刑务官给他出示了一份文件——释放指挥书。逮捕令、起诉书、判决书、停止服刑执行书……各种文书随意地摆弄着菅家的人生。
那时还很早，可监狱立即为菅家安排了午餐。
“是一份只有胡萝卜的咖喱饭。米饭里七成是大麦，可还是监狱里人气最高的食物。平时量很少，那天不知为何给我盛了一大碗。”
这应该是监狱对他的照顾吧，让他吃饱最后一餐。
接下来，他们还让菅家去洗澡。平时只允许洗十五分钟，这次却可以尽情地洗。这时，菅家才终于相信自己要出狱了。
不过，即便是令人难以想象的监狱生活，菅家也从未绝望。
“我一直坚信，只要凶手落网，我就能洗刷罪名。”
换成是我，我还能够相信什么？可是菅家相信。所以他才不断地往高墙外寄信，总是写着同样内容的信。
凶手另有其人。
只要再鉴定DNA型，大家就能知道了。
我和他的会面被刑务官拒绝的那天，我一直疑惑他们为何不肯让我见菅家。
然而我错了。
不是他们不让我见菅家，而是他们不让菅家见我。菅家很需要一个能倾听他无罪诉求的对象。可是，法务省是不会允许的。在别无他法的情况下，菅家只能一封接一封地写信。
这难道不是世上最微弱的声音吗？
不，还有更微弱的声音。
我应该去倾听那些九泉之下的小女孩的声音。我要将那盘奥赛罗棋翻盘，将真相公之于众。
我突然想起松田女士告知我菅家将被释放那天的情形。我站在一个陌生的车站，耳边回响着列车加速启动的轰鸣声、到站的开门声、报站名的清脆女声……
“今天下午释放菅家先生。”
听到这句话，我呆呆地握着手机，回过神来，耳边居然响起了潺潺的流水声。那是渡良濑川的水声。我感到坚硬的站台地面变成了一片沙地，眼前是那天蹲着流泪的母子三人的背影，耳边是松田女士对未能迎来成人礼的女儿说的话，以及弟弟妹妹的哽咽。“我好想见一见姐姐……为什么遇害的会是她呢？”这句话随着他们落下的眼泪，渗入脚下的沙土中。
小女孩在梦里轻轻递过来的那个铁皮盒子，如今还在我的手上。
是时候打开那个盒子了。
我要揪出藏在盒子深处的“鲁邦”。
[1]
日本七夕节是公历的7月7日。
[2]
位于东京都千代田区南端，是日本政府机关集中地。
[3]
日本江户时代知名的审判官员。
第七章 追踪
松本女士的素描
绝不能让凶手逍遥法外。
我寄希望于警方与检方，却迟迟不见他们有所行动。
东京高等法院的矢村宏审判长认为，将菅家认定为罪犯的判决存在合理的疑点，决定开启再审。在日本，被判死刑或无期徒刑的重案中，共有五起通过再审宣判无罪。上一次再审是“岛田事件”。因此，对警方与检方而言，当务之急是如何应对再审。
栃木县警察局本部部长石川正一郎代表警局正式向菅家道歉：“您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倍受煎熬，我们向您郑重道歉。”
部长说完，低头鞠躬，还表示有警察已经主动退还了当初因破案获得的奖章。
可他与当时的案件并无瓜葛。对他来说，这是任期内从天而降的麻烦，他不得不负责。至于那些获得奖章的警察们，更不会因此从现在的高位上退下来。
而比这些更重要的是，该拿真凶怎么办。
我有些焦躁不安。我完全没有得到警方采取行动的消息，听到的都是“足利事件”完结的各种手续。
难道得自己动手？
的确，我曾在“桶川事件”中锁定凶手，向警方提供了情报。二〇〇六年，静冈县滨松市发生一起抢劫杀人案，我跋涉一万八千公里追踪凶手，最后在巴西的乡下发现了他并立即告知静冈县警察局。第二年，凶手以“代理处罚”的形式被判监禁三十四年。
可不论如何，我只是个记者，如果警方放任真凶不管，将其危险性报道出来才是我的本职工作。
事到如今，我也该坦白了。
我已经锁定了一个疑似“鲁邦”的男人。
如前文所述，开始调查这个案子的第二周，我整理出一个黑色文件夹，文件夹的内容指向一个男人。那时“北关东连环杀童案”的采访工作还未开始，我并不知道他就是现在的“鲁邦”。案子的采访工作开始后，我也在暗中调查这个男人，越查越让我深信不疑。
我的目标从来就不是冤案报道，自始至终都是那个天理难容的凶手。“冤案报道”与“追踪真凶”对我而言是一体两面，都关系到被害人与被害人家属。
“真的太麻烦你们了……”
菅家出狱那天，他一边吃着金枪鱼刺身，一边冲我道歉——他得知了日本电视台之前为他做的那些报道。面对这样的菅家，我说出了内心真实的想法：“不，不是这样的。你要是关在监狱里，案情就不合逻辑了，所以我必须把你排除出去。”
“啊？”菅家听了十分诧异，可我是认真的。无论如何我都得请菅家“让开”。在这辆搭载凶手的车上，如果菅家不下车，就没办法让真正的乘客上来。
让我们一起回顾一下这起连环案中凶手的特征。
☆、熟知足利市与太田市地形，吸烟，休息日会去弹珠游戏厅。
☆、身高一米五六至一米六左右，可以与小女孩顺利交谈且不引起对方哭闹。
☆、B型血。
☆、根据案发年份推断，现在五十岁左右。
从早到晚我脑子里一直想着这个凶手，每天往返于栃木县与群马县，逐一调查两县交界处的弹珠游戏厅，四处探访。
最后，我找到了“鲁邦”的熟人，与他搭话后，得到了意想不到的线索。“那个人之前跟一个很孩子气的女孩住在一起。那个女孩像个中学生，穿很短的裙子，短到一鞠躬内裤就露出来了，我就在想，这是个孩子吗？”
随着调查持续深入，我终于找到“鲁邦”的住所。之后，我请了摄影师黑住周作和我一起行动，想确认可疑人物的行踪，希望能够获取一些证据。我们从早到晚暗中监视那名男子，那些日子简直忙到天昏地暗，必须一边推进菅家冤案的采访工作，一边不暴露行踪地监视“鲁邦”。
我有时把无线对讲机藏在口袋里，戴着耳机在游戏厅里玩弹珠；有时则一边冲着话筒怒吼，一边在深夜的日本国道上追踪“鲁邦”。
最终，“鲁邦”的行踪逐渐清晰：独身。一到周末就在两县交界处往来。到了足利或太田市的游戏厅，就叼着烟玩一整天。我们几次目击到他与疑似熟识的小女孩在一起，或牵手，或背着她们，双方亲密地交谈，还脸贴脸地搂搂抱抱。这些画面，都被黑住拍了下来。
“鲁邦”的存在以及我采访到的内容，对台里严格保密。知情者只有现场的采访团队以及衫本部长等少数管理者。
我还弄到了几张“鲁邦”年轻时的照片，拿这些照片做了个实验。
实验对象是在高尔夫练习中目击到“鲁邦”的吉田先生。
案发后，栃木县警察局让吉田先生看了五十名男子的照片，都是留有案底的萝莉控或心理变态者。
“那里面没有一个像的。”吉田先生说。我将“鲁邦”年轻时的照片从包里取出，若无其事地放到吉田先生面前。
“那么，这张照片上的人呢？”
吉田先生看了一眼照片，瞬间被吸引。他扶了下眼镜，探了探身子，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照片，片刻后低声咕哝道：“这是谁？这照片你从哪里得到的？没错！就是这种感觉！看上去很机灵的一个人，就是这种感觉！”
我又约吉田先生见面，让他再看了一次照片，想请他具体讲讲。吉田先生对我说：“真的很像！跟那个人非常像！”一边说一边频频点头。
我手中的这些信息本应立刻告知警方，可当时我无法与栃木县警察局取得联系，他们固执地认为案子已破。我向警察局宣传科提出采访请求，他们的回复是“这个案件正在申请再审，我们无法接受采访”。这与“桶川事件”中上尾警察局的应对方式一模一样。
无奈之下，我只好将“鲁邦”的情况提供给隔壁的群马县警察局。如果这些案件都是同一人所为，我收集到的信息或许对“横山由佳梨事件”的侦破有帮助。
二〇〇八年秋天，在太田市一家餐厅的和式房间内，我、衫本纯子和群马县警察局侦查一科的警察坐到了一起。我把自制的地图在桌面上摊开，向对方说明情况：红色圆形标记标注的位置分别是小女孩被诱拐的地点、游戏厅与公园；黑色标记是“鲁邦”的家；灰色标记是“鲁邦”去过的地方。
警察原本专注地听着，可当我提及发现“鲁邦”的经过以及“足利事件”的凶手时，他立刻失去了兴趣——群马县警方也认为“足利事件”已经侦破。虽然我一直强调菅家是清白的，真凶是眼前这个男人，可对方觉得这是胡说八道。这些信息全面否定了日本司法机关的判决，警方不可能采纳。
我愁眉不展。万一又出事了怎么办？“鲁邦”不是没有再次作案的可能。可警方就是不采取行动。无奈之下，我只能先把这些情况写在《ACTION：日本崩坏》一书中，留作记录，希望在某个地方，会有人留意到。
总之，只要菅家还囚禁在高墙内，就有太多无能为力的事。我一边盼望着“足利事件”能重启调查，一边继续追踪警方完全不当回事的“鲁邦”。
当直升机在空中拍摄北关东的案发现场时，我在飞行计划中加了一个地点。直升机在空中大幅盘旋，逐渐降低，向地面靠近。
摄像机的画面终于聚焦在一个点上。从一千英尺的高空看下去，那只是个很小的点。
铁皮盒子般的房子——“鲁邦”的家。
不过，有一件事我始终无法确定，那就是“鲁邦”的血型。如果他是真凶，一定是B型血。
可是要如何合法地获知他人的血型呢？我想了很多办法，都行不通。最终我决定，直接去问本人。
晚秋时节，北关东的气温非常低，我站在“鲁邦”家附近，等他回来。夜色逐渐笼罩了这片静谧的住宅区，哈口气就能看见一团白雾。
薄雾中，我突然看到玄关处出现一个小小的黑影。我快步走向那所房子。
昏暗街灯照亮的那张面庞，比照片上苍老许多，眼前的这个中年男人确实很像鲁邦三世。
我告诉他我是一名记者，正在调查过去的一个案子。
“关于十八年前的一起案件，我想请教你几个问题。”我的突然造访让他有点无措。
菅家当时还被关押在监狱，万一这个男人真是凶手，贸然采访可能会打草惊蛇。我只能通过迂回的方式推进对话，先问了他“足利事件”发生当天的事。“那天，你在足利吧？”
“……我不太记得了。”他回答得很含糊。但我已经掌握大量证据，现在只是在套他的话。黑暗中，我不断重复一个问题，他渐渐招架不住，最后终于承认案发当天他的确在足利，而且就在小真实失踪的那家弹珠游戏厅。
不仅如此。虽然他口口声声说自己记不太清当时的情形，却又承认自己见过小真实，还同她说了话。“那是个五六岁的小女孩吧？”
关于案件，我无法直截了当地询问，绕了一大圈才终于知道他的血型就是B型。我立刻话锋一转，问他关于“横山由佳梨事件”的事。“太田市也有小女孩失踪，那家弹珠游戏厅你去过吗？”
他立即回答道：“啊，这个我知道。那家店我没去过，他们家的弹珠出不来。”
他明明说自己没去过，却很了解那家店的情况。他没察觉自己话中自相矛盾的地方，继续讲道：“那天我没有去那家店。”
他还主动谈到自己在案发当天去了哪儿，做了什么，可见真的慌了。我从来没有告诉他“横山由佳梨事件”的案发时间与弹珠游戏厅的名字。然而，他却可以在一个突然拜访的记者面前快速回忆并答出十二年前自己的行踪。
这个男人去过相隔十一公里的两个弹珠游戏厅，符合这起连环案凶手的所有特征。与他的这场对话让我心里五味杂陈，记忆深刻。
菅家出狱后，各大媒体并没有发出“追捕真凶”的声音。这起连环案的障碍太多了。首先是菅家的冤案暴露出警方侦查过程中的种种问题——口供不实、DNA型鉴定有误、物证不足，以及警方自身地盘意识过强等。然而最要命的还是追诉时效。
杀人罪等可判死刑的重罪，追诉时效最初是十五年，二〇〇四年十二月《日本刑事诉讼法》修订，改为二十五年（但修订前发生的案件，仍按旧有时效计算）。最后相关规定改为，二〇一〇年四月二十七日前未过追诉时效的重罪，废除追诉时效。
“足利事件”在二〇〇五年五月时效已过，更不用说之前的“福岛万弥事件”“长谷部有美事件”“大泽朋子事件”。
也许会有人认为，已经过了时效，那就没办法了。但我觉得不能简单地将追诉时效的逻辑用到这个案子上。
对此菅家也很愤怒。“太奇怪了。警察错抓了人，把我关进了监狱，真凶就可以逃之夭夭了吗？一定要抓到真凶！一定要破案！”
导致追诉时效过期的是办案中犯错的警察、错误起诉的检察官以及九年来一次次错判的法院。当初的再审申请被搁置了五年多，他们又怎么能说得出“不知不觉过了时效”这样的话？这是一起冤案，必须重启调查。
可媒体选择集体沉默。
我在本书开头就写过，我非常讨厌追诉时效，尤其是杀人案的时效。自首是死路一条，躲得时间够长就能一笔勾销，如此一来，凶手肯定会选择后者。这样的人断送了别人的人生，最后却因为时效过了就得到豁免，让人无法忍受。
我始终无法理解这一规定，所以坚持报道，希望能够制伏时效这个可怕的妖怪。曾经，有个男人自称是震惊全日本的“府中三亿日元抢劫事件”的凶手，虽然当时追诉时效已过，我还是去采访了他。还有一起杀人案，当时大家都在热议凶手是否会因追诉时效而逃脱法网，最终在时效将至之前，嫌疑人福田和子落网，我立即动身前去福井采访。金泽市发生的金融业夫妇被枪杀案过了追诉时效，我去采访了始终无法接受事实的被害夫妻的独生子。一直以来，我尽我所能做着抨击追诉时效的报道，重案时效也终于从十五年变为二十五年，最后废止。
然而，所谓的废止，也只适用于那些时效未过的案件。
除了“横山由佳梨事件”，其他案件都已过了时效。可是，菅家是清白的，他替真凶服了十七年半的刑，这笔账该如何算呢？在日本现行法律下，难道就没有别的突破口了吗？
我不断地查阅资料，进行调查，终于发现了一项例外规定。
《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案件中的嫌疑人一旦被起诉，时效就会停止，其效力同样适用于该案的共犯。这是专为多人犯罪的案件设置的，以防逃逸方因时效而躲避了法律的制裁。有法学专家认为，如果出现“误抓的起诉”，时效停止的效力也适用于真凶。
通过司法解释，总会有办法制裁真凶，至少应该从时效期限内扣除菅家被起诉到受审的九年时间。这完全是愿不愿意做的问题。
实际上有这样的先例。
有个名叫大坂正明的男人曾被警察厅指定为“重要通缉犯”，罪名是“杀人”“放火”等。这起案件发生在一九七一年，比“足利事件”早了十九年，时效之所以还未过期，是因为被捕的共犯因患病导致审判中止，适用于《日本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五十四条第二项规定。
除此之外，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被害人是警察。警方无论如何都要抓住这个杀害自己人的凶手。而我，也不允许任何罪犯逃脱法律的制裁。
其实，目前已有证据可以锁定真凶——小真实的衬衣。凶手留在衬衣上的DNA型已经通过最新鉴定法得到。
那一天终于来临。
手机响了，屏幕上显示的是我一直在等的人的名字。我慢慢接起电话，一个男人的声音在我耳边响起。他是司法界人士，也是DNA型鉴定专家。他压低声音，一口气说道：“我听说结果出来了。完全一致，分毫不差。就是同一个人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