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现在扪心自问：自己有没有过真爱呢？是否有人获取了我的心，而不仅仅是我的情？
说实话，我的爱一无所有。
这是我的错，大概是因为我的本性吧。我不能让自己成为那种漫不经心的人。爱情不就是失去理智吗？你不在乎人们怎么想，你看不见所爱人的缺点——小气、疏忽、偶尔的卑劣脾气。你不嫌弃他的社会地位、教育程度、经济上、道德上低于你。
如果是最后一点——道德上没良心，我认为那是最糟的。
我总在乎这些，我总是对“不理想”的事情很谨慎。我关注离婚率：能得到持久婚姻的机会有多大？百分之二十？百分之十？我所认识的女人的心好像都被伤透了，就像循环利用的罐头盒一样被压扁。
据我观察，当爱情的麻木渐渐消失时，总会有剧烈的伤痛随之而来。你并非一定要嫁给一个错误的男人，找不到合适的，一定要嫁吗？
看看我最好的朋友，也是我的不动产托管人薇拉·亨迪克斯。她是个极聪明的女子，拥有斯坦福大学社会学博士学位，是几家最大的非营利性非洲——美洲事务基金会的董事之一，她常入选美国百位最具影响力黑人女性。
观看自己的葬礼(4)
然而，薇拉年轻时也错误地嫁给了一个爵士鼓手马克西韦。他的工作好像就是晚上在外边呆着，抽烟喝酒讲笑话，然后凌晨回家。还得告诉你，他不是黑人，而是犹太人。黑人和犹太人，在那个年代可不是一般的不正常。他母亲信天主教，宣称他已经死了，并服了几星期的丧。当他们从波士顿搬家到Tuscaloosa时，薇拉与马克西韦和全世界都做了斗争。薇拉说人们对他们的怨恨是他们维持这段婚姻的理由。后来，当他们住进充满混血婚姻的伯克利郊区时，争斗就只在他们两人间发生了，钱和酒都是不和谐婚姻的普遍起因。即使聪明的女人选择男人时也会犯错，薇拉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
我快接近四十岁时，几乎说服自己干脆结婚生孩子。因为有一个深爱我的男人对我说着浪漫的空话和难以启齿的爱称。我被奉承得很是受用，也被打动了。以传统眼光来看，他不是很潇洒，但很强壮。他不善社交，有些怪习惯，但单就DNA来看，他是生儿育女的理想伴侣。他说我们未来的小孩就像半天使半神童。我被生小孩的未来所吸引，但不可避免地也要考虑到做母亲的责任，这让我想起了继母。
在我拒绝那个男人的结婚乞求时，他深受打击。我对此非常内疚，直到六个月后他跟另一个女人结了婚。的确很突然，但我为他高兴，真的，他们有了小孩，我仍然替他们高兴，然后一个又一个地生，一共四个小孩！我想小孩想了多年，可我顶多也就能生一个，我的孩子会不会喜欢我呢？当然，我永远都不会有孩子了。
看着薇拉的两个女儿，我常常思考——她们非常喜爱妈妈，十几岁了还是这样。她们真是只应梦中有的好孩子。如果我有小孩，我的小孩会不会对我也这样好呢？
如果我有女儿，我一定要让她坐在我的膝上，给她梳头，闻着她头发散发出来的淡淡的香味，在她耳后扎个芍药花，或在她的头发里别一只有翡翠斑点的发夹。我们一起照镜子，彼此深知亲情浓厚，因而热泪盈眶。我很久以后才意识到，我想像中的那个孩子，其实就是小时候的我自己，我一直想有一个这样的母亲。
我承认，每次听说朋友的孩子变得不再乖或忘恩负义，我都会幸灾乐祸，庆幸自己没有这种为人父母的悲伤。当你的孩子宣称他们恨你，并且永远地疏远了你时，你会作何想？
这问题在我脑中闪现，因为我看到亚洲艺术博物馆的通信委员会负责人露辛达·芭莉走上了台，发表她对我的悼词。她曾说我就像她的妈妈一样，现在她来到我的追悼会，歌颂“来自陈璧璧的财产”。
她停顿了一下，赛马似的甩了甩柔顺的头发：“卖掉她的豪华三单元公寓楼和利温沃斯富丽堂皇的、能看到大桥景色的小别墅，还有她的商店、传奇式的‘不朽者’和其成功的在线目录业务，接下来是个人的佛教艺术品收藏——插一句，这是非常优秀的收藏品，已经在遗嘱中写明归入博物馆名下。”
大片掌声响起。这是露辛达的天赋，她能把戏剧与平凡夸张地结合起来，听起来还像真的一样。在掌声达到雷鸣程度之前，她举手示意安静，说道：“她离开我们，留下不动产价值约——稍等，哦，找到了——两千万美元。”
没有人在喘气，没有人欢呼雀跃，他们大声鼓掌，好像我的遗产就像他们预料中一样，只是一串数字。
突如其来地静下来后，她举起一个小徽章：“我们将用这个来怀念她的慷慨，新亚洲博物馆将在2003年建成，其中一幢楼将由这笔遗产捐资兴建。”
一幢！我本应该确认一下，我那两千万究竟能换来何种程度的赞扬。还有，这徽章是普通的方形，不锈钢的，我的名字字母刻在上面，小得连坐在最前排的人都看不清楚。这就是露辛达喜欢的风格，现代又平庸，像药瓶上的说明一样难以读取。我和她常常以朋友的方式，争论她那花了大价钱请艺术家设计的蓝图。
“你的眼光还太幼稚，”我不久前告诉她，“你必须得认识到，捐出巨款的人们，其眼光是老到的。如果你想要这种风格，就得给人们配上放大镜才能看清楚。”
她以不完全开玩笑的语气说：“你就像我的妈妈。总有事情做得不对。”
“我只是提供有用的信息。”
“像我妈妈一样。”
在我的葬礼上，她最后又说那些话，只是这次带了微笑加眼泪：“璧璧就像我的妈妈。她总是慷慨地作出建议。”
我的妈妈没给过我什么建议，无论好的还是坏的。
我在上海的童年(1)
当我还是个婴儿时，我的妈妈就去世了。
是我父亲的第一房太太，把两个哥哥和我抚养长大。她叫包甜——“甜苞、甜花蕾”，这名字不是很适合她。我们作为她的继子女，只得亲切地叫她甜妈。我所缺失的感情，都应归咎于她。而我所有的生命，都来自于我的亲生母亲。
对于甜妈来说，如果她不坚持要我父亲娶妾，以避免家族断了香火，那么她可能会是父亲唯一的妻子。
“是我自己的主意，”甜妈总在向人炫耀，“我不是被迫接受这样的安排，根本不是。”
命中注定，甜妈不能生育。
在嫁给我父亲后不久，她就得了皮肤斑病，也许是麻疹或水痘，但没有天花那样严重。病发后她常痛哭，因而阻断了身体热量的源泉，无法产生足够的热量来孕育胎儿。相反，有多余的热量从体内发出，致使脸部和手部起泡，可能其他部位也有。一次又一次，我们惊叹，她肯定是前世做了罪孽，使得今生遭到这样的报应。
“我犯了什么小错误，要承受这样大的惩罚呢？”她哭着抱怨，脸上的痘痘更鲜红了，“没有亲生的孩子，只有别人的孽种（指我的哥哥们和我）。”
她一吃什么不对劲的东西，比如没熟透的金橘，或者被别人挖苦，脸上就会冒出油渍，看上去像外国的地图。“你知道印度在哪里吗？”我们会问她，同时硬憋着不使自己笑出来。为了使自己好受，她就使劲挠痒，不断地抱怨，说我母亲把我生得这么难看。她把眉毛都挠没了，在不画眉的时候，就像头顶受戒的尼姑似的。不过与尼姑不同，她总是怒气冲冲。
这就是甜妈留给我的印象，总是用尖尖的手指挠光秃秃的眉毛，同时还在不停地闲扯。我的哥哥们曾想逃出她的手掌。他们对她的影响有免疫力，对她报以不屑和轻蔑。因此，她的矛头都是对准我的。
“我告诉你，”甜妈郑重其事地对我说，“听了我的话，你再听到别人这样说，就不会受打击了。”
然后，她再一次告诉我，我的妈妈和我长得一样矮，但不像我这样矮胖，我的妈妈十六岁时只有七十斤，那时我的父亲把她骗到手做小妾。
甜妈不断说我母亲的坏话：“她虽然可怜，但实在太贪婪了，吃太多的东西，太易激动，笑起来控制不住自己，笑得满地板打滚，直到我把她抽得清醒才停下来。还有，她睡得太多，还整天打哈欠。睡得太多，骨头就软了。所以，她才会像离开了水的海参那样虚脱。”
战争时期，猪肉价钱涨了三倍，甜妈常常宣称：“虽然我们有足够的钱，但我吃一点点肉就满足了，只是尝尝味道，一周绝不超过一次。但是你妈妈活着时，她的眼睛就像野狗一样，随时准备扑向任何死肉。”
甜妈说作为一个端庄的妇人，对饮食和享乐要保持克制，最重要的是，她不应该成为家庭负担。甜妈一有机会就想方设法让我父亲知道这一点。
在我的童年时代，我们住在上海的法租界，马斯南路上的三层都铎式楼房。
虽然这里不如宋家和孔家住的辣斐德路那样高档——别墅加上宽阔的花园、棒球坪、小马车。但我们毕竟也是大户人家，房子看上去还是很气派的，甚至比现在旧金山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房子还要好呢。
我父亲的家族世代经营一个棉花加工厂和诚信商场仓库，那是我的祖父在1923年创建的。它可能不如诚信百货商店有名，规模也没有那么大，但加工的棉花在同类价格商品中质量最好，我父亲所有的外国客户都这么说。
他是典型的上海资产阶级：在家庭中绝对遵循传统，在商业和外面的世界里又完全现代。他离开家门后，就进入另一个王国，宛如一条变色龙。必要的时候，他还会讲外国语言，口音绝对正宗——专门请了家庭教师教过。因为口音能区分阶级，他的英语是牛津口音，法语是右岸口音，德语是柏林口音。他还懂拉丁语和一点满语，所有文学经典都有满译本。他的头发柔顺地往后梳，抹了油而充满光泽，他吸过滤嘴香烟，谈论的话题范围极广，像谜语一样。他对生理学和烹饪也感兴趣，这当然是源于中国人的美食传统。他能对凡尔赛宫高谈阔论，也能将但丁的《神曲·炼狱》和中国的《红楼梦》作比较。回家后，他就切换回另一个他，埋头读很多旧书，但很少说话，几乎一动不动。因为在这个房子里，他的女人尊敬他，对他服侍周到。
外国朋友们叫父亲菲利浦。我哥哥的英文名字是普雷斯顿和诺贝尔，听起来很吉利，一个像是“总统”，另一个是带来巨大财富与荣誉的诺贝尔奖。甜妈选择贝莎作她的名字，因为我的父亲说贝莎的发音很像“包甜”，我的母亲则叫“小不点儿”，其实父亲给她起的英文名字是“伊丽莎白”，但她自己发音不准。
我父亲叫我璧璧，既是西方名字，又是妈妈给我起的名字“璧芳”的简称。
可以想像，我们是一个世界性的家庭。哥哥们和我有英语和法语教师，我们接受的是现代教育。这也让我们在甜妈面前有了秘密语言，甜妈只懂上海话。
有次，诺贝尔发现我们那只被甜妈厌恶的贝得灵敦厚毛犬，在甜妈房间里留了点东西——Ilafaitlamerdesurletapis，由于地毯图案掩饰了狗的粪便，我们的继母总搞不清为什么房间充满恶臭。哥哥们喜欢在甜妈的药瓶和鼻烟壶里放进令人意外的东西。Cacad’oie，是从我们的用旧了的鹅毛笔中搜集出来的，哥哥们最喜欢把这个放进去，因为这东西很恶心，又脏又黏，像胆汁一样的绿色。他们对我讲这个的时候，我笑得满地打滚。我真想念我的哥哥！
我在上海的童年(2)
哥哥们因为读书常不在家，甜妈便会趁机虐待我。当我一坐到钢琴前，甜妈就唠叨我母亲如何不懂音乐，所以我也是个乐盲。有一次我为母亲辩护，大声地告诉甜妈：父亲曾对客人说过，我母亲“弹肖邦的《幻想即兴曲》（FantaisieImpromptu）有如行云流水”。
“哼！”甜妈相当气愤，“那是说给外国客人听的。他们都喜欢吹牛。那些人不知廉耻，没教养，不知好赖。另外，凡是个女孩子都会弹那个，如果你稍微用点心练习，你也会弹的。”
然后她就用手指戳我的脑袋。甜妈说我父亲用不着夸她，因为他们互相非常了解对方：“婚姻如果美满和谐的话，就完全不需要多余的言辞，这是因为我们的缘分天生注定。”
那时，我不知道如何问她，哥哥们也不懂什么叫爱情，即使他们知道，他们也不会告诉我。所以我认为一桩好的婚姻，就是丈夫尊重妻子的隐私。父亲从不干预她的生活，也不进她的房间，从不问她什么问题。顺着甜妈的逻辑——既然他们想的都一样，那么也就没必要彼此说话喽。
但有一天，叔叔和他的家人来我家住几个月。我的表姐玉珩和我从早到晚都在一起，虽然一年才见一次，可我们就像亲姐妹。那次来访，表姐告诉我，她已经听说叔叔婶婶与朋友们的传言——那时候传言是人们了解真相的唯一途径。
传言事关甜妈和我父亲，说他们还没出生就订了亲——1909年，两个爱国青年在日本留学，共同加入了孙中山先生领导的同盟会，成为了生死之交的同志，他们跪下来发誓：将来革命成功推翻满清政府，两人若有幸活下来，便让下一代联姻。
清政府在1911年被推翻了，生儿子的那位同志声名远播，就是我那位著名的祖父。而另一家生了女儿，可惜家道中落，那就是甜妈的家族。贫穷的同志带着女儿去找大富大贵的同志，小心地提起当初的誓言，惋惜不能门当户对。此事在当时广为人知，仆人们都说我祖父真是一条讲义气的好汉子，硬是逼着长子与这位家世平凡，其貌不扬的姑娘成亲。难怪这个儿子很快就娶了小妾。
当然，甜妈有另一番说辞：“你的母亲，是一个勉强算是中等家庭里的小妾生的。那个小妾生了十个小孩，其中只有一个女儿，这个女儿到了十六岁仍矮胖不堪，但据说可以像她妈妈那样能生孩子。我就把她推荐给了你父亲，你父亲说我真是贤惠的妻子。我坚持公马一定要有母马配，母马生小马，那么他就不是骡子了。”
根据甜妈的说法，我父亲和我母亲的关系是“非常礼貌，像陌生人似的”。实际上，父亲是体贴过头了，母亲也学会了利用这一点。
甜妈说：“她是个阴谋家，她穿着玫瑰色的衣服，戴着花形发夹，挑逗地垂下目光，然后抬起脸痴痴地对你父亲笑。噢，我知道她要干什么。她总是向你父亲要钱，替她的九个哥哥还赌债。得知她家里简直是蛇窝真是太晚了。你长大可别像他们那样，否则我就让老鼠半夜跑进来咬你。”
我母亲确实能生小孩，每年都怀孕，这一点倒是让甜妈说对了。
“她生了你的大哥，”甜妈掰着手指头说，“然后是你二哥。那以后有三个胎儿流产，真是遗憾，可也不算悲剧，因为都是女孩。”
我出生于1937年，那一年日本军队进攻上海，与中国军队爆发了异常惨烈的战斗。
还好，当时法租界比较太平，甜妈目睹了我的降生。
“你该看看你妈怀了你九个月的时候。她就像个插在筷子上的大甜瓜，走路摇摇摆摆……一大早上，她就说要生了，结果害我们足足等了一天一夜。天空灰蒙蒙的，你妈的脸也是……你出生时太大了，难产，接生婆好不容易把你抱出来，满身是血。”
我听了直发抖，难道我的出生就是个阿鼻地狱吗？
“你妈给你起名叫璧芳，老天作证，我劝她改个别的名字。她说，‘璧芳——白玉如此美丽’听起来像广告海报，人们都喜欢听。‘璧芳，璧芳，来买璧芳喽！’哈，‘放屁’倒是个适合你的名字。就像你妈放出的一个屁。”
甜妈拿出一个发夹给我看，但死活不让我摸。
“因为你爸给了你妈这个难看的东西纪念你的出生，所以她才给你起名叫璧芳。”
这是一只用绿色翡翠雕成的精致发夹，上边用小钻石镶成牡丹花的形状。女人的头上戴了这只发夹，立即春意盎然起来。
我看到发夹第一眼，就知道我为何取名璧芳了：我是母亲珍爱的玉，母亲的宝藏、母亲辉煌的春天——璧芳。
而可恶的甜妈居然还想给我改名。
但我自己想到了一个更合适的：“我喜欢璧璧这个名字，爸爸就这么叫我。”
“好吧，这名字也没啥好的，太普遍了。你爸爸一个德国客户的妻子就叫璧璧。你爸问她：在德国，璧璧是不是不一般的名字。她说：绝对不是，‘璧璧’可以作法国名字，可以是德国人、意大利人，到处都有。你爸拍手称快，说有个词很恰当：比比皆是——意思是到处都有。你爸出于礼貌，就说既然到处都有，那么一定很流行，深受喜爱。我想呢，如果到处都有，一定很差劲，就像苍蝇和灰尘。”
甜妈说这话的那天，她戴着我母亲“难看的”发夹。我想把它拔下来，但我实在不敢这么做，否则会挨打的。我就用最大的声音说，我一定用璧璧这个名字，绝对不改。甜妈说既然我已经长大，能自己选择名字，也就该知道我母亲是怎么去世的。
我在上海的童年(3)
“她死于贪心不足，”甜妈透露道，“已经占有太多了，但就是不知足。她知道我是你爸的正妻，是最受尊重的，最受宠爱的。不论她生了多少儿子，你爸说不定哪天就会把她扫地出门，另找新欢。”
“父亲这样说了吗？”
甜妈没承认也没否认：“尊重是永久的。宠爱会消失，一时得宠很快就会被别人替代。男人们都这样。你妈明白这个。以后你也会明白。但你妈接受不了现实，失去理智。她喜欢吃甜食，停不下来，又总是口渴，像妖怪喝了大海又吐出来。有一天，小鬼发现她在精神上如此虚弱，就从她的肚子钻进去。你妈倒在地上挣扎几下，就完蛋了。”
在我的凭空想像里，我那瘦小的母亲起床来拿芝麻糊。她用手指蘸了一点儿，尝了尝，不够甜，就一勺又一勺地加糖，喝了一碗又一碗。肚子撑得满满的，结果倒在地上，被流出嗓子的芝麻糊淹死了。
五年前，我得了糖尿病，我想母亲可能死于同一种病，血液要么糖量过多，要么极缺。糖尿病是长期的拉锯战。不管怎样，我通过这些遗传知道了母亲：歪歪斜斜的牙齿、左眉往上翘，远远超出常人的强烈欲望。
离开上海的那个晚上，甜妈又一次表演了她的牺牲精神，她拒绝离开故乡。
“我在美国会很没用，又不会讲英语，”她害羞地对父亲说，“我也不想成为我们家的负担。而且，璧芳也快十三岁了，不需要保姆照顾了。”
她瞥了一眼我这边，期待我来为她说情。
“别为这个争了。你一定要来！”
父亲很着急，因为看门人在等着，他姓罗，我们全家都讨厌他，但他为我们的匆忙离开作了准备。
甜妈在哥哥、祖父、父亲和仆人面前继续争论，又朝我看了一眼，希望我能说话。她想要我跳到她脚边，磕头求她别离开我。我没这么干，她就暗示出来：“璧芳不需要我，她已经告诉过我了。”
确实如此。就在那天早上，我对她说了类似的话。她严斥我睡觉太多，叫我懒骨头。说我与我母亲一样，如果不改掉这些坏毛病，我也会死得很惨。我还没睡醒，还要继续睡，我堵住耳朵大喊：“闭嘴，你这头奶牛。”于是她把我打清醒了。
现在我和家人要在深夜离开，金银和钻石都塞在我的玩具娃娃里，那里还有我母亲的发夹。我从甜妈那儿偷回来缝进了衣服里。
看门人老罗催我们快走，甜妈还在磨蹭着。她心底在盘算着，要我们都求她改变主意。我的想法正好相反：如果甜妈留下会怎么样？我的生活会发生什么变化？
一连串的沉思使我心里打颤，膝盖和脊椎都变软了。我预感到大事将临时就会这样，这是我一辈子养成的习惯。因为我母亲也一样，我害怕也会像她那样突然倒地死去。我学会了压抑自己，随遇而安，由它去吧。
“说句话，”父亲哄着我，“快道歉。”
沉默会决定我的命运。
“快呀！”
父亲开始责备我了。
估计足足有一分钟的时间，我感到自己两腿无力。
压下去，我对自己说，把愤怒压下去。
父亲最终打破沉默对甜妈重复：“你一定要来。”
但是，甜妈捶着前胸喊：“结束了！我宁可死在这里，也不想和这个邪恶的女孩在一起！”然后她跑出了房间。
几天后，我们离开上海了。
全家人登上美国轮船的时候，我回头看着十六铺码头，还有外滩的那些欧洲式大厦。我第一次觉得这座城市像个童话，隐藏在暮春的夕阳之中，忽隐忽现永远难以看清全貌。这将成为我生命中永难忘记的一个梦。
我趴在船舷的栏杆上，想像独自留在马斯南路房子里的甜妈。房间仍然豪华，但到处都阴森森的缺少生气。很快，时代的变化就会让属于“资产阶级”的她感到震惊……
想着想着，我产生一种奇怪的感觉，那是一种复仇成功的快感。我想，下辈子自己可能会受到惩罚的——我会成为一只牛，而她在大块朵颐地吃牛肉。
突然，我感到几根瘦骨嶙峋的手指头捏着我的脸，几乎都要把我捏出血了。
那是甜妈！
原来父亲又返回家接她了。虽然她的威风已大大减弱了，但被架上汽车时还是大喊大叫。甜妈就这样回来了，她已下定决心，要把我脑中的恶魔除去。
能有她继续作我的昏暗人生的灯塔，我是多么幸运啊！
终于，轮船离岸了，昏暗的天空星云闪烁，远处似乎传来隆隆的炮声。
我想像着未来的崭新生活，我们要去大海另一端的美国了，那个遥远神秘的地方。我人生的大部分光阴将在那片大陆度过。
再见，上海。
再见，我的故乡。
在经历了艰难漫长的旅程之后，我们全家抵达了美国。父亲在旧金山开创了新的产业，我们仍然保持着体面人家的生活。
即便在完全陌生的美国，甜妈依然要改变我的习惯和性格。
但她越是干涉我，我就越像我的母亲，这是她的结论。
她警告我，说我贪婪，从不满足，吃不够，睡不够。我就像个漏了个洞的米篮，永远也填不满——我永远得不到真爱、美丽和幸福。
我在上海的童年(4)
很不幸，她的话就像诅咒，而且准确应验在我身上了。
对于她的批评，我假装根本没有听见。能对甜妈起作用的就是面无表情，这常使她眼眉暴跳。我不在乎会受到什么伤害，我已渐渐长大了。我的腿不再打弯，我学会了忍住疼痛。我把最深的感情藏进内心，甚至都忘记是怎么存进去的了。
直到今天，我还清楚地记得那个本该甜蜜温馨，然而却在今后的岁月变得悲伤的夜晚，甜妈让我第一次感到了诅咒成真。
那是我进大学一年后，甜妈要我回家参加中秋节的聚会——中国人的感恩节。
父亲、哥哥们和我，还有很多远房亲戚，有的人来美国已经几十年，几乎不会说中国话了，也有的人最近才移民过来，英语说得很糟糕。我们在曼隆市一位表兄家的后院，坐下来欣赏八月十五完美的月亮。
我们拿着纸灯笼，里边点着蜡烛，向游泳池走去。
在水面的倒影里，我看见月亮出现了，像个金瓜而不是以前看惯了的圆盘。我听见人们正默念着什么，眼里满是幸福或悲伤的泪花。
我紧闭着双唇，眼眶里却没有一滴泪。我和他们一样能看清月亮，甚至也感叹它美丽的光华，但为什么没有他们那样的感动呢？
为什么别人的感动比我多十倍？我是不是生来就冷酷无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