妈妈的手一直在捶打玻璃，听到这里忽而头也撞过来。我看见她的眼睛、鼻子、口腔极其扭曲地抽回去，又冲过来。“我只需要你的配合。”她吼道。我马上点头，“好，好。”可一回牢房我就后悔了，就像小说里的某人，准备去海里溺死，却在海滩遇见故交，被无休止的应酬绑架了。但我不能对妈妈说我想死，我说不出口。
此后律师和母亲总是风尘仆仆地来，又风尘仆仆地去，连寒暄的工夫也省了。就像我是皇帝，他们是忠心耿耿的臣仆。有一天，律师取出一份五年前由A县人民医院开具的诊断证明书，上边称我颅脑外伤，伴有阵头痛，有癔症、神经官能症表现。我表示没这回事。“你看，连医生的证明都有。”律师取出与主治医生的谈话笔录，上边写着：
问：这个诊断书是不是你写的？
答：是我写的。
问：属实？
答：是我签的字。
我说：“我没有在人民医院看过病。”他恼恨地用手指敲案台。我便明白了。“现在开始，你给我听着，你只需回答是还是不是。”他说。然后我就什么都答是。这样我就拥有了需要主动记忆的历史。律师看起来很满意，不过走前还是问：“你能说出你为什么被送到医院么？”我张口结舌。他便恨铁不成钢地说：“是寒假路过夜宵摊时被人用砖头敲了。”
“是这样的。”
“你要记得发生在你身上的创伤。”
说实在的，这是个死局，我不相信会有什么奇迹，但律师却开列出整整五条突围路线，好像死倒是最不可能的事。其一，寻求司法精神鉴定；其二，将部分责任分摊至社会；其三，改年龄；其四，死咬没有强奸意图；其五，强调有自首情节。
“我没有自首。”我说。
“你有，”律师斩钉截铁地说，“被捕时是你主动找到警察的；被捕前你曾用三张人民币抓阄，其中有一条便是自首，说明你有自首意图；还有，你曾主动打电话给副班长李勇，汇报行踪，对你这种年龄的人来说，班长、副班长就是最大的组织，你是在向组织忏悔。”
“是我不想玩了。”
“不想玩了就是自首。”
又过了些时日，妈妈脚步轻快，挥舞着手臂，欢天喜地而来，就像手里捏着释放通知书一样。律师说：“你应该感谢你妈，我从未见过这么执著的母亲。”
我问：“怎么了？”
律师说：“孔妈妈答应为你求情了。”
我说：“怎么可能？”
律师说：“你妈答应赔她七十万。”
我说：“哪儿来的七十万？”
妈妈说：“我有存款，把店铺、房子卖了，就凑齐了。”
律师说：“你妈其实还借贷了二十万。”
我说：“钱都给出去了？”
律师说：“还没完全给出去，目前只有一部分保管在孔洁的舅舅那里，毕竟还没亲口答应。”
我说：“她怎么可能答应呢？我杀了她女儿，她还替我求情？”
妈妈说：“她一开始也不答应。我说，我是一个单身母亲，你也是，我们都只有一个孩子。如果我儿子死能换回你女儿的性命，我宁可他去死，但现在他就是死了，洁洁也回不来了。你不如看在我们都是孤寡女人的面子上，放他一条生路。”
律师说：“我说，你抚养女儿很不容易，眼看就成材了，无论怎么说都是我们这边的错。但错既已铸成，事实既已发生，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从积极的角度去考虑。如果你能从人类罕见而高贵的精神出发，出面为他求情，你就是救了两条命，你既救了这位女士，也救了她的儿子。我想他们也会尽全力来补偿你、报答你，他们终生都会感激你的恩德。”
我说：“她就这样答应了？”
律师说：“不，她让人将你妈打了一顿。你妈一直跪着磕头，恳求对方说个价。孔妈妈并不理睬，后来还是她亲戚看不下去，过来扶你妈。你妈不起来，她便出来往你妈头上吐痰。”妈妈将头低下去。律师接着说：“你妈妈就自己说钱，三十万不行加到五十万，还不行，又加到七十万。你妈不是一万一万往上加，而是二十万二十万地往上加。对方还没反应，你妈长叹一声，说儿啊，便口吐白沫，昏迷不醒。就是这样，孔妈妈才说，你叫我以后怎么做人啊。”
妈妈说：“我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答应了。”
律师说：“话说到这份上，就是答应了。现在我们需要你做的是在法庭上忏悔。”
第十九章 庭辩
时间重新变得宽广无际，
像可怕的白内障，因此我咬破左手腕。
五个月之后，二审由高院主持，在原法庭举行。让我感到好受一点的是，不会再有三审了。我已经腻味在牢房玩迷宫游戏了，我就是我，不是什么虚构人物。时间重新变得宽广无际，像可怕的白内障，因此我咬破了左手腕。
这事后来被检察官演绎为畏罪自杀。
检察官在看守所提审我时我便认出他来，当然他不会认得我。他肩宽极窄，身躯长得像一根扁担。如今他正坐在法庭上跷着二郎腿，不时翻阅一下案卷，寻找着要点。提审时我就知他态度极不认真，但又有着近乎愚蠢的自信。他现在想临时抱抱佛脚，却抵挡不住连打三个哈欠。他应该整晚都在喝酒、玩骰子、搂抱女人，现在满耳朵还是KTV的声音。
我的律师陈述上诉理由后，请求法庭出示法医鉴定结论。那个爱哭的女法医被招来，在律师的逼问之下，她坦承没有提取到精液等物证。“没有并不代表没有强奸意图。”她强调道。无疑她的说法是欠妥的。律师说：“在对方已是囊中之物的情况下，我的当事人如果有强奸意图，就会强奸，就会留下痕迹。我想问，被害人到死是不是还是处女膜完整？”
“是。”法医回答。检察官说：“可是一审时被告人承认有，最终判决定性也是强奸未遂。”
“审判工作应该重证据轻口供。设想下，一个体重六十二公斤的青年男子，在面对手无寸铁的只有三十九公斤的被害人时，怎么可能会强奸未遂？”
“法律不允许假设，这需要问被告人自己。”检察官说完就明白自己错了。我果然站起来说：“我没有任何强奸的意愿，也没有实施过任何强奸行为。”法庭一片哗然，他们想我果然翻供了。我的律师装作沉静地坐下去，心里一定可美了。
“那你为什么在公安机关讯问你时交代有强奸行为？”审判长问。我没有回答。检察官立刻站起来：“我想问被告人，你有什么证据证明自己没有强奸意愿？”我觉得他有些气急败坏，这种问题也傻得可以。我的律师说：“我抗议这种有罪推定的举证方式。”但我还是抬起手铐说：“在孔洁来我家前不久，我已手淫过：我消除了与对方发生性关系的念头。”
“你有证据吗？”检察官说。
“没有。但是你们可以从法医鉴定结论里看到。”
“这并不意味你没有这个想法。”
“对不起，我没这个想法，有的话完全可以办到。”
“你不想？”检察官说出这种话来简直不成体统。
“我想，但我不打算这么干。”
“为什么？”
“为了一种纯粹。”
“什么纯粹？”
“我杀她就是杀她，不想给这件事夹带任何杂质。”
我的律师及时接口道：“这说明即使是显见的恶里也隐藏了某种原则的东西。”接下来他宣读了一份声明，这份声明由A县四百余名邻居、熟人、同学联合签名。他们以人格担保我尊老爱幼、为人老实，呼吁法庭从轻处理。律师试图一一读出名字，结果被审判长打断。他抖动着纸张，十分遗憾，意思是如此强大的民意最终只被体现成了区区几张纸。我想他和妈妈一定带了很多的糖果、红包去找这些人，他们起先不签，律师自己躲着签了几十个，他们便敢了，不但自己签，还招呼亲友们都来签。
律师往下又宣读来自我婶子的声明。她反思自己有着本地人的优越感，武断、粗暴，未顾及我尚处于青春期的事实，不自觉中完成了对我的摧残。声明还列举出二十条歧视事实，包括将五元钱故意放桌上看我偷不偷、我只能吃剩饭，等等。律师读完，走过来，眉头紧锁，眼神如炬，就像从不认识我那样，凶狠地说：“下边我问你的问题，希望你如实回答。”
“好。”
“你保证。”
“我保证。”
“你想杀的是不是你的婶子？”
“可以这么说。”
“是不是？”
“是。”我抬高声音回答。
“我反对这种诱导式提问。”检察官说。审判长让律师注意，但律师已陷入到激情当中，他将一只手插进兜里，低着头走了几步，猛然问：“为什么想杀她？”
“因为歧视。”
“什么歧视？”
“一个土著对外地人的歧视，所有的、无处不在的歧视。”
“面对这种歧视，你是什么感觉？”
“我感觉自己是贼，每天被扒光了衣服。”
“你是不是想哭？”
我抬头看了看他，感到莫名其妙。他在那里跟我不停地使眼色呢。接着他又问：“你能再细致一点形容这种痛苦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索性低下头，沉默起来。可能我还摇了摇头。我的律师就以这个动作为证据，说：“你们看看，这种耻辱深重到羞于启齿。”
接着他猛然问：“最后你为什么杀的不是她？”
我想我选择不杀，是因为她不值得一杀。律师见我没有回答，便说：“因为你杀不过强大的她，但是为了震慑对方，你杀了一个同学。你想告诉她，你绝不是好欺负的。这就是你幼稚得可笑的报复。”检察官拍桌子，大叫强词夺理，审判长也连续敲槌子。而律师已完全进入演说的境界，他将手再次插进裤兜，快步走到旁听席，缓缓俯视每一个人。等到所有人都展现出愕然的表情时，他举起手中的那支笔，像是把字一个个点出来那样点着：
“你们都是有罪的。”
接着他说：“你们给他高考压力，给他地域歧视，给他白眼，给他孤独，给他外乡人的身份，给他农业户口的待遇，给他奴隶般的命运。你们将他制造为一个委屈的贱民，你们从来不曾关心他哪怕半点，相反你们觉得是他侵入了你们正常安定的生活，觉得他就应该接受这样的现实——你们对此毫无愧疚，对吧？当然，也可以想象，你们现在一个个也不肯原谅他。我现在只问一句，同样是生命，请问是谁让你们堂而皇之地坐在这里？你们坐得安心吗？”说完，他似乎也被自己的言语震慑住了，愕然坐倒在椅子上。
检察官为着不甘示弱，也站起来说：“即使我同意你的观点，那我们现在是不是应该将被告人的婶子吊起来处死？是不是应该将我们所有人都拉出去枪毙？是不是应该当庭释放他？你们同不同意？”
“我同意，”我的律师声音沙哑，但态度明确，“完全同意。”
“你同意，我不同意。何况我一点也不觉得情况就像你说的那样。如果被告人仅仅是为了震慑她的婶子，他可以杀死她的一只猫一只狗，犯不着绕这么大的圈子。即使他要通过杀死一名女同学来实现这个目的，他只要将被害人杀死便可，为何还要再补三十七刀？为何还要将她倒放在洗衣机内？你们觉得这是为什么？”他停顿下来，让大家有足够的时间将事情在我和孔洁之间联系起来，然后他伸出干瘦修长的食指，像枪一样戳着我。我偏过脑袋，那晃荡的指尖便重新将我瞄准，就像我逃无可逃。他说：“仇恨！这是基于仇恨的残忍！他如此残忍，完全是因为他仇恨孔洁！只有这一种可能！”
随后他问我是不是追过孔洁，我说没有，他复问我是不是遭受过对方的拒绝，我说没有。他对我的回答很满意，他觉得我要是回答是那就不是一个罪犯了。然后他自己发挥，讲出一通弗洛伊德、荣格、自卑型人格、皇帝女儿、丑陋的情欲之类的东西。看得出为这演说，他已准备了一堆格言，想急切引用出来，同时又想发言像瀑布般通畅，因此数度梗阻，需要看一眼笔记本。但每次梗阻都会带来新一轮的咆哮。他终于说完时，也像大病初愈般，毫无元气地躺在椅子上。
应检察官的强烈要求，我的婶子最终还是出庭了。她走进来时，刚走几步腿就硬了，迈不动，好像她才是受审人。好不容易走到证人席，她便低下头，脑门渗出一层亮晶晶的汗。检察官请她复述案发现场的情形，她哆哆嗦嗦说了。她现在明明是害怕法庭这样的场合，大家听她讲时，却觉得她仍然在害怕当时看见的。
检察官问：“辩护人说是因为你的歧视才导致凶案。你承认么？”婶子那巨象般的身躯便发生要命的震颤（就像大厦将倾）。“不是。”她就这样背叛了律师和妈妈对她的苦苦游说。
“到底是不是？”
“不关我的事。”
“那你有没有歧视你的侄子？”
“不能说是歧视。”
“那是什么？”
“他们也要讲点良心，他妈妈将他委托给我，我当然有责任好好带。为了不影响他高考复习，我自己都搬出去住了。他在这里还长了十斤肉。你问他自己是不是。”
我的律师正准备起来发言，我举手了。审判长示意我说，我便说：“婶子，我只想问你，你的玉佛哪里来的？”
“什么玉佛？”
“粘在保险柜底下的玉佛。”
“那不是什么玉佛。”
“那是。你和叔叔这些年到底收了多少礼啊？”
这个女人目瞪口呆，猛然像演戏一样挥舞着双手向地上瘫软下去，几个人冲过来将她抬出去。我心想现在没有谁比她更心疼的了。我把这话说出来，她就不敢提出赔偿了，即使有赔偿，那赔偿的价钱也和她自己拿出去卖不一样。也许我妈妈早赔给她了。不过没关系，我现在也总算让她得到她应得的。
随后出庭的是邻居何老头儿。他大概很久没有到过这种大场合，整个人跃跃欲试。事情本只有五分，他添油加醋地讲，便有十分。他讲完自己看到的现场，又胡诌出我平时干了很多坏事，“可以说坏事都被他干完了。”他说完抿着嘴唇，以一种政府的态度蔑视着我，而我觉得他不过是一堆腐臭。我说：“你打了我。”
“我没有。”
“你打过我。你掐着我的脖子，一直骂我，还打了我一耳光。你摧残了我的心灵。”
“胡说。”
“你打了就是打了。”我觉得很好玩。他果然找不到说理处，握紧拳头。我接着说：“你的狗死了吗？”他猛然一惊。“是我下的鼠药。”我说完，老头儿脑门充血，嘴里大骂：“你他妈还是人不是人，连条狗都不放过。”我的律师连续叹气，也许他觉得我太幼稚，而检察官则面露微笑。没什么比这更能证明一个杀人犯的凶残成性的了。
此后民警出庭，他强调不少江湖大佬被抓到时都瘫软了，而且要求见父母妻儿，唯有我神情冷漠、若无其事，“这么大的事情，就是要求吃一口麦当劳。”
“是肯德基。”我说。
第二十章 告白Ⅰ
我作为一个身体年轻而心灵衰竭的人，所遭遇的现实。
此后，我的律师一提交情有可原的说法，检察官便站起来表达罪无可赦的观点。就像天平往左倾斜一点，他就势必往右边增加点重量。律师决定转移战场。他出示一份按有接生婆手印的出生证明，声称我不满十八周岁。检察官认为应提起调查，包括户籍档案、学籍档案、邻人证言以及我妈妈在十八年前的活动都应该调查。他说这不是一件难以解决的事情。同时他提醒律师，引诱证人作伪证会被判处徒刑。
我的律师又陈述我有三层自首情节。检察官表示不能采信，因为我自始至终都未表现出任何悔意。律师眯眼看我，意思这不是他一个人的事，但我觉得现场表演一段忏悔，并不符合自己的意愿。检察官问：“你是不是到现在也不感到忏悔？”这个问题甚至是在帮我，但我偏过脑袋。我没有回答不是，也没有回答是。我本想回答是。
“你为什么主动找到抓捕的民警？”我的律师问。我仍然偏过脑袋。审判长提醒我有必要回答这个问题。我想了很久，觉得还是应该说出真相：“因为我感觉他们的追捕不行。”律师感觉到背叛，十分气恼，急急申请对我进行精神疾病司法鉴定。在此之前他借着走过被告席之机，敲了一下桌子。
他出示五年前A县人民医院出具的诊断证明书，详细解释癔症、神经官能症的学理，并引经据典，论证精神疾病司法鉴定的必要性。他认为一审法庭对我提出的鉴定要求没有足够重视，现在调查核实这份诊断书符合取证全面客观的原则。同时他拿出报纸，上边有两位政法大学教授表态支持鉴定，他们说：“法官办这种案子应办成铁案，判死刑后再去做鉴定，就晚了。”检察官冷笑着，取出小梳子，用手掌护着梳理本已完好的发型。他当然觉得这是所有被告人都会采用的一招。后来他指着我对大家说：“他有没有一点精神病的表现？”又问我：“你是不是精神病？”
“我当然不是。”我感觉所有人都很吃惊。
“你怎么知道你不是精神病？”我的律师愤怒地站起来。
“有没有我自己还不清楚？”
“每个精神病都会这么说，你这就是有病的表现。”律师青筋暴突，狂敲桌子，旁听席爆发出一阵笑声。
“那你需不需要作鉴定？”审判长问。
“不需要。”我说。我的律师将公文包摔在桌子上，几乎要走掉。不过出于对自身荣誉的尊重，他还是建议法庭将孔洁的妈妈请来。做完这一切，他楚楚可怜地看了我一眼，就像身处绝境的人发出最后一丝恳求。而我早想终止这场游戏，我感觉法庭上的我已不是我，他只是供大家维护自己谎言的工具而已。
孔洁的妈妈依旧穿着黑长裙，但是扎了一条蓝围巾。那是孔洁留下的。她压抑着委屈，宣读一份《一位母亲为了另外一位母亲所提出的求情书》。大家皱着眉头，表情庄重，一动不动地注视她。她今天的发挥不错，语调、感情以及克制力，浑然天成。我想这是因为我的律师替她拟定了演讲稿，她可以从中找到一些共鸣（而不是像她自己那样乱号乱叫）。律师像词曲作者看着舞台上的歌唱家那样，不时跟着话语敲动指头，不少人伸手擦眼泪。
但我中止了她的演出。我插进话：“这是一场交易。”我看到纸张像白鹤般从她手中飞走，接着那瘦高庄严的身躯开始抖动。她眼睛闭了一下，又张开，然后直挺挺地向后倒去。人们赶快冲过去扶她，她已口吐白沫，全身可怕地抽搐起来，就像一个癫痫病人那样。法庭嘈杂得像菜市场，大家蠢蠢欲动，在焦急地寻找一句话。最终他们同时找到了，他们喊：
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
杀死他！杀死他！杀死他！
我抬起头看天花板，接着扫视法庭，它狭小得像剧院包厢，一群遥远的人正站着挥舞拳头，剩下的是空荡荡的黄色座椅和暗青色的栏杆。在边墙之上，缀着一盏西式灯座，那里一直亮着微弱的灯光，一直没人关。总有一天，这里什么人也没有，只剩尘埃飞舞。
“杀死我。”我回到现实中来。我觉得自己的眼神十分真诚。这时我的律师已将文件塞入包里，完全成为旁观者，而检察官长久地陷入诧异和震撼当中，不过他最终还是拿出一份报告，声情并茂地读。我听到这样一些词：穷凶极恶、丧尽天良、无视国法、草菅人命、手段极其残忍、后果极其严重、社会危害极大、不杀不足以平民愤。
他读完以后，全场报以热烈的掌声。掌声持续很久，倏忽之间又彻底消失了，大家和我一样感觉到一种难以名状的落寞。
审判长问我有什么说的，我说：“我想告诉检察官，当我买到弹簧刀时曾在路上见过他，我想过要杀死他。只是我计划已定，才放过了他。”他看起来很糊涂，禁不住看了一眼自己。这时法庭上突然爆发出狮子式的咆哮：“你为什么独独要杀我女儿？”
第二十一章 告白Ⅱ
“我必须杀一个人。”
“你可以杀贪官、杀坏人，为什么独独杀我女儿？”
“因为她值得杀。”
“为什么这么说？”审判长问。
“因为她漂亮、善良、有才华、前途无量，同时身世可怜，早早失去父亲。她是你们的心肝肉。”
“畜生！”检察官说。
“这样做是出于仇恨吗？”审判长问。
“不，是为了造成社会反响。我看过报纸杂志，知道一件凶案之所以受到重视，只因为事主是大学生、儿童或者年轻女性。一个长相丑陋的女性被害，往往被报道为花季女子、妙龄女子、美丽女子或者是善良女子。一个普通的女性尚且如此，像孔洁这样接近完美的女性就更会被渲染了——我怕你们渲染得不够，还捅了三十七刀。我选择孔洁是经过精心设计的，她既轻信别人，又不懂得反抗，最重要的是，她活在你们内心的最高处。我当着你们的面将瓷器一般的她摔碎了，你们便会涌现出空前巨大的同情及仇恨。你们咬牙切齿，恨不能将我五马分尸、凌迟处死。”
“你毁坏她，就是为了出名？”检察官说。
“不。我仅仅是为了让你们在追捕时有力度一点。我杀掉你们不允许杀的人，你们便会调动所有力量和潜能，甚至是发动全社会来追捕我。但是你们最终没有办到，你们越来越懈怠，因此我投案自首。”
“你是为了逃亡而杀人？”审判长说。
“是，唯有逃亡，我才能感受到生命的充实。你们是猫，我是老鼠，老鼠精干、结实，不多不少，没有一丝多余的脂肪，浑身散发着数字的简练之美。我渴望过这样紧张忙碌、充满压力的生活。”
“你不是正在参加高考吗？你不能将生命投入到紧张的复习当中么？”审判长问。
“我早被内定招收到军校，我的叔叔是军校教务处处长。”
“那你也完全可以积极主动地做别的有意义的事情来充实自己。”审判长说。
“我试过，我曾想过去当一位超人。但那些事情总是像投到沙漠的水，很快就蒸发了。我总是在事情开始之时看到它不可避免的结局。比如吃苹果，最后变成垃圾桶里的果核；大家举杯敬酒，事后杯盘狼藉，一只猫儿在孤独的餐厅走来走去；又比如爱情，它像烟花弹上空中，然后我们用一种阳痿人做爱的精神欺骗自己那天空还有光华，其实是一片漆黑；还有我们的人生，我们终将变成衰朽的肉身，没有尊严到连自己的粪便也不能处理。最后我们死了，我们死了的未来某天，一只淘气的狗儿从地里刨出一根腐骨，叼着跑来跑去。那是我们的腐骨。”
“你活着还有什么意思？”检察官说。
“是啊，我活得一点意思也没有。如果当时我杀的是你，你就会更有意思点。”他用手拍桌子，看起来有些想发作。我接着说："我今天不是作为上帝来告诉你活着的真相，我只是告诉你，我作为一个身体年轻而心灵衰竭的人，所遭遇的现实。我早已不相信一切。很早时我就知道天鹅和诗意没有关系，天鹅为什么总是在飞？因为它和猪一样，要躲避寒冷、寻找食物。我们人也一样，我们之所以高级于动物，不是我们不干和它们一样恶心的事情，而是我们有意识。我们意识到我们在和它们一样干着恶心的事情。我们追逐食物、抢夺领地、算计资源、受原始的性欲左右。我们在干这些事，但为着羞耻，我们发明了意义，就像发明内裤一样。而这些意义在我们参透之后，并无意义，就连意义这个词本身也无意义。
“因为这个可能是错误的清醒，我冷漠、无为，遇事更易体验到萧条。我的生命因此涣散开来，人总是像瘫痪病人那样无所事事地躺着。每一天到来时都没有奇迹发生，就像任何一个昨天一样一成不变。时间凝滞掉，缓缓流淌，最终像巨大的混凝土浇下来。我每天都要遭受这样的灭顶之灾，我不能呼吸，动弹不得。我感到没来由的恐惧，时常莫名其妙地哭泣。终于在某一天，在忍无可忍之时，我决定：既然我安排不了自己，那就交给你们安排；既然我也不能选择自己，那就一并交给你们选择。你们追，我跑，就这么简单。我可以像原始社会处于食物链弱端的动物那样，在无时不在的追杀中狂奔，进而享受到无意识的充实。说到底，生命终归无用，做什么不做什么都一样，都是覆灭，但至少我可以通过这个来避免与时间的独处。我想在自己与时间之间建立一个屏障。我曾渴望投身战争，或者去水泊梁山，那样我便可以在打杀中光明正大地发泄私欲；也曾想像侠客那样去搭救落难者，但最终我想到，没有人会为了报恩，满世界地找你。从技术条件上讲，杀死孔洁这个近乎完美的你们的心肝肉，是我能想到的近乎完美的手段。我在逃亡时一路留好痕迹，就像猎物在路上不停地遗留带有体味的粪便，让你们来追，我曾感受到时间密实的愉快，全身心都感受到，我以为自己能收获充实这枚生命之果。但最终，在这场游戏中，我执行得很好，而你们有愧于我。”
说完，我端起手铐，艰难地用中指搔后颈的痒。大家目瞪口呆地看着我，觉得我偏执、可怕而多少又有点道理。就是我自己好像也有一点发言完毕的满足感，甚至想有人过来给我倒一杯开水。许久以后，大厅里响起一声恍然大悟的喊声：“不！”那是检察官在喊。他扯着领带，跳起来指着我，说：“你才是最大的恶，再没有比你这样的恶更大的恶了。相比你这种凶行，那些为了钱和性欲去犯罪的人倒是可以理解的了，而你这个疯子却攻击我们整个制度、传统，以及我们赖以活下去的信念。”
我颔首。他又像看魔鬼那样看了我很久，然后像是小孩子那样极其恐惧地喊。他的声音在大厅内到处奔跑。“审判长还有在座诸位，我呼吁！立刻签署死刑令！立即将他处死！我能感觉到这偏执可怕的思想一旦滋生蔓延，势必会使更多的无知青年受到怂恿，势必危害整个社会，势必使我们整个人类都生活在莫名的恐惧中。我呼吁！为了我们，为了人类自己，现在，立即，枪毙他！”
没有人响应，所有人呆坐着。我举起手铐，仰着头，以一种完完全全的坦然说：“嗯，枪毙我。”
后来，我被带到一间新的牢房，二审结果也很快下来，不出意外。我知道关于我的公文会在各个衙门之间奔走，中院报送高院，高院报送高法，高法下拨高院，高院下拨中院。中院的门卫接到信件，报告科员，科员报告科长，科长报告副院长，副院长报告院长。死刑的执行也许会耗时几个月，也许会有一年。也许是枪决，也许是注射。随它吧。我在等待最后的晚餐。而他们最终也一定会用他们的方式解释这起杀人案，比如见色起意、试图抢劫、承受高考压力、受到社会歧视，等等，他们会找到合适的一条向社会宣布。他们不想让人知道，一个人仅仅因为无聊想玩猫和老鼠的游戏，便杀了另一个人。
而我最初为这起事件制订的计划，只有四句话：
目的：充实；
方式：逃亡；
手段：杀人；
资金：一万。
这就是我的遗书的全部。我想说，在你们的历史上存在过这样一个人。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