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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觉得你没真正意识到你现在的处境。”
博斯走回到克莱顿身旁，和克莱顿面对面。
“我现在是什么处境？”
“你现在处境很危险。你必须谨慎地做决定。你谨慎行事的话，我代理的人会给谨慎做决定的人一定的报酬。”
“这是威胁、贿赂，还是两者皆是呢？”
“随你怎么想。”
“那好，你想威胁和贿赂我，现在你被捕了。”
博斯抓住克莱顿的胳膊，飞快地把克莱顿按在前厅的砖墙上。他一只手按住克莱顿的背，另一只手伸到自己的外套后面掏出手铐。克莱顿用力回头看他。
“你他妈的到底在干什么？”克莱顿咆哮道。
“你因为威胁和试图贿赂警官这两条罪名被捕了，”博斯说，“分开你的双腿，把脸贴在墙上。”
克莱顿非常震惊，无法马上做出反应。博斯踢了下克莱顿的后脚跟，他的腿终于慢慢分开。博斯铐上他，简单地搜了身，从右侧臀部上挂着的枪套里搜出把枪。
“你犯了个大错。”克莱顿说。
“也许吧，”博斯说，“但克莱蠢先生，铐上你这个自以为是的家伙让我很愉悦。”
“很快会有人放我出来。”
“你知道有人一直这么叫你吗？跟我走，去班房待着去。”
博斯朝有机玻璃后面的前台值班警官点点头，值班警官打开内门。博斯把克莱顿押到局里的拘留所，把克莱顿交给管理拘留所的警官。
博斯填写逮捕报告，把搜来的枪登记在册，锁进储物柜，然后把管理拘留所的警官叫到一旁，叮嘱他别急着让克莱顿打电话找律师。博斯看着克莱顿被关在坚固的铁门后面只有一张床的拘留室里。他知道克莱顿很快会被放出来，但这至少可以让博斯往南边去的时候不被跟踪。
他决定改天再去找艾达·汤·福赛思询问。他把车开上直达圣迭戈的5号高速公路，觉得途中兴许还能在奥兰治县停一下。
他看了看表，盘算了下时间，然后打电话给女儿。和平时一样，电话直接转入语音信箱。他告诉麦迪他在十二点半到一点之间会经过奥兰治县，问她如果有空愿不愿意和他吃个午饭或喝杯咖啡。他说他有事想告诉她。
半小时后途经洛杉矶市区的时候，麦迪打电话来了。
“你是从5号公路过来的吗？”女儿问他。
“是的，我现在就在5号公路上，”他说，“今天的路不堵，我想十二点一刻就能到你那儿了。”
“一起吃个午饭吧。你想对我说什么？”
“先说午饭的事。你想和我在哪儿会合，还是要我去学校接你？”
从高速公路开到校园得花十五分钟。
“我这里停车很方便，能过来接我吗？”
“我正想说过去接你呢。你想吃什么菜？”
“博尔萨有家我想尝试的餐厅。”
博斯知道博尔萨在当地商业区小西贡的中心，但离校园很远。
“离学校有点远，”博斯说，“我要先去接你，然后和你去博尔萨吃饭，然后再送你回学校，耗掉的时间太多，之后我还要去——”
“那我开车过去，我们在博尔萨会合。”
“麦迪，能找个离学校近点的地方吗？你应该知道，我很讨厌去那种越南餐厅……”
“爸爸，那都是几十年前的事情了。你难道连越南菜都吃不下吗？你这是种族歧视。”
博斯沉默了很久，思索该怎么对女儿回话。他语调尽量平静，但心里却如潮汹涌。让他恼火的除了女儿的话，还有搅局的克莱顿和尚未落网的“割纱工”。
“麦迪，这和种族歧视完全没有关系，说别人种族歧视时应该非常谨慎，”他说，“像你这么大的时候我正在越南，为保护那里的人们而打仗。我是自愿去那里的。这算种族歧视吗？”
“爸爸，事情没你说得那么简单。你恐怕是被送去对抗社会主义的。再说了，把这个当成不吃某种食物的借口未免有点怪吧。”
博斯不说话了。他永远不会把他的一些事情和生活中的某些方面告诉女儿。参军的整整四年经历就是其中之一。麦迪知道父亲参过军，但博斯没有告诉过女儿东南亚战场的任何事情。
“这类食物我在那儿整整吃了两年，”博斯说，“每天每顿饭都吃那个。”
“为什么？军事基地之类的地方就不烧美国菜了吗？”
“当然烧，但烧也无法吃。如果吃了美国菜，会被越南人闻到味的。身上的气味必须和他们一样才行。”
这时换成麦迪哑口无言了。
“我不理解——你这是什么意思？”过了半晌她才问。
“吃什么东西身上都会有什么味道。在密闭的空间里，食物的味道会从你的毛孔里散发出来。我的任务是查探地道的地形——必须整天待在地道里，但我不想让敌人知道我在那儿。所以每天每顿饭我都得吃他们的食物，我现在再也吃不下越南菜了，会带来不堪的回忆。明白我的意思了吗？”
麦迪依然没有说话。博斯握着方向盘顶部，用手指轻弹方向盘上的仪表板。他很快就后悔刚才把事情告诉女儿了。
“今天我们也许不能一起吃午饭了，”他说，“我得尽早去圣迭戈查案，也许明天回来时再一起吃顿午饭或晚饭。如果碰上好运，事情能顺利办完，兴许我们能一块吃早饭呢！”
“我早上有课，”麦迪说，“但争取能一起吃个午饭或是晚饭。”
“可以一起吃吗？”博斯问。
“当然。但你想告诉我什么？”
博斯不想因为自己的案子与她的生活可能有重叠而提醒她多加小心，这样会吓坏她的。他想还是明天和她当面再提会比较好。
“这事可以等等再说，”他说，“我明早再打电话给你，安排见面的事。”
父女俩结束交谈，但接下来博斯横穿奥兰治县的一小时中一直想着这事。他不想让自己的过去或现在给女儿增加负担。他觉得这是不公平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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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博斯开车朝圣迭戈平稳而缓慢地行驶着，并在行车时不出所料地接到了瓦尔德斯局长打来的电话。
“你把克莱顿局长逮了？”
瓦尔德斯的话既像是陈述，又像是在表达震惊。
“他不再是局长了，”博斯说，“连警察都不是。”
“是不是警察无关紧要，”瓦尔德斯说，“你想没想过这事会对我们和洛杉矶警察局之间的关系造成什么影响。”
“一定会增进两个警局之间的关系。洛杉矶警察局没人喜欢他。你在那儿干过，应该很清楚这一点。”
“我当然不喜欢他，但这和眼下的事情没关系。我刚刚把那家伙放走。”
博斯对此并不感到奇怪。
“为什么要放他走？”尽管他知道原因，但还是问了。
“因为没有实际的事由，”瓦尔德斯说，“洛佩斯只知道你们吵了一架。你说你受到了威胁，他可以反过来说受到威胁的人是他。这完全是小孩子在斗气。你没有帮你说话的证人，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没人会愿意来搅这浑水。”
博斯心想洛佩斯应该就是那个前台值班的警官。瓦尔德斯释放克莱顿前，至少对自己提交的指控进行了调查，博斯觉得这很不错。
“你什么时候放他走的？”
“他刚走，”瓦尔德斯说，“走的时候一副不开心的样子。你在哪儿？为何要离开？”
“局长，我正在办一件与圣费尔南多警察局无关的案子，我必须走。”
“现在和我们有关了，克莱蠢说他要起诉你和圣费尔南多警察局。”
博斯听见瓦尔德斯用基层警察对克莱顿的称呼叫他，觉得这很好。这说明局长是站在博斯这边的。博斯这时想到同样威胁要打官司的米切尔·马龙。
“让他等着排队来打官司吧，”博斯说，“局长，我得挂手机了。”
“我不知道你在干什么，但无论干什么都要多加小心，”瓦尔德斯说，“克莱蠢那种家伙可不是什么好人。”
“听你的。”博斯说。
进入圣迭戈后，高速公路非常通畅。下午两点半，他把车停在洛根·巴里奥区[1]5号高速公路下的一个停车场，站在奇卡诺公园里。
网上的照片没能反映公园壁画的全貌。在博斯看来，这些画出奇地美，颜色非常鲜艳。这些画的数量多得令人震惊。无论从哪个角度，都能看到一根根柱子和一面面墙上都绵延着这些画。博斯走了十五分钟，才找到标有原画者姓名的那幅壁画。百日草长得更高了——隐没了更多原画者的姓名。博斯蹲下身体，用手分开百日草，查看留在画上的名字。
为了保证画的主题鲜明，颜色持久鲜艳，这些年来公园里的大多数壁画都被重画过。但百日草后的那些名字褪了色，很难辨认清楚。博斯掏出笔记本。他想记下那些能看清楚的名字，从而找到加芙列拉。但他很快发现这些名字已经被隐没在土层底下。他放下笔记本，伸出手，开始拨开土，拔出百日草。
他找到的第一个名字是卢卡斯·奥尔蒂斯，接着往右继续移土松草，双手很快被潮湿的黑土弄脏了。他很快找到了加芙列拉的名字。他兴奋地加快速度，清除盖在加芙列拉的姓氏“利达”上的泥土。这时身后突然传来震耳欲聋的吼声。
“混账东西！”对方用西班牙语骂着。
博斯吃了一惊，侧过头，看见身后有个男人张开双臂，仿佛用全世界通用的语言叫骂着：你他妈的都做了些什么！来人穿着套绿色的工作制服。
博斯连忙站了起来。
“对不起。”博斯用英语和西班牙语连说了两遍。
他把土从手上拨开，但两只手上都是泥泞的湿土，土怎么拨都拨不掉。站在他面前的是一个五十多岁的老人，满头白发，留着厚厚的一层胡子，腰板宽厚。衬衫口袋的椭圆形徽章上写着“哈维尔”这个名字。哈维尔虽然戴着墨镜，但他怒气逼人的目光还是清晰可见。
“我想找到……”博斯说。
他转过身，朝石柱的底部指了指。
“在西班牙语里名字是怎么说来着——”
“傻蛋，我会说英语。你这个人到底怎么了，把我的花园搞得一团糟？”
“对不起，我在找个名字，一个最早在这里画画的画家的名字。”
“最早在这里画画的人有很多。”
哈维尔走过去，蹲在博斯刚刚蹲着的地方。他用双手小心翼翼地把博斯挖出来的花归回原位，拨弄花的姿势远比博斯小心。
“你找的是卢卡斯·奥尔蒂斯吗？”
“不是，”博斯说，“是个叫加芙列拉·利达的画家。现在她还在吗？”
“谁想找利达？”
“我是个私人侦——”
“我在问谁想找她？”
博斯明白对方是什么意思了。
“可以帮忙的话，我很愿意赔付对这儿造成的损失。”
博斯想伸手从口袋里拿钱，但他的手很脏。他看了看周围，发现公园的中心位置有个砖头砌出的喷泉。
“你等等。”他说。
博斯走到喷泉旁，把手伸进水池，洗去手上的土。接着他甩了甩双手，把手伸进口袋。他看了看钱包，从四张二十美元的纸币里拿出三张，走回哈维尔身旁。博斯不希望付了六十美元，却换来加芙列拉·利达已经死去的事实，像石柱上的名字那样已经埋在地下成为某种符号。
回到哈维尔身边时，哈维尔对博斯直摇头。
“现在你把我的喷泉也弄脏了，”他说，“泥土会附着在过滤网上，我还得去洗过滤网。”
“我给你六十美元，”博斯说，“柱子和喷泉的修整费用都包含在内。好了，告诉我去哪儿才能找到加芙列拉·利达。”
博斯递出三张纸币，哈维尔用满是泥土的手接了过去。
“她以前在这儿上班，负责管理这个公园，”他说，“可她已经退休了。上一次听人提起时，据说她住在马查多。”
“她住在集市吗？[2]”
“不，我说的马查多是一处住宅楼。就在牛顿那边。”
“她还姓利达吗？”
“是的，没错。”
博斯只需要知道这个就够了。他坐回车里，十分钟后把车开到一幢低收入阶层住的新式土砖公寓楼的主入口前。他查看了一眼主通道里的住户列表，很快走到一扇刚漆过的绿色门前敲了敲门。
博斯把放着“闪电图像”翻拍照片的文件夹拿在身侧，用另一只手再次敲门，手还没敲到门，一个长相清秀的老妇人就为他打开了门。博斯估计，老妇人应该有七十多了，但长相要年轻些。她颧骨鲜明，一双闪闪发亮的眼睛嵌在仍然光滑的棕黄色皮肤上。她留着一头银色长发，耳边戴着两只擦亮了的祖母绿耳环。
博斯缓缓地放下手。他很确信眼前站着的就是几十年前照片里的那个女人。
“怎么了？”老太太问，“你迷路了吗？”
“我没迷路，”博斯说，“你是加芙列拉·利达吗？”
“我是，找我有事吗？”
哈勒告诉博斯，必要时刻欺骗对方一下也无妨。此时正需要，但博斯觉得没有必要也没有时间耍弄眼前这个女人。
“我是哈里·博斯，”他说，“是来自洛杉矶的私人侦探，我正在找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女儿。”
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名字似乎使老人的眼神锋利起来。博斯从目光中看到了好奇和关切。
“我女儿不住在这儿。你怎么知道她是多米尼克的女儿的？”
“因为我一开始调查的是他，继而查到了你。给你看点东西。”
他拿出文件夹，解下套在上面的橡皮筋，在加芙列拉面前打开。他像拿着个乐谱架一样拿着从文件夹里取出的文件和照片，以便老太太看清。看到抱着女婴的那张长方形照片时，加芙列拉伸出手，喉头哽咽了。博斯发现她眼里闪着泪光。
“太好了，”她说，“我从没见过这些照片。”
博斯点点头。
“它们随着照相机在阁楼上躺了许多年，”博斯说，“你女儿叫什么？”
“我们叫她维比亚娜，”加芙列拉说，“他要给她起这个名字。”
“随他母亲的名字。”
加芙列拉的视线从照片转向他。
“你是谁？”她问。
“可以进来的话，还能告诉你更多。”博斯说。
加芙列拉犹豫了一下，然后退了半步让博斯进门。
博斯告诉加芙列拉，他此行是因为多米尼克·圣阿内洛家有人雇他，想知道多米尼克生前是否有过孩子。加芙列拉接受了这点，之后一小时，两人坐在她狭小的客厅，博斯听她讲述了她和多米尼克之间短暂的爱情故事。
加芙列拉讲述的角度和塔拉哈西的哈莱·刘易斯有明显区别。两人在欧申赛德的一个酒吧相遇，加芙列拉本想唤醒多米尼克的文化根源和自豪感，但很快这些动机就退居次位，他俩开出爱情之花，成为恋人。
“我们为他退役回国后做了些计划，”加芙列拉说，“他想做个摄影师，我们计划去美国和墨西哥边境做个专题，他摄影，我画画。”
加芙列拉说彭德尔顿集训即将结束，在多米尼克等待越南出征令时，她发现自己怀孕了。这是个令人心碎的时刻，多米尼克多次表示他要开小差，留在加芙列拉身旁。但加芙列拉每次都说服他听令出征。她知道多米尼克在海外牺牲以后，一直为自己的坚持感到撕心裂肺的自责。
加芙列拉证实，多米尼克的确偷偷从越南回来过两次，一次是参加奇卡诺公园的落成仪式，一次是见刚出生的女儿。一家三口在科罗纳多酒店待了仅仅四小时。加芙列拉说，博斯拿给她看的照片是一个担任墨西哥民间宗教法师的艺术家朋友为他俩在海滩上举行即兴“婚礼”之后拍的。
“婚礼很有意思，”她说，“我们想，年末等他回来以后肯定能举办一场真正的婚礼。”
博斯问加芙列拉在多米尼克死后为何没去找他的家人，加芙列拉说她担心他的家人会把女儿从她身边夺走。
“我住在简陋的西班牙语区，”她说，“我没钱，我担心上法庭他们会胜诉，从我这里夺走维比亚娜。那就等于杀了我！”
博斯没有告诉加芙列拉，她的境况和与她女儿同名的祖母是多么相像，但他通过接下来的问题弄清了维比亚娜的近况和住址。加芙列拉说维比亚娜住在洛杉矶，是个艺术家。维比亚娜在市中心的艺术家聚居区做雕塑家。她结过一次婚，但已经离了。她一个人抚养那次婚姻所带来的九岁儿子。她儿子名叫吉尔伯托·贝拉克鲁斯。
博斯意识到自己又给惠特尼找到一个后代。惠特尼·万斯有个从没见过的曾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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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圣迭戈的一个拥有墨西哥文化根基的艺术工业区。
[2]西班牙语发音的“马查多”有“市场”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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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圣迭戈县人口档案统计局每天开放到下午五点。四点三十五分，博斯快步穿过门，发现没有人在标着“出生证、死亡证和改名事宜”的窗口排队。博斯只需查找一份文件，这时能找到的话，博斯就不用在圣迭戈过夜了。
离开马查多住宅楼后，博斯便确信维比亚娜和吉尔伯托·贝拉克鲁斯是惠特尼·万斯的后代。得到证实以后，他们便能继承惠特尼的财产。基因证据当然是重中之重，但博斯希望收集足够的法律文件，作为证据链的一部分，让法庭信服。加芙列拉告诉他，登记出生证明时她把多米尼克的名字写在了上面。这类细节能让证据链显得完整。
到窗口以后，博斯提交了维比亚娜·圣阿内洛的名字和她的出生日期，要求得到出生证明的副本。等待工作人员去打印时，他琢磨起从加芙列拉那儿获得的其他发现和经确认的情况。
博斯问她是怎么知道多米尼克在越南牺牲的，她说她有一周没收到多米尼克的来信，就知道多米尼克已经死了。多米尼克给她写信从没间隔过这么长时间。当一架直升机被击落的消息登在南加利福尼亚的报纸上时，她的直觉被悲惨地证实了。飞机上的所有海军陆战队队员都是加利福尼亚人，先前驻扎在奥兰治县的埃尔托罗海军陆战队基地。牺牲的唯一一个医务兵是奥克斯纳德人，在彭德尔顿基地受训。
加芙列拉还告诉博斯，多米尼克的画像在公园的一幅壁画上。那是她多年前画上去的。这幅壁画名叫《英雄的脸》——由对几个男女的描绘组成的一张脸。博斯记得先前走过公园时见过那幅画。
“先生，给你复印件，”工作人员说，“请在左边的窗口付钱。”
博斯接过复印件，到窗口付钱。他一边走一边审视着出生证明，看见上面把多米尼克·圣阿内洛标明为父亲。这时他意识到惠特尼·万斯的委托快要完成了。他对老人没能等到这一刻感到很失望。
他很快把车开上5号高速公路向北行驶。离开前，他告诉加芙列拉，为了她好，最好别把这次谈话告诉其他任何人。他们没能很快找到维比亚娜，加芙列拉说她女儿过着与电子产品绝缘的生活。维比亚娜没有手机，在工作和生活的阁楼工作室也很少接电话。
博斯计划第二天一早去维比亚娜的工作室。在回洛杉矶的残酷高峰时间的车流中，他和米基·哈勒打了个长时通话，对方说自己也做了一番巧妙的调查。
“帕萨迪纳警方把惠特尼看作自然死亡，但会有个尸检，”他说，“卡普尔想上头条，会利用名人的死因制造一番噱头。”
伯文·卡普尔是洛杉矶县的首席法医。法医室一年要处理超过八千具尸体，由于有很多处理不当、延误的情况，他最近日子很不好过。执法部门和一些杀人案和事故的受害者的亲朋好友抱怨，有些尸检要好几个月才能完成，在调查、葬礼和结案中有极大延误。有人披露，几百具尸体被储藏在一个巨大的冷冻储藏中心——大地下室，一些尸体的脚趾被维持低温的风扇扇叶割断后再用别人的脚趾重新接上。此后媒体更是大肆炒作。
卡普尔想借惠特尼·万斯的尸检上一次不是丑闻的头条，以此举办一个超出部门和职权范围的记者招待会。
“有好戏看了，”哈勒说，“一些聪明的记者会说普通人得排队尸检，亿万富翁却不需要排队。即便在死后富人还是能享受优先权——再怎么上头条，卡普尔还是免不了被人抨击。”
博斯觉得哈勒的分析非常精准。他心想，如果有人给卡普尔出主意，怎么没提醒他这一点。
哈勒问博斯在圣迭戈找到了什么，博斯告诉哈勒，惠特尼在世上可能有两个血亲。他对哈勒复述了与加芙列拉的对话，告诉哈勒也许很快就能做DNA测试了。他罗列了目前掌握的证据：来自惠特尼的密封基因样本，尽管没看到提取过程；多米尼克·圣阿内洛的几件物品，包括也许有血迹的一把剃须刀；一份需要时可以派上用场的加芙列拉·利达的基因样本。第二天见到维比亚娜的时候他准备再给维比亚娜提取一份样本。目前他还不准备把维比亚娜的儿子——推定的惠特尼曾孙——卷进来。
“唯一能起作用的是维比亚娜的DNA，”哈勒说，“我们需要展示基因链，这个你已经有了。但归根结底还要看作为直系亲属的维比亚娜和惠特尼的基因是否匹配。”
“事先不该揭示受试者的姓名吧？”博斯说，“别对人说DNA来自惠特尼。就说是从维比亚娜身上提取的，看看他们会做何反应。”
“同意。我们不希望他们知道检测的DNA是谁的。我来负责这方面的工作，在我给你的那些实验室中挑一家最快的，等你提取到维比亚娜的血液样本就可以开始了。”
“最好明天就能提取到维比亚娜的血液样本。”
“那再好不过了。惠特尼的基因样本放在哪儿？”
“我家冰箱里。”
“应该不用冷藏吧，冰箱也并不怎么安全。”
“我没有刻意冷藏，只是把它藏在那儿而已。”
“和遗嘱和金笔分开存放的确是个好主意。我不喜欢把所有东西都集中放在一个地方。我只是对放在你家有点担心。要找的话，他们最先会去你家。”
“你又说‘他们他们’了。”
“可事实就是这么回事。也许你该另想一个地方。”
博斯把自己和克莱顿的冲突告诉哈勒，他说他怀疑自己家也许被安上了监视探头。
“我明天一起床就检查，”他说，“今天回家的时候天一定已经黑了。今天早晨出家门时我没发现有人跟踪，在车上又没找到GPS跟踪器，可克莱顿不知怎么还是在月桂谷大道跟上了我。”
“兴许是该死的无人机，”哈勒说，“现在到处都有无人机。”
“我以后会抬头注意一下。你也千万注意。克莱顿说你也牵扯进这个案子里了。”
“他这么说并不奇怪。”
这时博斯透过风挡玻璃看到了中心城区的灯火。终于快到家的时候，他感受到了一天开车带来的满身疲惫。他累极了，迫不及待地想马上休息。他决定不吃晚饭多睡一会儿。
想到食物时，他意识到必须打电话给女儿，告诉她自己已经开车回家，明天不会路过校园和她一起吃饭了。父女俩的相聚必须再推迟些时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