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然？”
“巴巴拉，我是副检察长，雷蒙德又在拼尽全力进行竞选，还有谁会来处理这次调查？如果不是雷蒙德每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忙竞选的事，他会亲自来调查的。”
几天前，我觉得，我必须跟巴巴拉说清楚这件事，但正是她可能出现的这种情绪，让我陷入了紧张和纠结。我不能逃避，否则就是欲盖弥彰。我打通电话，告诉巴巴拉我会迟点回家。我解释说，整个办公室都是一片混乱。
然后，我又加上了一句，卡洛琳·波尔希莫斯死了。
巴巴拉说，“哈。”她的语气是一种冷漠的惊讶，“吸毒过量死的吗？”她问。
我盯着手里的电话听筒，她居然能想出这个理由，让我觉得很意外。
但现在，我不能转移她的注意力，巴巴拉的怒火在越烧越旺。
“跟我说实话。”她说，“你调查这案子合适吗？”
“巴巴拉…”
“别。”她已经站了起来，“回答我。让你来调查，合适吗？你们那里有一百二十个律师，就找不到一个没同她上过床的人了？”
我很熟悉她这充满愤怒的语气和以退为进的策略，我努力保持着冷静。
“巴巴拉，是雷蒙德让我负责的。”
“别跟我废话，拉斯迪。别跟我说什么冠冕堂皇的废话！你可以跟雷蒙德解释你为什么不应该参与这次调查。”
“我不想让他失望。而且，这些都不关他的事。”
巴巴拉冷笑了几声，我无比尴尬。我发觉，这确实不是一个说出事实的好时机，我的策略糟透了。巴巴拉对我的这个秘密一直都嗤之以鼻，如果不是怕自己也会丢脸，她大概会把这件事大肆宣扬，贴到布告栏上去。
在我和卡洛琳幽会的那段短暂时间里，我根本不敢向巴巴拉坦白——也许是没有这个胆量，也许是不想受到打扰。后来，这段婚外情结束了，又过了一两周，我想，一切都已经过去了吧。那天，我早早回家吃饭，以弥补过去一个月每天的晚归，我当时的借口是要准备一个案子，现在，案子已经办完了。那天吃完晚饭，奈特去看电视，每天他都可以看半个小时电视的。我却不知怎么回事，突然变得思绪万千。也许是那天的月光，让我产生了一种情绪，也许是喝的酒，那大概就是心理学家所说的一种神游状态吧！我脑海里一片空白，盯着餐桌，手里拿着一只高脚酒杯，那只高脚酒杯和卡洛琳家吧台上的杯子一模一样。就在那一瞬间，我对她的思念突然涌上心头，我无法控制自己，坐在那里，号啕大哭。巴巴拉立刻就明白了，她不觉得我是生病了，也没有觉得我是因为疲劳，或是案子的压力太大，或是什么泪腺疾病。她明白了，她知道我是因为失去了一个人在哭，而并不是因为感到羞愧。
她直截了当地问我是谁，问题简洁明快。我告诉了她。她说，要离婚吗？我说都已经结束了。我说，很短，刚刚发生就结束了。
唉，我当时真是个懦夫。我坐在自己家的餐桌旁，双手抱头，把脸埋在衬衫袖子里痛哭流涕，几乎是在哀号。我听到巴巴拉站起身，开始收拾碗盘。
后来，我安顿奈特上了床，满心悲伤、可怜巴巴地走上楼，到卧室去看巴巴拉在干什么。她又在锻炼，录像带里还是同样的音乐，声音很大。我看着她弯腰，做关节伸展，我脑中还是一片混乱，伤心欲绝，好像只剩下一副皮囊、一具假面。我本来想冷冷静静地说几句话，说我还想继续这段婚姻，但却没有说出口。她的每一个动作都透露着怨气和怒火，即便我的思维再混乱，也能一眼看出来，这个时候，任何沟通都只会是白费功夫。我看着她，大概看了五分钟那么久。巴巴拉连瞧都没有瞧我一眼，最后，她在做侧扭的时候，嘟囔了两句，“你活该，不至于如此啊！”还有几句我没有听到，但最后一个词还是听清楚了，“贱货！”
从那之后，我们努力维持着和平的婚姻关系。从某个方面来说，我和卡洛琳之间的婚外情反而让我有了一种奇怪的解脱。这大概也是造成目前我和巴巴拉之间这种状况的原因，是她经常生闷气的原因，是我们总是相处很难的原因。因为我们有一个必须去解的心结，但这样，也就有了一个模糊的希望，也许解开了这个结，一切还有好转的可能。
我意识到，这就是现在的问题所在：我们是不是要放弃已经取得的进展。这几个月来，卡洛琳像是一个恶魔，一个从这个家里慢慢被驱逐出去的幽灵。现在，她的死又让她卷土重来。我理解巴巴拉的怨气。但我不能放弃，不能按照她的要求，放弃调查案子。我把理由深埋心底，我不能说出来，也没办法说出来。
我试着冷静地和她商量。
“巴巴拉，谁调查有什么区别呢？也就是两周半的事，到初选之前案子就会结束了，就是这样。然后，这就是警方那里的一件普通的案子了，一起凶杀悬案。”
“你难道还不明白你这是在做什么吗？你对自己做了什么？对我又做了什么？”
“巴巴拉！”我又说。
“我就知道。”她说，“我就知道你会做出这样的事。你那天给我打电话的时候，我就知道了，我从你的声音里就能听出来。你这是从头再来一遍，拉斯迪。你其实是希望这样的，对不对？你希望这样。她已经死了，但你还没放下。”
“巴巴拉！”
“拉斯迪，我已经受不了了，我不会再容忍你这样了。”在这样的场合，巴巴拉从来不会哭，她会大发雷霆、火冒三丈。她坐在床上，穿着宽大的绸缎睡衣，往后重重地一躺。她抓起一本书、电视遥控器和两个枕头，这是火山爆发的前兆。我决定赶紧离开，我走到衣柜前，找到我的睡衣。
我走到门口时，她在我身后说：“我能问你个问题吗？”
“当然。”
“我一直都想问你。”
“你问。”
“她为什么不再见你了？”
“卡洛琳吗？”
“不然还有谁。”她的语气是那样怨毒，我甚至怀疑她随时会朝我脸上吐口口水。我原本以为巴巴拉是要问我为什么要和卡洛琳偷情的，但显然，她在很久以前，就已经自己想出了答案。
“我也不知道。”我说，“我猜，我对她来说不是那么重要吧！”
她闭上眼睛，又睁开，摇着头。
“你是个浑蛋！”她严肃地对我说，“你出去吧。”
我很快就出去了。我知道她会乱扔东西。我没有地方可去，又是那么想有人陪伴，我只好穿过客厅，又去看奈特。他已经睡熟了，呼吸沉稳而均匀，我坐在他床上，看着黑暗中蜘蛛侠张开的双臂，我觉得很安全。
第五节
星期一早上，在西区，交通疏导员指挥着身穿灰色西装的上班族们。码头大厅的周围种满了柳树，在春风的吹拂下已然换上绿装。九点之前，我就已经到了办公室。秘书尤金妮亚照常递给我一沓东西：邮件、电话留言，还有她一副阴沉沉的表情。尤金妮亚是个肥胖的中年妇女，单身，总是一副心怀怨恨的样子。她打字的时候也是心不甘情不愿，不怎么听指挥。一天中，我经常会发现她不耐烦地耷拉着眼睛，一动不动地盯着响个不停的电话，就是不接。当然，我们不能解雇她，甚至都不能把她降级，因为公务员的体系就和钢筋水泥一样，是不会变的。对在我之前的十多位副检察长来说，她就像一个甩不掉的扫把星。最开始是约翰·怀特把她安排在这里的，不然把她安排给其他任何人，那个人都会来找副检察长发牢骚。
在尤金妮亚给我的一沓东西最上面，是汤米·莫尔托的假条，但并没有解释他缺勤的原因，人事部想把他做无故旷工处理。我一边翻着我的邮件，一边想，应该和梅可谈谈这事。资料室送来了一份打印出来的十三个人的名单，这些人的案子都是由卡洛琳起诉的，而且，他们都在过去两年里先后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还有一张手写的留言条，说其他悬案的档案资料已经送到了卡洛琳的办公室。我把那份名单放在了办公桌的正中间，免得忘记。
雷蒙德白天忙着竞选，绝大多数时候都不在办公室，由我来处理他的一些日常事务。我决定对哪些案子提起诉讼，对哪些情况给予豁免起诉，和哪些犯人达成协商，并应对各种调查机构。今天早上，我就要主持一个负责人会议，决定本周所有的案子应该如何处理、从何处着手。今天下午，又要就上周的一起冲突召开会议。上周，一位卧底警察从乔装打扮的缉毒署探员那里购买毒品，后来，双方都掏出了枪和警徽，要求对方放下武器，然后，各自的后援队伍也加入进来，所以，到了最后，十一位执法人员站在面对面的两个街角，相互骂着脏话，挥舞着手枪。现在，我们正开会解决这件事。警察对我说，联邦探员做什么都神神秘秘，所以才造成这场误会；而缉毒署的探员又暗示我，警察们其实根本不是在执行公务。在处理这一堆乱麻的同时，我还要努力找出杀害卡洛琳的凶手。
但寻找这个凶手的大概不只我一个人。快到九点半的时候，我接到《论坛报》斯托·多宾斯基的电话。对于媒体打来的绝大多数电话，雷蒙德一般都是亲自接听。他不想错过一个免费宣传的机会，也不想得罪媒体，引来批评。斯托可以说是我们所认识的最好的一名法庭记者，他基本上都能做到实事求是，而且很有分寸。
“卡洛琳的案子有什么新闻吗？”他问。一上来就提到她的名字，这让我有点乱了阵脚。卡洛琳的死已经不再仅仅是一场悲剧，而更像是一桩历史丑闻。
当然，我不能告诉他我们一无所获。这些话被尼可听到，会被他再一次用来当作攻击我们的武器。
“雷蒙德·霍根检察长对此没有发表意见。”我说。
“那么，检察长愿意就另一条消息发表意见吗？”不管这条消息是什么，但这应该才是斯托打来电话的真正目的，“我听说你们那边有一位高层人物叛逃了，凶杀庭的哪一位？”
还不就是莫尔托。尼可离开以后，作为他副手的莫尔托就成了凶杀庭的负责人。雷蒙德不愿意和他签订正式的工作合同，就是怀疑迟早有一天会发生这样的事。媒体已经在问东问西了，我仔细思考了片刻。这可不妙，从斯托提出问题的这种非常方式，我就猜到了接下来的一切将会如何发展。一位位高权重的检察官被杀身亡，又有一名应该负责调查案件的检察官不辞而别，这会让外界认为检察院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
“检察长同样还是没有就此发表任何意见。”我告诉他。
斯托哼了一声，他显然是觉得无聊了。
“私下跟你说两句，可以吗？”我问。
“只管说。”
“你这消息有多可靠？”我想知道还要多久报上会登出这条消息。
“一般可靠吧。一个总以为自己知道很多内幕消息的人告诉我的。我觉得，叛逃的那个人是莫尔托，他和尼可是一伙的，对不对？”
斯托掌握的消息显然还没有到可以登报的程度，我回避了他的问题。“尼可跟你说了什么？”我问。
“他说他不发表任何意见。拜托，拉斯迪。”斯托问，“你到底有什么消息？”
“斯托，我这是私下跟你说，我压根儿不知道莫尔托在哪里。但如果他已经和尼可联手了，为什么尼可不告诉你呢？”
“你想知道我的想法？”
“当然。”
“我觉得，可能是尼可想让他单独去调查案子。想想吧，如果他破案了，报纸就会登出来，《尼可设计，智擒凶手》，这个头版头条怎么样？”
这想法太荒谬了。私人调查谋杀案很容易影响到警方的工作，而干扰司法公正的罪名绝对是政客们不愿意承担的。然而，荒谬归荒谬，这个疯狂的计划听起来却很有尼可的风格。再说，斯托也不是那种信口开河的人，他所言所行，必然事出有因。
“我是不是。”我问，“也应该把这当作是你听到的一种谣言呢？”
“无可奉告。”斯托说。
我们都笑了，然后，我挂上电话，立马开始给别人打电话。我给雷蒙德的秘书萝瑞塔留了言，让她给雷蒙德打电话的时候告诉他我有事要谈。我又给检察院里主管人事的梅可打了电话，想和她说说关于莫尔托的事，但她不在，我留了言。
在召开负责人会议前的几分钟，我穿过办公楼大厅，来到卡洛琳的办公室，这里已经充满了一种荒凉的味道。卡洛琳从后勤处要来的那张大办公桌被擦得干干净净，抽屉里所有的东西都被放进了一个硬纸箱——两个旧的粉饼盒、速溶汤粉、一包面巾纸、一件毛衣、一大瓶薄荷酒，还有她原本挂在墙上的学位证书和律师资格证。从仓库拿来的纸箱像金字塔一样，全部堆在房间中央，让整间办公室一看就是无人问津的样子，一周来堆积的灰尘也散发出一种隐隐的腐坏气味。我往枯萎的盆栽上倒了一杯水，拂去树叶上的尘埃。
卡洛琳处理的案件主要是性侵犯方面的。根据档案夹上的编码，我数了数，一共有二十二起这样的案子还在等着起诉或审判，这些档案都是我在她那个古老橡木文件柜最上面的抽屉里找到的。卡洛琳对这些案子中的受害者都怀着一种特殊的同情，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我发现她比我料想中的更有责任心。当她谈起那些受害女性所经历的恐惧时，她身上光艳照人的一面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温柔的坚强和愤怒。她所处理的案子都有一些很离谱的地方：一个大学医院的实习男医生在给女病人做体检时，趁机强奸了这些病人，但其中有一个受害人曾经前后三次接受他的检查，最后才来报案。一个强奸嫌疑犯的女朋友在接受警方审讯时，坦白她认识她男朋友的经过竟然是因为他撬开她家的门强暴了她，她还说，当他把手里的刀放下以后，她觉得他看起来很帅。
和其他很多人一样，我也曾经怀疑卡洛琳对这份工作只是一时兴起，但她却坚持了很久。我查找着她所有的案件资料，希望能找到有助于破案的线索——也许，六天前卡洛琳被杀的这个案子是凶手在模仿某个邪教的仪式，或者是在模仿卡洛琳以前所办的某个案件。但我什么都没有找到，这十三个名字没有给我任何帮助，新的文件也没有带来任何线索。
我要去开会了，但心里似乎还有什么事在烦扰着我。当我再一次看着那张打印名单时，我发现，还有一个案子的资料没有找到——那是一个B类案件，根据州政府对犯罪案件的分类，这是指涉及执法官员受贿的案子。卡洛琳一般不会处理自己范围之外的案子，而B类案件一般都是要特别立案调查的。所以，在分配B类案件时，往往都是由我直接安排处理。一开始，我想，这个案子会被列在名单上大概是电脑弄错了。但我到处都没有找到这个案子的相关档案，而且它还被标注为“未定”，通常这就意味着调查结束，但并没有逮捕任何嫌疑犯。我又迅速地翻了一遍卡洛琳的抽屉，然后回到自己的办公室。我自己也有所有B类案件的打印清单，但这个案子我那里也没有。实际上，除了卡洛琳的文件夹之外，就连电脑系统中都找不到这个案子的任何资料。
我在记事本里写下：B类案件？卡洛琳？
尤金妮亚站在门口。
“天哪！”她说，“你跑到哪里去了？我一直在找你，大老板回电话了。”大老板，当然就是指雷蒙德·霍根，“我到处找了个遍。他留了言，让你一点半在德兰西俱乐部和他碰头。”在竞选期间，雷蒙德和我经常都是这样见面的。我趁他吃完午饭，还没有开始下午的演讲之前去找他，向他汇报办公室里的最新情况。
“梅可呢？她有什么消息？”
尤金妮亚念着手上的纸条，“一上午都在街对面。”毫无疑问，她是在市区分院监督新检察官的工作。
我让尤金妮亚把会议推迟半个小时，接着，我来到法庭，找到了梅可。二楼正在进行庭审。这些分庭是被逮捕的嫌疑犯第一次正式出庭的地方，由法官判定他们能否获得保释，这里还会审理一些小的违法案件以及重大案件的证据预听证会。在上诉庭或投诉庭工作一段时间后，被分派到分庭往往是成为副检察长前的第二或第三个阶段。我就曾经在这里工作过一年半，然后才被派到重案重审庭。现在，我很少回到这里，因为在这里，那些罪恶总是显得那么真实，连空气中都仿佛有一种痛苦在挣扎着、颤抖着、呐喊着。
在两间大审判庭外面聚集着一群人，我觉得很像以前在远洋海轮最底层舱位的那些穷人。他们都是被关在拘留所里的年轻人的母亲、女朋友或兄弟姐妹，他们在为他们的亲人哭泣着。律师们到处走动，催促着各自的客户，像投机倒把的商人。由政府指派的公益律师大声喊着一个个名字，这些人他们从来都没有见过面，却要在片刻之后为其辩护。检察官也在大声喊着，找着某个案件中负责逮捕嫌疑犯的警察。警察为了避免律师没完没了的盘问，往往故意把报告写得晦涩难懂，而检察官则希望了解更多的信息。
审判庭内部的构造是拱顶的，有红色的大理石柱子、橡木墙壁和长条靠背椅。在这里，各种混乱仍在继续，人们永远都在吵吵嚷嚷。检察官和被告的辩护律师坐在前面，这样才能清楚地听到法官是否在叫自己的案子，他们也会和和气气地讨论是否有坦白从宽、从轻发落的可能。在法官席前，往往有六七个律师围绕在文员身边，递交各种出庭表格，查对法庭档案，或是催促文员把自己的案子往前提，让法官早点审理。还有警察，大部分警察都是两个一排靠墙站着——很多人都是刚刚值完从半夜十二点到早上八点的夜班，来参加晚上所抓嫌疑犯的保释听证——这些警察喝着咖啡，跺着脚，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在法庭的另一边，拘留所里也是喧哗不断，被拘留在这里的被告正等着上庭，总有一两个人会对着法警或自己的律师破口大骂，抱怨拘留所里的条件有多么糟糕，公用厕所的味道又是多么难闻。其他人则时不时发出一声哀叹，或偶尔用头去撞撞栏杆。
上午最后一批参加庭审的一般是袒胸露背的妓女们，她们在经过传讯、审判、罚款的程序后，会及时回到大街上，睡一觉，再开始另一个晚上的工作。她们通常都是一群人由两三个律师代理，但也会有皮条客出于省钱的目的，亲自前来辩护。现在，就有一个穿着火红色西装的小混混在大说特说警方的残暴执法。
我见到了梅可，梅可领着我去了衣帽间。衣帽间里没有衣服，没有人会这么笨，把值钱的好衣服放在这没人看管的地方。整个房间空荡荡的，只有一个做法庭记录的速记打字员，还有一盏本应是挂在餐厅里的巨型吊灯，吊灯用塑料袋装着，毫无疑问，显然是某个案子里的证物，即将要被呈上法庭的。
她问我发生了什么事。
“告诉我，卡洛琳·波尔希莫斯为什么在查一个B类案件？”我问。
“我还真不知道，卡洛琳居然还会对下半身以外的案件感兴趣。”梅可说。这个笑话有点过分了。她坐在轮椅上，朝我露出灿烂的笑容。大家都喜欢梅可，她聪明、胆大又直率。她分析了卡洛琳调查B类案件的几个可能原因，但这些我都想过了。
“这没道理。”我说。
最后，她终于承认了。
莉迪亚·梅可是检察院的行政副主管，负责人事、采购和员工的聘用解聘。这个头衔听起来好听，实际上吃力不讨好，但梅可早已经习惯了困难。我们在这里一起共事后不久，她不幸高位截瘫，那已经是将近十二年前的事了。当时，是一个初冬的晚上，浓雾弥漫、风雪交加，梅可开车冲进了河里。她的第一任丈夫汤姆在那场车祸中丧生，而她则成了残疾。
从各个方面综合来说，我觉得梅可应该算是检察院里最优秀的律师，她总是井井有条、精明老到，也很有律师的天赋。在过去这些年，她甚至学会了如何在陪审团面前利用自己残疾人的身份来获得优势。也许，当人遇到生命中最沉重的悲剧时，对它的感悟反而能让自己更好地成长。陪审员一连几天看着她，他们会想，两条腿残疾无力是怎样的感觉，他们听着这个女人的滔滔雄辩，这个女人是那么美丽、那么坚强、那么幽默，她手上戴着结婚戒指，她还会偶尔提到自己孩子的名字，陪审员渐渐发现——她是那么不同寻常，他们对她充满了敬佩，充满了期待，而她也值得得到每个人的敬佩和期待。
明年九月，梅可会升任法官。她已经获得了党内的支持，初选将没有任何竞争对手，普选自然也一定能获胜。显然，一个人如果获得了妇女组织、残疾人士组织、法律界人士以及全市三大律师协会的一致支持，那基本没有人是她的对手了。
“你怎么不去问雷蒙德关于案子的事？”她最后这样建议我。
我叹了一口气。雷蒙德并不是一个注意细节的人，他不太可能知道每一个案子的详细情况。况且这些日子，我也不想去烦他。他心情不好，随时可能找人发泄一通。
梅可还有一个案子要出庭，我和她一起沿着走廊走进法庭，我告诉了她关于莫尔托的事以及他无故缺勤的问题。如果我们开除莫尔托，那尼可一定会大做文章，说雷蒙德是在清除异己。如果我们不开除莫尔托，消息走漏出去，只会让尼可渔翁得利。最后，我们决定，给莫尔托记上“未经批准休假”的过错，这个名头之前并不存在，是我们专门为了他的这次情况想出来的。我告诉梅可，最好找个信得过的人，去看看莫尔托到底是不是还活着，我才比较放心。
“找个警察吧，已经有一个副检察官被杀了。如果明天早上，哪位女士在自家门口的垃圾箱里发现了莫尔托被碎尸的尸体，我希望到时候能说一句，我们已经尽力找过他了。”
这项工作要轮到梅可去做，她记下了。
法官拉伦·利特尔脸庞很大，皮肤黝黑，脸上充满了聪慧和威严，我一走进法庭，他立刻就看到了我。三年前，所有的法官都还是白人，而现在，他却已经是这圈子中的一员了，而且还表现出一种毫不妥协的强硬，他坐在高高的法官椅上显得很是如鱼得水。
拉伦和雷蒙德原本是搭档。最开始，他们俩都积极地支持政治变革。他们辩护的包括各种逃兵役的人、吸大麻的人，还有很多本地的黑人激进分子以及愿意出钱的任何人。在拉伦当上法官之前，我曾经在一个案子中和他是对手——在那个案子里，一个年轻人起诉了一个来自西海岸郊区的富家小孩，那小孩总是喜欢私自闯到他父母的朋友的家里。拉伦身材高大结实，很有震慑力，头脑又精明，能对证人施加巨大的压力，而且能说会道，还举一反三。他可以表现得彬彬有礼，但一转身，又会像个滔滔不绝、口若悬河的布道师。只要有他在的地方，陪审团的注意力都会放在他身上，甚至忽略了对方律师的存在。
后来，雷蒙德离开了律师行当，投身政界。在雷蒙德的选举中，拉伦积极地去帮助他，拉来很大一部分黑人的选票。两年之后，雷蒙德参选市长时，拉伦也同时参选了大法官，并继续帮他拉票。结果，拉伦获胜，雷蒙德落选。雷蒙德落选后，拉伦虽然当上了大法官，却因为自己对雷蒙德的忠心受到牵连。当选市长的波尔卡罗把他安排在北区分庭，等于是让他坐了冷板凳。他每天处理的都是交通肇事和各种鸡毛蒜皮的小案子，而这些应该都是地方警察的工作。四年之后，雷蒙德以积极支持波尔卡罗再度竞选市长的行为，才换来了拉伦的自由。从那以后，拉伦就开始在市中心的重案庭担任法官。尽管与雷蒙德之间的友谊源远流长，但在自己的法庭上，拉伦的表现就像一个毫不留情面的独裁君主。大家都在说，在拉伦的法庭上，原告和被告的律师在一较高下，但最难对付的却是穿着法官袍的那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