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我们的关系开始缓和，巴巴拉开始对我倾注全部的爱和关怀。我成了她了解外界的窗口，告诉她在尼尔林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我的案子进入审判阶段后，我到家时经常已经是晚上十一点，甚至十二点多了，但她还是会穿着睡衣等我，帮我热饭菜。我们坐在一起吃东西时，她兴致勃勃地听我说这一天都发生了什么，就像以前坐在收音机前听广播的小孩子。我嘴里嚼着东西，夹着碗碟碰撞的叮当声，跟她描述着各色各样的证人、警察和律师，她会笑着、感叹着。也许只有通过我，她才能了解外面这样的世界吧。
我呢？我又是怎样的呢？当然，我也看重夫妻之间的忠诚与奉献、宽容与关怀，她对我倾注的无私的爱抚慰了我受伤的心灵。如果说我从来没有讨厌过她，那也不是事实。我父亲是个脾气暴躁的人，我从小就饱受辱骂，而巴巴拉阴沉悲观的性格有时候真的让我无法招架。在她冷嘲热讽、恶言恶语的时候，我真有恨不得掐死她的冲动。渐渐地，我学会了在这样的时候装得冷淡，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装出来的冷淡变成了真正的冷漠。我们之间总是发生矛盾，这时，两个人就好像陷入了一场拉锯战，双方在不断退让中达到了平衡。
不过，那样的时候都已经过去了，甚至都已经快被我们忘记了，我们都在期望中等待着。到底是什么支撑了我？应该就是希望吧！在那些慵懒的午后，我似乎快要抓住了它们，我内心充满了对巴巴拉的感激，我们之间也有过激情爆发的时刻，有过开心的经历，和她在一起，我也享受到了人生中最美好的时光。我们刚开始在一起的那几年，大家都充满了激情和一种无法用言语形容的神秘感。我会经常陷入对她的渴求之中，思来想去。我就像科幻小说里被留在地球上的某个外星小人，伸出触角晃来晃去地走着，恳求着飞船上的同类，让我进去吧！让我进去吧！
当我还在法学院读书，巴巴拉在大学开始教书的时候，我们住在一套破旧的两室公寓里，房间不仅年久失修，而且还害虫肆虐。冬天，暖气管里会突然喷出滚烫的热水，水槽下面的柜子全是老鼠和蟑螂的地盘，如果它不是学生公寓，大概早就会被贴上贫民窟的标签了。我们的房东是两个希腊人，两口子一个比一个体弱多病。他们住在院子对面的楼上，无论春夏秋冬，都能听到丈夫剧烈的咳嗽声，而妻子患的则是严重的关节炎和心脏衰竭。每个月我去交房租时，都会觉得害怕，因为只要他们的房门一打开，我就能闻到一种衰败的气味，那么浓，像是正在腐烂的蔬菜。但当时，我们只住得起那样的房子。巴巴拉刚开始教书，薪水不高，我还要支付学费，我们的收入水平基本上接近于政府规定的贫困线。
我们当时经常开玩笑，我们没钱出去玩，唯一的娱乐活动只能在床上。不过这个笑话更像是为了解释我们之间的尴尬，因为我们都知道，实际的情况是，我们都很喜欢这种床上运动。那真是充满激情的年代，每周末都是我最期待的时候，我们形成了一套属于自己的周末节目：一起吃晚餐，喝瓶红酒，然后便开始长时间甜蜜又缠绵的性爱。我们可以从公寓里的任何地方开始，边脱衣服，边往卧室去。有时候，我们会持续一个多小时，我全身又酸又痛，巴巴拉也会挺着高耸的胸部，我们翻来覆去，缠绵不尽。有一天晚上，我领着巴巴拉朝卧室走去时，突然看到卧室的百叶窗居然是拉开的，窗户对面是那对老头老太，正朝我们这边看。他们的表情是那么震惊，又是那么无辜，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他们就像是受了惊吓的小动物。对了，就像是小白兔，瞪圆了眼睛，满脸的疑惑。我知道他们并不是故意偷窥，但我还是觉得无地自容。那一刻，我呆呆地站在那里，巴巴拉手里握着我勃起的阴茎，上面还涂满了杏仁油。我知道巴巴拉也看见他们了，因为当我赶紧去拉窗帘时，她阻止了我。她握着我的手，然后又握住我的阴茎。“别看他们。”她说，“别看他们就行了。”她喃喃道，她甜蜜又温暖的呼吸吹在我的脸上，“他们就会走了。”
第二十一节
听审会一周后，斯特恩和我来到了雷蒙德·霍根目前工作的律师事务所。他从五月份开始，就成了这家公司的合伙人。我们站在事务所的接待前台，公司的实木地板上铺着一块我所见过的最大的波斯地毯，浅蓝色的底色上是玫瑰的图案。墙上则挂着各种各样抽象的艺术画，看上去都价值不菲。房间的每个角落，都摆着玻璃小桌，上面整整齐齐地放着《福布斯》、《华尔街日报》之类的报刊。豪华的红木桌子后面，坐着一个金发美女，登记着来访客人的名字，要请到这样一个甜美漂亮的女孩子，每年大概要好几千美元吧。
斯特恩小声跟我交代着，那些穿得西装革履、来来往往的年轻律师们大概都看不到他的嘴在动。他让我不要和雷蒙德说话，他会提出问题。按照他的说法，我的作用就是来露个脸。他还说，最重要的是，无论这次会面发生了什么状况，我都一定要保持冷静。
“你是不是知道什么了？”我问。
“听说了一些事。”斯特恩说，“不过现在没必要去猜，我们马上就知道答案了。”实际上，他听说了很多事，一个好的辩护律师有复杂广泛的人际网络，客户会带来消息，记者也会带来消息，有时是警察朋友，当然还有其他律师。我当检察官的时候，总觉得这些律师都有着自己紧密的小团体，一有风吹草动就开始通风报信。斯特恩告诉我，在尼可刚刚上任后不久，他就传讯了雷蒙德，雷蒙德以涉及工作保密内容的借口回绝了。斯特恩说，他是从一个很可靠的人那里听来的这个消息。既然如此，我猜雷蒙德和尼可之间应该还是相互敌视的，但雷蒙德的名字出现在证人名单上，又表示他可能还知道别的什么事。但不管是谁告诉了斯特恩雷蒙德出庭的真正原因，斯特恩也绝对不会对我说出那个人的名字。
雷蒙德的秘书出来迎接我们，在走往他办公室的路上，雷蒙德就迎了过来，他穿着衬衫，没有穿西装。
“斯特恩、拉斯迪。”他一边握着我的手，一边拍了一下我的肩膀，他又长胖了，腰围那一圈的衬衫被撑得有点紧，“你们之前没来过这里吧？”
雷蒙德带着我们逛了一圈。现在的律师事务所和跨国大公司一样，出于规避税收的原因，都装修得像凡尔赛宫一样富丽堂皇。雷蒙德给我们介绍了墙上的画，我猜那些画家的名字他大概也只是从杂志上看来的，什么斯特拉、琼斯、劳森伯格之类。他指着一幅全是波浪线和正方形的画说：“我最喜欢这一幅画。”会议室里，摆着一张九或十米长的桌子，是用一整块绿色孔雀石雕成的。
斯特恩问起了雷蒙德的工作状况，雷蒙德说：“到目前为止，主要是处理各种联邦检察院方面的工作，还不错。”他继续说，“我有一个客户把绳子有问题的降落伞卖给了国防部，现在正在打官司。完全是由于疏忽。”雷蒙德带着一个邪邪的微笑对我们说，“百万分之一的概率。”
最后，我们终于走到了雷蒙德的办公室。他们给他安排的办公室在一个角落，但是面朝西南，风景极好。雷蒙德的荣誉墙也搬到了这里，还增添了不少新的内容。现在挂在正中间的是雷蒙德任职检察长时站在讲台前的大幅照片，照片里除了他，还有四十多个人，我也在里面，不过是在右边的角落里。
雷蒙德给我介绍了一个小伙子，之前我一直没有注意到他，叫皮特还是别的什么名字，是雷蒙德的助理，他拿着一个本子和一支笔，他将记录下我和雷蒙德会面的全过程。如果以后我们对这次会面的内容出现了争议，那么将由他来作证。
“二位，有什么需要我效劳的呢？”雷蒙德让秘书把咖啡送进来之后，便开口问。
“首先。”斯特恩说，“我和拉斯迪都很感谢你抽空和我们见面，谢谢你！”
雷蒙德挥挥手，“我还有什么好说的呢？”这话有点奇怪。我猜，他的意思是说，他也很想帮忙，让我们不用客气。
“我相信你一定能够理解，拉斯迪最好还是不要参与到我们的谈话中来。他听着就好了，希望你不要介意。”斯特恩说这话的时候，朝皮特看了一眼，皮特正拿着小本，记个不停。
“当然没问题了，你做主。”雷蒙德开始整理自己的办公桌，装作拂去灰尘的样子，不过，无论是我，还是他，都没有看到桌上有什么灰尘，“你让他也来了，我觉得有点惊讶，不过你们决定就好。”
斯特恩习惯性地皱起眉头，这是他们拉丁美洲人典型的表情，大概是因为有些话实在不知如何开口吧。
“那么，你们想让我说什么呢？”雷蒙德又问。
“我们在尼可的证人名单上看到了你的名字，这就是我们来的原因。”
“当然。”雷蒙德一边说，一边举起双手，“你知道这一切是怎么回事，斯特恩。检方给你发来了传票，那你就必须出席。”我见过他这个姿势上千遍了，他这是在虚张声势。雷蒙德说话的时候手势很多，他总是喜欢微微笑着，却很少直视对方，这是他同辩方律师谈判时的技巧。他这个表情的潜台词是，我很想帮忙，但我无能为力，其实等对方一走，他就可能开始破口大骂。
“如果你接到了法庭的传票，你一定会出庭了？”
“是的。”
“我明白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你的证词，这是不是意味着，你还没有跟检方说过什么？”
“那倒不是，我和他们谈过了。你也知道，我和你们谈，也和他们谈，我和莫尔托坐下来谈过好几次了。不过仅是面对面谈谈，并没有录证词。”这可不是好兆头。我心里涌上来一种恐慌和愤怒，但我努力压抑着它们。雷蒙德受到的是明星证人的待遇，他没有正式录证词，这样就可以避免在法庭上被交叉询问时证词前后不一致所带来的风险。检方多次约见他，说明他对这个案子至关重要。
“你说到的问题。”斯特恩说，“我猜，应该不是豁免权的问题吧？”
“当然不是。只不过这件事让我的新合伙人非常紧张，对我来说，也有一点儿尴尬。”他干笑着说，“我到这里才三天，一开始新工作，就接到了传票。我猜，索利·韦斯一定烦死了。”他说的索利·韦斯是这家公司的总经理。
斯特恩沉默了，他把帽子和公事包放在膝盖上，仔细地打量着雷蒙德，丝毫不觉得不好意思。他有时就是这样，好像突然忘记了所有的礼貌，沉浸在对各种现象的深层分析中。
“那么，你告诉了他们什么？”斯特恩终于轻声开口问了，他显得很镇静。
“合伙人吗？”
“当然不是。我是想知道你的证词大概会说些什么，你也曾经做过我这样的工作，你应该明白的。”斯特恩说话的语气恢复了往常的礼貌和委婉。一秒钟前，当他问雷蒙德都告诉了检方什么时，那神情就像是倏忽而过的一道闪电，好像是鼓起了莫大的勇气才说出口。
“唉，我想不起原话了。”雷蒙德朝作记录的年轻人点着头。
斯特恩说：“大概说了些什么，你觉得能说什么，就说什么。如果我们什么都不知道，真的很难猜，你也清楚。”
斯特恩在试探着什么呢，我还是不知道。如果我们真的只是像开始所说的，来是为了确定雷蒙德是否会出庭作证，那么，到了这个时候，我们已经知道了答案，完全可以起身离开了。我们已经知道了雷蒙德的立场，他已经不再是我的朋友了。
“我准备说说关于拉斯迪展开调查的情况，说他怎么告诉我他很有兴趣参与这个案子，说我们后来还谈过关于我私生活的事…”
“等等。”我再也忍住不了，“我什么时候说过我很有兴趣调查这个案子了？雷蒙德，是你让我接手这案子的。”
“我们谈过的。”
我从眼角看见斯特恩举起一只手阻止我，但我管不了那么多了，我只是盯着雷蒙德。
“雷蒙德，是你让我查的。你跟我说，你要忙竞选的事，希望有个能干的人来负责这案子，你怕别人搞砸。”
“我可能说过那样的话。”
“明明就是你说的。”
我看着斯特恩，希望得到他的声援，但他只是靠在椅子上，盯着我。他显然很生气。
“对不起。”我轻声说。
雷蒙德没有理会我和斯特恩之间的不快，他继续说：“我不记得了，拉斯迪，也许我确实那样说过。你也说了，我当时忙着竞选，但我记得，我们在卡洛琳葬礼的前一天还是前两天，谈过一次话，谈完之后，我们决定让你来调查这个案子，我记得这个建议是你自己提出来的，不是我提出来的。我承认有时候我是有点被动，但我清清楚楚地记得，当我们作出这个决定时，我是有点惊讶的。”
“雷蒙德，你这是想对我怎么样啊？”我看着斯特恩，但他已经闭上了双眼，“我难道不能向他问清楚吗？”
我已经把雷蒙德逼到了极限，他的脸色越来越难看，他站起身，从桌子上俯过身来。
“我想对你怎么样？”他把这个问题重复了两遍，脸色通红，“应该是你想对我怎么样吧，拉斯迪？你的指纹为什么会出现在那只玻璃杯上？你为什么还要坐在我的办公室里问我和谁上了床，还有，两周前，我刚让你负责调查的时候，我还记得，你让我别催你…”他突然转过身看着斯特恩，指着他说，“出庭作证的时候，我还有别的要说呢。”说完，他又看着我，“两周前，你告诉我你曾经和我睡过同一个女人，拉斯迪，我们的那次谈话让我想了很久很久，我问我自己，你到底是在干什么？”
这个局面已经不是雷蒙德的助手皮特所能应付的了，他已经完全停了笔，不知所措地看着我们。
斯特恩指着皮特说：“在目前的情况下，我建议我的客户不要做出任何回应，他应该能做到。”
“所以，这些就是我要作证的内容。”雷蒙德告诉斯特恩，他站起身，用指尖敲着桌子，“我要说，是他想要查这个案子；我要说，我一再催他快点查案；我要说，他更有兴趣的是找出谁在和卡洛琳上床，而不是谁杀了她；我还要说，当最后证据确凿以后，他还有脸坐在我的办公室里，说了一大堆的废话，说他在卡洛琳被杀的当晚，从来没有去过她家。这些就是我的证词，我很高兴能够在法庭上把这些说出来。”
“很好，雷蒙德。”斯特恩一边说，一边拿起自己的帽子，那是一顶灰色的卷边软帽。他开始想让我别再开口说话时，把它顺手放在了椅子上。
我直直地盯着雷蒙德，他也盯着我。
“尼可想整垮我的时候至少还敢坦白说出来。”雷蒙德说。
斯特恩走到我们中间，他用两只手拽着我的胳膊，把我从椅子上拉起来。
“别说了。”他说。
“浑蛋！”我们一边往外走，我一边骂，“浑蛋！”
“至少，我们现在搞清楚状况了。”斯特恩悄悄说。我们走进大厅时，他轻声交代我，一定要保持安静。但我忍受不了。乘电梯下楼的时候，我都快要爆炸了。
我们一到一楼，我就拽住斯特恩的胳膊，“他这是怎么回事？”
“看来他很生气。”斯特恩迈着坚定的步伐，走过了大理石地面的大厅。
“看得出来！是不是尼可让他相信了我就是凶手？”
“有可能。显然，他认为你之前有很多事没有做好，尤其是站在他的立场，你给他带来了很多麻烦。”
“他认为我对他还不够忠心？”
斯特恩又露出一个典型的拉丁美洲人的表情，从手势、到眼睛、到眉毛。他显然还在考虑别的事，他一边走，一边朝我投来严肃的目光。
“我倒是真不知道雷蒙德曾经和卡洛琳好过，也不知道你们还谈过这件事。”
“我不记得和他谈过了。”
“好吧。”但斯特恩的语气中却充满了对我的怀疑，“我认为尼可可能会利用这一点。雷蒙德和卡洛琳在一起是什么时候？”
“就在她和我分手之后。”
斯特恩停下脚步，他脸上露出掩饰不住的失望的表情，他用拉丁语自言自语了一句，“好吧，这样的话，尼可大概很容易就能总结出你的犯罪动机了。”
“不会那么容易吧？”我满怀希望地说，“他没有足够的证据证明卡洛琳和我之间的关系。”
“太容易了。”斯特恩对我说。他故意装作很平淡的表情，但显然已经对我很失望了，既因为我在楼上的表现，也因为我对他隐瞒了一个这么重要的信息。
“我们得好好谈谈。”他说，“现在，我要去法庭处理点事情。”
他戴上帽子，走到外面刺眼的阳光中，再也没有回头看我一眼。
我在大厅里，突然有种众叛亲离的感觉，心中五味杂陈，让我头晕目眩。但是，最令我感到羞愧的，是我自己的愚蠢。在和雷蒙德共事这么多年后，我居然还没有意识到这样的事情会对他造成怎样的影响，虽然他现在的情绪波动让人摸不着头脑，但我早就应该预料到。雷蒙德·霍根是一个公众人物，他生活的目标就是要塑造自己的名誉，他说他不是一个政客，但他有着政客的特点：他喜欢听到众人对他的欢呼，渴望得到每个人的赞誉。他关心的并不是我有罪还是没罪，让他愤怒的是我让他丢了脸。他手下的副检察长居然被起诉犯了谋杀罪，而他之前还让我去负责调查，这无异于我在他的眼皮底下暗中捣鬼。现在，他必须坐在证人席上，说出自己的风流韵事——雷蒙德·霍根搞上了一个副检察官。这大概在很多年后，还会成为众人茶余饭后的闲聊笑柄。我和他的这些事，会让整个检察院在背后说得热火朝天。最最可怕的是，这起谋杀案让雷蒙德终结了他真正喜爱的检察长生涯，改变了整个竞选的过程，让他最后来到了这家玻璃钢筋鸟笼般的公司。让雷蒙德怒火中烧的并不是我犯下了这桩罪行，而是他觉得自己也成了一个受害者。我杀卡洛琳是为了把他拉下马，我成功了。他最后说的话就是这个意思。雷蒙德认为整件事情就是这样，而且很显然，他已经准备好了报复我的计划。
我终于离开了雷蒙德的办公大楼。外面的天气异常炎热，阳光分外刺眼。我突然有点站立不稳。出于一种职业强迫症，我开始分析雷蒙德的证词以及他的敌视态度对审判可能带来的影响，但这种分析只持续了短短一瞬间，那些念头便匆匆而来，匆匆而去。然后，我突然看到了我父亲的脸，我的头脑已经开始不清醒了。这一切的变故发生后，我终于要撑不住了，我感到天旋地转。我开始祈祷，这是我从小养成的习惯，虽然我知道我并不十分相信上帝，但还是希望他能保佑我。
亲爱的上帝，亲爱的上帝啊！虽然我并不是个虔诚的信徒，但我向你祈求，让这一切都结束吧！我真的害怕了。亲爱的上帝，我能感觉到自己的恐惧，就像是暴雨闪电过后空气中的那种味道，那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我的恐惧那么深、那么深，让我感觉它仿佛是有颜色的，是一种慢慢渗透的火红色，我从骨子里感到无能为力、痛彻心扉。我是这么痛苦，简直无法在这条炎热的大街上走下去，我全身瘫软、无力支撑，就像一根被烧得又红又烫的铁棍。亲爱的上帝，亲爱的上帝！我好痛苦，我好害怕，无论我做过什么让我得到这样的下场，请你饶了我吧！求求你，放过我，放过我吧！亲爱的上帝，亲爱的上帝啊！虽然我不是您的信徒，但请饶过我吧！
第二十二节
在美国，刑事案件中检方是不得对审判结果提出上诉的，这是美国最高法院宣布的一条宪法准则。站在法官席前的有各种各样的人，有惯犯，也有初犯，有穿着劣质西装的小律师，也有穿着定制套装的大律师，有破产到身无分无的昔日富豪，也有哭着喊着要离婚的夫妻，还有桑迪·斯特恩这样的老手，他们来自大的律师公司，对法庭上的一套程序早已驾轻就熟，但在这所有人中，只有检方没有权力对法官的审判结果提出异议。无论检方派出的这位检察官职位有多高，权力有多大，也无论陪审团对他有多偏爱，他都必须沉默接受这种看似不公平的待遇。
而当我在担任检察官时，这一点在拉伦·利特尔法官的法庭上表现得再明显不过了。拉伦精明能干、博学多才，讨厌装模作样那一套。他曾经当过二十年的辩护律师，那时候就经常给检察院和警方难堪。他也看不起他们，这个习惯直到他自己当上了法官也没有改变。除此之外，作为一个黑人的成长和教育的经历又让他认为，在很多时候，检方的起诉理由只是主观武断的借口。他在街头巷尾亲眼见到的各种种族歧视和社会不公，早已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在他身上仿佛形成了一种条件反射，在作决定时总喜欢和州检察院对着干。雷蒙德一开始在他的法庭上担任了两三年的辩护律师，便干不下去了，因为他们俩一上法庭就开始剑拔弩张，休庭以后又能够把酒言欢。
斯特恩和我达到法庭时，拉伦法官正坐在法官席上看其他案子的报告。他的存在总是那么醒目，让人眼里只看得到他，他个子高大，有一米九五左右，身材健壮、英俊潇洒又灵活机敏，颇有魅力。他在读大学时已崭露头角，他是学校足球队、篮球队的明星球员，也因此获得了丰厚的奖学金。他满头都是非洲人典型的小卷发，中等长度，大半都花白了。他脸大手长，声音洪亮，言行举止有种皇室的风范。有人说他未来的目标是成为联邦大法官，还有人猜测，他真正的目标是成为继阿尔布莱特·威廉森之后北区的众议员，因为威廉森已经到了退休的年纪，而且心脏状况也不好。但无论拉伦·利特尔法官的打算是什么，他都是一个以自己的立场和能力赢得了众人尊敬的人。
昨天早上，拉伦法官的助理给我们打了电话，把我们叫来。说法官已经在两天前收到了我们的开庭前申请，希望能够就我的案子举行一次听证会。我猜，他是要对我们的一些申请作出回应，说不定还会决定开庭审判的日期。
斯特恩和我静静地等着，肯普没有来。昨天我们三个人一直在一起，我把我所知道的关于每一个证人的情况都告诉了他们。斯特恩对我提出的问题依然很精确、很谨慎，但他还是没有问我那天晚上到底和卡洛琳发生关系了没有，也没有问那个敲碎卡洛琳头颅的凶器是不是在我这里。
我一边等，一边打量着周围。记者们又都来了，但这回素描师没到场。拉伦法官对记者的态度一直很好，在法庭靠西边墙壁，有一条专门为记者准备的桌子，而他在宣布一些重要的决定前，也总是会提前通知媒体。这个即将决定我余生命运的法庭很漂亮，一侧的陪审员席用胡桃木的栏杆隔开，栏杆上面还有漂亮的小圆球装饰。证人席的风格和陪审员席的差不多，紧挨着法官席。法官席高高在上，旁边有两根红色的大理石柱撑着一个胡桃木的圆顶。法庭的文员、法警和记录员都坐在法官席的前面，离他们几步远的地方是两张深色胡桃木的桌子，制作十分精美，这是双方的律师席，桌子的摆放方向很有讲究，要和法官席保持垂直。并且，按照传统，原告会坐在离陪审团比较近的那张桌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