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为我们热爱人类文明的人而战，对这些热爱人类文明的人来说，文明就是我们的民族精神。谋杀他的刽子手…试图杀害他，扼杀我们的文明…。他的头脑中有着最具价值的思想，他具有最为清晰的头脑，这些用锤子是永远也打不碎的。
现在正在出现一种向公众灌输仅由少数人确定的看法、历史事件和舆论的倾向，包括由少数有实力的具有同样动机的公司和个人控制主要电视网络和报纸的趋势。在很多城市中，有竞争力的报纸已经消失，独立力量的争论被政治运动中的倒退所取代，权力分离的原则被逐渐削弱。据美国媒体专家本·巴格狄金进行的调查显示，不超过24家公司控制了一半以上的“全球商业性日报、杂志、电视、书籍和电影”。有线电视频道、廉价长途电话、传真机、便宜的电脑布告牌和计算机网络的猛增、只需花很少的钱就可以利用电脑自己出版作品，以及现存的传统自由主义艺术大学课程却展现出完全相反的发展方向。
很难确定其发展方向。
怀疑主义者所从事的事业是危险的事业。怀疑主义对现有制度提出了挑战。如果我们教育包括高中学生在内的所有人要具备怀疑的思维方式，那么，他们可能就不会仅仅用怀疑的思维方式来思考UFO、阿斯匹林的商业广告和年龄达3．5万岁的可与上帝交谈的大师了。也许他们将开始问一些有关经济、社会、政治或宗教制度的令人感到尴尬的问题。也许他们将对那些当权者的观点提出挑战。到那时，我们的社会将会发生什么变化呢？
最近，在世界各地流行着人类中心主义、盲目排外意识和民族主义。政府对于他们不喜欢的观点进行压制的做法仍广泛存在。错误的或误导性的历史事件被强行灌输给广大公众。对于维护这种观点的人来说，科学是一个专门捣乱的东西。它主张追求在极大程度上独立于种族和文化偏见的真理。科学的最根本的本质就是不受国界的限制。若把同一研究领域的科学家放在一个屋子里，即使他们在语言上并不相通，他们也会找到交流的方法。科学本身就是一种跨国界的语言。科学家本能地就有四海皆一家的理想，他们不可能通过研究将人类大家庭划分为许多小的、敌对的团体。俄国剧作家安东·契诃夫说：“不存在属于哪个国家的科学，就像不存在属于哪个国家的乘法表一样。”（其它很多东西也是如此，比如虽然民族主义的宗教有成千上万的信徒，却并不存在一种类似国家宗教的东西。）
科学家在社会批评家（或者用不太宽容的说法，叫做“持不同政见者”）的队伍中占有不成比例的数量。他们对自己国家的政策和神话提出挑战。前苏联物理学家安德烈·萨哈罗夫、美国的阿尔伯特·爱因斯坦和利奥·西拉特这些勇敢者的名字很容易出现在人们的脑海中，他们是始终一贯地将自己的生命置之度外的人。特别是在由于核武器的发明而给人类带来灾难后，科学家们被描绘成道德白痴。当你考虑到所有那些有时要冒着巨大的个人风险，说出反对自己国家错误使用科学技术的言论的人们，这种说法是不公正的。
比如，化学家莱纳斯·鲍林（1901－1994）在1963年签署《禁止核武器实验条约》的工作中比其他任何人都承担了更大的责任。该条约阻止了美国、苏联和英国在地面进行核武器爆炸试验。他将反核试验运动逐步推向深入，直至演变成谴责对道德的残暴践踏的运动。由于他是诺贝尔奖获得者，因此，他提供的科学数据使人们感到更为可信。他由于对核试验的阻拦，使得美国新闻界在有关他的报道中有意地进行了贬低。50年代，美国国务院取消了他的护照，因为他没有全力反对共产主义。由于他在量子力学应用方面的研究成果而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研究成果包括共振态以及所谓杂化轨道等，他说明了化学键与原子结合人分子的化学键的本质，这些思想已经成为现代化学的基石。但是，在苏联，鲍林在结构化学方面的研究工作被指责为与辩证唯物主义原理相违背，并宣布苏联化学家禁止研究他的理论。
鲍林并没有被这些来自东方或西方的批评所吓倒——实际上，对他的批评一直没有减弱——他继续进行麻醉剂作用的不懈研究，他证明了镰形红细胞贫血症的病因（DNA中唯一核苷酸被其它核酸所取代），并且说明了如何通过对各种有机体的DNA的比较来了解生命进化的历史。他竭尽全力研究DNA结构并取得了重要的进展；沃森和克里克有意地加快研究步伐，在鲍林获得最终结果之前取得成功。他对维生素C的评价至今仍然有效、爱因斯坦在评价他时说：“那个人是个真正的天才。”
与此同时，他继续为和平与友好而努力工作。当安和我问鲍林他为什么如此热心社会问题的时，他给了我们一个难忘的回答：“我做这些事的目的是出于我对妻子的尊重。”也就是海伦·艾娃·鲍林。他获得了第二个诺贝尔奖，这次是和平奖，表彰他在禁止核试验方面所做的贡献。他成为历史上唯一两次独立获得诺贝尔奖的人。
有人将鲍林看做是爱惹是生非的人。那些不喜欢社会变化的人可能很容易接受对科学所持的怀疑态度。他们认为，技术是安全的，容易受企业和政府的引导和控制。但是，纯科学，为科学本身而进行的科学研究，为满足科学家的好奇心而进行的科学研究，对科学不加任何限制，任由科学随意发展，用科学挑战所有的事物，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纯科学的某些领域是未来技术得以开发的唯一途径，这是千真万确的。如果技术得到广泛的应用，那么，对科学的这种态度应该被看做是危险的。社会利用工资、社会压力和名誉与报酬的分配等手段，竭力将科学家驱赶到比较安全的中间地带，这个中间地带介于收获很小的长期技术进步和过多的短期社会批评之间。
很多科学家不像鲍林那样，将他们的研究工作看成狭义的科学。他们认为，参与政治或参与社会批评不是脱离科学生活，而是科学生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正如我在前面所提到的，在执行曼哈顿计划时，二战中美国成功地赶在纳粹之前研制出了核武器。一些参与研究的科学家们开始有了保留意见，当这些武器的巨大威力清楚地显示出来的时候，对这种武器的保留意见也就越来越多。有些科学家，如，利奥·西拉特、詹姆斯·弗兰克、哈罗德·尤里和罗伯特·R·威尔逊等，竭力引起政治领导人和公众（特别是在粉碎纳粹之后）对即将出现的军备竞赛的危险的注意。他们非常清楚地预见到这种军备竞赛将在美国和苏联之间展开。其他人认为，政策问题不是他们应该管的事情。恩里克·费米说：“我是为了作出一些发现才来到这个地球上的，政治领导人的所作所为与我无关。”但是尽管如此，费米还是被爱德华·泰勒所鼓吹的热核武器的危险所震惊，他与其它科学家联合签署了一份著名的文件，敦促美国不要制造核武器，他将这种武器说成是“罪恶的”东西。
在前一章我已讲过泰勒总是为热核武器辩护，美国科学家联合会主席杰里米·斯通用下面的话来描述他：
爱德华·泰勒…起初是由于个人才智的原因，后来则是由于地缘政治的原因而坚持要制造氢弹的主张。他使用夸大其辞，甚至诽谤的手法，成功地操纵着政策制定过程达50年之久，斥责所有形式的军备控制措施，并且促进各种加强军备竞赛的计划。苏联听说了他的氢弹制造计划后，也制造了自己的氢弹。由这个特别人物的不寻常的个性和氢弹的巨大威力所产生的直接后果是，这个世界将面临着被毁灭的危险。这种毁灭的命运要么降临到人类，要么推迟降临，或许能置于更好的政治控制之下。
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没有哪一个科学家比爱德华·泰勒更能使整个人类承担风险，泰勒在整个军备竞赛过程中的行为是应受到谴责的。
爱德华·泰勒对于氢弹的执着可能使他比我们人类中任何一个人都有可能做出更多危害这个星球的事情…
与泰勒相比，西方原子科学的领头人经常在政治困境中受人左右。在这方面，他们的领导能力应该由他们的专业技能而不是由政治技巧所决定。
我在此并不是想指责某位科学家屈服于人类的某些激情，而是想重申这种新的责任：握有权力的人必须与科学团体的道德关注和关心程度相辅相成，必须建立在最广泛的对公众进行的科学与民主重要性的教育基础之上。
科学使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成为现实，这就要求科学共同体对道德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还要把科学和民主的重要性最广泛地贯注到公共教育中去。
第二十五章 真正的爱国者应该提问题
防止民众犯错误不是政府的功能，而阻止政府犯错误才是民众的作用。
美国最高法院法官罗伯特·H·杰克逊（1950）
在我们这颗饱受烦扰的小星球上，人类生活中的一个事实是，发生在专制政府管理下的国家广泛存在的滥用酷刑、饥荒，而且政府本身的渎职罪远比民主国家为多。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因为在出现错误行为时，前者的统治者下野的可能性远比后者要小。这就是政治中的错误修正机制。
科学的方法——与其所有缺陷——可以用来改进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我想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改进标准，这一点都是正确的。如果说科学离不开实验，那么，社会和政治的改进的实验怎样进行呢？人类不是电子，也不是实验用老鼠。但是，国会的每一项法案、最高法院的每一项裁决，每一个总统发布的国家安全命令、每一个最优惠利率的变化都是一种实验。经济政策中的每次变化、优先发展项目基金的每次增加或减少、每一次对犯罪判刑的加强都是一种实验。更换针头、使公众免费使用避孕套、使用大麻烟为非刑事案件，这些都是实验。不支持阿比希尼亚反对意大利，阻止纳粹德国入侵莱茵兰地区是一种实验。东欧、苏联和中国的共产主义是一种实验。精神病医疗或监狱的私有化是一种实验。日本和西德在科学技术上大量投入，但在防务上不进行投入——结果导致经济的迅速增长——是一种实验。西雅图允许公民可以持枪用来自卫，而其邻居加拿大的温哥华却不允许，因而西雅图的枪杀犯罪率高于温哥华5倍，使用手枪自杀的比例高于温哥华10倍。枪支使得人们由冲动而造成的杀人变得容易，这也是一种实验。在所有的这些事例中，都没有进行足够的控制实验，或者说变量没有完全分离。然而，政策思想可以在某种程度上和经常有用的程度上进行实验。由于社会实验的结果似乎在意识形态上无法鉴定，实验所造成的巨大浪费经常被人们忽视。
现今地球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对21世纪中叶感到乐观。我们面对着大量细微而复杂的问题，因此，我们需要巧妙而精细的解决办法。由于不存在社会组织结构的演绎理论，因此，我们唯一的求助对象就是科学试验——在小范围内（如社区、城市和州）用多种方式进行试验。在公元前5世纪的中国，获得总理大臣特权的一个方法是你必须在你家所在地或省建构一个政府模式。这正是孔子一生中的重大失误，他从未进行过尝试，对此他感到悲哀。
即使我们对历史进行一次随意审视，便会发现我们人类有一种不断地犯同一种错误的悲哀倾向。我们害怕与我们稍有差别的陌生人或其他人。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开始摆布别人。我们有随时可以被利用的情感系统，当这些系统被触动时，强烈的感情就会被释放出来。我们会被聪明的政治家操纵得毫无察觉。当我们有了我们感觉好的领导，我们就像催眠师最易摆布的受试者一样，我们乐意去做他想让我们做的任何一件事情——即使有些事情我们明知是错误的。联邦宪法的制订者是历史的学生。他们在认识到人类处境的前提下，一直力图发明一种手段，以保证我们的自由，来自自己的限制另当别论。
一些美国联邦宪法的反对者坚持认为，联邦宪法从没有起过作用。纽约州州长乔治·克林顿认为，在这种“气候、经济、道德、政治和人都不同”的国家实行共和政府形式是不可能的。弗吉尼亚的帕特里克·亨利宣称，这样的政府，这样的联邦宪法，“与世界各国的实践相违背”。即使如此，人类还是进行了这种实验。
创建美利坚合众国的人中从事科学发现的人很多，他们对问题的看法也是基本相同的。超越于任何个人观点的，任何著述、任何启示的最高权威——正如《独立宣言》中所说——是“自然的法则和自然的上帝”。本杰明·富兰克林在欧洲和美国被推崇为电物理学新领域的奠基者。在1789年的联邦制宪会议上，约翰·亚当斯反复求助于机械平衡模拟，其它人则对威廉·哈维的血液循环的发现感兴趣。在以后的岁月中，亚当斯写道：“所有人从出生到死亡都是化学家…。物质世界就是化学实验。”詹姆斯·麦迪逊在他的《联邦主义者论文集》（The Federlist Papers）中使用了化学和生物的隐喻手法。美国革命家是深受欧洲启蒙运动精神影响的人，欧洲启蒙运动为人们理解美国的起源和目标奠定了重要的基础。
美国历史学家克林顿·罗西特写道：“科学及其哲学推论可能是决定18世纪美国命运最重要的知识力量…。富兰克林仅是一批已经认识了科学方法和民主进程密切关系的目光远大的殖民主义者之一。自由的研究、信息的自由交流、乐观主义、自我批评主义、实用主义、客观性——所有这些形成未来共和国的因素在18世纪即已繁荣的科学界就已经形成并生机勃勃，充满活力了。”
托马斯·杰斐逊是科学家。这是他对自己的描述。当你参观他在弗吉尼亚蒙特塞罗市的家时，一进家门你便会发现他对科学巨大兴趣的足够证据——不仅仅是他拥有的数量巨大、种类多样的图书，还有复印机、自动门、望远镜以及其他一些装置，有些还是19世纪早期的尖端技术制造的。其中有些是他的发明，有些是他复制的，有些则是他买来的。他进行过美国和欧洲植物和动物的比较研究，挖掘过化石，还用微积分来设计一种新型的犁。他精通牛顿物理学原理。他说他命中注定要成为一个科学家，但是在独立战争前的弗吉尼亚没有机会成为科学家。有更紧急的事情需要他去做，于是他投身到发生在那个时代具有历史意义的事件中。他说，独立战争胜利后，后代人就可以全身心地投身于科学和学术中了。
杰斐逊是我早期崇拜的英雄之一，不仅是因为他有深厚的科学造诣（尽管科学知识对他政治哲学观的形成具有很大的帮助作用），而且是因为他在世界范围内推广民主制度中比其他所有人都贡献更大。这种思想——那时令人兴奋、激进和革命的（在现今世界的许多地区也还是如此）——指出，不是国王、牧师、大城市老板、独裁者、军队集团，有钱人组成的事实上的阴谋集团，而是普通的民众，共同努力管理国家。杰斐逊不仅是这场革命主要的理论家，而且他也以最现实的方式投身于其中，同他人一道开始了从那时起即令世界钦佩和效仿的政治大实验。
杰斐逊于1826年7月4日死于蒙特塞罗。刚好是美国发布由他起草的激动人心的文件——《独立宣言》50周年的日子。这个宣言曾受到独裁统治、贵族统治和国家支持的宗教势力所统治的各国的保守主义者的痛骂，这些统治势力正是当时的保守派所极力维护的。在他临死前几天写的一封信中，他写道，正是“科学的光芒”告诉了我们“并不是人类大众生来便背着枷锁”，也不是少数被偏爱的人生来便“高官显赫，荣华富贵”。他在《独立宣言》中写道：我们所有的人都毫无疑问地拥有同样的机会，拥有同样的“不可剥夺的”权利。假如1776年对于“所有人”的定义是令人感到可耻地不完全的话，那么《独立宣言》的精神就不可能如此高尚，以至于今天“所有人”的含义更为广泛。
杰斐逊是个向历史讨教的学生。这个历史不仅是那个颂扬我们自己的时代、国家或种族的既抱怨又不对其有任何伤害的历史，而且也是那个说明我们真实的人类、我们的弱点以及我们的力量的真实历史。历史告诉他，如果给予富人和权贵一半的机会，那他们就会去偷、就会去压迫别人。在他任美国驻法国大使期间，他用自己的所见所闻描述了欧洲国家的各个政府。他说，在政府的主张下，它们的国家已经被分成两个阶级：狼和绵羊。杰斐逊说，当一个政府将所有的权力交于统治者而无人监督时，那么这个政府就将堕落。因为统治者——真正实行统治行为的人——将会滥用民众的信任。他说，民众本身是唯一具有远见卓识的可信赖的力量。
但是他担心，民众——这个观点可以追溯到修昔底斯和亚里士多德－－是很容易被误导的。所以他提倡保护性措施和保险性政策。其中一个措施是在联邦宪法上确定权力分离。与此相适应，各个追求各自利益的利益集团，要相互制衡，防止国家机构失去控制，损害国家利益。这些机构包括行政、立法和司法，众议院和参议院，州政府和联邦政府。同时他还充满激情地不断强调，对民众来说，理解政府所承担的风险和利益、教育自己以及参与政治过程是很重要的。他说，没有这些措施，狼将控制整个国家。下面这段搞自《弗吉尼亚笔录》的文字，强调指出那些手中握有大权的无耻之徒如何寻找他们可以利用的软弱区域：
地球上的每个政府都具有某些人类弱点的形迹，都有一些腐败、堕落的蛀虫。他们的狡诈迟早会被发现，他们的道德堕落会在他们没有察觉的情况下被公众所了解、所探察、所深究。当政府效忠无人监督的统治者时，这个政府便开始堕落。在这种情况下，民众只有自己保护自己。即使他们是安全的，他们也仍然处于这种状况，他们的思想必须得以升华…。
杰斐逊没有参与美国联邦宪法的实际起草工作。当联邦宪法正式确立的过程中，他正出任美国驻法国的大使。当看到联邦宪法条款时，他非常高兴，但提出了两点意见。他认为，联邦宪法的一个缺陷是没有限定总统任期期限。杰斐逊担心，如果这一点不在联邦宪法中确定下来，将会使得总统变成国王。另一个重要的缺陷是缺少一个人权法案。杰斐逊认为，如果缺少这个法案，那么，公民——每一个个人——被当权者无可避免地滥用权力时，将不能得到充分的保护。
他主张言论自由，只有言论自由才能使与众不同的观点可以在某种程度上自由表达，只有言论自由，不同于传统常识的意见才能得到认真考虑。从个人来讲，他是个非常和蔼可亲的人，甚至不愿意批评他不共戴天的敌人。他对其主要对手亚历山大·汉密尔顿在蒙特塞罗戏院大厅里的攻击泰然处之。但是，他认为用怀疑的态度看待所有事情的习惯是有责任心的公民所应该具备的诸种条件中的首要条件。他认为，与愚昧和将政府拱手交与饿狼所付出的代价相比，教育的费用是无足轻重的。他告诫说，只有国家是由民众来管理的时候，这个国家才是安全的。
亲近政府、按长官意志办事不是公民资格中应尽的义务。我希望最近的移民公民权利宣言和学生反复背诵的誓词中应包括“我保证对我上司让我做的任何事情提出疑问”之类的话。那将真正体现托马斯·杰斐逊的观点。“我保证使用我的批评才能。我保证发展我的独立思想。我保证接受教育，从而使自己能够自作判断”。
我同时希望当总统宣誓就职时，对美国的效忠宣誓的内容应该是对联邦宪法和人权法案的效忠，而不是对国旗和国家的效忠。
当我们想起我们国家的创建人——杰斐逊、华盛顿、塞缪尔、约翰·亚当斯、麦迪逊、门罗、本杰明·富兰克林、汤姆·佩恩以及其他许多人（我们至少有十个，甚至可能有几十个伟大的政治领袖），我们就会想起，他们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人，是欧洲启蒙运动的产物，他们也是向历史学习的学生。他们深谙人类的易犯错误的本质、弱点以及易于趋向腐败的特性。他们的英语准确流利。他们自己撰写演讲稿。他们既现实又实际。但是与此同时，他们又有高尚的行为准则。他们不需要询问民意测验专家这个星期要思考什么。他们知道应该思考什么。他们乐于进行长远思考、作出比下一届总统选举更长远的计划。他们满足于自己的所作所为，并不要求以政治家或游说议员者为谋生职业。他们是我们人类中最出色的人。他们对科学很感兴趣，他们中至少有两个人精通科学。他们试图为美国长远未来描绘出一种方向——不是建立法律，而是为什么样的法律应该得以通过设定限制。在什么样的法律应允许通过的问题上采用制定法律的方式不如采用设置限制的方式那么广泛。
《联邦宪法》和《人权法案》在这方面起到了非常好的作用，人类固然有其自身的弱点，但是，这些法案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有效地建立起了能够对自己的方向进行校正的机制。
建立这两个法案的时候，美国大约只有250万公民。而今天公民人数则增长了约100倍。假如那时有10个托马斯·杰斐逊那样的人，那么，今天应该有10×100＝1000个杰斐逊。
这些人在何处？
《联邦宪法》之所以是一部大胆而敢于创新的文件，一个原因是它能够保障社会不断地发展变化，只要人们愿意，甚至可以改变政府本身的形式。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英明到预见到解决社会最紧迫的问题时究竟需要什么观念——即使某些观点与我们的直感明显相冲突，而且在过去曾带来一些麻烦——这个文件能够保证它有权得到最充分和最自由的表达。
当然，这需要付出代价。当我们的个人观点面临着被压制的危险时，大多数人是赞成言论自由的。然而，当我们不喜欢的观点在各处遭到查禁的时候，我们并没有不高兴的感觉。但是在一定的狭小限制范围内——法官奥利弗·温德尔·霍姆斯的著名例子是在拥挤的剧院前谎称“着火了”并引起恐慌不应算作犯罪——美国允许公民享受很大的自由。
* 枪支拥有者有使用首席大法官、白宫发言人或联邦调查局局长的肖像作为练习射击的靶子的自由；受到伤害的普通市民有烧掉美国总统肖像的自由。
* 即使是鬼神的崇拜者讥讽了佛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价值观，嘲笑了我们视为亲切可爱的所有东西，但是，只要他们不违反联邦宪法规定有效的法律条款，他们就有权进行他们的宗教活动。
* 断言一个人种比另一个人种“优越”的声称具有科学性的文章或很流行的书，不管它们多么有害，政府都不应该查禁。对付谬误论点的最好方法是更好的论点，而不是对思想的压制。
* 个人或者团体都有权自由谈论犹太或共济会的阴谋正遍及整个世界，或联邦政府与撒旦结盟。
* 只要他们愿意，任何个人都有权赞美如阿道夫·希特勒、约瑟夫·斯大林之类的有无可争议的恶名的人的生活和政治活动。甚至可恶的观点也有发表的自由。
由杰斐逊、麦迪逊及他们的同伴所建立的制度为那些不理解这个制度的起源，并希望用另外的制度替换它的人表达自己的意愿提供了途径。例如，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和主要法律的执行官汤姆·克拉克在1948年提出以下建议：“那些不赞同美国意识形态的人不应被允许留在美国。”但是如果存在一种主要的和有代表性的美国意识形态，那么就不存在强制性的和被禁止的意识形态。我们看一下最近90年代的案例：约翰·布洛克霍夫特，因为炸掉了一个位于辛辛那提的堕胎诊所而入狱，在一篇《回味生活》的时事通讯中写道：
我是一个思想非常狭隘、没有宽容心、反对改革和进步、维护《圣经》教义的原教旨主义者，…一个狂热分子和盲信者。…美国从前之所以曾是个伟大国家，其原因除了上帝保佑外，是因为她是建立在真理、公正和博大的基础上的。
兰德尔·特丽是“手术营救”（Operation Rescue）组织的创始人，这个组织专门封锁堕胎诊所。她在1993年8月的一个集会上讲道：“让不宽容的思想冲击你们吧。…是的，憎恨很好，我们的目标是建立一个基督教国家，上帝召唤我们去控制这个国家。…我们不想要多元论。”
这些言论的表达是受到保护的，按照《人权法案》的条款，这种言论的表达确实受到了保护。即使是在获得了机会的时候，这些受到保护的言论甚至会废除《人权法案》。而对于我们其他人来说，保护我们的人权的方法就是利用这部《人权法案》所允许我们的言论自由，使每个公民都知道《人权法案》是必不可少的。
用什么方法防止人类自己少犯错误？其它学说和机构是否为我们提供了防止错误的机制？是不犯错误的领袖？是人种？是民族主义？还是除了炸药和自动化武器，所有一切都与文明相分离？特别是在20世纪的黑暗之中，他们又如何能保证自己不会屡犯错误？他们不需要蜡烛吗？
英国哲学家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在他写的著名的小册子《论自由》中认为，对一种观点沉默不语是“一种特别的罪恶”。如果这个观点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被剥夺了“将谬误转变为真理的机会”；但是，如果观点是错误的，我们同样丧失了在“真理与谬误发生冲突”时对真理加深理解的机会。如果我们只知道我们这面的论点，那便很难知道另一面，这样，这个观点就会变得陈旧落后，不久，人们就靠死记硬背学习这种没有经过证明的、苍白无力和毫无生命力的真理。
穆勒还写道：“如果社会让相当数量的成员仅仅像小孩子般地成长，使他们不能在对长远目标进行理性思考的基础上决定行动的话，那么这个社会本身应当受到谴责。”杰斐逊曾用更强烈的语言表达了同样的观点：“如果一个国家想在文明状态下使愚昧与自由共存，那么，过去做不到，今后也做不到。”在给麦迪逊的一封信中他进一步阐述了这种想法：“一个社会想用少量的自由换取少量秩序，那它将一无所得，它也不应该有所获得。”
当人们获准倾听其它观点并参加实际的争论时，他们往往会改变自己的主意。这种事情是可能发生的。例如雨果·布莱克，年轻时是三K党党员，后来成了最高法院法官，也是历史上重大的最高法院裁决的重要人物。之所以如此，部分是依据联邦宪法第14条修正案。该法案确保所有美国人的公民权：也就是说，当他年轻时，他穿上白袍子恐吓黑人，老了时，穿上黑袍子恐吓白人，据说，这是法律允许的。
在一些刑事犯罪审判方面，《人权法案》还认识到威胁证人，加快审判进度对警察、检察官和法官所产生的诱惑。刑事犯罪审判系统容易发生错判：无辜的人们可能会因为他们并没有从事刑事犯罪，却被判刑；而政府特别善于蓄意编造理由，给那些与蓄意犯罪毫无关系、但是他们不喜欢的人罗织罪名。因此，《人权法案》制订了保护被告的条款。这是一种成本－利益分析方法。罪犯可能偶尔因此获释，但这样可以保证无辜者不受惩罚。这不仅仅是个道德美问题，同时也禁止犯罪审判系统出现压制不受欢迎的观点或受鄙视的少数派等方面的误用。这是错误修正机制的一部分。
新思想、新发明、新创造通常总是充当自由的先锋，它们从束缚人类思想的羁绊中挣脱而出。自由是进行精确科学实验的先决条件，这就是为什么苏联无法维持极权主义政府和展开技术竞争的一个原因。同时，科学——或者更确切地说是开放与怀疑主义的巧妙结合，以及对多种观点和争论的鼓励——是在工业化和高度技术化的社会中进行精确的、自由的实验的前提。
从前当你对地球是宇宙的中心这个宗教始终坚持的流行的观点提出质疑时，你为什么会接受“上帝派国王来统治我们”这些被教会领袖们反复强调并确信无疑的观点呢？在17世纪，如果你提出这种问题，你很有可能引起英国和殖民地陪审团对你的极大愤怒，会指责你对上帝的不忠，或被认为是异端邪说。他们可以随意因为你有自己的信仰而将你折磨至死。但到了18世纪，他们却不敢这样做。
罗赛特又写道（摘自《共和国的萌芽时期》1953）：
在美国社会环境压力下，基督教变得更加仁慈和温柔，对宗派间的争斗也更宽容，对乐观主义和理性主义的发展也给予更多自由，对科学的兴起给予了更多的实验机会，对民主的到来持更为放任的态度。同样重要的是，正如大量传教士所高声哀叹的那样，越来越多的殖民主义者放弃了世俗的观念，开始对各种事物充满好奇心，逐渐开始用怀疑主义的眼光审视事物。
《人权法案》将宗教与政府分离开来，这样做的部分原因是因为许多宗教已经成为一种极端主义的思维方式，各个宗教视其自身为真理的化身，并急切地希望将这个真理强加于其他人。极端主义宗教的领导者和实行者通常不知道真理和谬误之间的差异，也没有意识到真理可能就是从表面上看起来完全相反的观点中产生出来的。
《人权法案》的制定者参照了英国的先例，那时的英国，基督教的叛教罪和世俗的叛国罪几乎没有任何区别。许多早期的移民是为了逃离宗教迫害而来到美国的，尽管他们中的一些人非常乐于因为别人与他们自己的信仰不同而去迫害别人。我们国家的创始者认识到了政府与各个争吵不休的宗教之间的密切关系对自由将招成致命的威胁，对宗教自身也同样有害。法官布莱克在1962年恩格尔诉维塔尔一案的最高法院判决中对第一修正案的政府条款进行了这样的描述：
它的首要和最直接的目的是基于这样的观点而确立的，即，政府和宗教的联合将导致政府的毁灭和宗教的堕落。
而且，《人权法案》对权力的分离也具有制约力量。沃尔特·萨维奇·兰多曾经说过，每个教派和宗派都对其他教派是一种道德检验：“竞争在宗教中的作用就如同在商业中一样有益。”但是代价是高昂的：对于宗教团体来说，竞争对采取一致行动获得其共同利益是一个障碍。
罗赛特总结道：
教会与政府分离以及个人意识自由这对双胞胎是我们民主制度的精髓，这实际上是美国对于西方人获得自由的最伟大贡献。
现在，当人们获得了这些权利，却并不使用它，这可是件糟糕的事情——有言论自由权，但没有人提出与政府相反的意见；有新闻自由，却没有人愿意提出尖锐的问题；有集会的自由却无人举行抗议游行示威；有了普遍的选举权，参加投票选举的人却不够半数；有了教会与政府相分离的法案，却无人监督其分离的有效性和长期性。由于公众没有有效地使用他们的权力，因此，他们变成了还愿的供品和口头爱国者。权利与自由：要么使用它们，要么失去它们。
多谢《人权法案》制定者们的高瞻远瞩，更要感谢那些甘冒个人风险的人坚持施行这些权利。由于他们的努力，现在要压制言论自由是很困难的。学校图书馆委员会、移民局、警察局和联邦调查局以及那些寻求廉价选票的野心勃勃的政治家，可能会不时地尝试着去压制言论自由，但这种压制迟早会引起爆炸。尽管《联邦宪法》是这个国家的法律，公共官员都发誓要坚定不移地执行这部大法，但是，仍有一些活动家和法院偶尔也会以身试法。
然而，如果降低教育标准、放松知识竞争、削弱对重要问题的争论的热情，以及制定限制怀疑精神发展的社会约束法令，那么我们的自由的根基会慢慢地销蚀，我们的权利会被取消。宪法的创立者们深刻地理了解这一点：“我们的统治者变得诚实可信，我们团结坚如磐石之时，即是在法律的基础上每一个基本权利确立之日。”托马斯·杰斐逊这样说：
从这次（革命）战争结束时起，我们就在走下坡路。从那时起，每时每刻都寻求人们的支持没有必要。因此，人们会被遗忘，他们的权利也会被漠视。除了挣钱的唯一本能，人们忘记了他们自己所有的一切，他们从来没有想到团结一致，给予自己的权利以应有的重视。因此，在战争结束时仍未摆脱的锁链仍将长久地束缚着我们，而且将越来越紧，直至我们重新获得权利或在抽搐中死去。
接受言论自由和《人权法案》所规定的人们可以享受的其它自由的重要性的教育，了解当你丧失了这些权利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以及如何行使你的权利和维护这些权利，是成为一个美国公民的首要条件。当然，这也是任何一个国家的公民所必须知道的事情，除此而外，更应该了解这些权利随时有被人侵害的可能。如果我们不能为自身利益着想，如果我们不愿意给当局提出问题，那么我们就会任由那些有权势的人摆布。但是，如果人们接受了很好的教育并且有了自己的观点，那么这些有权势的人物将为我们工作。在每一个国家，我们都应当教育我们的孩子懂得科学的方法和设立《人权法案》的理由。与此同时，还应该教育我们的孩子要正派、谦逊并具有团队精神。在这个魔鬼出没的世界里，我们作为人而居住在这里，这可能便是我们与这个日益增长的黑暗势力之间的全部区别所在。致谢
在康奈尔大学给一个高级研讨班讲授批判性思维的课程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十分愉快。我一直可以在整个大学范围内，根据能力、文化和专业各个方面挑选学生。我们强调写作水平和口头表达能力。在课程结束时，学生们选择一些他们非常感兴趣的广泛争论的社会问题，两个为一组练习期末口头争论的整个过程。但是，在开始争论之前的几周中，我们告诉他们每个人的任务是以使对方满意的方式给对方提出观点。这样，对方会说：“对，那是对我的观点的很好的表达。”在编组的书面讨论中，他们探讨各自的不同观点，这种争论的过程已对他们更好地理解相反的观点有帮助作用。这本书中的一部分题目最初是给这些学生争论时使用的。我从他们接受或批评我的观点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此我想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我还要感谢康奈尔大学天文系及其系主任耶温特·特兹安，感谢他们允许我教授这门课程，尽管它以天文学490命名，但实际内容只有很少一点天文学知识。
本书的部分内容已在《展示》杂志中刊出，这份杂志是全北美星期天报纸的一种补遗，读者达到每周8300万。读者给我的热情洋溢的反馈信息使我大大提高了对本书中讨论的问题的认识，也了解了公众的各种不同的看法。我在书中的一些地方摘录了部分《展示》读者给我的来信摘录，这些来信使我感觉到了美国公众的内心世界。《展示》的主编沃尔特·安德森和高级编辑戴维·柯里以及这份引人注目的杂志的编辑和研究人员在许多地方极大地改进了我的观念的表述方式。同时他们也允许我表达那些可能不会在大众出版物上发表的观点，因为这些大众刊物较少谈论《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书中的部分内容首先刊登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最后一章的部分内容是根据一次演讲写成的。那次演讲是1992年4月，在蒙特塞罗的东门廊——即“五分镍币的背面图案”——我有幸在有来自31个其他国家的人的美国公民宣誓仪式上作了演讲。
我的关于民主制度、科学方法和公共教育的观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受到许多人的影响，在本书的正文中，我提到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但是在这儿我想指出给我带来启示的人是：马丁·加德纳、伊萨克·阿西莫夫、菲利普·莫里逊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限于篇幅，其他许多给我提供了便于理解和清晰的事例的人、帮我改正由于疏忽所造成的错误的人，在这儿不一一列出了。但在此我要告诉他们，我十分感激他们。同时我必须明确地感谢下列朋友和同事，他们十分认真地审阅了本书最初草稿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他们是：比尔·奥尔里奇、苏姗·布莱克默、威廉·克罗默、弗雷德·弗兰克、肯德里克·弗兰泽、马丁·加德纳、艾拉·格拉则、弗雷德·戈尔登、库尔特·高特弗里德、莱斯特·格林斯波、菲利普·克拉斯、保罗·库尔茨、伊丽莎白·洛夫图斯、戴维·莫里林、理查德·奥弗舍、杰伊·奥雷亚、阿尔伯特·佩尼贝克、弗兰克·普雷斯、詹姆斯·兰迪、西奥多·罗扎克、多丽尔·萨根、戴维·萨皮斯坦、罗伯特·塞普、史蒂文·索特、杰里米·斯通、彼得·斯特罗克和耶文特·特泽。
我同样也感谢我的著作代理人莫顿·詹克罗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给了我很明智的建议。安·戈多弗以及其他兰登书屋在出版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恩里卡·加得勒、J·K·兰伯特和罗森布卢姆；威廉·巴尼特审阅了手稿全文；出版过程也得到了安德烈·巴尼特、劳雷尔·帕克、凯伦·戈布莱希特、辛迪·维塔·沃格尔、吉尼·赖安和克里斯托弗·拉塞的帮助。还应该感谢的有康奈尔图书馆系统，包括神权和迷信稀有版本书籍收藏部门的人，这些书的收藏最初是由该大学第一任校长安德鲁·迪克逊·怀特进行的。
本书有四章中的某些是部分由我的妻子及长期合作者安·德鲁彦写的，她还是美国科学联合会的秘书。这个组织于1945年由曼哈顿计划最初的几位科学家创立，目的是检验科学和高技术在使用中的伦理问题。她还为我在过去10年中每个阶段的写作、本书的内容和风格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建议和批评。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东西一言难尽。我知道，我能够找到一个既能给我提出建议，又能进行评论，既富幽默感又能给与鼓舞力量的人而感到十分荣幸。我对她身上所具备的这些特点深感钦佩。她还是我生活中最理想的爱人。
致谢
在康奈尔大学给一个高级研讨班讲授批判性思维的课程的许多年里，我一直十分愉快。我一直可以在整个大学范围内，根据能力、文化和专业各个方面挑选学生。我们强调写作水平和口头表达能力。在课程结束时，学生们选择一些他们非常感兴趣的广泛争论的社会问题，两个为一组练习期末口头争论的整个过程。但是，在开始争论之前的几周中，我们告诉他们每个人的任务是以使对方满意的方式给对方提出观点。这样，对方会说：“对，那是对我的观点的很好的表达。”在编组的书面讨论中，他们探讨各自的不同观点，这种争论的过程已对他们更好地理解相反的观点有帮助作用。这本书中的一部分题目最初是给这些学生争论时使用的。我从他们接受或批评我的观点中学到了许多东西，在此我想表达对他们的感激之情。我还要感谢康奈尔大学天文系及其系主任耶温特·特兹安，感谢他们允许我教授这门课程，尽管它以天文学490命名，但实际内容只有很少一点天文学知识。
本书的部分内容已在《展示》杂志中刊出，这份杂志是全北美星期天报纸的一种补遗，读者达到每周8300万。读者给我的热情洋溢的反馈信息使我大大提高了对本书中讨论的问题的认识，也了解了公众的各种不同的看法。我在书中的一些地方摘录了部分《展示》读者给我的来信摘录，这些来信使我感觉到了美国公众的内心世界。《展示》的主编沃尔特·安德森和高级编辑戴维·柯里以及这份引人注目的杂志的编辑和研究人员在许多地方极大地改进了我的观念的表述方式。同时他们也允许我表达那些可能不会在大众出版物上发表的观点，因为这些大众刊物较少谈论《美国联邦宪法》“第一修正案”。书中的部分内容首先刊登在《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上。最后一章的部分内容是根据一次演讲写成的。那次演讲是1992年4月，在蒙特塞罗的东门廊——即“五分镍币的背面图案”——我有幸在有来自31个其他国家的人的美国公民宣誓仪式上作了演讲。
我的关于民主制度、科学方法和公共教育的观点在过去的许多年里，受到许多人的影响，在本书的正文中，我提到了他们中的许多人。但是在这儿我想指出给我带来启示的人是：马丁·加德纳、伊萨克·阿西莫夫、菲利普·莫里逊和亨利·斯蒂尔·康马杰。限于篇幅，其他许多给我提供了便于理解和清晰的事例的人、帮我改正由于疏忽所造成的错误的人，在这儿不一一列出了。但在此我要告诉他们，我十分感激他们。同时我必须明确地感谢下列朋友和同事，他们十分认真地审阅了本书最初草稿的全部内容或部分内容。他们是：比尔·奥尔里奇、苏姗·布莱克默、威廉·克罗默、弗雷德·弗兰克、肯德里克·弗兰泽、马丁·加德纳、艾拉·格拉则、弗雷德·戈尔登、库尔特·高特弗里德、莱斯特·格林斯波、菲利普·克拉斯、保罗·库尔茨、伊丽莎白·洛夫图斯、戴维·莫里林、理查德·奥弗舍、杰伊·奥雷亚、阿尔伯特·佩尼贝克、弗兰克·普雷斯、詹姆斯·兰迪、西奥多·罗扎克、多丽尔·萨根、戴维·萨皮斯坦、罗伯特·塞普、史蒂文·索特、杰里米·斯通、彼得·斯特罗克和耶文特·特泽。
我同样也感谢我的著作代理人莫顿·詹克罗和他的全体工作人员，他们给了我很明智的建议。安·戈多弗以及其他兰登书屋在出版过程中做出贡献的人——恩里卡·加得勒、J·K·兰伯特和罗森布卢姆；威廉·巴尼特审阅了手稿全文；出版过程也得到了安德烈·巴尼特、劳雷尔·帕克、凯伦·戈布莱希特、辛迪·维塔·沃格尔、吉尼·赖安和克里斯托弗·拉塞的帮助。还应该感谢的有康奈尔图书馆系统，包括神权和迷信稀有版本书籍收藏部门的人，这些书的收藏最初是由该大学第一任校长安德鲁·迪克逊·怀特进行的。
本书有四章中的某些是部分由我的妻子及长期合作者安·德鲁彦写的，她还是美国科学联合会的秘书。这个组织于1945年由曼哈顿计划最初的几位科学家创立，目的是检验科学和高技术在使用中的伦理问题。她还为我在过去10年中每个阶段的写作、本书的内容和风格提出了极富建设性的指导意见、建议和批评。我从她那儿学到的东西一言难尽。我知道，我能够找到一个既能给我提出建议，又能进行评论，既富幽默感又能给与鼓舞力量的人而感到十分荣幸。我对她身上所具备的这些特点深感钦佩。她还是我生活中最理想的爱人。
素心学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