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个更有争议的研究中，斯坦福大学的精神病专家把86个患有转移性乳腺癌的妇女分为两组——一组不断地激励她们检查自己对死亡的恐惧，对自己的生命负责，而另一组则不进行任何心理上的特殊支持。让研究人员吃惊的是，前一组患者不仅经历的痛苦要少，而且她们能活的更长一些——生命平均延长了18个月。
斯坦福研究组的领导人戴维·斯皮格推测可的松和其它的“压力激素”能够损害人体自我保护的免疫系统。严重抑郁的人，如考试期间的学生和丧失亲人者白血球数量会减少。好的情绪也许不能对晚期的癌细胞产生较大的作用，但能够帮助已经被疾病和治疗折磨得很虚弱的患者减少二次感染的机会。
在他写的一本几乎被遗忘的书《基督教科学》（1903年）中，马克·吐温写到：
人的想象力量是一种可以治疗自己，同时也可以伤害自己的与生俱来力量。第一个人具有，最后一个人也将同样具有。
偶尔有些更严重的疾病带来的痛苦和焦虑或其它的症状能够通过信仰治疗师减轻——然而，并不能抑制疾病的发展进程。但这就已经不是小的效果了。信仰和祈祷能够减轻疾病及其治疗带来的某些症状，减轻痛苦的折磨，甚至可以稍稍地延长一些生命。在评价被称为基督教科学的宗教信仰时，甚至马克·吐温——那个时代最严厉的批评家——也承认心理暗示的力量引起人身体和生命的全身心的体验比在祈祷中忍受医疗的痛苦而死去更有价值。
在约翰·肯尼迪死后，各式各样的美国人宣称与他的鬼魂接触过。在他的照片被摆在许多人家里的神龛以前，超自然的治愈事件就已经开始报道了。“他为了他的人民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一个相信灵魂不死的宗教信徒曾解释道。按照《美国宗教大百科全书》上说：“对于那些信徒们来说，肯尼迪是他们的上帝。”类似的情形在猫王（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现象和其信徒由衷的呐喊“猫王还活着”中也能发现。如果这样的狂热信仰运动都能够自发地产生，那么很难想象那些有组织的，尤其是那些肆无忌惮的宗教运动会做些什么。
为了回答他们的疑问，兰蒂对澳大利亚电视台的“60分钟”节目组说，他们要的只不过是一个无名小卒的把戏——利用的是一个没有经过魔术训练或公众演讲，并且干脆没上过宗教讲坛的人。当他仔细考虑这一骗局时，他的目光落在阿尔瓦雷斯身上，这个年轻的雕塑家，他是兰蒂的房客。阿尔瓦雷斯回答道，为什么不干呢？当我遇见他时，就发现他似乎是一个聪明、有幽默感、有思想的人。他经过强化训练，包括模仿在电视上露面和参加记者招待会。然而他没有必要思考答案，因为耳朵里有一个几乎看不见的无线电接收机，通过它对兰蒂进行提示。“60分钟”派人悄悄检查了阿尔瓦雷斯的表演，证明卡洛斯这个角色是阿尔瓦雷斯编造的。
当阿尔瓦雷斯和他的经纪人——同样是被召来从事这一工作，而且毫无经验——抵达悉尼时，懒散的毫不引人注意的詹姆斯·兰蒂在活动的周围用他的对讲机发出指令。证明文件都是伪造的。诅咒、泼水以及所有的情节都被认真排练以吸引媒体的注意，他们做到了。由于引起了电视和出版界的注意，于是许多的群众出现在歌剧厅里。一家澳大利亚报纸连锁店甚至全文印刷了“卡洛斯基金会”的传单。
当“60分钟”节目播出后，其他的澳大利亚媒体都被极大地激怒了。他们抱怨说他们被利用了，别人向他们说了谎。并说这“就像法律中对警察使用眼线有所规定一样”，彼得·罗宾逊在《澳大利亚金融观察报》上大发脾气：
对传播媒体一定要有一个限制以保证它们不会在设计一个误导性的场面时走得太远…。就我个人而言，只是不能接受这一点，即以撒谎的方法来报道事实是一个可以接受的手段…。每次公众的问卷调查显示普通公众中存在一种怀疑，认为媒体的报道不会讲出全部真相，对于事实他们或是扭曲、或是夸大、或是抱有偏见。
罗宾逊先生是害怕卡洛斯也许已经给广泛流传的错误提供了一点佐证。报上的标题从“卡格斯如何愚弄了他们所有人”到“愚蠢的骗局”，未曾大肆宣扬卡洛斯的报纸开始对自己当时的克制感到宽慰。尼格斯对“60分钟”说“即使正直诚实的人也会犯错误”，否认自己被欺骗。他说，任何称自己为精通通灵术的人，都是确定无疑的骗子。
“60分钟”和兰蒂都强调澳大利亚新闻媒体对确认“卡洛斯”的真实性未做任何严肃的证实。实际上，“卡洛斯”在那些列出名单的城市中从未出现过。他在纽约剧院舞台上出现的录像带要感谢魔术师培恩和泰勒的帮助，是他们在那儿请求观众给予一阵阵热烈的喝彩；穿着金饰边长袍的阿尔瓦雷斯走上去，观众们按计划鼓掌欢呼，于是兰蒂得到了录像带，阿尔瓦雷斯挥手说再见，节目继续进行。另外，在纽约从来没有过那么一家叫做WOOP的广播电台。
怀疑的其它理由很容易在卡洛斯写的文章中找出来。但因为理智的价值是如此跌落，因为轻信的弱点——无论是新时代还是旧时代——如此的泛滥，因为怀疑的意识如此的淡薄，以至于没有什么拙劣的模仿是完全不可信的。“卡洛斯基金会”提供的拍卖品（实际上他们极其小心地不卖出任何实质性的东西）是一个“大西洲水晶球”：
迄今五个世间仅有的水晶球是升天的神在途中发现的。科学上还没有办法解释每个水晶球所利用的几乎纯粹的能量…，具有强大的治疗力量。它实际上是灵魂力量的化石和给予地球对新时代的来临做准备的厚礼…。五个大西洲水晶球中有一个是升天的主时刻随身携带的，作为自我保护和增长灵魂力量之用。其中有两个被美国的衷心的服从者获得，作为他们服从升天的主的要求所做出的重大贡献的回报。
另外，在以“卡洛斯的水”为标题的文章中有如下描述：
升天的主偶然发现了如此纯净的水，以至他开始对大量的水施以能量以使其他人受益，这是个必须精心的过程。为了制出数量总是极少的神水，升天的主净化自己和许多制成烧瓶形状的纯石英晶体；然后使他自己和水晶球放入一个抛光的、能时刻保持温暖的大铜碗中；经过24小时后，主管者把能量注入水的灵魂储藏在库中…。这样，水的灵魂在用时无需从瓶子中取出，而只要握紧瓶子并集中注意于伤口或疾病即可进行治疗，最后产生惊人的效果。无论怎么严重的不幸降临到你或你的亲人头上时，涂极少这种能量之水立即会帮助你复原。
而在“卡洛斯的眼泪”一文中又有这样一段话：
那个升天的主所设计的细颈瓶子呈现出红色，因为眼泪充分证明了它们的强大力量，但它们在冥想中的影响力（原文如此）被那些体验过的人描述成“光荣的唯一”。
还有一本小册子，名为《卡洛斯的训导》，它是这样开头的：
我是卡洛斯，
我从过去无数的化身走向你，
我有一段伟大的教义要告诉你，
仔细听，
认真读，
审慎思考，
真理就在这儿。
书中第一课问道：
“我们为什么来到这里…？”回答是：“谁能作出唯一的答案？对任何问题都有许多的答案，并且所有答案都是正确的。就是这样，你明白了吗？
这本书告诫我们在读懂本页之前不要翻到。这是使我们很难读完它的几个因素之一。
对于怀疑者，它在后面启示道：“我只能这样说：让他们按他们所希望的去做吧，他们最终将什么都得不到——也许是两手空空。但信徒们有什么呢？什么都有！既然所有的和任何的回答都正确，那所有问题自然就都得到了解答。你的回答是对的！反驳他们吧，怀疑者。”
还有：“不要对任何事情都要求解释。尤其是西方人，总是对为什么这样或为什么那样要求做冗长的解释。许多问题是显而易见的，为何非要深入探讨这些问题呢？…简洁地说，所有事情都会变成真的。”
这本书的最后一页只印有一个大写的词：告诫我们，去“思考！”
《卡洛斯的训导》一书的整个内容都是由兰蒂写的。是兰蒂和阿尔瓦雷斯用了几个小时用膝上型计算机匆忙写成的。
澳大利亚新闻媒体感觉被他们中的一员出卖了。这个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的电视节目背离了原来的常规，而去揭露那些致力于新闻和公共事务的机构中以假乱真的广泛的不严肃行为。一些媒体分析家辩解道，这显然不重要，如果重要的话，他们早就把它检查出来了。很少有人承认“是我的过失”。但当第二个周日的“60分钟”对“卡洛斯事件”进行回顾时，所有上当者却没有一个愿意出现在节目中。
当然，这样的事不独澳大利亚能够发生。阿尔瓦雷斯、兰蒂和他们的共谋者们如果选择地球上任何一个国家，都会产生类似的效果。即使那些向卡洛斯提供全国的电视观众的人也清楚地知道应该问一些怀疑性的问题——但他们无法拒绝第一个邀请他露面的诱惑。当卡洛斯离去后，媒体之间的内讧占据了报纸头条新闻。对于这次揭露骗局写出了大量的令人迷惑的文章。什么是问题的关键？这件事情证明了些什么？
阿尔瓦雷斯和兰蒂证明了我们的信仰是多么容易被左右，我们是多么容易被诱导，当人们感到孤单和信仰饥渴时又是多么容易被愚弄。如果卡洛斯在澳大利亚停留的时间再长一些，更多地集中于信仰治疗活动——通过祈祷、对他的信仰、对装在瓶子中的眼泪寄予希望、抚摩他的水晶球——毫无疑问会产生许多关于人们的疾病如何被治愈的报道，尤其是那些心理病例。甚至不需要更具欺骗性的东西，仅仅通过他的出现、讲话和其它辅助物，也会有部分人会因为卡洛斯的存在而感到身体精神都好多了。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了伴随几乎每个信仰治疗师的安慰剂的作用。当我们相信我们已服用了一种很有效的药品后，痛苦消失了——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同样，当我们相信我们得到了有效的精神疗法后，疾病有时会悄悄溜走——至少是在一段时间内。有些人自发地宣称他的病好了，而实际并没有好。在诺伦和兰蒂以及其他人对那些被告知已被治愈，而且自己承认——例如，美国信仰医疗师的电视转播治疗服务——被治愈的人的详细追踪研究中发现，甚至找不到一个有严重器质性疾病的病人实际上是被治愈的。即使他们的病情有了令人惊异的好转也是可疑的。就如卢德事件告诉我们的，在你发现一例令人吃惊的康复之前，你可能必须调查1万到100万病例。
一个信仰治疗师也许想，也许不想通过精神欺骗来开始工作。但令他吃惊的是，他的病人看起来好转了。由于他们的感情是真诚的，感激是由衷的，所以当医疗师受到了批评，他的病人会站出来维护他。几个年老的参加过悉尼歌剧院表演的人被“60分钟”的对骗局的揭露激怒了，他们对阿尔瓦雷斯说：“不要管他们怎么说，我们相信你。”
这些成功足以使许多骗子确信——不管他们开始是多么的玩世不恭——他们真的拥有神秘的力量。也许他们不能每次都成功。他们安慰自己说，这种力量时有时无。他们必须把不成功的例子掩藏起来。如果他们必须间或搞些欺骗，他们总会告诉自己，这是为了更高尚的目标服务，他们的饶舌经过了检验，它有效。
这些人中的大多数只是想赚你的钱，这是个好消息。但令我担心的是卡洛斯再出现时将会带来更大的诱惑——一个有吸引力的、有权威的、爱国的和具有领导魅力的人。我们都渴望有一个具有竞争力的、正直的、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如果有这样的机会我们将立即行动起来，去支持他、信任他，我们自己也会感觉好一些。大多数记者、编辑和出版商——连同我们中的其他人——将会对真正怀疑性的调查感到羞愧。他不想再给你兜售祈祷、水晶球或是眼泪。也许他会向你兜售战争、替罪羊或是比卡洛斯更加无所不包的一大捆信仰。无论它是什么，它都将伴随着对怀疑主义危险的警告。
在著名的电影《奥茨的巫师》中，多萝茜、稻草人、廷·乌兹曼和胆小的狮子受到的威胁来自——真正可怕的——巨大的代神发布神谕的‘伟大的奥茨’。但多尊茜的小狗陶陶向一个用来隐蔽的帘子猛咬，从而揭露出伟大的奥茨实际上是一台机器，而操纵者是一个被吓坏的矮胖男子，他也是被流放到这个偏远而陌生的地方来的。
我想我们是幸运的，因为詹姆斯·兰蒂正在努力地拉开帘子，但光靠他一人去揭露世界上所有的庸医、骗子就如同相信那些江湖骗子一样危险。如果我们不想再上当受骗，我们需要自己来做这件事。
最惨痛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如果我们已被欺骗了足够长的时间，我们就会倾向于拒绝任何证明我们受骗的证据，我们对发现真实情况不再感兴趣。欺骗控制了我们。即使是让我们自己承认被欺骗的事实，也是很痛苦的事情。一旦你给予了骗子控制你的力量，就几乎不可能再摆脱了。所以当新的欺骗产生时，过去的欺骗依旧顽强地存在。
降神会只有在黑暗的屋子里举行，最好的情况也只能朦胧地看见幽灵的影子。如果我们把灯光开大一点，我们就有机会看看正在发生什么，幽灵就会瞬间消失。我们被告知他们是很害羞的，我们中的一些人就相信了。在20世纪的灵学实验室里，有一个“观察者效应”：那些被描述为天才的通灵者们发现只要怀疑者一来，他们的力量就显著减弱，而一旦有像詹姆斯·兰蒂那样精通魔术的人出现则力量就会完全消失。由此可见，他们所需要的只是黑暗和轻信。
一个小女孩曾是一起19世纪著名的诈骗案——与灵魂交谈（幽灵用振耳欲聋的声音回答问题）——的同谋。她长大以后承认那是个骗局；她使大脚趾的关节劈啪作响，她演示了这是如何做到的。但她的公开道歉在很大程度上被忽略了，而且她在被了解后，遭到谴责。灵魂交谈已如此被人确信，仅仅是一个认罪的交谈者信口说的话是无法使人否认它的，尽管最早是她开始整个欺骗活动的。一个故事开始流传，说她的认罪是在狂热的理性主义者强迫下做出的。
像我前面提到的，英国的一些骗子承认他们制造了“农田圆圈”——在田地里的几何图形。那并非什么外星艺术家用小麦做的艺术品，而只不过是两个家伙用木板、绳子和一点古怪的想法做成的。甚至当他们演示是怎么做的时候，信仰者还是不为所动。他们争辩道，也许有些农田圆圈是骗人的，但圆圈太多了，其中有些图形太复杂了，只有来自地球之外的力量才能制作出来。英国其他的骗子们也承认了。但有人反驳说，农田圆圈在英国之外的地方也存在，比如匈牙利，这又做何解释呢？不久匈牙利一群盲目效仿的青少年也承认了。但是，还有…
为了检验一个精神病医生对外星人劫持的轻信程度，让一个妇女假装说受到了劫持，治疗师对于她编造的幻想很感兴趣。但当她宣布这是个骗局时，治疗师的反应如何？重新检查他的会谈记录或自己对这样的病例意味着什么的理解吗？不。在另一天里他说：（1）即使她没有意识到，但她已经被劫持了；或（2）她有些疯狂——毕竟她去看了精神病医生，不是吗？或（3）他从一开始就知道是个骗局，只不过是为了让她自作自受。
有时我们更容易抛弃有力的证据而拒绝承认我们已犯的错误，这是值得我们了解的关于我们自身的信息。
一个科学家在巴黎的报纸上登了条广告说，他可以提供一张免费的占星天宫图。他收到了约159份的回应，每一个都按要求详细地写了地址和出生时间。每个回应者都收到了同样的一份天宫图，并附有一张询问天宫图准确度如何的问卷。94％的人（和90％的他们的家人和朋友）回答说在天宫图里至少辨认出了自己。然而，这张天宫图是给一个法国杀人犯绘制的。如果占星家不用看到对象就可轻松地做到这些，可以想象那些能够极其灵敏地感觉到他人的细微变化而没有过分顾虑的家伙能够做得多么好。
为什么我们如此容易就被预言家、心灵感应者、看手相者和茶叶、芋头、欧薯草的判读者或类似的人所欺骗？当然，他们注意到了我们的姿势、面部表倩、衣饰和关于一些无关痛痒问题的回答。他们中有些人对此非常擅长，在这些方面许多科学家几乎从未意识到。有一个计算机网络，“职业”通灵学家向它提供自己顾客的生活细节，使他的同事马上就能得到这些情况。一个关键的工具就是所谓的“不偏不倚的描述”，一种将对立的偏好非常巧妙地平衡起来的陈述，以至于任何人都会意识到其中有一点是说对了。这里有个例子：
有时你是一个性格外向的、和蔼可亲的、好交际的人，但有时却内向、谨慎、沉默寡言。你发现把自己过于坦白地暴露给别人不是明智的。你情愿有较多的改变余地，而不愿受到约束和限制的包围。外表是有节制的和守戒律的，但内心却是焦虑和不安的。当你有些个人的弱点时，你总是对它们进行补偿。你有很多没有用过的能力，你从未把他们转化为你的优点。你有一种总对自己不满的倾向。你有一种强烈的愿望想让别人喜欢你、崇拜你。
几乎每个人都能意识到这些性格的存在，许多人感觉它们精确地描述了自己。这不足为奇：我们都属于人类。
一些治疗专家家认为，可以证明存在受抑制的童年性虐待记忆（例如，《治疗的勇气》，艾伦·芭丝和劳拉·戴维）的“证据”清单很长而且很单调：包括睡眠紊乱、嗜食、厌食和易饿、性机能失调、无故的急躁，以及不能记起儿时受到的性虐待。另一本由社会工作者苏·布鲁姆写的书中，列举了其他泄露已被忘记的乱伦的症状：头痛、猜疑或缺乏怀疑，过度的性欲或缺少性欲和热爱父母。查尔斯·怀特菲尔德博士列出了检查“机能失调”家庭的诊断清单：“疼痛”，在危急时刻感到“特别有活力”，渴望“权利地位”，尝试过接受心理咨询或“心理治疗”，然而仍感到“有些不对头或若有所失”。像“不偏不倚的描述”一样。但如果这个清单太长或涉及过广，则我们每个人都或多或少有些“症状”。
怀疑性的调查不仅仅是根除施加在那些最不能保护自己和最需要我们同情的人身上的骗局和虐待的有力工具（而人们几乎没有提供其它的希望），它也是一种及时的提醒物：由于得益于对在一个充满没有被充分有效治疗的政治病的社会中那些失望者、轻信者、无抵抗力者的欺诈，其它的各种谎言通过群众集会、广播、电视、印刷媒介、电子交易市场、邮购等各种形式注入到政体之中。
那些伪装成事实的胡说八道、骗局、不着边际的胡思乱想、欺诈和个人的愿望不仅限于对我们心中所想象的事物所进行的神秘的和模棱两可的诱导，不幸的是，它们已渗透到每个国家的政治、社会、宗教、经济主流之中。（1656年托马斯·阿迪在《预言家和巫师》一书中抨击了这些人：“对于疑惑的事情，他们给出令人疑惑的回答…可能性越确定，他们给的回答也越确定”。）
第十四章 反科学
世上不存在什么客观真理。所谓真理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世上也没有什么客观现实。所谓客观现实也是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在我们通常获取知识的方式之外，还存在其它精神的、神秘的、内在的、更高级的认识事物的方式。如果某种体验你觉得是真实的，那么它就是真实的。如果一种思想你认为是正确的，那么它就是正确的。我们无法获得任何关于世界真实本质的认识。科学本身是非理性的和神秘的。它只不过是另一种信仰或信念的体系，或者是一种神话，没有更多的可证实性。事实上，信仰是真是假并不重要，只要这些信仰对你有意义。
小西奥多·希克、刘易斯·沃思，新时代的信仰的总结，选自《如何思考奇异事物：对新时代的批判思考》（加利福尼亚，1995）
如果有理由认为已建立的科学框架是错误的（或者是过于武断的、互不相关的、非爱国主义的、亵渎神圣的或主要是为当权者的利益服务的），那么，也许我们就省去了去理解那些很多人认为非常复杂难懂、高度数学化的、非直觉性的知识体系所遇到的麻烦。这样一来，科学家们或许就将面临他们应得的报应。同时，对科学的嫉妒将被超越。那些一直在探索其它获取知识途径的人，那些私下里怀着被科学嗤之以鼻的信仰的人们将重新抬起头来，将在阳光下占有一席之地。
正是科学自身的善变导致了人们对它的不信任与攻击。当我们刚刚有些明白了那些被科学家们热烈讨论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却告诉我们那些东西已不再正确。即使它们仍然正确，科学家又开始讨论许多闻所未闻、难以相信、带给人不安的暗示的所谓“新发现”了。因此，科学家可以被视为是在愚弄我们，被认为想要推翻一切，被看做社会危险分子。
著名物理学家爱德华·尤·康顿是量子力学的先驱，曾参加过二战期间的雷达和核武器研制。他曾担任康宁·格拉斯的研究主任、美国国家标准局局长、美国物理学会会长（此外，在晚年任科罗拉多大学物理学教授期间，他曾领导了一个由美国空军资助的颇具争议性的UFO的研究项目）。康顿是被一些国会议员视为“对美国的忠诚值得怀疑”的物理学家之一。在20世纪40年代末至50年代初，国会议员里查德·M·尼克松曾主张吊销康顿的安全许可证。此外，美国国会非美人员活动委员会主席、狂热的爱国主义者吕普·J·帕勒·托马斯也称物理学家“康顿博士”是美国国家安全的最薄弱环节，甚至，在某一方面，是“缺失的一环”。他对宪法权利保障自有他的一套看法，这从他对证人律师的回答就可看出：“你们所具有的权利是我们委员会赋予的。在我们委员会里，我们将能够确定你已经拥有了什么样的权利以及你尚未拥有的权利。”
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公开号召那些被国会非美人员活动委员会召见的人拒绝合作。1948年，哈里·杜鲁门总统在一次美国科技促进协会的年会上与康顿坐在一起。会上，他指责了吕普·J·帕勒·托马斯及国会非美人员活动委员会的行径。他认为“在一种无根据的流言诽谤横行、人人自危的社会大环境下，科学研究将受到严重抑制，而最终导致不能产生重大的科学发现”。他称国会非美人员活动委员会的行为是“目前最需要杜绝的，是最不具有美国精神的行为。这是一个极权国家所做的事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