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切都离我们很遥远。但是我明白拉米罗凭他不可抗拒的魅力，已经在所到之处受到热烈欢迎。而他做的一切对我来说都是对的，所以我一直忍耐着在一群陌生人中间度过仿佛无休无止的时间，尽管绝大多数时候我几乎听不懂他们在说什么。有时候是因为他们说的不是西班牙语，有时候是因为他们在谈论的一些地方或事情我连听都没有听说过，比如割让、纳粹、波兰、布尔什维克、签证、引渡。拉米罗一会儿说法语，一会儿说意大利语，还能讲几句蹩脚的英语，能听懂一些简单的德语。他曾经在几个跨国公司工作，跟很多外国人接触过，当语言表达不清楚时，他会使用恰当的表情、简单的词汇解释，让人心领神会。因为交流完全没有障碍，他很快就在这些漂泊者的圈子中成为极受欢迎的人物。我们去任何一个餐厅都得跟两三桌人打招呼，到民萨赫酒店的吧台或庭西斯露天咖啡馆的时候，也很难不被邀请加入某个群体的热烈谈话。拉米罗跟他们在一起自然得就像认识了一辈子的老朋友，我呢，跟在他后面，变成他的影子，几乎从来不说话，除了感受到他在我身边，对周围的一切都无动于衷。我只是他的附属品，只要有他在身边就心满意足。
有一段时间，大概在春天结束之前，我们把双方的需求结合起来，基本找到了一个平衡。既保留两个人独处的亲密时间，我们称之为“马德里时光”，也接纳新的朋友，逐渐适应当地的生活节奏。但是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这架天平慢慢失衡。这个过程很慢很轻微，几乎感受不到，却无可逆转。公共生活的时间越来越长，慢慢地侵占着我们的私密空间。那些熟悉的面孔不再只是茶余饭后的谈资，而变成了一些有过去、有未来、有能力介入我们生活的人。他们的身份变得明朗，逐渐在我们的生活中占据一席之地，成为有趣又丰满的形象。我到现在还能记得其中一些人的姓名，还能想起他们如今已成白骨的面容，还有他们的国家，虽然那时我根本无法在地图上找到这些地方。伊万，一个优雅沉默的俄罗斯人，总是拄着一根细手杖，。眼神深邃，外套口袋中永远露着一角丝绸手帕，像一朵凋谢的花。那个波兰男人，他的名字我记不起来了，但我能记得他四处宣扬所谓的财富，而所拥有的不过一根带银手柄的手 杖和两件领口已经被皮肤和岁月磨得不像样的衬衫。伊萨克斯•普林格，一个奥地利犹太人，大鼻子，拿着金烟盒。还有沃维克夫妇，克罗地亚人，先生很俊美，太太很漂亮，两人非常相像，关系很暧昧，有时候看起来像情人，有时候又像兄妹。还有一个意大利人，总是汗流浃背，用色迷迷的眼神看我，好像叫马里奥，或者是马乌里西欧，不记得了。拉米罗跟他们走得越来越近，甚至也参与到他们的渴望和担忧中去，成为他们计划中的一个活跃分子。我眼睁睁地看着，日复一日，悄无声息，他慢慢地离他们越来越近，离我越来越远。
皮特曼学院的答复似乎永远不会到来，而让我感到惊讶的是，迟迟没有音讯并没让拉米罗产生任何忧虑不安。我们一起在大陆酒店的房间里待着的时间越来越短，窃窃私语也越来越少，他再也不像以前那样赞美我，对我说一些甜言蜜语，也几乎不提起以前赞不绝口的那个我了：有光泽的皮肤、女神才拥有的胯、丝绸般的头发。他再也不注意我甜美的笑容、我的年轻娇嫩。同样，也不会再因为我之前所谓的美妙的无知而发笑。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他对我的兴趣越来越少，亲密、柔情都渐渐消失。就是在那些悲伤的日子里，我的状态越来越差，不确定感让我逐渐清醒。不只是精神不好，身体也不好，糟透了，而且越来越糟。也许是我的胃仍无法适应这里的食物，它们跟母亲做的菜太过不同，甚至跟马德里餐馆里的简单菜肴也很不一样。也许我的不适和虚弱也与初夏时节那股浓烈潮湿的味道有关。白天强烈的阳光让我受不了，街上的气味令我恶心想吐，甚至连起床都困难。这种种不适并没有引起我的任何怀疑，我几乎整天都在昏睡。有时候，这种时候很少，拉米罗似乎很担忧，他坐在我身边，把手放在我的额头上，对我说一些甜言蜜语。绝大多数时候，他心不在焉，无视我的存在，完全不理会我，直接弃我而去。
我再也不陪他去参加晚上的活动了，也几乎没有力气没有精神站着。我开始独自待在酒店，那些漫长、厚重、令人窒息的一个又一个小时，那些阴霾密布、没有一丝风、比死亡还寂静的一个又一个小时。我想象着他一如既往地参加那些活动，跟同样的人在一起：喝酒、打台球，除 了聊天还是聊天，在咖啡馆的白色大理石台面上，随便拿一张碎纸片画下数字和地图。我想象他做着以前跟我在一起时一样的事，只不过身边没有了我。我还没有能力猜到他已经走得更远，超越了单纯的社交生活界限，而深入到另一个对他来说并不那么陌生的新领域。他有更大的野心，这毫无疑问。他的生活中充斥着一掷千金的豪赌、持续到天明的盛会、炫耀、暗箱交易、夸夸其谈的项目、谎言与虚伪的寒暄。这几个月来他一直隐藏着的另•一面已慢慢显现，拉米罗•奥利巴斯，这只老狐狸，用不了多久就会让我领教他的其他面了。
他回来得一天比一天晚，状态也一天比一天差。半个衬衣下摆从裤腰上露出来，领结几乎垂到胸口，身上满是烟味和威士忌的味道，如果发现我还醒着，就结结巴巴地用柔和的嗓音编一些借口。有时候他甚至碰都不碰我，直接像死人一样倒在床上，马上就打着呼噜进入梦乡，直到日上三竿，而我在之后的几个小时都无法入睡。有时候他粗鲁地抱住我，重重的呼吸炙烤着我的脖子，甩掉衣服在我身上发泄一番。我由他摆弄，没有一句斥责，丝毫不能理解我们之间发生的事情，更没有办法为这种冷淡下一个定义。
有些夜晚他根本就不回来。这才是最难熬的：凌晨时分，我看着码头上晕黄的灯光在海湾黑色水面上的倒影，一边擦干脸上的泪水，一边等待天明。我满心苦涩，怀疑也许一切都是错误，一个巨大的错误，却已经无法回头。
我们离结局不远了。我终于决定去确认一下身体不适的根源。因为不想让拉米罗担心，某个早晨我独自来到艾斯塔图多大街的一个诊所。金色的门牌上写着：贝比拉克阿医生，普通医学，各种不适或普通疾病均可上门就诊。他听了听，看了看，又问了问我的情况，连尿检都没让我做，更没有其他检查，就直接确定我怀孕了。虽然早有预感，拉米罗也曾如此猜测，但面对最终确认的这个消息，我还是带着复杂的情绪张皇失措地离开了诊所，有幻想，有焦虑，有开心，有恐惧。我想拉米罗一定还在睡觉，我要把他吻醒，告诉他这个消息。但是我没有这个机会 了。我永远也不再有机会亲口告诉他，我们将有一个孩子。当我到达酒店的时候他已经不在了，等待我的只有一地狼藉，衣柜的门敞开着，抽屉被人拽了出来，行李散落一地。
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房间被盗了。
我一下子觉得喘不过气来，跌坐在床上，闭上眼睛，深呼吸。一下，两下，三下。再次睁开眼睛时，我环视房间，脑海里轰然回响着一个名字：拉米罗。拉米罗，拉米罗在哪儿？就在这时，我的目光扫过床头柜，发现上面放着一个信封，就靠在床头灯灯柱上。信封上写着我的名字，那有力的字迹即使到世界末日我也可以一眼认出来。
希拉，我的爱：
在你阅读下面的内容之前，我想让你知道，我爱你，你会永远在我心里直到地老天荒。当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去开始一段新的征程。虽然我全心全意地爱你，但恐怕这段征程暂时还容不下你和你腹中的小生命。
请原谅我最后这段时间对你不够好，不够关心。我相信你能理解。皮特曼学院的消息迟迟不来让我太过焦虑，也促使我去寻找通向未来的其他道路。我研究了很多方案并选择了其中一种。这是一场令人神往、前途远大的冒险，但是要求我全身心投入，所以暂时还无法将你卷入其中。
我毫不怀疑现在开始着手的这个项目。它会大获全胜，但是在初始阶段需要一笔巨大的投资，这超出了我财力的承受范围。因此我斗胆借用了你父亲给你的钱和珠宝，来支付前期的费用。我希望将来可以用还贷款的方式将它们全部还给你，这样等你上了年纪，就能像你父亲把它们传给你一样传给你的后代。我也相信你母亲独自抚养你时的那种自我牺牲精神和坚强意志会激励你独自面对接下来的生活。
再见了，我的生命！永远爱你！
拉米罗
另外，我建议你尽快离开丹吉尔，越快越好。这里不是一个适合单身女人待的地方，尤其以你目前这种状况。我还担心有人会来找我，如果找不到我，可能就会来找你。离开酒店的时候，少带行李，尽量假装不经意，虽然我会尽量，但由于走得太匆忙，我不知道等会儿有没有机会去结清这几个月的房费，我可不希望这给你带来什么麻烦。
我不得当时在想什么了。记忆中总是保存着当时的场景：翻得底朝天的房间，空荡荡的衣柜，打开的窗户中透进来的刺眼的光，我倒在凌乱的床上，一手拿着信，一手抓着刚刚确认怀孕的诊断单，汗珠从太阳穴处滚滚落下。脑海里思绪翻腾，却又似乎什么都没有，或者说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因为我的回忆丢失了。唯一可以确定的，是接下来我像一部刚下线的机器一样忙碌起来，动作很快却无法思考也无法感受。虽然信里的内容如晴空霹雳，拉米罗也已远走高飞，但是他依然主宰着我的行为和节奏，我只有一味地顺从。我打开一个箱子，捧起手边的东西机械地往里装，根本不考虑哪些该带走，哪些该丢弃。几条连衣裙、一把梳子、几件衬衫、几本过期杂志、一堆内衣、不成对的鞋子、两件没有裙子的上装和三件没有上装的裙子、书桌上一堆凌乱的纸张、卫生间的洗漱杯、一条毛巾。当箱子里装满了这些零碎的衣服和用具后，我使劲关上箱子，摔门而去。
正值喧嚣的中午，餐厅里顾客进进出出，侍者的声音此起彼伏，伴着杂乱的脚步声、我听不懂的各种语言的交谈声，几乎没有人发现我的离去。只有哈米德，那个长着一张娃娃脸年纪却不小的小个子跑堂，跑过来问我要不要帮忙提行李。我没有回答，只是摇着头拒绝。出了门就迈开大步走，脚步既不坚定，也不漂浮，更不沉稳，完全不知道该去哪儿，也完全不担心要去哪儿。我记得我曾走过葡萄牙大街的斜坡，都是些零碎的印象，似乎经过了郊区的露天市场，那儿有人声鼎沸的小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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牲口、叫卖声、来来往往的长袍。我毫无目的地穿过大街小巷，好几次被身后的汽车喇叭声或是着急的摩洛哥运货人“借过、借过”的喊叫声惊醒，贴墙靠在路边。在这段漫无目的的行程中，我似乎还经过了英国墓地、天主教觉、锡亚琴大街、玛丽娜大街和大清真寺。我一直不停地走，不知道走了多久，丝毫不觉疲倦，也毫无感情，只是被一种奇怪的力量驱使，双腿似乎不属于自己的身体。似乎可以一直这样走下去，走上几小时，几天，几星期，几年，一直到地老天荒。但是我没有继续下去，因为在浅海滩，当我像鬼魂一样经过西班牙学校时，一辆出租车停在了我身边。
“女士，您需要我带您去哪儿吗？”出租车司机的西班牙语混杂着法语。
我当时也许点了点头，或者是我手中的行李让他觉得我要出远门。
“您是要去港口还是火车站，还是要去坐公共汽车？”
“是。”
“是？是什么？”
“是。”
“是去公共汽车站？”
我乂点了点头，对我来说去哪儿都一样，不管是公共汽车站、火车站、码头还是万丈深渊。拉米罗已经把我抛弃了，我没有地方可去，所以任何地方对我来说都一样糟糕，甚至更糟糕。
一个轻柔的声音试图把我唤醒。努力很久后，我终于把眼睛睁开一条缝，身边有两个模糊不清的人影，过了一会儿才渐渐清晰起来。一个头发斑白的男人，面容虽然还有些模糊，模样却依稀让人觉得熟悉。另一位是穿着一身洁白长袍的修女。我试图弄清楚自己在哪儿，但是视力所及只有高高的天花板和两侧的床铺，屋里弥漫着药味，窗户里照进来大片日光。原来这是一家医院。我还记得自己说的第一句话：
“我要回家。”
“你家在哪儿？我的孩子。”
“马德里。”
两个人影似乎迅速交换了一下眼神。修女捧起我的一只手轻柔地握 “我想你暂时回不去了。”
“为什么？”我问。
那个男人回答：
“交通已经中断，政府前几天宣布进入战争状态。”
我并不明白他那些话是什么意思，甚至怀疑自己是否听清，因为我马上坠入虚弱的深井，昏睡了好几天。这之后医生让我卧床静养。在得土安平民医院里动弹不得的那几个星期让我有时间稍稍整理了一下自己的感情，并回顾权衡了这几个月来发生的事情在我的生命中究竟意味着什么。但这也只是在最后几天才做到的，因为最初的那段时间，不管上午还是下午，清晨或是探视时间（虽然从没有人探访过我），甚至护工来送饭我却完全无法进食的时候，我唯一能做的就是哭泣。什么也不想，不反思，甚至不回忆，只是哭。
很多天后，当眼泪终于干涸，再也哭不出来的时候，回忆就如潮水般一寸寸地将我吞噬。我甚至能看见它们在追赶我、纠缠我，排着队从病房尽头的门口进来。病房就像一艘日光下的巨轮，永远都是白昼。鲜活又无法控制的回忆，有的完整，有的零碎，一个接一个冷笑着向我靠近，跳上床垫，爬到我身上。它们无处不在，从耳朵里，从指甲缝里，或者从全身皮肤的毛孔里侵入我的意识，毫不怜悯地用那些我永远也不愿意再想起的形象或片段把我撕碎。
渐渐地，持续不断朝我涌来的回忆大军开始不那么嘈杂，变得安静而犀利。冷静后的剧痛鞭笞着我，让我开始思考这一切，为这八个月来发生的所有事情找一个原因。这才是最痛苦的阶段，折磨、煎熬、令人痛不欲生，虽然我不知道它持续了多久，但记得很清楚，是一位不速之客的到访使这段煎熬的时光戛然而止。
在那之前，我一直跟一群产妇、慈善机构的护工和漆成白色的金属床一起度过。每天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会来查房，其他住院产妇的家属会在特定时间前来探视，他们窃窃私语，爱抚新生婴儿，叹息着安慰不幸流产的病人，比如我。在这个举目无亲的城市，我连一个认识的人都没有。没有人会来探视，当然我也没有奢望过。我甚至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待在这群陌生人中间，脑海中只有初到时杂乱的零星记忆，夹着深深的焦虑和不安。这么多天来思绪纠缠交错，只忆得起偶尔出现的修女，还有那份急切又带着些许恐惧的愿望：尽快回到马德里。
直到那个早晨，我的孤寂被意外打破了。在一身素白身材臃肿的维尔德斯修女的指引下，那个男人又出现了，很多天前他似乎说过一些关于一场战争的话。
“孩子，有人来看你了。”修女说。她的嗓音像银铃一样清脆，我却从中分辨出一丝担忧。当这位不速之客做自我介绍时，我明白了她的担忧从何而来。
“女士您好，我是得土安警察局局长克拉乌迪奥•巴斯盖斯，”陌生人问候道，“或者应该称呼您小姐？”。
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穿着一套浅色夏装便服，脸被太阳晒得黝黑，一双深色眼睛十分明亮，透着精明和机智。我那时还有些恍惚，无法辨别他到底是一个上了年纪仍身手敏捷的人，还是本就是年轻人，只不过华发早生。当然，这些都不重要，要紧的是，我得知道他为什么找我。维尔德斯修女请他在墙边的一把椅子上坐下，他却直接把椅子搬到我病床的右侧，然后摘下帽子坐了下来，微笑着请修女离开，彬彬有礼又不容置疑。
病房宽大的窗户使屋里充满了阳光。窗外的花园里，微风轻拂棕榈树和蓝桉树。天蓝得令人炫目。对于任何一个不需要在医院里卧床，也不需要面对陌生警察的人来说，这都是十分美妙的夏日。我身边的两张病床是空的，医院里的大多数病床都这样，一尘不染的床单铺得整整齐齐。修女离开了，因不能见证接下来的谈话而满心不悦。远处有两三个静卧休息的病人，还有一个年轻的修女在病房另一头悄无声息地擦地。我几乎连上身都支不起来，身上的床单一直盖到胸口，只露出两条日益消瘦的胳膊和瘦骨嶙峋的肩膀，头发梳向一边束成黑色的辫子，消瘦的脸颊晦暗无光，我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击垮了。
“修女告诉我您的情况有所好转，所以我想我们该谈一谈了，您觉得怎么样？”
我只能点头，因为猜不出来他想跟我谈什么，也不明白为什么我遭遇的不幸和迷茫会跟警察扯上关系。这时警长从外套口袋里掏出一个/J、本，打开。不过看上去他应该已经看过了，因为他无需翻找，直接就到了要找的那一页，上面记录着关于我的信息。
“好。首先我想问您几个问题，您只需要回答是或不是。您是希拉•西罗嘉•马尔丁，一九一一年六月二十五日出生于马德里，对吗？”
他的话十分有礼貌，问题却很直接，带着审讯的意味。考虑到我目前的状况，他没有用像审犯人一样的口气跟我说话，但是也没有把这种意味完全掩饰掉。我用一个肯定的表情证实了资料的准确。
“您是上个月也就是七月十五日从丹吉尔来到得土安的？”
我再次表示肯定。
“您是从三月二十三日起入住丹吉尔大陆酒店的？”
肯定。
“您是跟…”他看了一眼小本子，“拉米罗•奥利巴斯•盖洛尔一起到达丹吉尔的，他是西班牙维多利亚人，出生于一九o—年十月二十三日。”
我又点了点头，但这次垂下了目光。这是我离开以来第一次听到他的名字。巴斯盖斯警长似乎没有注意到我的情绪，或者他注意到了，但是不愿意表露出来。他继续质询。
“在大陆酒店您二位留下了一张三千七百八十九法郎的未付账单。”
我没有回答，只是把头转向另一边，不想面对他的目光。
“看着我。”他说。
我没有理他。
“看着我。”他重复了一遍，语调很平静，没有比前一次更坚决或更和蔼，也没有更严厉，完全相同的语气。他很耐心地等着，直到我最终顺从再次把g光投向他，我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再次问道：
“您知道在大陆酒店还有一张三千七百八十九法郎的未付账单吗？”
“我想我知道。”我终于用气若游丝的声音回答，然后再次移开目光，把头转向另一边，开始哭泣。
“看着我。”他第三次要求。
他等了一会儿，终于发现我不愿意，或者说根本没有足够的力气和勇气去面对他。于是我听到他从椅子上站起来，绕过床脚来到病床的另一侧。他迎着我的目光，在旁边的床上坐下，平滑的床单被压出许多褶子。他牢牢地盯着我的眼睛。
“我正试图帮助您，女士。或者该称您小姐，不过对我来说都一样。”他坚定地说，“您被卷人了一个巨大的麻烦，虽然我相信这不是出于您的本意。我想知道发生的一切，但是需要您的协助。如果您不跟我合作，我也就没有办法帮助您，您明白吗？”
我很艰难地说了声明白。
“好吧，那就别哭了，咱们继续。”
我用床单擦干眼泪。警长先生给了我几秒钟平静的时间。一发觉我哽咽得不那么厉害了，就继续他的工作。
“可以了吗？”
“可以了。”我嗫嚅道。
“您看，大陆酒店经理控告您未支付大额账单即离店，这还不是全部。很不幸，您面临的问题要严重得多。我们还接到来自好利获得公司的起诉，控告您诈骗了他们两万四千八百九十比塞塔。”
“可是我，我…”
他做了个手势阻止我申辩，因为他还有更多的消息要告诉我。
“还有一个对您的通缉令，因为您从马德里一家民宅窃取了一批价值不菲的珠宝。”
“我没有…但是…”
听到这些消息，我太过震惊，完全失去了思考能力，开始语无伦次。坐在对面的警长似乎对我的茫然了如指掌，试图让我冷静下来。
“我知道，我知道。别激动，别太使劲。我已经看过了你行李中所有的文件，所以基本上能把发生的事情猜得八九不离十。我也找到了您丈夫留下的信，或许是您的男朋友，或者情人，不管是什么，反正就是那个奥利巴斯，还有一份赠与您珠宝的证明，以及•一份公证书，说明那些珠宝的前拥有者正是您的父亲。”
我不记得自己曾随身携带这些文件。事实上自从拉米罗开始负责保管珠宝以后，我完全不知道它们在哪儿。如果它们真的在我的行李里面，那一定是我在匆忙离开大陆酒店时不经意抓进去的。一想到这些东西也许可以挽救我，我松了口气。
“请您去问他，问问我的父亲。”我恳求道，“他在马德里，叫冈萨罗•阿尔瓦拉多，住在埃尔默西亚大街十九号。”
“我们没有办法找到他，这里跟内陆的通信已经基本中断了。马德里现在非常混乱，很多人下落不明，有的被捕了，有的逃走了，有的正在逃，有的藏起来了，还有的死了。再说，您的情况更加复杂，因为这个控告正是来自阿尔瓦拉多先生的儿子恩里克，我记得好像是这个名字，您同父异母的兄弟，对吗？”他低头看了一眼手中的记录，“没错，恩里克•阿尔瓦拉多。似乎是几个月前，一名仆人告诉他您去拜访过，出来的时候神色慌张，还携带着几个包裹。他们推测包裹中就装着这些珠宝，并且认为老阿尔瓦拉多先生可能是一次诈骗事件的受害者，或者是被某种外力胁迫。总之，情节很恶劣，不过这些文件应该可以证明您无罪。
他从外套口袋中取出几个月前父亲在见面时交给我的文件。
“您还算走运，奥利巴斯没有把这些纸片连同珠宝和现金一起带走，可能他觉得这是一种补偿。他完全可以把它们销毁，断了你的后路。也可能是因为他走得太急，没有这么做。或许您该感谢他，正是这些东西令您免于牢狱之灾。”他有些讽刺地说。但是马上又眨了眨眼睛，似乎想收回最后的那句话。“对不起，我无意冒犯。不过我想在目前的状态下，您一定不会感谢这样一个害您到如此境地的恶棍。”
我没有回应他的道歉，只是虚弱地问了另一个间题：
“他现在在哪儿？”
“奥利巴斯？我们无法确切知道他在哪儿。可能在巴西，可能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也可能在蒙得维的亚。他登上了一艘阿根廷远洋轮船，但是这艘船会停靠好几个港口。而且他好像不是一个人走的，一起逃走 的还有三个人，一个俄罗斯人，一个波兰人和一个意大利人/
“那你们不会去找他吗？不会去追踪他的线索然后逮捕他吗？”
“恐怕不会。他身上几乎没什么罪名，只有一张未付款账单，还是跟您一起分担的。当然，前提是您不因为他带走你的钱和珠宝指控他。不过说句心里话，我觉得您不值得这么做。虽然事实上这些东西确实是您的，但是它们的来历不是很明确，而您也正因为它们官司缠身。况且我认为我们很难再找到他的下落，这样的人一般都非常聪明狡猾。他们神通广大，很清楚如何从人间蒸发，然后就在地球的另一个地方用最不引人怀疑的方式重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