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渠道？”
“通过得土安的英国领事，我想问问我们英国大使馆是不是可以帮助转移，结果并不令人满意。领事告诉我，我们在马德里的大使馆-向都拒绝向难民提供庇护，而自从共和国政府迁到瓦伦西亚以后，英国的外交部门也迁过去了，在马德里只剩下一座空房子，留了一些低级官员在那里料理事情。”
um•…“”
“我又去了丹吉尔的圣安德鲁天主教堂询问，他们也爱莫能助。后来我突然想到也许哪个私营企业家至少知道一点儿内幕，所以我到处打听，最后终于得到一丁点儿线索。虽然没有什么太重要的消息，但是可以碰碰运气，看看他们是否能提供更多的信息。伦敦和南美银行丹吉尔支行的行长莱昂•马尔丁告诉我，他上次回伦敦的时候，在他们银行总部听说马德里支行有个人有门路，可以找人帮着转移难民。其他的我就不知道了，我得到的消息很模糊，很不确切，只是有人说起这事，而他正好听到了。但是他答应帮我们进一步打听。”
“什么时候？”
“Rightnow（现在，马上）。所以你赶紧去穿衣服，我们一会儿去丹吉尔见他。前几天我去过一趟，他告诉我今天再去，我想这几天他那边应该有所进展。”
我试图在一连串的咳嗽和喷嚏中，为她付出的努力表示感谢。但是她毫不理会，只是一个劲儿地催促我赶快去梳洗穿戴。路上她开得飞快。公路、旱田、松、林、羊群。穿着条纹下摆衬衣和拖鞋的女人头戴大草帽，背着沉重的包袱。羊群、仙人掌、更多的旱田，光脚的孩子们在我们经过的时候朝我们笑，还举着手喊，再见，朋友，再见。灰尘，还是灰尘，一边是黄色的荒野，另一边还是黄色的荒野。哨卡，公路，更多的仙人掌，棕榈树和甘蔗田，不到一小时我们就到了丹吉尔。她仍然把车停在法国广场，迎接我们的还是宽阔的街道和现代化的市区里那些气派的大楼。伦敦和南美银行就在其中，它代表着一种奇异的金融利益的组合，就像我和罗萨琳达•福克斯一样。
“希拉，我给你介绍一下，这位是莱昂•马尔丁。莱昂，这位是我的朋友西罗嘉小姐。”
莱昂•马尔丁，如果出生地再往西挪几公里，他的名字就有可能是莱昂西欧•马尔丁内斯。很矮，肤色黝黑，若没刮胡子也没戴领带，看上去完全就是一个西班牙农民。但是他的面容干净得连一丝胡茬都没有，胸前挂着素净的条纹领带。他不是西班牙人，更不是农民，一个真正的大不列颠公民，直布罗陀人，安达卢西亚西班牙语说得就如英语般流畅自如。他伸出一只汗毛丛生的手向我们问好，并请我们坐下，然后吩咐像老喜鹊一样啰嗦的秘书不要让任何人打扰，似乎要使劲浑身解数给我们展示他打听到的成果，仿佛我们俩是他们银行最慷慨的客户。我这辈子从来没有开过任何银行账户，罗萨琳达呢，就算她丈夫想起来给她汇生活费，账户里肯定也是常年分文不剩。但是我这位朋友的浪漫情事一定早就传到了这个语言能力超强的小个子男人的耳朵里。在那个动乱的年代，一个跨国银行的高层当然不能错过这个机会，为邻近地区的最高长官的情人送上一份人情。
“好了，女士们，我有一些消息要告诉你们。我联系上了艾瑞克•高登，一个曾在马德里支行工作的同事，战争爆发后没多久他就离开了西班牙，现在已经定居伦敦了。他认识一个住在马德里的英国人，参与过这些活动，当时在一家西班牙公司工作。坏消息是，现在没有办法联系上这个人，最近几个月他几乎销声匿迹了。好消息是，他向我提供了另一个人的资料，这个人对这类人员转移非常熟悉，因为他一直居住在马德里。他是一名记者，最近因为遇到些麻烦才回了英国，我想大概是受伤了，他没有细说。从这个人身上我们也许能找到办法，他可以给我们提供门路，直接找到负责疏散难民的人。但是，他想要一些东西。”
“什么？”我和罗萨琳达异口同声地问。
“他想跟您单独谈谈，福克斯太太。”他对罗萨琳达说，“越快越好。我希望您别怪罪我的冒失，但是在现在这样的形势下，我认为，提前跟他说清楚是谁想要从他那儿获得信息比较恰当。”
罗萨琳达没有回答，只是皱着眉头紧盯着他，等着他说下去。莱昂很不自在地清了清嗓子，他一定以为他的这番张罗会得到非常热情的回 “你们也知道那些记者，不是吗？他们就像食腐的鸟儿一样，时刻都在等着得到点儿什么。”
罗萨琳达思索了几秒钟才接过话茬。
“不只是他们，莱昂，不是只有他们是这样。”她的话里隐隐带着一丝尖刻，“不管怎么样，帮我联系上他，让我们看看他到底想要什么。”
我在椅子上变换着姿势，试图掩饰自己的紧张，然后又擤了擤鼻子。其间这个大腹便便、说话像机关枪一样的英国人拨通电话，让接线员接伦敦。我们等了很久，秘书送上咖啡，罗萨琳达的心情好了起来，马尔丁也松了口气。电话终于通了。谈话进行了不到三分钟，她说的是英语，我一句话也没听懂。但是我听出来她的语气严肃而尖锐。
“好了。”结束的时候她简单地说。于是我们向行长告辞，感谢他的帮助，接着又经过了那个忙忙碌碌长得像鹤一样的秘书。
“他想要什么？”我一出办公室就焦急地问。
“Abitofblackmail.我不知道西班牙语怎么说。就是一个人说他会为你做一件事，但你也得做些什么作为交换。”
“敲诈！”我说。
“敲——诈——”她用极其糟糕的发音重复着，有点太生硬了。
“什么样的敲诈？”
“对胡安•路易斯的独家专访，还有几个星期内在得土安参与社交生活的特权。作为交换，他承诺会帮我们联系上要找的那个在马德里的人。”
在提出问题之前我咽了下口水。我真的很担心她会说，想要对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的最高长官强加什么条件，没门！更何况对方是一个陌生的投机记者，而接受帮助的只是一个卑微的裁缝。
“那你怎么跟他说的？”我终于壮着胆子问道。
她耸了耸肩，做出一个还能怎么办的表情。
“我让他给我发一封海底电报，告诉我他预计到达丹吉尔的时间。”
马库斯•洛根到达的时候拖着一条伤腿，一边的耳朵几乎聋了，一个胳膊吊着绷带。所有的伤都在左侧身体上，那是当时离炮弹较近的一边。爆炸发生的时候他正在马德里报道国民军的一次进攻，差点儿把命丢掉。罗萨琳达替他安排好了一切，派了一辆公车在丹吉尔码头迎接，直接送到得土安的国家酒店。
我坐在酒店内院的一张竹椅上，周围都是花盆和阿拉伯风格的瓷砖。安着百叶窗的墙上爬满了绿色的藤萝，天花板上挂着巨大的阿拉伯式吊灯。四下里的交谈声和一个小喷泉的汩汩水声陪伴着我一起等待。
当落日的最后一丝余晖透过玻璃窗照射进来时，罗萨琳达到了。十分钟以后那个记者也到了。这些天来我的脑子里一直萦绕着一个唐突、粗暴的男人形象，他尖酸刻薄，脾气暴躁，为了换取自己的利益，不管谁站在面前，都会凶神恶煞地把人吓倒。但是我错了。就像每次通过一个简单的行为或者几句话就给一个人定性，但每次都会弄错一样，我又错了，第一眼看到他时我就知道。这位敲诈我们的记者穿过内院的拱门走进来，领带结已经松了，浅色的亚麻西装也皱皱巴巴的。
他一下子就认出了我们。只需用目光扫一眼庭院，就能发现我们是唯•-一对落单的年轻女子，一个是金发碧眼，明显的外国人，另一个是 23^
深色皮肤，地地道道的西班牙人。我们之前一直没打算站起来迎接他，心里暗暗准备着战斧以备不时之需：万一来客是那种最令人不快的类型呢？直到发现完全没必要草木皆兵，因为在那个非洲的夏日黄昏，出现在我们面前的马库斯•洛根完全没有让人觉得恐惧。他很高，看上去大约三十岁，栗色的头发有些凌乱，拄着一根竹拐杖一瘸一拐地朝我们走来，左半边脸上布满了伤痕和淤血。凭他的外貌已经没有办法推断在那场差点儿令他丧命的不幸事件发生之前，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这个时候他只不过是一具被病痛折磨的躯体，在糟糕的身体状况允许的范围内，尽可能用最礼貌的方式向我们问好，接着就跌坐在椅子上，徒劳地掩饰着身体的疼痛以及这趟长途旅行带来的疲惫。
“我想你们就是福克斯太太和西罗嘉小姐。”这是他的第一句话。
“是的。”罗萨琳达也用英语回答，“很高兴见到您，洛根先生。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想我们应该用西班牙语交谈，否则我的朋友恐怕没有办法加入谈话。”
“哦，当然可以，对不起！”他用非常流利的西班牙语对我说。
他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肆无忌惮的恶棍流氓，只是一个努力向上的职业人士，当机遇从天而降的时候能敏锐地察觉到并抓住不放。其实罗萨琳达也是这样，我也是，那个年代的人都是。他并没有直接向罗萨琳达求证她承诺的事情是否能兑现，在切人正题之前，先向我们出示了他的证件和介绍信。他在一家英国通讯社工作，被委派报道西班牙内战，发布关于内战双方的消息。虽然驻地在马德里，但是常年奔波各地，直到意外发生。当时他被紧急送往马德里的一家医院，并立即做了手术，之后一有条件马上被遣送回了伦敦。在伦敦的皇家医院住了好几个星期，一直卧床不起，行动不便，忍受着疼痛和各种治疗，热切地渴望回到以前那种充实的生活中。
当他听说某位跟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总督有密切关系的人需要一些信息，而自己恰好可以提供时，天空好像一下子云开雾散了。他很清楚自己的身体条件已经不允许他再回到伊比利亚半岛并投入那种四处奔波的工作了，但是去一趟西班牙保护区却有可能让他在之后的康复期内重拾一部分职业信心。在成行前，为了获得允许，他不得不同医院的医生、他的上司，以及所有来医院看他、试图说服他留在医院不要乱跑的人们展开顽强的斗争，因为就目前的身体状况来说，这趟旅程很可能让他命悬一线。讲述完这些，他又为之前在电话交谈中的唐突向罗萨琳达道歉。他的腿蜷起，放下，又蜷起，掩饰不住痛苦的表情，最后终于提出了自己最紧迫的需求。
“我从早上开始就没吃东西，如果不介意的话，我能不能请你们一起吃饭，咱们边吃边聊？”
我们接受了。事实上，只要能跟他说上话，什么要求我都会同意，哪怕让我去便坑进食或者在猪圈里用嘴拱地，哪怕是大嚼蟑螂，然后就着老鼠药把它吞下。只要能获得这么多天来一直焦急等待的消息，什么事我都愿意做。于是洛根很麻利地叫来一个在庭院中忙忙碌碌的摩尔侍应生，让他在酒店的餐厅里准备一张。餐桌。
“稍等，先生！”侍者出去了，很快一位西班牙餐厅总管就飞一般地来到我们身边，身上满是油污，态度毕恭毕敬。“马上就好，马上就好，麻烦女士们跟我走，麻烦这位先生跟我走/就差说”福克斯太太和她的朋友们，绝对不会再多等一分钟“这样的话了。
洛根侧身请我们进人餐厅，餐厅总管指着大厅中央一个醒目的台子，上面摆了一张豪华的餐桌，似乎生怕当天晚上有人没法近距离地观察这位贝格贝尔先生心爱的女人。洛根很有礼貌地拒绝了他，并指定了最里面的一张相对僻静的桌子。一切都布置得无可挑剔。一尘不染的桌布，水杯和酒杯，洁白的餐巾叠好了放在瓷盘子里。不过因为时间尚早，只有十来个客人零零散散地坐着。。
我们点了菜，在等待期间侍者送来了雪利酒。罗萨琳达似乎担当起了女主人的角色，先开始了谈话。之前在庭院里的简短交谈虽然只是序幕，但让气氛轻松了不少，我们甚至还聊起了关于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的生活等一些轻松话题。然而我们三个人心里都很清楚，这不是一次纯粹为了认识新朋友、谈论病情或者描绘北非美景的礼节性会面，而完全是为了完成一次谈判和讨价还价。双方早已把各自的要求和条件说清楚了，现在是时候将它们都拿到台面上来，通过谈判决定双方各自能往前推进到什么程度。。
“我希望您知道，那天您在电话里提出的要求我都已经安排好了。”等侍者拿着菜单一走远，罗萨琳达马上摊牌。
“好极了。”记者回答。
“您可以釆访总督，独家专访，而且会保证充足的访问时间。我们还会给您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的临时居住证，”罗萨琳达继续说，“此外，几星期内这里举行的所有官方•活动都会给您发邀请函，其中有一个，我可以提前向您透露，是非常重要的活动。”
他扬了扬脸上那边完好的眉毛，做了个询问的表情。
“拉蒙•塞拉诺•苏聂尔先生很快就要访问这里，他是佛朗哥的连襟，我想您应该知道我说的是谁。”
“当然。”他表示。肯定。
“他会来摩洛哥参加起义一周年的纪念活动，访问持续三天。现在正为此组织一系列的欢迎活动。就在昨天，宣传部长迪奥尼修•瑞德鲁艾霍已经先行抵达，来和总督府秘书处一起协调各项准备工作。我们会邀请您参加所有向社会人士开放的官方活动。”
“非常感谢，也请您向总督先生转达我的谢意。”
“我们很荣幸接待您。”罗萨琳达摆足了女主人的姿态，用一个优雅的表情亮出了剑锋，“不过希望您明白，我们也有一些条件。”
“当然，愿闻其详。”洛根喝了一口雪莉酒。
“所有您想要对外发布的消息都必须先通过总督府新闻办公室的审 核。”
“没问题。”
侍者端着盘子过来上菜，我一下子觉得松了口气。虽然双方的谈判客气礼貌，不紧不慢，但我一直感到不舒服，非常不自在，就好像没有被邀请就私自溜进某个宴会一样。他们谈论着我完全不熟悉的话题，涉及的内容虽然不太可能包含什么重大的国家秘密，但肯定也不是一个卑微的小裁缝应该听到的。我在心里不停地对自己说，我并不是局外人，而是谈话中的一方，因为这次晚餐的主题是为了把我的母亲转移出来。即使是这样，我还是没有办法彻底说服自己。
侍应生来上菜暂时打断了双方的攻守。“女士们的鳎鱼，这位先生的烩鸡肉。”他一边上菜一边宣布。我们顺势评论了一下这些食物，地中海沿岸的鱼真新鲜啊，马尔丁河流域的肥沃平原种出的蔬菜非常鲜美，等等。等侍应生一走，谈话马上又从几分钟前中断时的话题继续下去。“还有什么条件吗？”洛根问，随即用叉子往嘴里送了一口食物。“有，不过我认为严格来说这不算是什么条件，只是一种对双方来说都比较有利的处理方式/
“那么应该比较容易接受了？”他咽下第一口食物，说道。
“希望如此。”罗萨琳达说，“您看，洛根先生，您和我生活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里，但我们是同胞，而且都很清楚，从整体上来讲，国民军几乎是完全偏向于德国和意大利的，对英国人很排斥。”
“没错，是这样的。”他表示同意。
“那好。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希望您以我朋友的名义出现。当然，您不用掩饰您的记者身份，不过是一个和我交情很好的记者，所以也跟总督有所来往。这样，有些人接受起来会没那么困难。”
“哪些人？”
“所有的人，西班牙当局和摩洛哥当局、各外国领事、媒体，等等。我可以坦率地说，在所有人中间我都没有什么热情的支持者，但是至少表面上，他们还是会因为我跟总督的关系而有所忌惮。将您介绍为我的朋友，也许可以迫使他们对您也保持一定的尊重。”
“贝格贝尔上校是怎么看的？”
“他完全同意我的想法。”
“那没有什么可说的，我认为这是个不错的主意。就像您说的，这 样对所有人都有好处。还有其他的条件吗？”
“我们这方面没有了。”罗萨琳达说着举起酒杯做了个小小的干杯动 “好极了，那么一切都清楚了。我想现在该轮到我向你们通报我这方面的进展了。”
我突然觉得胃里一阵翻腾，终于到了最期待的那一刻。食物和酒似乎为马库斯•洛根注入了不少活力，他看起来精神多了。虽然在谈判过程中神情冷峻，但态度很积极，而且明显不愿意给罗萨琳达和贝格贝尔添任何不必要的麻烦。我想这种性格大概与他的职业有关系，但是我无法证实，因为不管怎么说，他是我这辈子认识的第一位记者。
“首先我希望两位知道，我的那位联系人已经接到了通知，也已经准备好在下一次疏散行动开始时把您的母亲从马德里转移到沿海城市去/
我不得不死死地抓住桌边，要不然一定会跳起来拥抱他。国家酒店的餐厅里已经坐满了就餐的客人，而我们这一桌，由于罗萨琳达的存在，成为了当天晚上万众瞩目的焦点。要是我再情不自禁地跳起来疯狂拥抱这位陌生的外国人，那周围的目光和窃窃私语估计能立刻把我们淹死。鉴于形势，我用一个微笑和轻轻的一声“谢谢”表达了复杂的心情。
“您得给我提供一些资料，我会通过电报往伦敦总部，总部会跟克里斯托弗•兰斯联系，由他来经手所有具体流程。”
“他是什么人？”罗萨琳达问。
“一个英国工程师，也是个参加过一战的老兵，已经在马德里很多年了。起义之前他在一家英西合资的西班牙企业工作，西内斯•纳瓦罗民用工程公司，总部在普拉多大街，在瓦伦西亚和阿里坎特都有分公司。他曾跟公司一起参与过一些公路和桥梁的建设，还有索利亚大型水库、格拉纳达附近的一座水电站，以及塞维利亚一座齐柏林硬式飞艇的起降场建设。战争爆发后，纳瓦罗一家不知去向，不知道是逃走了还是被劫持了。工人们自发成立了一个委员会，自主经营起这家公司。当时兰斯完全可以一走了之，但是他留了下来。”
“为什么？”我们俩异口同声地问。
他耸了耸肩，乂喝了一大口酒。
“这个有助于止痛。”他略带歉意地举了举酒杯，似乎为了向我们证明它的医疗作用。“事实上，”他继续说，“我不知道为什么兰斯没有回英国，我一直没有从他那里得到令人信服的答案。在战争爆发之前，住在马德里的英国人跟所有的外国人一样，没有把西班牙的政治党派之争看得太严重，他们对局势冷眼旁观，甚至带着一丝幸灾乐祸。他们当然了解左派与右派之间的紧张关系，但是更倾向于把它看作一种西班牙特有的现象，西班牙风俗传统的一部分，就像斗牛、午睡、大蒜、橄榄油，还有兄弟纷争一样，很有特色，很‘西班牙’。直到战争真的爆发，他们才发现这次动了真格，纷纷逃离了马德里。但是也有一些例外，兰斯就是其中之一，他选择把妻子送回家，自己独自留在西班牙。”
“有点儿荒唐，不是吗？”我壮着胆子问。
“是，他可能是有点疯了。”他半开玩笑地说，“但他是好人，知道自己面对的是什么。他不是冒险家，也不是投机者，虽然在战乱年代投机者遍地都是。”
“他在那儿究竟做些什么？”罗萨琳达问a
“为需要的人提供帮助。尽可能地帮助别人离开马德里，把人带到地中海的某一个港口，然后在那儿送上任何一艘英国轮船，不管是战舰、邮轮，还是运柠檬的商船。”
“他收钱吗？”我问。
“不，完全不收。他不收取任何报酬。是有人从这样的事情里牟利，
但他不是。”
他正要进一步解释，一位年轻的军官来到我们桌前，穿着马裤、乌黑发亮的军靴，胳膊下夹着军帽。他一脸严肃地向我们行了个军礼，然后交给罗萨琳达一个信封。她从里面取出一张折叠的信纸，读了内容，然后笑了。
uVmtrulyverysorry（真的非常非常抱歉），但是我想你们会原谅我的。“她一边说一边匆忙收拾起自己的东西，烟盒、手套，还有那张纸条。”发生了一点儿小小的意思，不，意外，对不起！“她补充道，然后凑到我耳边，”胡安•路易斯提前从塞维利亚回来了。“她兴高采烈地说。
虽然鼓膜还没有恢复，但是很可能那位记者先生也听到了。
“你们继续聊，以后再讲给我听吧。”她大声补充道，“希拉，再见！洛根先生，明天请您提前准备好。一点钟左右我会派车来这儿来接您。您在我家跟总督一起用午餐，然后可以对他进行整个下午的采访。”
陪伴她出门的除了那个年轻的军官，还有一大片交织着各种复杂眼神的目光。等她消失在我们的视线里，我催促洛根继续刚才的话题。
“如果兰斯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又跟政治无关，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呢？”
他再次耸耸肩，表示自己没有办法给出一个合理的解释。
“确实有这样的人，他们被称为‘小地榆’。兰斯有些特立独行，是个仍在坚持公益事业的十字军。据他自己说，他的所作所为跟政治毫无关系，完全是出于人道主义。如果有共和党人被困在国民军区，他很可能也会那么做。也许因为他父亲是一位威尔士大教堂的牧师，所以他认为那是他的责任。谁知道呢？实际情况是，当起义爆发时，英国大使亨利•切尔顿和他的大部分手下都在圣塞巴斯蒂安避暑，只剩下一个无关紧要的公务员在马德里，完全不能掌控当时的形势。由于兰斯在英国侨民中德高望重，所以他在一定程度上掌握了局面，不过这是完全自发的。就像你们西班牙人说的，既没有上帝的授意，也没有魔鬼的指使，他打开了大使馆的大门，供英国公民避难。据我所知，那时候马德里的英国侨民一共也不到三百人，而且没有任何人与政治直接相关，但大部分都是同情右派的保守分子，所以他们一发现大事不妙，就纷纷寻求外交保护。后来事情的发展超出了预料，前来大使馆避难的比预计的多了好几百人。他们纷纷证明自己出生在直布罗陀，或者出生在某艘英国轮船上，不是在大不列颠有亲戚，就是与英国大使馆的商务处做过生意，反正千 方百计找理由，只为能躲在英国国旗的庇护之下。”
“为什么一定要在英国大使馆？”
“不只是英国大使馆，其他很多大使馆也这样。事实上，英国大使馆还是最不愿意提供难民保护的大使馆之一。几乎所有大使馆在最初的时候都做着同样的事情：接纳自己的公民和一些需要保护的西班牙人。”“然后呢？”
“有一些大使馆继续积极地提供收容，直接或间接地进行疏散难民的工作。尤其是智利、法国、阿根廷和挪威大使馆。而有些大使馆从战争走势渐渐趋于明朗开始就拒绝继续提供保护。然而兰斯并不是以英国政府代表的名义进行这些运作的，完全是他的个人行为。英国，就像我刚才说的，是那些拒绝再提供收容，也不愿意为疏散难民提供便利的国家之一。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兰斯并不是在帮助国民军，而是以个人名义向那些急需离开马德里的人提供帮助。可能是意识形态的原因，也可能是家庭的原因，不管是什么，这些人不得不离开马德里。在战争初期，他的确是在大使馆里安置难民，而且不知道通过什么方式还让英国大使馆给了他一个名誉参赞的职务。但是到了后期，他开始冒着巨大的风险独立运作。为了镇住公路哨卡上的民兵和哨兵，他总是施展出浑身解数，充分利用手里掌握的各种外交工具，比如在胳膊上贴红蓝白三色臂章标明自己的外交身份，在汽车上插小国旗，在一张巨大的通行证上面盖满各种各样的大使馆印章，还有六七个工会和国防部的大印，反正只要能搞到的全都用上。兰斯是一个很特别的人，和蔼健谈，永远都穿着特别醒目的衣服，尤其上衣和领带，几乎让人觉得刺眼。有时候我认为他故意让自己显得荒诞夸张，是为了让人觉得他没有什么正经事，以免遭人怀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