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能让自己活下去。她信任我。也许她觉得这是一种感谢方式，因为我做了那件“德尔菲斯”。也许她觉得我是一个独立的女人，又跟她年龄相仿，应该能更好地理解她。又也许这些不过是她感到孤独，急切地需要人同她一起承担压力。而在那个廋日的中午，在那座北非海岸城市，这个人恰好是我。
“在遇难之前，桑胡尔霍一直坚持，要我一旦在丹吉尔安定下来，就去得土安找他的朋友胡安•路易斯•贝格贝尔。他不停地提起我们在柏林安德伦酒店的相遇，并说他如果能再见到我一定会非常开心。说实话，我也一样，我也很想再见到他，因为我觉得他是一个非常有魅力的男人，很有趣，很博学，非常非常绅士。所以，我在丹吉尔待了几个月以后，就觉得是时候去西班牙保护区的首府得土安见见他了。不过情况已经完全不一样了，很明显，他已经不再是象征意义多于实际权力的土著事务代表，而是保护区的最高领导了。我开着我的奥斯汀7去了。MyGod（我的天啊），那天真让人难以忘怀。我到达得土安，第一件事就是去找那里的英国领事，蒙克马森。你认识他吧？我叫他oldmonkey（老猴子）。他是一个特别特别无趣的人，poorthing（可怜的家伙）。”
这时候我正端起杯子，假装喝了一口酒，做了一个含糊的表情。我不认识这个蒙克马森，只是听顾客提到过几次，但是我不想在罗萨琳达面前承认。
“当时我告诉他，我想去拜访贝格贝尔，他感到非常籐惊。因为你知道，他那个伟大的政府，就是我们英国政府，跟德国和意大利政府不一样，他们与西班牙国民军当局基本没有任何联系，甚至还在继续承认西班牙共和国政府的合法地位，所以蒙克马森认为如果我去拜访胡安•路易斯的话，可能会对英国十分有利。所以，中午之前我就开着车，带着我的猎狗霍克来到了总督府。在入口处我出示了桑胡尔霍去世前给我写的推荐信，然后就有人把我带到了胡安•路易斯的私人秘书处，一路上穿过了很多站满军人、到处都是痰溃的走廊。真是恶心！他的秘书希梅内斯马上把我带进了他的办公室。因为是战争时期，而且他位高权重，我以为这位新任总督会穿着威严的军装，身上挂满奖牌和勋章，但是我完全错了。恰恰相反，跟那个柏林之夜一样，胡安•路易斯穿着一套很随意的深色西服，看起来完全不像一个军队将领。我的到来给他带来了巨大的惊喜，他还是那么魅力四射，我们聊了一会儿，他邀请我一起吃饭，但是我已经接受了蒙克马森的邀请，所以我们就约了第二天见面。”
周围的桌子慢慢地坐满了前来就餐的顾客。罗萨琳达时不时以一个简单的表情或微微一笑跟认识的人打招呼，完全没有停下叙述的意思，继续描述着她跟贝格贝尔的头几次见面。我也认出了几个熟悉的面孔，是通过拉米罗认识的，所以我也不愿意去理会他们。于是我们两人继续把注意力集中在对方身上，她讲，我听，一边吃着鱼，一边喝着酒，对周围的一切都置之不理。
“第二天我来到了总督府，我以为等待我的将是一场跟周围的气氛相符的隆重晚宴，巨大的餐桌、繁杂的礼节程序、来来往往的侍者…但是胡安•路易斯却让人准备了一张简单的二人桌，在朝向花园的窗户旁边。那真是一次难忘的午餐，他一直在倾诉，关于摩洛哥，关于他‘幸福的摩洛哥岁月’，这是他的原话。他谈到摩洛哥的魅力、这里的秘密，还有它令人沉迷的文化。午饭后他决定带我在得土安转一转，sobeauitful（真美啊）！我们坐着他的公车出门，你想象一下，后面跟着一群开着摩托车的随从和助理，soembarrassing（真让人尴尬）！最后我们来到了海滩，坐在海边聊天，其他人在公路上等候，canyoubelieveit（你能相信吗）？”
她笑了，我也微笑了。她描述的场景确实很特别，西班牙保护区的最高长官，和一个年龄可以当他女儿的外国女人，在得土安的海边，在众目睽睽之下卿卿我我，而那些骑着摩托车的随从则在远处毫无顾忌地看着他们。
“他拿起两块小石子，一块白的，一块黑的，藏到身后，然后握在拳头里伸出来。你选吧，他说。选什么？我问。选一个手。如果你选中的手里握的是黑色的石头，从今天起你就可以从我生命中消失，我再也不会去找你。如果你选中的是白色的石头，说明上天注定要你留在我身边。”
“你选中了白色的石头。”
“没错，我选中了白色的石头。”她一脸灿烂的笑容，“两天以后他派了两辆车去丹吉尔接我，一辆皇家克莱斯勒用来装我的东西，另一辆道奇越野车用来接我，就是我今天开的这辆，这是得土安哈桑银行行长送的礼物，胡安•路易斯决定转送给我。从那时候开始我们就再也没分开过，除非他不得不出差。现在我跟儿子约翰尼一起住在帕尔梅拉斯大街的房子里。那座房子非常气派，浴室豪华得像印度王子的宫殿，连厕所都有皇家风范，但是墙壁已经斑驳得往下掉灰了，而且连饮用水都没有。胡安•路易斯还是住在总督府，那是他的职责所在。我们不打算住在一起，但是他也决定不对我们的关系遮遮掩掩，虽然这有可能导致对他很不利的局面。”
“是因为他已经结婚了吧？”我说。
她满不在乎地噘了噘嘴，用手拂开脸上的一绺头发。
“不不，这并非问题所在，我也已经结婚了，这是我们两个人自己的问题，是我们的私人问题。问题在于一些更加公众的事情，或者说政治上的事情。有人认为一个英国女人会对他产生一些他们不希望看到的影响，而且他们已经公开表示了这种担忧。”
“谁会这么想？”她一直用信任的口气对我叙述，以至于当我不明白她的意思时，都没停下来想一想，就很自然地说出这个问题，要求她进一步解释清楚。
“西班牙保护区的那些德国纳粹分子，主要是兰根赫姆和本哈尔德。他们认为保护区总督在任何方面都应该是完全亲德的，百分之百地忠诚于德国人，因为是他们帮助国民军逐渐蠃得战争，一直就是德国人在提供战斗机和武器。事实上，在刚开始的时候胡安•路易斯曾从得土安去往德国，在拜罗伊特跟希特勒直接会面，希特勒正在那里参加一年一度的瓦格纳节。希特勒咨询了海军上将卡纳里斯，卡纳里斯建议他同意胡安•路易斯的请求，向西班牙国民军提供援助。因为这样，希特勒才下令向摩洛哥西班牙保护区提供-切需要的物资。杏则，非洲的西班牙军队就不可能穿越海峡。所以，德国人的支持对他们來说至关重要。显然从那时候起，这两方军队的关系就已经非常密切了。但是得土安的纳粹成员们认为我的出现和胡安•路易斯对我的爱可能会导致他采取一种更加亲英的姿态，而不再对德国人那么忠诚。”
我想起了菲利克斯提起弗拉乌•兰根赫姆的丈夫和他的同胞本哈尔德时的评论，他说过德国势力在叛乱早期就已经介入，到了后期这种干预不但没有停止，反而在伊比利亚半岛愈演愈烈。我也想起了罗萨琳达第一次与她的情人手挽手出现在那些德国人面前时，多么渴望给他们留下一个好印象。我尽力轻描淡写地安慰她：
“这些事情你不用太操心吧。他继续忠诚于德国人和跟你在一起，这毫不相关啊，一件是公事，一件是私事。我觉得这么想的人毫无道理。”“有关系的，当然有关系。”
“我不明白。”
她把目光转向已经空了一大半的平台。我们的谈话时间太长了，只剩下两三桌客人还在继续用餐。风已经停了，遮阳棚一动不动。几个穿着白色上衣，带着塔布什帽[11]的侍者正在安静地收拾餐巾和桌布。罗萨琳达放低了声音，用一种几乎是窃窃私语的音量跟我说话，而即使是这么小的声音，我也能从那不容置疑的语气中听出她的决心。
“他们担心得很有道理，因为，亲爱的，我正是想要用尽一切办法让胡安•路易斯跟我的同胞们建立起良好的关系。我真的不希望你们的战争最后是国民军获胜，因为这样德国就会成为西班牙的坚固同盟，而英国，则会成为西班牙的潜在敌人。我有两个理由要这么做：第一，完全是出于爱国主义感情，我希望所爱的男人，他的国家也是我自己国家的朋友；第二个理由，更加实际和明确：我们英国人不信任那些纳粹分子，欧洲的形势已经变得越来越复杂。也许现在说将来可能会爆发欧洲大战还有些信口雌黄，但是天有不测风云，如果爆发了战争，我们希望西班牙会站在英国一边。”
我差点忍不住跟她说，可怜的西班牙已经没有能力谈及将来的任何一场战争了，我们现在遭受的事情已经够不幸了。然而我们的内战对她来说似乎无足轻重，虽然她的情人是战争双方其中一派的重要人物和活跃人物。不过我最终还是选择了继续聆听，让谈话的焦点集中在一场也许永远不会到来的战争上，而不是转移到正在发生的悲剧上来。我的生活已经充满了苦涩，不想再为自己增加痛苦。
“那，你打算怎么做？”我只是接着问。
“你可别以为我跟怀特霍尔[12]有什么私人交情，notatall（完全没有）。”她轻笑着说。我的脑子自动记录下“怀特霍尔”这个词，以便问问菲利克斯这是个什么人物。但是我专注的表情没有让她看出我的无知。她继续说：“但是你也知道这些事情都是怎么运作的，熟人的关系网、环环相扣的交情…所以开始的时候，我想通过在丹吉尔的一些朋友来操作，比如霍尔•杜兰德上校，诺尔曼•贝侬将军和他的太太玛丽，他们都跟英国外交部有着良好的关系。他们现在都在伦敦，不过之后我会跟他们见面，并介绍给胡安•路易斯认识，努力让他们聊得投机。”
“可是你觉得他会同意吗？他会让你这样干预他的公务吗？”
“亲爱的，当然了。”她毫不犹豫地肯定道，优雅地甩了甩头，把盖住左眼的一绺秀发甩到脑后。“胡安•路易斯是一个非常聪明的人^他非常了解德国人，他曾经在德国生活过很多年，他担心西班牙以后会为现在正在接受的帮助付出多倍的代价来偿还。另外，他对英国人很信任，因为英国从来没有输掉过任何一场战争，别忘了，他是个军人，这些事情对他来说是非常重要的。而且，我亲爱的希拉，最重要的原因是，他爱我。他每天都在说，为了他的罗萨琳达，他可以做任何事情，甚至不怕下地狱。”
我们起身离开的时候，平台上的桌子已经收拾好等待晚餐的客人了，天色渐渐地暗下来。罗萨琳达坚持要付账。
“我那死鬼丈夫终于给我打生活费了，让我请你吧。”
我们不紧不慢地走到她的车前，踏上回得土安的路，时间也几乎到了巴斯盖斯警长授权给我的十二个小时的极限。但这次不仅方向相反，我们的谈话也转变了方向。在来时的路上和整个白天都是罗萨琳达在掌握谈话的主动权，此刻我们俩交换了角色。
“你肯定觉得我特别无聊，一直在说自己的那点儿事情。说说你吧，你今天早上的事情办得顺利吗？”
“不顺利。”我简单地说。
“不顺利？”
“是的，很糟糕，相当糟糕。”
“I’msorry，really（我很难过）。是什么重要的事情吗？”
我完全可以说不。跟她的担心比起来，我的问题没有任何能引起她兴趣的元素，既不涉及高级军官、领事或者什么部长，也不涉及政治利益，跟国家大事、跟什么未来的欧洲大战没有任何关系，甚至跟她平时参加的那些社交活动也毫不相关。我那小小的卑微的忧虑，只包含一些屈指可数的新近的悲惨遭遇：一个背信弃义的恋人、一张未缴的账单、一个无情的酒店经理、一份每日辛勤劳作维持的生意、一个想回回不去的血流成河的祖国，还有杳无音讯的母亲。我可以说不，可以说我这些小小的悲伤完全不是什么大事，可以对自己的事情闭口不谈，把它们全部深藏起来，回到我那空荡荡的家里跟黑暗与孤独一起分享。我可以那么做，但却没有。
“事实上对我来说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我想把我的母亲从马德里转移出来，接到摩洛哥，但是需要一大笔钱。我现在凑不够这些钱，因为我得先把所有的积蓄用来支付另一张账单。今天早上我试图去请求把那笔欠款再宽限一段时间，但是没有成功。所以，恐怕目前我母亲的事已经不可能办到了。而最糟糕的是，据说这样的转移越来越难了。”
“她一个人在马德里？”她问道，表情看上去很焦急。
“是的，一个人。除了我她再也没有别的亲人。”
“那你的父亲？”
“我的父亲…唉，那就说来话长了。他们现在不在一块儿。”
“真遗憾，希拉，亲爱的。知道她孤身一人在沦陷区，在那些人中间什么事都有可能发生，你一定非常难过。”
我悲伤地看着她。怎样才能让她明白她以前不明白的东西，怎样才能让她那个长着一头金发的美丽脑袋想象出我的国家正在发生的那些悲惨的事实。
“那些人都是她的同胞，罗萨琳达。我母亲，她跟她的同胞在一起，在她的家里，在她的社区里，在她的邻居们中间。她属于那个世界，属于马德里的那个村子。我想把她接到得土安，不是怕那里会发生什么事情，而是因为，她已经是我在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日复一日没有她的消息，我越来越难以承受。我从一年前起就再也没有收到过她的信，完全不知道她现在怎么样，不知道她如何维持生计，不知道她靠什么活着，也不知道她怎么忍受战争。”
就像被刺破的气球一样，我那些虚假动人的过去在一瞬间凭空消失了，但是很奇怪，我居然对此毫不在意。
“可是…我曾听说…你的家庭是…”
我没有让她说完。她对我那么真诚，把她的故事毫无保留地告诉了我，现在该是我坦诚的时候了。也许她不会喜欢我将要告诉她的故事版本，也许跟她已经习惯了的传奇色彩相比，她会认为我不再那么有光彩，会从此跟我一刀两断，不会跟我起喝粉色杜松子酒，也不会用她的敞篷道奇带我一起去丹吉尔。但是我不由自主地把自己的经历原原本本地告诉她，毕竟，那是我唯一的经历。
“我的家庭里只有我和母亲。我们俩都是裁缝，除了自己的双手没有任何财产。自我出生以来，父亲从未跟我们有过任何联系。他属于另一个阶层，另一个世界：他有钱，有企业，有人脉，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妻子，还有两个他无法沟通的儿子。这些是他拥有的东西，或者说是曾经拥有的，我不知道。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见到他的时候，战争还没开始，但是他预感到自己会被人暗杀。而我的未婚夫，那个英俊又上进，据说在阿根廷经营生意、处理财务的男朋友，根本就不存在。是有过一个男人，我们曾经疯狂热恋，而且他现在也许就在阿根廷做生意，但是已经跟我没有任何关系了。他不过是一个欺骗我、抛弃我、还偷走了我全部财产的负心人。我不想再提起他。这就是我的生活，罗萨琳达，你看，这跟你的生活完全不同。”
我倾诉完了。作为回答，她说了一长串英语，而我只听懂了“摩洛哥”这个单词。
“我一点儿也听不懂。”我困惑地说。
她重新用西班牙语说了一遍：
“我说，你是全摩洛哥最好的时装师，见鬼的，谁会在乎你从哪儿来。关于你的母亲，好吧，就像你们西班牙人说的，上帝会让你喘不上气但是不会让你窒息。你看着吧，一些都会解决的。”
第二天一大早我就去了警察局找克拉乌迪奥先生，想告诉他昨天我无功而返。办公室里的四个警员只有两个在，年纪大的和那个瘦的。“头儿还没来呢。”他们俩异口同声地说。
“他一般几点到？”我问。
“九点半。”一个说。
“或者十点半。”另一个说。
“或者明天。”
“或者永远都不来了。”
他们都笑了，一边笑一边色迷迷地流着口水。我感觉自己完全没有力气去忍受那两个畜生的目光，一分钟都受不了。
“麻烦你们转告他，我来找过他。我已经从丹吉尔回来了，事情没有办成。”
“没问题，你吩咐就是，摩尔女王！”不是卡尼艾特的那个人说。我一言不发地走向门口，刚要出门就听见卡尼艾特的声音：
“需要的时候我可以再给你开通行证，我的心肝儿。”
我停也没停，只是用力地握紧拳头，然后几乎是不自觉地，又产生了跟前一天一样的发泄冲动。于是我微微转过头去，清晰有力地回应他：
“你最好给你那婊子娘开一张。”
不过很凑巧，我在街上碰见了警长先生，而且离警察局很远，让他没法要求我再跟他回去。其实在得土安想要碰到一个人并不难，西班牙社区里方方正正的格子范围有限，所有人都有可能在任何时候经过这里。他一如既往地穿着浅色亚麻套装，闻起来像是刚刚刮过胡子，准备去上 “你看上去脸色不太好。”他一见到我就说，“我想大陆酒店的事情并不顺利吧。”他看了看表，“来吧，我们去喝杯咖啡。”
他带我进了西班牙倶乐部，这是街角的一栋美丽建筑，有石砌的白色阳台，大大的窗户朝着主街。一个摩尔侍者正摇着铁棒放下遮阳棚，另外两三个侍者在遮阳棚下的人行道上摆桌椅。新的一天开始了。风格清新的房子里一个人都没有，正对着大门是一个大理石的楼梯，两边是两个大厅。他邀请我进了左边的大厅。
“早上好，克拉乌迪奥先生。”
“早上好，阿卜杜尔。两杯咖啡加奶，谢谢。”他一边点餐一边做了个征求我意见的表情，我表示了同意。于是他说：“跟我说说吧。”
“他们没有同意。经理是新来的，不是去年那个，但是他非常了解这件事情。他没有给我任何商量的余地，只说现在的约定就已经是格外开恩了。还说如果我不在约定期限内付清账单，他们就会提起诉讼。”
“明白。我很遗憾，真的。不过恐怕我也帮不了您。”
“没事的，您已经帮我很多了，尤其是帮我争取到这一年的宽限期。”“那您现在打算怎么办？”
“立即付款/
“那您母亲的事呢？”
我耸了耸肩。
“没办法。我会继续工作，继续攒钱，虽然也许等我攒够了钱也已经晚了，再没有可能从马德里往外转移了。但是目前，就像我刚才说的那样，我会先把债务还清。这点儿钱我有，没问题的。我正是为了这件事来找您的。我需要另一张过境通行证，另外请您允许我把护照在手里放几天。”
“您留着吧，不用再把护照交绐我了。”然后他伸手从外套的内口袋里掏出一个皮夹和一支自来水笔，“至于通行证，这个就行。”他边说边从里面拿出一张卡片，拔下笔帽，在卡片上写了几个潦草的字，并签下了他的名字。“拿着这个。”
我没有看上面的内容，直接把卡片收进包里。
“您打算从瓦伦西亚那车站坐车去？”
“是的，我是这么打算的。”
“昨天也是吗？”
在他质询的目光下，我迟疑了几秒钟才回答：
“没有，昨天我不是在那儿坐的车。”
“那您是怎么去的丹吉尔？”
我知道他完全了解事情的经过，也知道他想要听我自己说出来。我们俩各自喝了一口咖啡。
“一个朋友开车带我去的。”
“什么朋友？”
“罗萨琳达•福克斯，一位英国顾客。”
又一口咖啡。
“您知道她是谁，是吗？”他说。
“是的，我知道。”
“那么你要多加小心。”
“为什么？”
“没有为什么，小心就是了。”
“请您告诉我为什么。”我坚持说。
“因为有人不太喜欢她在这里，跟那个人在一起。”
“这我知道。”
“您知道什么？”
知道她这份感情引起了某些人的不快。
“哪些人？”
没有人像警长这样，永远都在不停地施压，永远都在不停地追问，一直到榨出最后一滴信息。我们已经越来越了解了。
“某些人。请您不要逼我说出来，您心里跟明镜似的，克拉乌迪奥先生。不要就为了从我嘴里听到那些您已经了然于胸的名字，而让我背叛我的顾客。”
“好吧。您只要向我证实一件事。”
“什么事？”
‘’这些人的姓氏。是西班牙人吗？”
“不是。”
“很好。”他简单地说。然后他喝干了咖啡，再次看了看表我得走了，我还得工作。”
“我也是。”
“哦，对，我差点忘了您是一位勤奋的劳动妇女。知道吗，你现在的名声非常好。”
“您对一切都了如指掌，所以您得相信我。”
他第一次笑了，笑起来好像一下子年轻了好几岁。
“我只知道我该知道的。另外，我敢肯定你也知道得不少，女人们都喜欢谈论是非，而且经常光顾你时装店的那些太太，可能有很多人都有不少有趣的事情要讲。”
没错，我的那些顾客是说得不少。谈论她们的丈夫、丈夫的生意和交往的人，谈论她们去过的那些人家，谈论这些人那些人都干些什么、想些什么或者说些什么。但是我没有接他的茬，既没有肯定，也没有否定，而是直接站起来忽略了他的话。他叫来侍者，在空中画了个签名，阿卜杜尔就明白了：没问题，这两杯咖啡记在克拉乌迪奥先生的账上。
还清丹吉尔的欠款对我来说是一种解脱，就像之前脖子上一直绑着一条绳子，随时会被人牵着走，而现在绳子一下子被解开了。虽然在马德里还有些悬而未决的官司，但是我远在非洲，它们显得那么遥远。付清大陆酒店的账单让我终于可以了结那份沉重的记忆，彻底忘却跟拉米罗一起在摩洛哥的日子，也让我得以以另一种方式呼吸：平静，自由，坚定地主宰自己的命运。
夏天已经过去了大半，顾客们似乎还是懒得盘算秋装。哈米拉依然在我身边，帮着料理家务，也帮着做一些零碎的针线活。菲利克斯几乎每天晚上都来找我，我也会时不时地去拉鲁内塔找坎德拉利亚。一切都很平静，很正常，直到那次我得了重感冒，既没力气出门，也没力气做针线。第一天我萎靡不振地缩在沙发上。第二天躺在床上。第三天如果不是罗萨琳达意外出现，我可能还会在床上度过。她又像以前一样出人意料地从天而降。
“罗萨琳达女士说希拉小姐马上从床上起来。”
我穿着长袍出去迎接她、既没穿我那件作为制服的套装，也没挂上那把小银剪刀，甚至都没收拾一下披散的头发。但是就算她对我的邋遢形象感到惊讶，也没有表现出来，她来这里有更重要的事。
“我们去丹吉尔。”
“谁？”我一边问，一边用手帕挡着鼻涕。
“你和我。”
“去干什么？”
“去看看能不能解决你母亲的事情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她，将信将疑，顶着纷乱的思绪，傻傻地问：
“是通过你的…”
话没说完我就打了个喷嚏。不过这喷嚏来得正是时候，因为我正在犹豫到底该怎么称呼那位总督，她一直都叫他的昵称。
“不，我不想把胡安•路易斯牵扯进来，他有太多的事情要操心。这是我的事情，所以他的那些交情关系我都没动，我有其他的渠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