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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不远处的一扇门前，贡瓦尔·拉尔森也在等候。他非常清楚这份工作的困难之处。首先，他的身高和体型即使是在人群中也很不容易隐藏。另外，如果毛里松一直朝这个方向看，他八成会认出他来。如果毛里松想搭公共汽车，贡瓦尔·拉尔森又跟着上去，那铁定要曝光了。在马路对面的出租车招呼站，有一68
辆空车正在等待，他希望在他需要之前没有人坐上去。
一辆六十二号公车停下来，毛里松上了车。
贡瓦尔·拉尔森等公车走了些距离才过马路去拦那辆出租车，以免毛里松从后面的窗户看到他。他把科尔贝里的车留在原地。
出租车司机是一位少妇，她金色的头发很乱，有一双灵活的棕色眼睛。当贡瓦尔- 拉尔森给她看他的证件，要求她跟紧公共汽车时，她菲常兴奋。
“太棒了！ ”她说，“你跟踪的这个家伙是个危险的歹徒吗？ ”
贡瓦尔·拉尔森没有回答她。
“我了解，这是秘密。没关系，我绝对守口如瓶。”
要她闭上嘴是不太可能了。
“我们最好跟松一些，”她说，“这样经过公车站的时候，我们才能停在公共汽车后面。”
“是的，”贡瓦尔·拉尔森尽可能简略地说，“但要保持距离。”
“我了解，”她说，“你不想被看到。你可以把遮阳板拉下来，这样从上面就看不到你了。”
贡瓦尔·拉尔森照做了。她狡黠地看了他一眼，瞥见他手上的绷带，于是大叫：“怎么发生的？ 是打斗，啊？ ”
贡瓦尔·拉尔森低声抱怨着。
“当警察是个很危险的工作，”她继续说道，“但是想必非常刺激。我开出租车之前想过当警察，最好是个刑警，但是我丈夫反对。”
贡瓦尔·拉尔森一言未发。
“不过开出租车也有些刺激的事，就像现在。”
她对贡瓦尔·拉尔森说，他只好努力挤出一点儿微笑。她一直与公共汽车保持一段距离，整体而言，她开得相当好，这补偿了她多话的缺陷。
毛里松在艾克达堡街下车，在此之前，贡瓦尔·拉尔森只是偶尔吐出一些单音节字语，而他的司机却有充足的时间说了许多话。毛里松是唯一下车的乘客。贡瓦尔- 拉尔森要拿钱的时候，那个女人好奇地注视着毛里松。
“我看他不像是个骗子。”她有些失望地说。她拿了钱，迅速写了一张潦草的收据。“无论如何，祝你好运。”她说完就慢慢地开走了。
毛里松穿过街道，走到阿姆菲德斯街上。他在转角附近消失之后，贡瓦尔·拉尔森匆忙跑到那儿，刚好看到毛里松进了一扇门。
等了一会儿之后，贡瓦尔·拉尔森打开那扇门，听到大楼里面另外一扇门“砰”地关上。他走进去检查住户的名单。
他立刻就看到毛里松的名字，他惊讶地扬起眉毛。原来菲利普·费思富尔·毛里松用本名住在这里。
贡瓦尔·拉尔森回想起他被审问时说过，在维克街上他是用伦纳特·霍尔姆这个名字。非常老练，贡瓦尔·拉尔森想。听到电梯启动，他急忙跑出去，回到街上。
他怕毛里松从窗户看到他穿过街道，所以紧靠着大楼的墙壁回到艾克达堡街的街角。他站在那里监视毛里松进去的那扇门。
不一会儿，他膝盖上的伤口开始痛了起来。这时打电话给科尔贝里嫌早了些，而且他也不敢离开岗位，以免毛里松突然出现。
贡瓦尔·拉尔森在街道角落站了四十五分钟之后，毛里松突然在门口出现。贡瓦尔·拉尔森惊觉到对方正向他走过来，立刻把头缩回去。他希望毛里松没有看到他，他跛着脚沿街跑了一段距离，进到最近的一扇门里。
毛里松双眼直视前方，轻快地经过他面前。他换了一套衣服，手上还拿着一个黑色的公文包，走过瓦哈拉路。贡瓦尔’拉尔森在他身后一段距离跟着。
毛里松快步走向卡拉广场。他两次转过头来，紧张地看着后面；第一次贡瓦尔·拉尔森躲在路边一辆69
卡车后，第二次他冲进一扇门里面。
正如贡瓦尔．拉尔森所料，毛里松是到地下铁车站。月台上只有几个人在等车，贡瓦尔·拉尔森很难不被看到，但是毛里松看来并未发现他。毛里松上了一辆往南的车，贡瓦尔’拉尔森也踏上另一节车厢。
他们俩都在赫托根下车，然后毛里松就消失在人群中了。
贡瓦尔．拉尔森四下搜寻，想看看月台上有没有他的踪影，毛里松好像被人群吞没了。他找寻了每个出口，都没发现毛里松的影子，最后他搭自动扶梯到上一层去，在五个出口I 司跑来跑去，始终不见毛里松的人影。最后他停在斯特百货的橱窗外，汗流浃背。他怀疑毛里松可能已经看到他了，如果这样的话，毛里松可能已经溜回月台，搭另一班北上的火车回去了。
贡瓦尔．拉尔森黯然地看着橱窗内那双意大利鞋。倘若这双鞋有他的尺寸，他早就开心地付钱买走了——几天前他才进去问过。‘他转身正准备回到地上搭乘公共汽车回国王岛街，却瞥见毛里松就在车站的另一头，正要走向通往西维尔路的出口，除了黑色的公文包外，他手上还多出了一个包裹，上面系着一大堆精致的缎带。他在楼梯上消失了，贡瓦尔·拉尔森马上跟了过去。
毛里松向南走到西维尔路，进了市中心的某家航空公司，贡瓦尔．拉尔森躲在莱斯马卡街上的一辆卡车后面观察。透过那些宽大的窗户，他看到毛里松走到柜台，和一位穿着制服、身材修长的金发女子说话。
贡瓦尔·拉尔森很纳闷毛里松要去哪儿。一定是往南走，也许到地中海的一些地区，或者更远，非洲现在正受欢迎。很明显，毛里松害怕留在斯德哥尔摩，莫斯壮和莫伦知道他出卖了他们，肯定不会放过他。
他看见毛里松打开公文包，然后把巧克力盒或不知什么东西放进去。他拿了票，放进夹克口袋里，然后走向人行道。
贡瓦尔．拉尔森注意到毛里松慢慢向赛耶市场的方向走去，于是他走近柜台。刚才帮毛里松办手续的那个女子正在翻索引卡片，她瞥了他一眼，继续翻着卡片说：“先生，您需要什么吗？ ”
‘‘我想知道刚才在这里的那位男士是否买了票，”贡瓦尔’拉尔森说，“如果是的话，他是要到哪Jt-～？ ”
“我不知道应不应该告诉您，”金发女子说，“您为什么要问这个？ ”
贡瓦尔．拉尔森把证件放在柜台上。那个女子看了看，对他说：“我想您说的是勃兰登堡伯爵？ 他买了一张到延雪平的票，并且订了下午两点五十分那趟班机的位子。他准备搭乘机场的巴士，因为他问了发车的时间，那班车会在一点五十五分从赛耶市场开出。伯爵有什么——”
“谢谢你，我想知道的就是这些。”贡瓦尔·拉尔森说，“祝您今天愉快。”
他走向门口，心中揣想毛里松在延雪平会有什么生意。他回想起在毛里松的档案中看到过，他是在那里出生的，他母亲还住在那里。原来，毛里松打算回家，躲到他母亲那儿。
贡瓦尔·拉尔森走向西维尔路。稍远处他看到费思富尔。
毛里松·霍尔姆- 勃兰登堡正漫步在阳光里。贡瓦尔·拉尔森往反方向走，准备找电话通知科尔贝里。
第二十三章
伦纳特·科尔贝里在说好的时间来到和拉尔森约定的地方，他还带来了橇棍和其他工具，准备用来开阿姆菲德斯街那栋公寓的门。然而，有一个他应该拿却没有拿的东西，地方检察官奥尔松签发的搜索令。
他和贡瓦尔·拉尔森都不大担心自己的行为已逾越职权。他们暗自盘算着：若是他们发现了有用的东西，“推土机”会高兴得完全忘记他们违反了规定；如果他们没有发现任何东西，那当然也就没有理由告诉他这件事了。反正，现在违反规定也没什么大不了的，错的是规定本身嘛。
这时候毛里松应当正在南下的路上，虽然不是到非洲去，但是也远得不致干扰他们的调查了。
公寓的大门只装了普通的锁，毛里松的屋子也是，科尔贝里没花多少时间就将它打开了。门里面的那一面还装了两个安全链和一个暗锁，这种设计只能从里面上锁。从这些装设看来，毛里松预料他会有（ 或必须拒绝） 一些比推销员和小贩更加难缠的客人。不过他已经在门口贴上一张彩色告示，拒绝推销。
他的房子里有一间厨房、一道走廊、一间浴室和三个房间，内部装潢非常雅致。看得出家具相当昂贵，给人的感觉却是没有品位、俗套。他们走到客厅。前面是一面柚木墙，墙边有一些书架、碗盘架和一个嵌入的写字台。其中一个架子上放满了平装书，其他的架子则放置了一些收藏品，像纪念品、瓷器、小花瓶、70
小碗，还有其他装饰品。墙壁上挂着几幅在十元商店就可买到的赝品油画和复制品。里面的家具、窗帘和地毯虽然价格不斐，但是一看就知道是随意乱配的，图案、材质和颜色根本不搭配。
在一个角落里有个吧台，只要看一眼就让人觉得难过，更遑论从后面酒柜玻璃门里那些瓶子里散发出来的味道。吧台前面铺着一块图案非常奇特的油布，有一些黄的、绿的、粉红像阿米巴虫又像是高度放大的精虫的图案浮在黑色的背景上，相同的图案也出现在吧台的塑料台面上，只是尺寸小了许多。
科尔贝里走过去打开酒柜。里面有半瓶巴非亚摩，一瓶差不多见底的瑞典餐后甜点酒，一瓶还没开过的卡夏姆鸡尾酒和一瓶全空的英人牌金酒。他打了个寒颤，关上酒柜的门，走进隔壁房间。
客厅和另一个房间之问没有门，只有一道拱梁，两边各有一根梁柱，很可能这个地方是饭厅。这里的空间很小，不过有一个俯看街道的落地窗，还有一架钢琴，角落各有一台收音机和录音机。
“啊哈，我们有音乐室了。”科尔贝里说，一面还作了一个幅度很的大手势。
“不过，我很难想象有人会坐在这里弹《月光奏鸣曲》。”贡瓦尔·拉尔森说，他走过去掀起琴盖，检查琴身内部。“最起码没有尸体。”他说。
初步检查完，科尔贝里脱下夹克，两人开始在房内仔细检查起来。他们先从卧房下手，拉尔森动手翻衣橱，科尔贝里则专攻抽屉。他们在静默中工作了一会儿，科尔贝里打破了沉寂。
“贡瓦尔。”他叫道。
一阵低沉的回答从衣橱内部传出来。科尔贝里继续说：“他们跟踪罗斯的行动不是很成功，他几个小时前就从阿兰达飞走了。我离开之前，‘推土机’刚拿到最新的报告，他非常失望。”
拉尔森发了些牢骚，然后伸出头来说：“‘推土机’太乐观、太会想象了，所以他经常失望。不过你一定也注意到，他很快就可以克服这种低潮。对了，罗斯不用上班的时候都在干什么？ ”说完后他又遁入衣橱。
科尔贝里把最下面的抽屉关上，伸直腰。
“嗯，他没有去找莫斯壮和莫伦，那只是‘推土机’的幻想。”
他说，“第一晚，也就是前天傍晚，他与某个贵妇去餐厅，之后和她一起裸泳。”
“是啊，我听说了。”拉尔森说，“然后呢？ ”
“他和贵妇一直待到下午，然后开车到城里，一个人漫无目地地闲逛。昨天傍晚他又和另一个姑娘到另外一家餐厅，但是没有去游泳，至少不是在户外游泳池。他把她带到默斯塔的家中。昨天他们坐出租车到欧丁广场，在那儿分手。之后他就一个人逛街，逛了几家商店，然后又坐车回到默斯塔换衣服，再开车到阿兰达机场。根本没有什么特别的，更别提犯罪了。”
“是啊，如果裸泳不算违反社会善良风俗的话。”贡瓦尔·拉尔森说，“而且，坐在树丛中的艾克也没有提及他犯了妨害公共利益罪。”他出了衣橱，关上门。“里面除了一些没品位的衣服之外，什么都没有。”
他边说边走到浴室。
科尔贝里继续查看一个做床头柜用的绿色木柜。最上面两个抽屉杂乱放着一些物品，全都是用过的：皱了的可丽舒卫生纸、袖扣、几个空火柴盒、半条巧克力、大头针、一支温度计、两包咳嗽药、餐厅账单和收据、一盒还没打开的黑色保险套、圆珠笔、从斯特丁寄来的明信片，上面写着“这里有伏特加、女人和歌声。夫复何求？ 林斯”，还有一个坏掉的打火机和没有刀鞘的小刀。
床头柜上放着一本平装书，封面是一个牛仔蹲着马步，手里拿着一把还在冒烟的左轮手枪。
科尔贝里翻了翻这本书，书名是《黑峡谷枪战》。一张相片从书里掉了出来。那是张彩色快照：一个少妇站在堤防上，穿着短裤和短袖白色毛衣，她的头发是黑色的，外貌平凡。科尔贝里把相片翻过来，背面上方用铅笔写着“摩亚，一九六九”，下方则是用蓝色墨水写的另一种笔迹：莫妮塔。科尔贝里把相片塞回书里，然后打开底下的抽屉。
这个抽屉比其他的深，拉开之后，他叫贡瓦尔．拉尔森过来。他们看着抽屉里面的东西。
“把研磨机放在这里好像很奇怪。”科尔贝里说，“会不会是新型的按摩器？ ”
“我很怀疑这是做什么用的，”拉尔森说，“他不像是有这种嗜好的人，不是吗？ 当然这可能是他偷来的，或是别人拿来抵买毒品的钱的。”他走回浴室。
差不多一小时之后，他们将房子里面的东西都搜查过了，他们发现几件耐人寻味的事：他没有藏任何钱，没有可以拿来控告他的相关资料，没有武器，除了阿司匹林和感冒药外，没有更强的药品。
他们站在厨房里四望。刚才他们已经在这里翻箱倒柜，搜过所有的抽屉和壁橱了。他们注意到电冰箱还在运转，而且里面放满了食物，这表示毛里松没有打算出远门。冰箱里面有一条熏鳗鱼在向科尔贝里挑衅。自从他决定控制体重之后，整个人始终处于饥饿的痛苦中，不过他还是控制住自己，肚子咕噜咕噜地转身离开电冰箱和它的诱惑。他瞥见厨房的门后挂着一个钥匙环，上面有两把钥匙。
“屋顶的钥匙。”他指着钥匙说。
贡瓦尔·拉尔森走过去把它拿下来。他说：“或许是地下室的。赶快，我们去看看。”
两把钥匙都不能开屋顶的门，所以他们搭电梯到一楼，再走到地下室。比较大的那一把钥匙可以打开防火门的锁。
他们最先看到的是一条短走廊，两边都有门。打开右边的门，是垃圾间。这栋大楼有垃圾滑道，在开口处有一个带轮子的金属箱，里面套着黄色的大塑料袋，旁边还有三个套有塑料袋的箱子，有一个装满了垃圾，另外两个则是空的，它们都靠墙放着。在一个角落上放着扫把和畚箕。
另一边的门锁着，从门口的牌子可以知道那是洗衣室。走廊顶端是一条长长的横向通道，分别向两边延伸，靠墙壁有一排柜子，旁边的格子上有不同类型的挂锁。
科尔贝里和拉尔森用比较小的钥匙一个一个试，最后终于找到正确的锁。毛里松的柜子里只有两样东西：一个老旧、没有吸嘴的真空吸尘器，还有一个上了锁的大箱子。科尔贝里把锁拿起来，而拉尔森则打开真空吸尘器查看里面有什么。
“空的。”他说。
科尔贝里打开箱子的盖子说：“可是这里面有东西，你过来看看。”
箱子是十四瓶还没开过的一百三十年波兰伏特加酒、四盘磁带、一个吹风机和六个全新尚未拆封的电动刮胡刀。
“走私。”拉尔森说，“不然就是赃物。”
“这应当是他交换来的东西，”科尔贝里说，“我百丁以拿走伏特加酒，但我想最好是让它维持原状。”
他关上箱子，又锁上。然后他们从原路出去。
“唉，至少我们发现了一些事。”科尔贝里说，“但是还不是以满足‘推土机’。我想我们应该把钥匙放回原处然后离开，在这里没什么事好做了。”
“谨慎的混蛋，毛里松。”贡瓦尔·拉尔森说，“他也许还有第三栋房子。”
他停了下来，点头示意通道另一头的门。门上用红油漆写着“防空洞”。
“我们去看看那是不是开着的，”他说，“反正都已经来了。”
门是开着的。这个防空洞似乎是单车和堆普通垃圾用的，在单车和几辆马达被拆掉的摩托车旁边，放着一些婴儿车、雪橇和有轮子的老式平底雪橇。一个木工台靠墙放着，在它下方的地板上有两个窗框，上面没有玻璃。有一个角落里放着一根铁矛、几个扫帚、雪铲和两个长柄草耙。
“我到这种地方时总是会产生幽闭恐惧症。”科尔贝里说，“战争期间我们会做空袭练习，我总是坐着，想象躲在一栋被轰炸的建筑物底下，而且再也出不来是什么感觉。恐怖极了。”
他看了看四周。在长椅后面的角落里有一个旧木箱，它的前面写着两个几乎看不见的字：沙子。盖子上是一个镀锌的桶子。
“你看，”他说，“战争时留下来装沙子的桶子。”
他走过去搬开桶子，打开装沙箱的盖子。
“里面还有一些沙子。”他说。
“我们用不到的，”拉尔森说，“反正不会用来扑灭燃烧弹的灰——咦，这是什么？ ”
科尔贝里弯下腰去，手伸进去拿出一个东西，然后把它放在长椅上。
那是一个绿色的美国军用背包。
科尔贝里打开背包，把里面的东西拿出来放在木工台上。
一件皱了的浅蓝色衬衫。
一顶金色假发。
一顶蓝色宽边丁尼布帽。
一副墨镜。
还有一把枪——点四五口径的骆马自动手枪。
第二十四章
相片里的那个女人叫莫妮塔，三年前的夏天她在摩亚的防波堤上留下倩影时，还不认识菲利普·费思富尔．毛里松。摩亚是斯德哥尔摩群岛中的一个小岛。
那是她和彼得六年婚姻里的最后一个夏季。那年秋天，他遇到另外一个女人，圣诞节过后他就离开莫妮塔及他们五岁大的女儿莫娜。由于事出他的不忠，所以她没有任何要求，很快就办好离婚手续——他急着要和那个新欢结婚，离婚手续办好的时候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莫妮塔保有郊区荷卡兰街那栋两房寓所，在没有争执的情况下得到孩子的监护权。彼得放弃与女儿见面的权利，后来他还不再支付孩子的生活费用。
离婚不只让莫妮塔的财务状况急剧恶化，也迫使她中断刚刚恢复的课程，这是整个不幸遭遇中最令她沮丧的事。随着岁月流逝，她开始觉得自己教育程度不够是种缺憾。
她始终不曾有继续求学或学习一技之长的机会。她接受完九年义务教育之后想休息一年，然后进专科学校去念书，但是这一年结束之前，她遇见了彼得。两人结了婚，她接受高等教育的计划也就束诸高阁。
次年他们生了一个女儿，彼得也开始念夜校，一直到他念完之后（ 就在他们离婚的前一年） ，才轮到她去念书。彼得离开之后，她上课的计划就完蛋了，因为找个全职保姆是不可能的，即使找到了，她也付不起费用。
女儿出生后最初两年，莫妮塔留在家里带孩子，在女儿可以送到幼儿中心后，她又开始上班。之前，也就是从她离开学校之后一直到生孩子前几周，她换过好几个工作。在那几年问，她做过秘书、超市收银员、仓管人员、工厂女工和服务员，她是个静不下来的人，只要觉得不高兴或是感到需要变化，她就会辞职再找一份新工作。
中断了两年之后，她又开始找工作。她发现劳力市场变得不景气，没有太多工作机会供她选择，何况她缺乏职业训练，也缺乏有用的关系，只能做些待遇差、让人提不起劲的工作。现在就算工作内容很令人厌烦，她也不能随便更换。但是当她再次开始上学之后，未来似乎变得更有希望，生产线上那些单调、毫无意义的工作也比较能让人接受。
三年来她一直待在斯德哥尔摩南郊的一家化学工厂。离婚之后她必须独自扶养女儿，被迫要找个上班时间比较短、薪水比较低的工作。她感觉到彷徨无助。在绝望之下，她突然辞掉工作，也不知道自己接下来要做什么。
与此同时，失业率逐渐升高，工作机会严重短缺，连学历高的专业人士也去争取一些待遇很差、工作条件远低于他们能力的工作。
有一阵子莫妮塔处于失业的状态。她虽然领有微薄的失业保险救助金，整个人却愈发沮丧。她每天想的就是如何让收支平衡，房租、食物和为莫娜买衣服就花掉她所有的收入。她没有钱替自己买衣服，也必须戒烟，催账单堆得越来越高。最后她只能抛弃自尊向彼得求助，毕竟法律要求他支付莫娜的花费。
虽然他抱怨说自己的家庭也要照顾，但还是给了她五百克朗，她立刻就用这些钱偿还了一些债务。
一九七0 年秋天，她在一家公司做了三个星期的临时工作人员，又在一家大面包店挑了几个星期的面包，除此外，莫妮塔在这段期间没有稳定的工作。她不为找不到工作难过。因为早上可以起得很晚，白天又可以和莫娜在一起，感觉相当不错。
只要不需为金钱操心，她不在乎有没有工作。时间一久，她继续念书的欲望也逐渐减弱。如果一个人付出了时间、精力，背负了一身债务，所得到却是毫无价值的考试成绩和阿 Q 式的知识充足感，这又何必？ 此外，她也开始思考，除了拥有较高的薪资和较愉快的工作环境之外，人生应该还有更重要的事，果真如此，投入这个工业化资本主义的社会系统才显得有意义。
圣诞节前她带着莫娜到奥斯陆去找她姐姐，她们的父母在五年前双双死于汽车事故，姐姐是她唯一的近亲。父母去世之后，到姐姐家过圣诞节变成她们的一个传统。为了筹到买票的钱，她把父母的结婚戒指和她继承来的珠宝拿去当掉。她留在奥斯陆两个星期，过新年回到斯德哥尔摩时，她胖了六磅，而且感受到很久没有过的快乐。
一九七一年二月，莫妮塔庆祝她的二十五岁生日。这时彼得已经离开她一年了，莫妮塔觉得这一年中自己的改变比整个结婚时期还要多。她变得成熟了，发现自己新的一面，这些是正面的影响。但她也变得比较冷酷、比较认命，生活过得比较清苦，这些则是负面的影响。最重要的是，她变得非常孤单。
独自扶养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几乎占去她所有的时间。她们又是住在市郊，每一户人家都离得非常远，每个人习惯躲在自己建立的围墙中保护隐私，她根本没有机会冲破这种孤独。
渐渐地，她和从前的朋友及认识的人逐渐疏离，他们也不再出现。她不希望把女儿独自留在家里，所以很少出门，何况没有钱也不能有什么娱乐。刚离婚的那段期间，还有一些朋友会来看她，但是到荷卡兰街路途遥远，他们不久就懒得跑了，加上她时常打扮得很邋遢又很沮丧，可能这些形象太过阴郁，把她的朋友都吓跑了。
她常常和女儿走很长一段路到图书馆，抱回许多书。莫娜睡觉之后的那段沉默、孤独的时间，只有书本陪伴着她。她的电话很少，她也没有打电话的对象，当电话线路因为没有付费在客厅和厨房之间无目的地游荡，这时她觉得自己快要发疯了，仿佛她稍微一放手，她心中的那道堤防就会崩溃，疯狂的情绪便趁虚而人。
她时常想要自杀，许多次她感到无比绝望和焦虑，只是想到她的孩子，她才没有了结自己的这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