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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某毕竟是吴某,号称村里第一泼妇,当然不是浪得虚名。她看我只是铁青着脸面,站在她的面前没什么举动,于是继续撒泼。这次她将矛头对准了我。吴某在我面前张牙舞爪,口中不三不四地说:“干什么呀?我怕你呀?你这个街上混不下去的臭痞子,你还想打我是不?”
我母亲见状赶紧拖住了我,将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大勇,这儿没你什么事,你可不能打她,否则这事就闹得大了,到时连你爸都下不了台。”
我当然明白这个道理,知道这种事的水深水浅。可吴某不这么想,她见我母亲将我拉开就更来劲了,赶紧追了过来,顺势用头往我怀里撞,口中嚷嚷:“你打呀,有种你就打死我!你不打就是畜生!”
我知道她这是耍无赖,赶紧一侧身避开她的身体。我想,只要我的身体不接触到她的身体,她就没理由讹我出手打过她。这吴某以为我这个大男人不会怕她,更不可能避开她的身体,所以就使尽了全身力气来撞我。她以为撞我撞得越狠就越有理由讹我打过她,没想到,这力道让她直愣愣扑在了石墩上。在我们老家,家家门口都摆有石墩,有的上面还搭着厚木板供人休息时坐着闲聊。
我母亲没看清楚是我推的吴某,还是吴某自己撞上石墩的,所以她吓坏了,赶紧上前扶起了吴某。
我看到的吴某满脸是血,也不知那血是打鼻子出来的,还是脸上的皮肤破了流出来的,总之,血流得挺多的。我心里还在发笑,并没有意识到事情的严重性。
吴某本想以一抵二赚个赢头,这下赔了夫人又折兵,损失大了。如果就这么自认倒霉那她就不是吴泼妇了,所以吴某推开了我的母亲,大喊大叫:“痞子打人了!痞子打人了!”边喊边冲向我,并且想揪着我不放。我当然不会上她的当,转身一次次避开她的身体。母亲见情形不对,朝我喊:“大勇,你快跑!跑得远远的!”
我听从了母亲的话,撒腿跑开了。
其实这一跑就更坏事了,吴某跟在我后面锲而不舍地追着。这下可真惨,直接上升为一场全村人看的大戏了。全村人都看见了,我脸面丢尽不说,还落下了出手打女人的坏名声。
事后想想,那天我要是不跑也不行,我立在原地与吴某也纠缠不清,推推搡搡中难免有身体碰撞。我一跑吧,身体碰撞是没了,但村里人都认定我打了人,否则跑什么,这不是心虚又是什么?说什么话的都有,什么仗着老子是村长啊,仗着自己在城里混过呀…要多难听就有多难听。
我相信那句话,“人倒霉时喝凉水也塞牙缝!”
真是搞不懂,我又没得罪过他们,干吗个个都要羞辱我?!难道他们都像是五四时期的愤青?都像仇恨军阀一样地仇恨我?我想不是吧。说到底还是人云亦云、以讹传讹,真是太恐怖了。
吴某追不着我,急得在村子里打转。有好心的村民就给吴某出主意了,让她去镇上的派出所告我,保准能让我坐牢。这吴某一听是呀,怎么就没想到呢。于是,吴某就跑了几里路到了镇子上。到了派出所,吴某脸上的血没擦,她心里明白这是我的罪证,不能毁掉。
派出所民警看见吴某满脸是血,就完全相信了她的一面之词,当场认定我是出手打过人了。于是,两个民警就先把吴某带到了镇卫生院就医。就完医,两民警又跟着吴某到了村子里找我。尽管我父亲是村长,与民警都很熟;尽管我并没有出手打人,也不可能承认自己出手打人,民警还是将我带走了,扣押在派出所里。因为所有的证据都证明不了我没打人,包括我母亲支支吾吾含糊不清的证词。母亲毕竟是不识字的乡下人,在这种大事面前显出了农妇本真的一面,这我能理解。
气急败坏的是我父亲,不管我打没打人他都气得不行。综合以前我所有的“作为”,父亲宁愿相信他这个不争气、坏了胚的儿子出手打了人。后来听我母亲说,当天夜里,父亲没吃晚饭,也不让我母亲在他面前提及我,父亲不想再管我的事。如果说先前父亲对我还只是失望,那么这次父亲对我是彻底的绝望。
父亲虽然不想管我,但派出所要父亲插手我的事,因为镇卫生院还有医疗费挂在那儿没结,那可是民警担保的。碍于面子,父亲不能不把钱交给民警。交了钱,父亲当然又问了民警我的事儿到底如何处置。民警对我父亲说:“村长,这事儿也算不上大事,说到底可以拘留也可以算是民事纠纷…”父亲好像明白了民警的意思,他让我妈又拿了些钱出来买了两条烟。
当我父亲把两条烟送去给两个民警时,民警乐了。民警说:“老村长,你太乐观了,我们都这么熟还能要你两条烟?”父亲不解,于是问民警说那话是什么意思。民警说:“还能有什么事?就是罚点儿小款,也好向上面有个交代。”父亲这才明白过来,把烟退了之后,替我交了罚款。
经过这么一折腾,我在家实在是没法待下去了,我必须走,越快越好。
城里容不下我,生我养我的村庄也容不下我!
上帝在梦里对我说,自古华山一条道…背井离乡!
我不知道自己这次离家是逃难还是淘金,我随手带着掌中录音机,一遍遍地听张雨生的《我的未来不是梦》。我的未来不是梦,那又是什么?天知道!上帝在梦里没有告诉过我。
没想到自己就这么匆匆上路了,我更没想到再见父亲时,已是父亲病危时的临终守孝。
古话说“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也就是说人算不如天算。后来有个外国人米兰·昆德拉说了一句更经典的话,“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据说这句话不是米氏原创的,而是犹太人的格言。谁原创的我不去关心,也考究不了。我想表达的意思就是:即使我24小时不睡觉地去想,也赶不上环境的变化。我想好好学习完专业知识再出去,环境把我逼得立马背井离乡。
不管环境如何变化,我有一颗不死的心,那就是发财、再发财。我奇怪自己两年多来从下岗到打工再到离婚,经历了这么多磨难却还活着,我的潜意识里好像一直在同谁暗暗较着劲儿。同谁呢?可能就是这个社会吧。
真要出门了,母亲不舍,父亲不语,夜里母亲又塞给了我五百元钱,我接了。我在心里暗暗下决心,这次我一定要发财再回来。
我不止上千次地在无人的角落看着手上的刺青,那是我的无声誓言,我能做到吗?难!再难也要逼自己做到,除非我选择一条自杀的不归路或是成了疯子。
自杀我是不可能的,“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至始也。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而成为疯子,不是由我想就能成的,也不是由我不想就不成的。
出门的那天,我起得特别早,我赶的是第一班早车,目的是尽量避开村里人。我不想让他们问东问西,真心也好,假意也罢,我都麻木了。
进城之后,我原本还想见见金子的,但我走到她单位门口时又退缩了。我没那个勇气去面对金子以及金子单位的人。
后来,我去超市买了一个玩具熊和一些零食给了我女儿。女儿看见我时很高兴,“爸爸、爸爸”叫个不停。女儿还小,她还不谙人事,她是我最亲的亲人,也是对我最没怨言的亲人。
我抱了抱女儿,没停留两分钟就走了,我怕自己会在岳母面前流露出可怜兮兮的样子来。原谅你的爸爸,女儿,你的爸爸不是一个好爸爸,但是以后会努力做一个好爸爸的。我用伪装出来的开心表情,告诉岳母我是出去挣钱、出去发财了,一定要叫金子等着我。
坐上大巴车时,我深情地望了一眼这座抛弃了我的小县城。我的感情相当复杂,怎么说呢,反正非常乱,像打翻了五味瓶。
第十四章 走!义乌发财去!
我又回到了义乌,但没有“我胡汉三又回来了”的那种兴奋感。我不能背着良心说我喜欢这里,我只是来这里圆个梦,为梦而来。来到这个说不上喜欢也说不上讨厌的城市,但愿能收获一个喜欢的梦回去。
我清楚自己短时间之内不会离开这里了,我不再是个匆匆的过客,下一站离我太远,远得我无能为力。我有孩子有父母,但我回不了家,我不能给所有的亲人添堵。
“既来之,则安之,好好干,兄弟!你是大有希望的。”我经常如此这般自言自语。
我去了红楼宾馆前的劳务市场,一天、两天、三天,没有结果。这次我不急,我不是从前那个急于工作、急于想拿工资回家的人了。我有了新的起点,一个高起点。早一天上班与晚几天上班,对我而言已然不重要了。
一人吃饱,全家不饿。我急什么?
那时的义乌劳务市场只有一类人最吃香,不是手握文凭的人才,而是掌握一门技术的技工。每家工厂的情况大抵都相同:产品不愁销,管理能凑合不误生产就成,愁的就是技术做不出产品来。所有人的力量都使在了生产上,赶产量,抢客户,抢市场。凡是从广东那边来的技术工,在哪个行业都很抢手,有个七八成手艺在手的都是大师傅了,工资尽管开虎口,这个厂子不要,别的厂子抢着跑。
有人可能不相信我的话,以为我在胡扯,那我就举几个例子来。
浪莎集团的董事长翁荣金、总裁翁荣弟,早先就是从广东进袜子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还有新光集团的董事长周晓光,也是从广东进货到义乌市场上来批发。当时货是供不应求,为了满足客户的需求,1995年,周晓光创办了新光饰品公司;同年,翁氏三兄弟创办了浪莎针织有限公司。这只是义乌成百上千企业中的两个例子。
他们都回忆说,在广州进货的日子里,千里迢迢为了拿到预定的货,必须使出吃奶的劲儿挤上南下的火车,可见当时货源的紧张。他们都在经销时期建立起了自己的全国性批发网络。接下来,水到渠成,自己办厂,依托义乌小商品市场把产品销出去。
义乌后来稍有规模的企业如雨后春笋,都是在这前后纷纷上马,或大或小,真枪实弹干起来的。面对这么多新兴工厂,技术力量当然成了重中之重,而早于义乌开放的老大哥广东,无疑成了为义乌这个小弟源源不断地培养、输送技术人才的基地。
而我的尴尬是,我有张假文凭,但我没有技术,人家根本看不上我。我就如其他有文凭的人一样成了“鸡肋”,可有可无。那时有文凭的人都往上海、苏南跑。回到小旅馆后,我想了想,觉得这样不行,我得学学那些工厂,反客为主,主动出击。
我写了一份简历,大概意思有两条:一是我有国营企业主管的经验(当然是假的);二是我懂设计,如平面广告与包装设计(这点儿倒是真的,这是我的爱好,所有与美术有关的我都喜欢)。写完后,我又用毛笔工工整整地抄写了一份,我是当件书法作品来写的,目的当然是为了吸引工厂主的眼球,算是卖弄一下自己。这种卖弄很有必要,能更快地将自己推销出去。
我手上拿着这张纸在劳务市场来回走动,以吸引某些工厂主的注意。效果还是很明显的,果真有个与我年龄相仿的年轻人注意到了我。他看了看我手上的白纸黑字,问我:“你懂包装设计?”
我点点头,表示他说得对。
“你还懂工厂管理?”他又问,“大学毕业生?”
我又点了点头。
“说一下你的工资要求。”他也点了点头后说。
“一千二。”我脱口而出,这个数字在我大脑中已经存了有些日子,根本不用想。
“一千二高了点儿,一千如何?要是同意你就跟我走。”那人说话倒是很爽快。
“一千的话就不能扣伙食费了。”我在讨价还价。我觉得这是个机会,但也不能离自己要求的太远。
“行,跟我走吧,我车在那边。”他思索了一下说。
“我的行李还在百姓旅馆,麻烦你的车从前面绕一下,我取下行李可以不?”
“没问题。”
这个人就是我的新老板,真名就不提了,以免惹来不必要的麻烦,我就随便给他取个名字叫“付成”好了。
我的老板付成,一个初中都没念几天的人,办厂前还是个混子。其实这厂子也不是他办的,是他父亲办的。他父亲我们后来都习惯性称他“付老师”。
从称呼就可以看出,这是个老师,一名退休了的小学老师。
付老师生了一男一女,女儿倒是争气,上了中专,读的是财会专业,毕业后在市某行政部门上班。可这儿子就是个混混,整天不务正业。付老师看这样混下去不行,得替儿子搞个行当,否则到时媳妇都娶不上,于是就有了这个厂。
付老师说,办这个厂子自己吃了不少苦。当初什么也不懂,看别人做小玩具他也跟着做。自己不懂就到处找,从别的厂子挖来个懂技术的师傅,带着几个工人做。那时的产品太好卖了,供不应求,根本不愁卖不出去,就是愁做不出来。
付老师这样轻松地描述说:白天从市场上买回材料,一晚上就让工人赶出来,第二天早上送到市场上给摊主,然后又买材料回来做,全是现钱。本加利,资金积累得很快,工人很快由五个变成十个,由十个变成五十个,头一年就赚了五十来万;第二年就更厉害了,赚了三百来万;第三年,也就是我去的那年,就已经有了千万资产。机器设备也由最简单的切边、缝制等原始的变成注塑机。看过注塑机的人都知道,这种机器一台就要十万元左右。我去厂子里时,他们光注塑机就已经有二十几台了,后来还陆陆续续添了好多台。
当时,按这种规模,在义乌已经不算是小厂了,比那些手工作坊的工厂已经强很多。这付老师毕竟有文化,还比别人早行一步,注册了商标。
我进了厂子后被安排当付老师的助手,没有具体分工,一切行动听老头子安排,他让干什么就干什么,比如整理仓库呀,打扫厂子里卫生啊。后来我看这样下去不行,这简直就是把我当勤杂工使用嘛。我便想不能光听这老头子的,得自己给自己找活干。于是,我就给老头子讲大道理,照本宣科,讲企业的管理制度。
老头听我说得也对,就让我着手细拟每个车间的车间管理制度。这样我才抽身远离了勤杂工的活,整天坐在办公室里忙碌起来,从书上抄抄摘摘地整理各种制度,整理完后又用毛笔以蝇头小楷抄在大纸上,最后装在相框里挂到各个车间的墙上。
付老师看我整理出了各种各样的制度,又见我写得一手好字,一点儿都不怀疑我的大学生身份。我自打进厂以来,从来没有人问我要过毕业证书看,他们潜意识里对这个文凭根本不关心。他们只关心你好不好用,有无可用之处,好用就留,不好用就让你走。
其实这种事一点儿都不难理解。因为当时大多数义乌工厂老板,并不是把工厂当企业来办,而是当挣钱的一种营生手段,能挣多少算多少。就像那些乡下的手艺人,做完东西就拿到街市上去赶集,卖完回家再做,想法很简单。
对于我这么一个不能给他们带来直接经济效益的人来说,大多时候只是个摆设,代表厂里有这么一个大学毕业生在,也是一种文化需求。他们并不真的明白什么叫企业文化,什么又叫企业管理,更多的精力全放在车间师傅身上,每天产量是多少,每个产品工价是多少,产品如何仿造得更好…诸如此类很实际的问题。现在想想,我觉得他们当初做得很对,抓住了最核心的东西,才能以最大的能量最快的速度产生效益。
当然,这是指二〇〇〇年前的义乌工厂,二〇〇〇年后,工厂主们也见多识广了,开始陆续思索工厂与企业的经营、管理模式以及企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付成与我倒是还有些投缘,他说他招我来是让我设计包装的,也没考虑厂子里每月的包装设计就那么几次,好在我还能搞搞管理制度。
付成第一次让我设计内盒包装时,我与他还吵了一次架。可能就是那次的争吵让付成觉得我还像个爷们吧,与一般的打工者不同,所以从那以后他也没把我当成打工仔看待了,我们的关系越处越好。
那时的包装设计是手工画的,画完后交给纸盒厂,再由纸盒厂拿到印刷厂去做图印刷。
我参照厂里以前的包装画完后就交给付成,他便拿到纸盒厂去了。傍晚的时候,付成打电话回来朝我大喊大叫,问我纸盒上的那几个英文是什么意思,我说是“义乌制造”。付成就怒了,大骂说:“你懂个屁啊,还义乌制造,你想搞什么你?”
我已经不是一年前的那个我了,已经没有后顾之忧,已经放下一切,胆大妄为了,所以我也朝他吼:“不是‘义乌制造’难道还是‘上海制造’?”
付成见我这样不肯认错还与他顶嘴,就更火了,当时就在电话中让我第二天滚蛋!
后来我才知道,那句英文正确的写法是“中国制造”。当时的我哪儿知道这个。
第二天,我没上班,睡到早上九点多才起床。我准备等付老师来上班时我去讨讨工资,讨多少算多少,然后自己收拾行李准备走人。没想到,付成差人来叫我了,说是中午有个外贸公司的客人要过来,让我去陪一下,他有事必须立马外出。就这样,我没被开除,留了下来。
付成有次看到了我手腕上的刺青,他问:“大学生也可以刺这个?”我以为他看出了我是假冒的大学生,于是脸一红不知说什么好。没想到接下来付成说:“太难看了,你们读书人弄这个不行,没我的好看。”说完付成脱去上衣,露出他手臂上的刺青来,是只张着血盆大口的老虎,很有气势。
我连忙说:“不错!不错!”一方面我是拍马屁,另一方面确实也不错,画工与刺工都很到位。正在看时,付老师走了过来,付成赶紧穿上衣服拍了拍我的肩膀走了。
再后来,付成带我去他一个朋友那里,让我重新刺一个。我没同意,我都后悔自己手腕上这个刺青了,怎么会再刺。在十年前的中国,刺青简直就是“流氓”与“阿飞”的形象标贴,我骨子里没有当流氓的想法,所以对手腕上的刺青一直很后悔。
发第一个月工资时,我买了一只BP机,买完后赶紧给家里写了一封信,告诉父母双亲我的BP机号码,让他们有事呼我。令我没想到的是,不久之后,村里居然通上了电话。父亲是村长,两个孩子又出门在外,所以父亲没加考虑就带头装了一部电话机。
虽说在厂子里我的工资没有师傅高,但已经高出普工一截,而且天天没有什么正事可干,要么在办公室看报纸,要么去车间瞎转,全厂就我一个闲人,也没人管我。
我想,可能真是把我当做大学生,当个储备人才。即使这样,我还是不能满足,因为我想要的是发财,不是安稳地活着。我算了算,我这么干下去一年也攒不到几个钱,要与金子复婚还是很困难的事儿。所以,我就有了新的想法,一直在寻找新的机会。当时我还是不清楚自己到底靠什么机遇来发财,只是想发财,想碰到机遇发财。现在想想,当时的想法太不成熟了。
人可怕与可贵之处都是“有想法”。有了想法就能做出各种各样出格或是出人头地的事情来,有想法总能遇到一些不是机会的机会,放纵自己跃跃欲试。这一天,不久之后就来到了我的身边。
第十五章 典当行真能搞到钱?
世界很大,世界也很小。
一天我与司机送货去市场时居然遇上了老五,我的老乡,与我同住一条巷子。老五兄弟五个,除了老大是一个老实的下岗工人,其他兄弟四个全是混子,一个带一个,跟班上。这兄弟几个不光在我们老家那条巷子里,就是在我们县城也是鼎鼎有名。老五虽说是最小的一个,入道最晚的一个,但却是头脑最好用的一个,还是在老家没有进过“宫”的一个。
因为住在同一个巷子里,平时进进出出的彼此都很面熟,只是道不同不相为谋很少打招呼,充其量就那么为数很少的几次相互间笑笑。但这次遇见是在异乡、在义乌,情况就不同了。无论老五在老家混得如何火,也无论我在老家混得如何背,老五都很友好地与我攀谈起来。我当然也乐意,有个说家乡话的人温习一下母语不是坏事。
“兄弟,你也在这混啊?”老五递给我一根烟说。
“是呀,来好几个月了。”我接过烟,掏出打火机给老五点着。
“混得如何呀?一月能捞几个钱?”
“还行吧,有一千多。”我说这话时语气挺响亮,想在这个混子面前长点儿脸,也让他瞧得起些。我心想,就他一个混子,在老家都没一技之长,出门在外除了干普工还能干啥?普工哪有我这么高的工资?
“多少?”老五的声音也很响。
“一千多!”我错误地以为老五是吃惊我的工资高,所以声音更响了。
“才一千多?那混个屁啊,你还有钱寄回家给金子?”没想到老五说了这么一句。
“听五哥的口气,你是在义乌发大财了?”这下吃惊的是我了。
“算不上发财吧,一个月也就那么三五千块钱。”老五深吸了一口烟说。
“什么行当这么搞钱啊?也不关照老乡一把。”
“典当行。”
“典当行?”我不解地问。在我的印象中,典当是古代的行当,最晚也得解放前吧,现在还有这行当?
“你读了那么多书,一个大学生,典当都不懂?”老五问。老五看我戴副眼镜,一直以为我是大学毕业分配在城里的。
“这个还真不懂,要不你给我慢慢讲讲,我中午请你吃饭。”我说。因为我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难道就是我等待的机会?
“今天不行呀,我在等人。”
“等谁?”
“等这家店的老板。”老五用手指了指不远处的一家店面。
“那你什么时候会有时间?”我穷追不舍。
“过几天我可能还来义乌,到时再说吧。”
“什么过几天还来义乌?你不是在义乌啊。”
“不是,我在永康。”老五扔掉了烟屁股说。
“永康我知道,不远,要不你再来义乌时呼我吧。”
“行,你有手机吗?”
“没有,我哪儿有钱买手机,就算买得起,也用不起啊,但我有BP机。”
“那也行,把BP机号给我。”
我把BP机号给了老五,老五就被另外两个我不认识的小伙子拉到一边去了。我见状也只能离开市场回厂里。
老五走了,把一个大大的问号留给了我。典当行能搞钱?这到底是什么行当?凭他老五都能干出一个行当来,为什么我就不能呢?不行,我得联系上他。可是我忘了问老五的联系方式,看来只能等他找我了。
过了两天,我与付成一道外出。坐在车子里,我问了付成什么是“典当行”,付成说就是高利贷。
高利贷我当然知道,港匪片中没少见,可这是在大陆啊,政府允许这么干?我问了付成,付成说他也不知道,反正有好多人借这个做生意,短期资金周转。
听付成这么一解释,我心想完了,我哪儿有钱做这个,还是别想算了,太遥不可及了。但我还是不解,他老五哪儿来这么多钱?我仔细地想了想,十有八九不是他开的,他最多就是一讨债的小头目。
幻想的起缘与破灭都来得很突然。书旗小说网,http://www.bookqi.com/
我算死了跟在老五后面混的这条心,这碗饭不是我吃的。心是死了,可是少了一个机会,还是感觉到有点儿可惜。我对自己说,慢慢再找,机会还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