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三晚上，风特别大，海浪汹涌，卷来了大量海藻和垃圾。前天上午，市政卫生部门派了人去清洁海滩。”
他望向孩子们，目光闪烁模糊。喝了一口咖啡后，他继续说道：
“在拉萨里海滩，一名市政工作人员发现了一个黄麻布小口袋，是风浪卷到岸上的。你猜猜看，里面装的是什么……。”
我摇摇头，完全摸不着头脑。
“袋子里装的是我爸的手表，他所有的收藏。”
我马上明白了这个发现意味着什么。那些马其顿劫匪和弗朗西斯的死没有任何关系。他遭遇的不是入室抢劫。为了掩盖罪行，凶手巧妙地利用了当时的入室盗窃风波。他之所以拿走了手表，就是为了伪装成抢劫案件。随后，他又处理了“赃物”，以防留下证据或遭遇突击搜查。
我和马克西姆交换了眼神，随后同时把视线转向了两个小姑娘。我的身体瞬间冻结成冰。从此，危险无处不在。我们身后，始终尾随着一个一心复仇的敌人。那人并非如我最初所想的那样，仅仅是为了敲诈勒索或制造恐慌。
那是个凶犯。
是个走上战争之路的杀手，执行着无情的复仇计划。
* * *
[1] 朋友之间的叫法，把“拉斐尔”缩短成“拉法”。
[2] 法国知名歌手。
[3] 有“法国猫王”之称的摇滚歌手。
[4] 原文为葡萄牙语。
与众不同的男生
我发动了母亲的汽车，敞开车篷，在灌木丛和蓝天间，驾车向内陆地区驶去。微风徐徐，景色如诗如画，和我内心汹涌的苦痛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更确切地说，此时的我，很焦虑，却又异常兴奋。其实，我心生希望，即便目前我还不敢承认。在今天下午的几小时里，我真真切切地感知到，雯卡没有死，我就快找到她了。如果真能如此，我的生活会一下子找到意义，变得不再沉重；如果真能如此，我心中的负罪感将永远消散。
在那几小时里，我认为自己就要赌赢了——我不仅即将发现雯卡·罗克维尔事件的真相，还将幸福、活力满满地走出这场探寻。是的，我真的以为，我将带着雯卡冲出神秘牢笼的禁锢，而她，也将把我从忧伤和逝去的青春中解救出来。
一开始，我马不停蹄地寻觅着雯卡；后来，年复一年，我开始等待，等待她来找我。然而，我从未放弃过，因为我有一张别人不知道的底牌。那是另一段回忆。并非什么确凿的证据，而是内心深处的一种笃定。这种笃定，如若出现在陪审团中，可以毁掉一个生命，或者给予它绽放的希望。
那是几年前的事了。二〇一〇年，在圣诞节和元旦之间，纽约遭遇了百年不遇的暴雪，城市陷入了瘫痪状态。机场关闭，航班取消，曼哈顿被冰雪覆盖了整整三天。十二月二十八日，暴雪终结，阳光灿烂，照耀全城。接近正午时分，我走出公寓，去华盛顿广场附近遛弯。公园门口的小径是象棋棋友聚集的地方。我心血来潮，打算和谢尔盖下一盘棋。谢尔盖是个俄罗斯老头，我们碰见过几次。在二十美元一局的棋局里，他总是在最后关头赢了我。我在一张石桌前坐下，决定一雪前耻。
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情景。我有步好棋可走——用我的马吃掉对方的象。当我从棋盘上拿起棋子时，视线也随之抬起。陡然间，我的心脏一阵剧痛。
雯卡就在那儿，在小径的尽头，在离我十五米远的地方。
她坐在一张长椅上，埋头读着一本书，双腿交叉，手里拿着一个纸杯。光彩照人。比高中时代更阳光、更甜美。她身穿浅色牛仔裤，芥末色麂皮外套，围着一条大围巾。虽戴了一顶毛线帽，我却可以感知到，她的头发比原来短了，也没了红棕色的光。我揉了揉眼睛。她手里拿的书，是我的。就在我想要开口叫她时，她抬起了头。那一瞬，我们的目光交汇在一起……
“喂，你他妈的到底还下不下棋啊！”谢尔盖质问我说。
几秒钟的工夫，我就看不到雯卡了，那会儿公园里正好来了一群中国人。我站起身，穿过人群，跑过去找她，可当我跑到长椅旁时，雯卡已经不见了。
这段回忆究竟是否可信？我看到的不过是瞬间的一幕，这一点我承认。由于害怕那画面越来越模糊，我在脑海里一遍又一遍地重温它，直到将它定格成永远。它能让我的内心获得平静，我再也离不开它了，即便我知道它是那般脆弱。所有的回忆都有虚构和重建的成分，而这段记忆却因为太美而显得那么不真实。
一年年过去，我开始怀疑那画面的真实性。也许，是我在胡思乱想吧。然而，如今，这段回忆却重新具有了特别的意义。我再次想到了《尼斯早报》前主编克劳德·安热万对我说的那段话：“所有人都没查到点子上。说白了，我甚至认为大家都搞错了调查方向。从一开始我们就没抓住重点……”
安热万说得没错。然而，事情正在发生变化。真相离我们越来越近了。也许我正在被人追杀，但这并不令我恐惧。因为，是那个杀手让我再次靠近了雯卡。是他，给了我机会……
然而，独自一人，我是无法战胜他的。为了破解雯卡·罗克维尔的失踪之谜，我需要重新回到记忆里，探访曾经的我，那个与众不同的高中男生。那个男孩，积极勇敢，心灵纯粹，还有着些许优雅。我知道，我不可能让他复活，但他从未真正消失。即便是在生命中最灰暗的时刻，他仍然留存在我的身体里。一个微笑、一句话语、一抹灵光，时而闪现而出，提醒我不要忘却曾经的自己。
现在，我确信，只有他能够揭开真相。因为，在找寻雯卡的路上，我尤其需要拷问的人，正是我自己。
第11章 在她的微笑背后
摄影中不存在不确定，所以每张照片都是确定的，却没有任何一张照片是真实的。
——理查德·阿维顿，美国摄影家
伊夫·达拉纳格拉住在比奥高地的一座大别墅里。造访前，我给他打了个电话，号码是克劳德·安热万给我的。我运气不错。首先，他六个月以来一直住在洛杉矶，最近刚刚回到蔚蓝海岸；其次，他完全知道我是谁。他的两个女儿、我的高中校友弗洛朗丝和奥利维娅——我对她们的记忆虽然模糊，但绝对真实——读过我的小说，还很欣赏我。于是，他主动邀请我去见他，就在他位于维涅阿斯路的别墅兼工作室里。
“你会大吃一惊的”，安热万这样提醒过我。通过查阅达拉纳格拉的个人网站、他的维基百科页面还有网上关于他的文章，我了解到他已经是摄影界的知名人士了。他的个人经历非常奇特。四十五岁前，达拉纳格拉都在家里扮演着慈父的角色。他曾是尼斯一家中小型企业的监察员，二十年来只和卡特琳一个女人结过婚，有两个孩子。一九九五年，母亲的去世让他顿悟，自此开启了全新的人生。达拉纳格拉离了婚，辞了职，前往纽约放飞自我，投身到了自己最爱的行业——摄影中。
几年后，他在《解放报》最后一版上向读者坦言，在那段时间，他选择直面自己的同性恋倾向。让他一举成名的是一组裸体照，照片高调地模仿了摄影师伊文·潘和赫尔穆特·纽顿的摄影美学。之后，经过时光的洗礼，他的作品渐渐具有了个人风格。从此，他开始拍摄传统美学并不认可的人体形象：超重或身材矮小的女人、皮肤烧伤或截肢的模特、正在接受化疗的病患。达拉纳格拉成功地升华了这些特殊肢体。我一开始还持怀疑态度，如今却讶异于他的作品所展现出的力量。那些照片，既无败笔，也不扭曲。它们并非为身体多元化高唱赞歌的政治宣传，而是弗拉芒克[1]传统画风的锋芒再现。在精细的手法、创造性的背景，以及光的运用下，这些照片像极了经典的油画作品，把你带入一个美、欢喜、快感和愉悦相互交融的世界。
我开着车在小路上缓缓前行，道路两边是橄榄树和矮石墙。每块高地都通向更为狭窄的道路，道路前方是成群的住宅——翻新过的老庄园、现代化的房子，还有建于七十年代的普罗旺斯别墅群。驶过一处形如发卡的弯道，枝干粗壮、树叶婆娑的橄榄树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一大片棕榈林，仿佛把马拉喀什[2]搬到了普罗旺斯。伊夫·达拉纳格拉已经给了我大门密码。我把车停在铸铁大门前，沿着布满棕榈树的小路向别墅走去。
突然，一个黑影狂吠着朝我扑来。是一只安纳托利亚牧羊犬，个头非常大。我怕狗。六岁那年，在给一个小伙伴庆祝生日时，他家的法国狼犬突然蹿到了我身上，无缘无故地咬了我的脸，让我险些瞎了一只眼睛。它留给我的不仅是鼻子上方的一个疤痕，还有对犬科动物深刻且无边的恐惧。
“安静，于利斯！”
在巨型牧羊犬身后，别墅的保安出现了。那是个手臂健壮的小个子男人，身穿海魂衫，头戴大力水手鸭舌帽，胳膊的长短似乎和身体不成比例。
“别这么凶！”他抬高了声调说。
短毛、大头、身高八十厘米的安纳托利亚牧羊犬对我怒目而视，让我不敢向前多迈一步。它大概已经感受到了我的恐惧。
“我来见达拉纳格拉先生！”我对保安解释道，“是他把大门密码给我的。”
男人丝毫没有怀疑我，但“于利斯”却已咬住了我的裤脚。我忍不住大叫了一声，保安不得不徒手和狗厮打起来，试图让它松开我。
“松开，于利斯！”
“大力水手”很恼火，向我连声道歉，说：
“我不知道它这是怎么了。它平常温驯得像只毛绒狗熊。可能是因为您身上的某种气味吧。”
恐惧的气味。我一边想，一边继续向前走。
摄影师为自己建造了一座别致的房子——用半透明的大块混凝土铸造而成的L形加州别墅。泳池里池水满溢，从那里向远处望去，小村庄和比奥山丘美不胜收。半开着的观景窗里传来一段歌剧二重唱，是理查德·施特劳斯的《玫瑰骑士》第二幕中最有名的唱段。奇怪的是，房子没有门铃。我敲了门，可没人应声。音乐声太大了。我像大部分南方人那样，绕过花园，向着乐声的源头走去。
达拉纳格拉透过玻璃看见了我，他挥了一下手，示意我从一扇大落地窗进入房间。
摄影师刚刚结束了一组拍摄。这座LOFT格局[3]的大房子已被彻底改装成了摄影工作室。镜头后，一个金发胖美人正在穿衣服。艺术家借用西班牙画家戈雅的名作《裸体的玛哈》的造型——我通过现场的布景如是推断——把她的美定格成了永恒。我确实在哪里读到过，达拉纳格拉眼下正痴迷于用肥胖的模特重拍大师名作。
布景略显俗艳，但不污秽：丝绒绿的长沙发、柔软的抱枕、锯齿花边的薄纱，还有朦胧轻飘的床单，让人联想到了浴缸里的泡沫。
我一进门，达拉纳格拉就对我以“你”相称了：
“嘿！托马斯？快来！[4]进来吧，我们拍完了！”
他长得有点像耶稣基督。如果要拿某幅名画做比较的话，他酷似阿尔布雷特·丢勒的自画像——垂到肩头的鬈发、瘦削有型的脸、精心修剪的短胡子、眼圈发黑、目光专注。从衣着打扮来看，则完全是另一种风格了——刺绣牛仔裤、流苏狩猎马甲、长及脚踝的牛仔靴。
“你在电话里跟我说的事，我一点也没听懂。我昨晚才从洛杉矶回来，时差完全没有倒过来。”
他邀请我坐在一张原木大桌旁，和模特道了别。望着贴得到处都是的照片，我突然意识到，达拉纳格拉的作品里从没出现过男人。他们被从版图上划去，彻底让位于女人，让后者在一个没有男性（邪恶）的世界里自由发展。
摄影师走到我身边，先说起了他的两个女儿，然后是一名女演员，那演员曾出演过一部我的小说改编的电影，也曾走进他的摄影镜头。当再也找不出类似的话题时，他问道：
“说吧，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是我拍的这张照片。当然！[5]”达拉纳格拉肯定地说。
看到他很愿意帮助我，我便直奔主题，把皮亚内利那本书的封面拿给他看。他几乎是从我手里抢走了书，仔细瞧着那张照片，仿佛许多年没见了一般。
“那天是年级舞会，对吧？”
“是年末舞会，在一九九二年十二月中旬。”
他点了点头说：
“那时我是学校摄影俱乐部的负责人。当时在现场，我先给弗洛朗丝和奥利维娅速拍了几张，然后就投入工作中到处抓拍。不过，直到几星期后，我听到了大家谈论这个女生和老师私奔的事情，才开始整理那天拍的照片。这张照片是我拍的第一组中的一张。我拿着它去找了《尼斯早报》，他们马上就买下了它。”
“可是照片被裁剪过，不是吗？”
他眯起了眼睛。
“确实。你眼睛真尖。为了让构图更紧凑，我放大了照片，只留下了两个主角。”
“原版照片您还留着吗？”
“我把一九七四年后拍的胶片照片全让人做成了电子版的。”他说。
我本以为有希望了，可他却皱着眉说：
“所有照片都存在某个服务器上，或者用他们的话说是存在云端了。可我真不知道怎么把它们找出来。”
见我一阵慌乱，他让我用网络电话Skype联系他在洛杉矶的助手。他的电脑屏幕上出现了一个日本姑娘睡眼惺忪的脸：
“嘿，优子，能帮我个忙吗？”
她梳着松石蓝的长辫子，身穿洁白无瑕的衬衣，还系着一条学生领带，像是马上要去参加角色扮演大会的演员。
达拉纳格拉详细说明了他想找什么，优子说会尽快回复我们。
挂断Skype后，摄影师走到厨房的石质料理台后，抓出搅拌机，准备做点喝的。他将菠菜、香蕉块和可可奶放入一个玻璃碗中。三十秒后，他把暗绿色的奶昔倒进了两个大玻璃杯里。
“尝尝这个！”他边走向我边说，“对皮肤和胃特别好。”
“您家里没有威士忌吗？”
“抱歉，我从二十年前就不喝酒了。”
他喝了半杯饮料后又说起了雯卡：
“那个女孩根本用不着什么摄影高手给她拍照，”他一边说，一边把杯子放在电脑旁，“你只需要按下快门，等你冲洗照片时你就会发现，照片里的她比你看到的更美。我很少能遇到拥有那种气质的人。”
他的话让我很不高兴，就好像他拍过好多次雯卡似的。
“我就是拍过她很多次呀！”当我问起他时，他肯定地答道。
见我一头雾水，他给我讲了些我完全不知道的事。
“在失踪的两三个月前，雯卡曾找我给她拍照。我本以为她和我女儿的朋友们一样，是想当模特、拍本写真之类的。不过，后来她告诉我说，这些照片是拍给她男朋友看的。”
他拿起鼠标点了几下，打开了浏览器。
“我们拍了两组特别成功的照片，柔美，惊艳。”
“那些照片您都保存了？”
“没有，她找我拍照时要求我不要保存，我也就没再坚持。不过，奇怪的是，几星期前那些照片出现在网上了。”
他打开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女权学生团体“离经叛道的少女”的社交网站账号，把电脑屏幕转向我。在她们的主页上，姑娘们放上了达拉纳格拉刚刚跟我提到的照片，一共二十几张。
“她们是怎么弄到这些照片的？”
摄影师摊开双手无奈地说：
“由于存在版权问题，我的经纪人联系了她们。她们声称什么也没做，只不过通过匿名邮件收到了这些照片而已。”
我怀着些许悸动，细看着这些从未面世的照片。它们简直是对美的赞歌，尽显雯卡的魅力所在。雯卡没有哪里是完美的，但她所有的小小的不完美，集结起来就是一个优雅、平衡的整体，这就是雯卡不同寻常的美。正如那句老话所说的：全部并非部分的总和。
在她的微笑背后，在那张略显高冷的面具之下，我看见了当年未曾察觉到的痛楚。至少，那是一种安全感的缺失。日后，当我接触其他女人时，也时常会有这样的感受：美，也是一种精神历练，一种脆弱的权力。有时，我们并不清楚，自己到底是在行使这种权力，还是在为它饱受痛苦。
“之后，”达拉纳格拉接着说，“雯卡让我拍的东西就很落俗套，甚至几近色情。我没有答应，因为我觉得那是她男朋友的意思，她自己好像并不太想。”
“她男朋友？是谁？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吗？”
“我估计是。现在看来似乎很正常。可当时我还是挺担心的。我可不想掺和进去。尤其是……”
他顿了顿，欲言又止。
“尤其是什么？”
“这不太好说。当时的雯卡，前一天可能还光彩照人，第二天就消沉沮丧、萎靡不振了。我觉得她的状态非常不稳定。还有，她的另一个要求让我心凉了一大截：她让我悄悄跟着她，偷拍她和一个老男人的照片，用来敲诈勒索，这真的很不光彩……”
一声清脆的电邮通知音响起，打断了达拉纳格拉的话。
“呀！是优子！”他看了一眼电脑说。
达拉纳格拉点开邮件，查收了年末舞会的五十多张照片。他戴上半月形眼镜，很快就找到了雯卡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跳舞的那一张。
拉法看得没错，照片确实被裁剪过。没被放大的照片呈现出的是另一幅画面：雯卡没和克雷芒一起跳舞。她正在一边独自跳舞，一边望着另一个人。照片前景里的那个男人只有背影，轮廓模糊不清。
“妈的！”
“你到底在找什么？”
“您的照片在说谎。”
“和所有照片一样。”他心平气和地说。
“好啦，您就别拿话气我了。”
我从桌上拿起一支铅笔，指了指那个模糊的背影。
“我想知道这个男人是谁。他可能和雯卡的失踪有关。”
“那咱们看看其他照片吧。”他提议道。
我把椅子靠向电脑，贴在达拉纳格拉身边，和他一起查看一张又一张照片。他拍的主要是他的两个女儿，但在某些照片里，也能看到其他身影。这里有马克西姆，那里有范妮。还有我今天上午遇见的几个同学：埃里克·拉斐特、“雷吉斯是个白痴”、光鲜夺目的卡特琳娜·拉诺……就连我也出现在了其中一张照片上，即便我对那个舞会毫无印象。照片上的我有些拘束、目光游离，依旧穿着那件千年不变的天蓝色衬衫和学生西装外套。还有老师们，他们还是同样的“配置”。这边是几个抱团取暖的猥琐鬼：数学老师恩东，施虐狂，喜欢在黑板前虐待学生获得快感；物理老师莱曼，躁郁症患者；以及最邪恶的丰塔纳，维持不了课堂秩序，便在学期评估会上放阴招报复学生。另一边则是比较人性化的老师们：美丽的德维尔小姐，文学预科班的英美文学老师，因思辨敏捷而名声在外（她随便引用一句莎士比亚或爱比克泰德的名言，就能堵住任意一张臭嘴）；才华横溢的格拉夫先生，我曾经的良师益友，高一和高二教我法语的老师。
“妈的，照片都是从一个方向拍的！”看到最后一张照片时，我不禁恼火起来。
我知道，自己距离发现真相只有一步之遥了。
“是的，很气人。”达拉纳格拉一边说，一边喝完了他的饮料。
我没碰我的那杯，实在是无力饮下。房间里的光暗了下来。利于光线变换的半透明混凝土将这座房子变成了一个泡沫。在这个泡沫里，任何明暗的细微变化都能引起影像的反应，把轻飘飘的影子变成浮游的幽灵。
不管怎样，我还是对摄影师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在离开前，我让他把那些照片通过邮件发给我，他很快就这么做了。
“您知不知道，那天晚上除了您之外，还有没有其他人拍了照片？”我站在门口说。
“也许某些学生也拍了吧。”他随口答道，“不过那是数码相机出现之前了。在那个年代，胶片都要省着用。”
“在那个年代”……在大教堂一般的客厅里，在寂静无声中，这几个字久久回响，不绝于耳，给予他和我无情的一击：我们都老了。
我再次发动母亲的奔驰，漫无目的地行驶了几公里。这次探访并没有给我带来太多的收获。也许是我走错了路？可我得把这条线索探个究竟才行。我必须查出照片上的男人是谁。
我驶过比奥的高尔夫球场，来到布拉格环岛。我不打算走老村子那个方向了，转而直接驶上了考勒路。那条路通往索菲亚-昂蒂波利。一股力量召唤着我，正在把我带向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校园里有些幽灵，今天上午，我没能鼓起勇气直面它们，因为我始终不愿承认它们的存在。
路上，我又想起了在达拉纳格拉家看到的一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尤其令我心绪难平。那正是一个幽灵的照片：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我曾经的法语老师。我眨了眨眼。回忆涌起，令人伤怀。格拉夫先生曾指导我如何阅读，并鼓励我走上写作之路。他人很好，心思敏锐，慷慨大方。高高瘦瘦的他面容精致，甚至有些女性化，即便是在大夏天，也始终围着一条围巾。作为老师，他可以做出精妙的文学分析，却似乎总是有些心神无主，游离于现实世界之外。
二〇〇二年，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自杀了。距今已有十五年。我说过，“好人遭殃”，他又是个例证。遵循这条不公的法则，该死的命运之神无情压榨着脆弱的人们，而这些好人唯一的错误，就是始终在努力照顾他人的感受。有人说，只有承受苦难，才能得到命运之神的眷顾，我已经不知道这是谁的言论了，但这绝对是错的。命运之神往往就是个卑鄙邪恶的浑蛋，乐于毁掉弱者的生活，却让那些蠢货活得幸福长久。
格拉夫的死令我沮丧至极。在从他家的阳台跳下去之前，他给我写了一封感人至深的信；一星期后，我在纽约收到了那封信。这件事我从没对任何人说过。他告诉我，生活太过残酷，令他无所适从，他太过孤独，已精疲力竭。读书曾帮助他走过很多黑暗的时刻，但现如今，他却绝望地发现，就连书都没法解救他了。他略带羞涩地告诉我，一场刻骨的单恋伤透了他的心。在信的末尾，他祝我好运，还肯定地说，他从没有一刻怀疑过，我可以做到他没能做到的事：找到灵魂的伴侣，与其携手面对生活的风浪。然而，他对我的这般希冀不过是幻想而已。在一个个灰暗的日子里，我越发觉得，自己不是没有可能走上和他一样的路。
我强迫自己摆脱这些消极的念头，发现自己已经到了松林。这回，我没把车停在迪诺咖啡厅前，而是开到了校门口的保安值班室旁。看模样，现在的保安应该是帕维尔·法比安斯基的儿子。年轻人正在用手机看杰瑞·宋飞[6]的视频。由于没有门禁卡，我谎称自己是来帮忙准备校庆活动的。他没多问就给我打开了门栏，接着便继续看视频了。我驶进校园，冒着违规的风险，把车直接停在了阿格拉大楼对面的混凝土石板路上。
我走进大楼，从图书馆门口的闸机上跳过去，来到了主借阅室。好消息，泽莉不在。通过软木板上的一张小公告，我得知她一手负责的戏剧俱乐部会在每星期三和星期六的下午办活动。
在图书馆前台值班的，是一个戴眼镜的姑娘。她盘腿坐在办公椅上，完全沉浸在一本英文书里：查尔斯·布可夫斯基的《论写作》（On Writing）。她相貌温和，身穿娃娃领海魂衫、粗呢短裤、绣花裤袜，脚上是一双双色高帮皮鞋。
“您好，您是埃莉纳·布克曼的同事吗？”
她把目光从书上移开，微笑着抬头看向我。
直觉告诉我，我挺喜欢这个姑娘的：喜欢她一丝不苟的发髻，那发髻与她鼻孔里镶嵌的宝石形成强烈反差；喜欢她耳后的蔓藤文身，那花纹沿着她的脖颈向下延展，最终消失在她衬衫的衣领下；喜欢她用来喝茶的马克杯，杯子上印有“读书很性感”的字样。我很少对人产生这样的好感。这当然不是什么一见钟情，却能让我意识到，我对面的这个人是我这边的，而不是和敌人一伙的，也不是茫茫人海中与我没有任何共同语言的人。
“我叫波利娜·德拉图尔，”她自我介绍说，“您是新来的老师吗？”
“不是，我……”
“我在开玩笑啦，我知道您是谁。托马斯·德加莱。今天上午在栗树广场，所有人都看到您了。”
“我曾是这儿的学生，很久以前了，”我解释道，“说不定那会儿您还没出生呢。”
“您这话说得太夸张了。如果真想夸我年轻的话，您还得说得更狠些。”
波利娜·德拉图尔一边笑，一边把一绺头发顺到耳后，松开盘着的双腿站起身来。我明白自己为什么喜欢她了。她能把多种不同的特质集结在一起：性感迷人，却丝毫不矫揉造作；热爱生活，又透着一股浑然天成的优雅，让人觉得，不管她做了什么，都不会和庸俗沾边。
“您不是本地人，对吧？”
“本地人？”
“我是说南方人，蔚蓝海岸这一带。”
“不是，我是巴黎人，六个月前过来的，那会儿刚好有这个职位。”
“也许您可以帮到我，波利娜。我在这儿上学时，有一份名叫《南方信使》的校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