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查阅旧刊。”
“我给您拿过来。您想看哪年的？”
“一九九二到一九九三学年吧。如果您能帮我找到那个学年的年鉴就太棒了。”
“您是想查什么特别的信息吗？”
“关于一个老校友的信息：雯卡·罗克维尔。”
“哦，原来是雯卡·罗克维尔……在我们这儿，想不知道她都难。”
“您是指斯特凡纳·皮亚内利那本书吗？就是被泽莉禁掉的那本。”
“我是指那些我每天都能碰见的小公主，她们只不过读了《使女的故事》的前三章，就高举起女权主义的大旗了。”
“离经叛道的少女们……”
“她们试图利用雯卡的经历，把她塑造成一个具有代表性的人物，而实际上，可怜的雯卡·罗克维尔并非如此。”
波利娜·德拉图尔敲击着电脑键盘，查找着我想看的资料，随后在一张便签纸上记录下了相关索引号。
“您可以先找个地方坐下。我找到那些报纸就给您拿过去。”
我坐在了当年常坐的位置上：阅览室最里面的隐蔽角落，紧挨着窗子，窗外是一个方形小院，长满常春藤的温泉和铺石路面，显得这院子和校园的建筑风格格格不入。小院被一条粉红色长廊圈起，总会让我联想到修道院。唱上几曲圣歌，就能在这儿祈祷静修了。
我把从父母家找到的青绿色依斯柏背包放到桌上，拿出纸笔，就好像要开始写论文似的。这让我觉得很舒服。一旦身边布满书籍，沉浸在学习的氛围中，我整个人就会平静下来。我能真切地感受到，焦虑正在慢慢消退。这和安眠药一样有效，只不过携带起来没有药片方便而已。
阅览室的这个角落名头响亮——“文学陈列馆”，弥漫着融化的蜂蜡和蜡烛的味道，仍然保留着当年的魅力。我感觉自己仿佛置身于一座圣殿中。书架上，老旧的文学教科书落满灰尘。在我身后，是一张维达尔-白兰士版的老地图（我上学那会儿它就已经过时了），呈现着一九五〇年的世界版图，以及如今已然消失的国家：苏联、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南斯拉夫和捷克斯洛伐克等等。
普鲁斯特的玛德莱娜蛋糕效应正在发挥作用，记忆在一点点复活。就是在这里，我习惯了写作业、复习功课；也是在这里，我写下了自己的第一部 短篇小说。我一次又一次地想起父亲的话：“你生活在一个浪漫的文学世界里，而真正的生活并非如此。生活，如战争般残暴无情。”还有母亲对我的评价：“你没有朋友，托马斯。你唯一的朋友就是书。”
这的确是事实，而且我引以为傲。我一直认为，书可以拯救我，可我一生都能如此吗？或许不能吧。这难道不是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字里行间的言外之意吗？他难道不是在写信提醒我这一点吗？终有那么一天，书籍将他弃于荒野，令他即刻选择了死亡。为了查清雯卡·罗克维尔事件，难道我不该走出被书保护的世界，直面我父亲口中的灰暗与暴力，奋起抗争吗？
“走进战争……”内心深处有个声音轻声对我说。
“报纸和年鉴来啦！”
波利娜·德拉图尔的话语掷地有声，把我拉回到现实世界。
“我能问您一个问题吗？”她一边说，一边把一大摞《南方信使》放到桌上。
“您看起来并不像那种必须等到对方允许才开口的人。”
“您为什么从没写过雯卡·罗克维尔事件？”
不管我做什么、说什么都无济于事，人们总是把我和书扯到一起。“呃……因为我是写小说的，不是记者。”
她不依不饶道：
“您肯定明白我的意思。您为什么从没讲过雯卡的故事？”
“因为那个故事很伤感，而我呢，已经承受不起伤感了。”
不能再由着这姑娘继续问下去了。
“可这不正是小说家的特权吗？难道不对吗？写故事是为了逃避现实。并不是为了简单地修复现实，而是为了在自己的世界里战胜它。揣摩它，是为了更好地否认它。了解它，是为了用一个虚构的世界真真切切地替代它、对抗它。”
“这一番大道理是您总结出来的？”
“不，当然不是，说出这些话的人是您。被采访时，您经常这样说……可是，想在现实生活里施行还是挺难的，不是吗？”
面对这番金玉良言，我呆立在那儿；而她，则对我的反应扬扬得意。
* * *
[1] 法国野兽派画家。画风狂野、描绘笔触有力，色调对比强烈，画面线条有激奋不安之感。
[2] 摩洛哥西南部古都，马拉喀什省首府。此地虽处撒哈拉沙漠边缘，却是一座气质温和，林木葱郁的绿洲。
[3] 一种建筑风格，主要讲求高大和宽敞的空间，以及开放性和透明性。
[4] 原文为英文。
[5] 原文为英文。
[6] 美国著名喜剧演员，脱口秀演员。
第12章 发色火红的少女们
她发色红棕，身穿一条无袖连衣裙。……格雷诺耶凑到她身旁，深嗅着她纯净的香气，嗅向她的脖颈、她的头发，还有她裙裾的凹陷处……他从未感觉如此舒服。
——帕特里克·聚斯金德，德国作家
面对摊在桌上的《南方信使》，我赶紧找出一九九三年的一月刊，搜寻有关年末舞会的报道。我本来期望找到大量照片，但不幸的是，上面只有几张再现晚会氛围的官方图片，而且没有一张能帮我查出那个男人的身份。
虽然有些失望，但我仍继续翻阅着一期又一期的报纸，让自己重回当年。想要大致了解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初圣埃克苏佩里的校园生活，这张校报堪称宝藏。它报道并详细描述了学校所有的活动。我随手翻着报纸，浏览着当年发生在校园里的大事小情：校园冠军赛的比赛成绩、高一各班在旧金山的游学、电影俱乐部的排片表（希区柯克、卡索维茨和西德尼·波拉克）、校广播台的幕后故事、写作工作坊成员创作的优秀诗歌和文章等等。一九九二年春天，让-克里斯托夫·格拉夫曾让校报发表了我的短篇小说。同年九月，戏剧俱乐部公布了接下来一年的场次安排。在一部部经典剧作里，我看到了一部自由度很强的改编作品——可能是我母亲写的，当年她是戏剧俱乐部的负责人——改编自帕特里克·聚斯金德的小说《香水》。雯卡在里面扮演“玛莱区的姑娘”，范妮则扮演萝拉·里奇丝这个角色。两个女生都是红棕色头发，目光清亮，美得纯粹又摄人心魂；如果我没记错小说情节，她们都被让-巴普蒂斯特·格雷诺耶杀害了。关于这部剧的上演，以及它引起的反响，我没有任何印象。于是我翻开皮亚内利的书，想看看他是不是写到了这些。
书里完全没提及这部剧，可在浏览过程中，我突然翻到了相册集，看到了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写给雯卡的几封信的影印照。第一百次重读这些信，我仍全身战栗，在达拉纳格拉家感受到的失落再次袭来。那是一种贴近真相，又马上与它失之交臂的失落感。其实，我应该把信的内容和克雷芒本人联系起来，可内心深处却抗拒这样做。那是一种心理障碍，仿佛害怕“被压抑的记忆”重返我的意识中似的。问题来自我的负罪感，我确信悲剧是我造成的，如果我始终是那个与众不同的男生，就可以避免它的发生。然而，由于被痛苦和过激的爱蒙蔽了双眼，当年的我没能及时觉察到雯卡的反常。
出于一种本能，我拿起手机，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爸爸，你能帮我个忙吗？”
“说吧。”里夏尔低声咕哝道。
“我在厨房的桌子上放了些东西。”
“是啊，别提有多乱了！”他说。
“在那几摞纸里，有我以前的哲学课作业，你看见了吗？”
“没有。”
“爸爸，求你了，好好找下。或者，你让妈妈听电话也行。”
“她还没回来。好吧，等下，我把眼镜戴上。”
我跟他讲了需要做些什么：找出我的作业，用他的手机拍下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写的评语，再用短信发给我。本来只需要两分钟就能完成的事，他足足花了一刻钟，一切都得益于他人尽皆知的“和蔼可亲”。他有些暴躁，如是结束了我们的对话：
“你都四十岁了，除了研究高中那点事外就没别的好做了吗？你的人生总结起来，就是翻来倒去、整天地烦我们吗？”
“谢谢你，爸爸，一会儿见。”
我下载了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手写评语的照片，在手机上打开了它们。和某些自命不凡的作家一样，这位哲学老师也喜欢别人品读自己的文字；但我关注的不是他的思想内涵，而是他的笔迹。我放大照片，仔细观察着字迹里的笔画粗细。他的笔迹懒洋洋的，虽不是那种密密麻麻的小字，却很像医生开的处方，一字一词都要看上好久才能辨认出来。
随着对图片的认真观察，我感受到了心脏的剧烈跳动。我调出他写给雯卡的信，还有他在玛琳娜·茨维塔耶娃那本诗集上做的题记，和面前的笔迹做了对比。很快，我发现了一个无可辩驳的事实：虽然信件和题记的笔迹是相同的，但它们却和哲学作业上的评语笔迹完全不同。
我的心在狂跳。亚历克西斯·克雷芒不是雯卡的情人。还有另一个人，另一个亚历克西斯。也许就是照片里那个背影模糊的人，那个在众所周知的星期日早上和她一起离开的人。“我是被亚历克西斯强迫的。我没想和他上床。”雯卡的话没错，只是被我错误地解读了。二十五年来，所有人都错误地解读了这一切。就是因为一张被裁剪过的照片，还有学生们散播的谣言，我们就把雯卡和一个男人联系在了一起，而那个男人根本就不是她的情人。
我的耳朵嗡嗡作响。这个发现所造成的牵连和影响太多了，多得我无法将它们一一理清。第一点，也是最悲剧的一点：马克西姆和我杀死了一个无辜的人。当我击碎克雷芒的胸膛和膝盖时，我似乎听到了他的号叫。那时的情景，有如放电影一般清晰地呈现在我眼前。当被我的铁棍击打时，他脸上的表情是那般迷茫。“你这个变态，为什么要强奸她！”由于惊讶而变形的脸，掩盖了他的不解。他之所以没有辩解，是因为他根本没有听明白我在控诉他什么。当时，面对他的惊恐和讶异，我曾在脑海里听到一个声音。那呼唤促使我放下了武器。然而，紧接着，马克西姆就登场了。
我眼含泪水，把头埋进手里。由于我的错，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死了，不管我做什么都无法把他带回人间。我几近虚脱，呆坐了十几分钟后，大脑才再次运转起来。我开始分析自己对整个事件的误读。雯卡的确有个名叫亚历克西斯的情人。只不过，他不是我们的哲学老师。这有些令人难以置信，由于太过夸张而显得不够真实，但却是唯一合理的解释。
那又会是谁呢？我苦思冥想，终于模糊地记起了一个学生：亚历克西斯·斯特凡诺普洛斯，或者什么相近的名字。一个类似漫画人物的希腊富家子弟：他父亲有一艘游轮，一到假期，他就会邀请好友在基克拉泽斯乘船游玩。总之我从没去过。
我抓起波利娜·德拉图尔拿给我的一九九二至一九九三学年年鉴。这份资料效仿美国学校的做法，收录了当年所有在校师生的照片。我焦躁不安地翻阅着。由于人名是按字母顺序排列的，我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希腊家伙。亚历克西斯·安东诺普洛斯，一九七四年四月二十六日出生于塞萨洛尼基。照片里的他和我的记忆中的一模一样：半长的鬈发、短袖白衬衫、带盾形纹章的海魂毛衣。这张肖像照犹如导火索一般，点燃了我的记忆。
我记得，他是文科预科班为数不多的男生之一。他喜欢运动，是赛艇或者击剑赛的冠军。他喜欢研究古希腊文化，虽然不太聪明，却也能背诵萨福或泰奥克利特的诗句。身穿文化这层光鲜外衣的亚历克西斯·安东诺普洛斯，不过是个略显蠢笨的“拉丁情人”罢了。我真的很难相信，雯卡怎么会为了这个白痴饱受爱恋之苦。不过话说回来，我的身份好像不太适合探讨这个问题。
也许，出于某种不为我所知的原因，那个希腊小子真的在记恨我和马克西姆。我打开包找平板电脑，才想起来它被我扔在了租来的车上，现在那车还在母亲手里。于是，我只能靠手机查找信息。在《视角》杂志的官网上，我很快就找到了他的身影。那是一篇关于瑞典王子卡尔·菲利普婚礼的图片报道，发表于二〇一五年六月。安东诺普洛斯和他的第三任妻子都是这场婚礼上“为数不多的幸运受邀者”。一张张网页浏览下来，我模糊地勾勒出这样一个男人形象：上流社会的商人、慈善家，乘坐私人飞机往返于加利福尼亚和基克拉泽斯。据《名利场》官网所述，他几乎每年都会出席艾滋病研究基金会举办的盛大慈善晚宴。按照惯例，该晚宴的举办时间为戛纳电影节期间，地点是享誉盛名的伊登罗克（Eden-Roc）酒店，旨在为抵御艾滋病筹集研究资金。所以说，安东诺普洛斯的生活并没有脱离蔚蓝海岸，可我却找不出任何信息，能在我们和他之间建立起联系。
由于调查没有实质性进展，我决定换个方向。归根结底，我们的煎熬来自哪里？来自老体育馆拆除所带来的威胁。其实，它只是大工程的一小部分。这个盛大的工程将通过建造一座新的玻璃大楼、一个拥有奥运会标准泳池的超现代化体育馆和一片景观花园，使整座校园焕然一新。
这个项目计划早在二十五年前就已被提上日程，却始终没有付诸实施，因为校方未筹集到工程所需的巨额资金。据我所知，近几十年来，学校的募资方式发生了很大改变。一开始成立时，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完全是个私立学校，后来转变成了合资机构，在一定程度上被纳入了国家教育管理范畴，也接收了地方政府的拨款。然而近几年，一股叛逆之风席卷了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教育界的各类人士纷纷对自由产生了强烈的渴望，期望学校可以从官僚化的束缚中解放出来。奥朗德总统的大选加速了事态的发展。经过与政府部门的角逐，学校终于分离出来，重获了曾经的自由，但也因此失去了政府的资金支持。于是，校方上调了学费；但在我看来，要想实施如此大规模的工程，这点钱简直是杯水车薪。得以开展这样的项目，校方一定是收受了巨额的私人捐资。这让我想起了校长今早在奠基仪式上说过的话。她向“慷慨的赞助商们”表示感谢，声称是他们让“我们学校史上最宏大的工程”得以实现，却故意没说出资人的名字。这个线索有待深入挖掘。
我在网上什么都没找到，至少没有查到什么公开信息。也就是说，施工项目的资金来源完全是不透明的。想要有所进展，我别无选择，只能拉斯特凡纳·皮亚内利入伙。我给他发了一条短信，简要叙述了我的发现。为了让自己的话语更有分量，我还给他发了几张笔迹的照片：有亚历克西斯·克雷芒在我哲学作业上批注的评语，还有那个神秘男子写给雯卡的信和题记。
他马上就给我来电了。我不无担忧地接听了他的电话。皮亚内利是个完美的陪练伙伴，他能用充沛的精力唤起你思维的活力。然而，此时的我却如履薄冰。我既要把某些信息透露给他，同时又得提防这些信息不会有朝一日出卖我、马克西姆和范妮。
“妈的，这也太离谱了吧！”皮亚内利操着马赛口音说，“我们怎么可能搞错这个？”
他似乎必须得大声喊叫才能盖过摩纳哥赛道看台上的嘈杂人语。
“证词和谣言都是朝这个方向引导的。”我说，“安热万说得没错：所有人从一开始就受了蛊惑。”
我继续告诉他说，达拉纳格拉曾裁剪过那张照片，上面原本还有另一个男人。
“等下，你是说那个人也叫亚历克西斯？”
“没错。”
接下来是一段漫长的沉默，皮亚内利应该是在苦思冥想。在电话的另一头，我似乎听到了齿轮在他大脑里运转的声音。他花了一分多钟，和我想到了一起。
“圣埃克苏佩里还有个亚历克西斯，”他说，“是个希腊人。咱们经常嘲笑他，管他叫‘拉普洛斯’[1]，你还记得吗？”
“亚历克西斯·安东诺普洛斯。”
“对！”
“我想到他了，”我说，“可我觉得他应该不是我们要找的人。”
“为什么不是？”
“他就是个白痴。我觉得雯卡不会和这么个人在一起。”
“你这想法太武断了，不是吗？他有钱，长得又帅，十八岁的姑娘们约起会来才不会在乎你聪不聪明呢……你难道忘了吗？咱们那时候多不招人待见啊。”
我换了个话题。
“我想知道学校施工项目的资金来源，你有渠道查出来吗？”
电话里的嘈杂声突然不见了，皮亚内利似乎躲进了一个隔音的地方。
“几年来，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的运作管理都是美式的：天价学费；几个有钱的家长出资捐赠，好把自己的名字和教学楼、宿舍楼捆绑在一起。为了堵上大家的嘴，学校会拿出一丁点奖学金颁给那些贫困优等生。”
“但是，预期的工程得花上几百万欧元啊。校方是怎么筹到这么大笔钱的？”
“我估计他们借了一部分。现在的贷款利率很低，而且……”
“没有任何贷款可以达到这个数目，斯特凡纳。你不想摸透这个线索吗？”
见情势不妙，他试图避开这个话题。
“我看不出这和雯卡的失踪有什么关系。”
“求你了，查查吧。我只是想确认一件事。”
“如果你不告诉我是什么事，我查也是白查。”
“我想知道，有没有哪个个人或者哪家公司出了巨资，赞助学校建造新楼、游泳池和花园。”
“好吧，我安排个实习生查查看。”
“不，不要实习生！这件事既重要又棘手。你得找个有经验的人。”
“相信我，我要用的那个年轻人比松露猎犬还厉害。而且，他对圣埃克苏佩里没有那种特别的归属感。”
“所以是个有点像你的人……”
皮亚内利哼笑了一声，接着问我：
“你觉得这笔巨资背后的人是谁？”
“我完全不知道，斯特凡纳。既然聊到这儿了，我还有件事想问你。你对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死有什么看法？”
“我觉得这是件好事，地球上少了个浑蛋。”
他的恶语相向让我心里很不舒服。
“认真回答我，可以吗？”
“我们不是应该围绕雯卡展开调查吗？你这是在搞什么呀？”
“我会把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我保证。入室盗窃酿成悲剧的说法，你信吗？”
“那些手表被发现后，我就没法相信了。”
显然，皮亚内利已经知道那件事了。德布鲁因警长应该和他说过了。
“那又会是怎么回事呢？”
“我觉得就是私人报复。比安卡尔蒂尼简直是蔚蓝海岸的一颗毒瘤：唯利是图、大肆行贿，还和黑手党有扯不清的关系。”
我为弗朗西斯辩解道：
“你这分明是在胡扯。比安卡尔蒂尼和卡拉布里亚黑手党的关系纯属讹传。连德布鲁因法官都在这件事上碰了一鼻子灰。”
“说得正好，我跟伊万·德布鲁因很熟，看过他的一些文件。”
“法官向记者透露信息？我一直觉得这种事不错。这就是预审调查的内幕，真美好。”
“别扯远了，”他打断我，“但我想告诉你的是，弗朗西斯真的不干净。你知道那些光荣会[2]成员是怎么叫他的吗？惠而浦[3]！因为他是监管洗钱的头儿。”
“如果德布鲁因真拿到了确凿证据，弗朗西斯早就被定罪了。”
“哪有那么简单……”他叹了口气说，“总之，我看到了可疑的账目流水，很多钱款流到了美国，那正是光荣会近年来想要扎根的地方。”
我试图把对话引向另一个方向：
“马克西姆告诉我，自从他宣布从政以来，你就一直盯着他。你为什么要翻出他父亲的旧账？你很清楚，马克西姆是清白的，而且子女不该为父母的行为埋单。”
“说得轻巧！”皮亚内利反驳道，“马克西姆那漂亮的小生态公司，还有他的初创企业孵化器，你觉得都是拿什么钱办的？还有他的竞选，你认为资金是哪儿来的？都是那个混账弗朗西斯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赚的脏钱。他们从一开始就这么腐败，我的老兄。”
“所以，马克西姆就什么也不能做了？”
“别跟我装傻，艺术家。”
“斯特凡纳，你这类人身上有股我永远都喜欢不起来的劲儿：不依不饶、自以为是、热衷说教。简直是罗伯斯庇尔的公共安全委员会。”
“托马斯，你这类人身上也有股我永远都喜欢不起来的劲儿：糟心麻烦扭头就忘，从不对任何事产生负罪感。”
皮亚内利的口吻越来越恶毒。我们的对话现出了一条分界线，分界线两侧是两种完全不同的、在我看来无法和解的世界观。我真想回他句滚蛋，可我需要他。于是，我退下阵来：
“咱们回头再聊这个吧。”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要护着弗朗西斯。”
“因为我比你更了解他。关于他的死，如果你想知道更多的信息，我可以给你提供个渠道。”
“你可真会玩逆转！”
“《观察家》杂志社有个名叫安热莉克·吉巴尔的记者，你认识吗？”
“不认识，完全没听过。”
“她似乎搞到了警方的调查报告。我看到她文章里写，弗朗西斯在血泊中爬到了窗边，试图在玻璃上写出凶手的名字。”
“对，这篇报道我读过。荒谬的巴黎小报。”
“当然，如今虚假新闻泛滥，幸好还有《尼斯早报》这样的业界良心。”
“我知道你在开玩笑，但这话其实不无道理。”
“你就不能给安热莉克·吉巴尔打个电话，再多搜集点情报吗？”
“你以为我们记者间都是这样信息共享的？你和巴黎所有的作家都是好朋友吗？”
这家伙真是说急就急。词穷的我放了一记阴招：
“斯特凡纳，如果你真比巴黎的那些记者强，就证明给我看啊。想办法搞到警察的调查报告。”
“好大一个坑！你觉得我会上当吗？”
“我本以为你会。看来你不过是嘴上功夫厉害罢了。我之前还真不知道，面对巴黎圣日耳曼，马赛足球俱乐部竟然会怂。有你这样的支持者，我们好不了。”
“你胡说些什么呀？这都哪儿跟哪儿啊。”
他沉默了几秒钟后，欣然跳进了我给他挖的坑。
“我们当然比巴黎人厉害。”他恼火地说，“你那该死的调查报告，我会给你搞到的。我们虽然没卡塔尔[4]那么财大气粗，但是比他们聪明。”
我和他的对话渐渐变得融洽、舒适，最后超越了彼此间的差异，以双方共同的爱好画上了句号。一九九三年，马赛奥林匹克足球俱乐部给它的支持者们捧回了唯一一座真正的欧洲联赛奖杯，一座没人可以从我们身边夺走的奖杯。
我站起身，用阅览室最里面的咖啡机打了杯咖啡。一扇小门通向院子，以便读者去室外舒展双腿：这正是我在做的事。一到外面，我就把这场“漫步”向历史悠久的建筑群延展开去，走向了一间间哥特风格的红砖教室。
由于拥有某种特权，戏剧俱乐部一直占据着学校最黄金的位置。走到侧门时，我遇见了几个叽叽喳喳走下台阶的学生。现在是晚上六点，太阳开始下山了，学生们刚刚下课。我踏上通往一间小阶梯教室的楼梯，那里满是松柏和檀木香。阶梯教室里，舞台是空的，周围满是镶框的黑白照片——二十五年来，这里挂着的都是学校最优秀的演员的照片——和剧目海报：《仲夏夜之梦》《交换》《六个寻找剧作家的角色》等等。圣埃克苏佩里的戏剧俱乐部一直都是个精英团队，每每走进他们的地界，我都会觉得不自在。总之，这里近期肯定不会上演《一笼傻鸟》或《仙人掌花》[5]。戏剧俱乐部的章程明确规定，最多接收二十名学生。上学时，我并没有想过要成为其中的一员，即便是在我母亲和泽莉共同负责俱乐部期间。其实，安娜贝尔已经尽力了，她尽其所能地扩招学生，并试图改变其僵化的文化传统。但习惯总是难以打破的，况且，没人真的希望这座清高孤傲的高品质戏剧堡垒变成喜剧果酱剧组的模样。
突然，舞台后的一扇门开了，泽莉出现在台前，说她不太想看见我，这已经算是很委婉的表达了。
“托马斯，你跑这儿来干什么？”
我嗖的一下蹿上舞台，来到她面前。
“你的接待真的让我心里好温暖。”
她眼睛一眨不眨地看着我说：
“别好像在自己家里似的。那种时候早就过去了。”
“不管是在哪儿，我都从没有过家的感觉……”
“我都快被你说出眼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