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慢慢行驶在一条沥青小路上，前方是一片松树林和橄榄林。奥蕾莉亚庄园建造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之所以声名在外，是因为开发商们重建了一座巨大的地中海式花园，在园内种满了热带稀有树种。他们的大手笔在当年频频见报，还在庄园内开凿了一条穿流而过的人工河。
庄园里一共只有三十多座别墅，彼此的间距非常大。我记得《观察家》杂志的那篇文章提到过，弗朗西斯家的门牌号是27。那座别墅位于庄园的最高处，周围密林遍布。夜色中，棕榈树和大木兰的身影依稀可辨。我把车停在了铸铁大门前，大门两侧是繁茂的柏树篱。
走近门扇时，我听到了一声解锁声，大门自动在我面前敞开了。原来，我身上的钥匙是一把智能电子钥匙，可以进入这座别墅的任何地方。走在石板路上时，我被流水声吓了一跳。这声音不是从远处传来的，水流仿佛就在我脚下流淌一般。我打开室外的电灯开关：花园和所有露台同时亮了起来——我也是接下来在别墅里走来走去时才发现这一点的。类似于建筑师弗兰克·劳埃德·赖特沿瀑布而建的杰作，弗朗西斯的别墅是沿水道而建的。
这座现代化的建筑丝毫没有普罗旺斯和地中海的色彩，反倒有些许美国建筑风格。悬挑的二层小楼同时使用了多种建材：玻璃、浅色石头、钢筋混凝土，与周围的绿地和石丘高原完美地融为了一体。
我刚一靠近门口，电子锁就自动解开了。我担心会有警报响起。墙上确实装有一个盒子，但什么都没有发生。这里也一样，只要打开一个总开关，整座房子的灯会全部亮起。我按下那个按钮，眼前出现了高雅壮观的室内装潢。
一层是客厅、饭厅和开放式厨房。和日式建筑相仿，整个一层都是打通的，隔开各个生活空间的，不过是一扇扇开放式屏风，屏风由轻木制成，不会阻挡光线。
我在里面走了走，扫视着整个房间。弗朗西斯的单身别墅和我想象中的完全不同。宽大的白石壁炉、黄橡木的梁垛、线条柔和的胡桃木家具——一切都那么雅致，那么有温度。鸡尾酒吧台上，放着一瓶喝了一半的啤酒，说明最近有人来过。在科罗娜啤酒旁，有一盒烟和一个漆壳打火机，机身上是一幅日本版画。
马克西姆的芝宝打火机……
显然，和我在安娜贝尔家聊过之后，他来了这里。而他所发现的事，令他心慌意乱，以至在匆忙离开时忘记了香烟和打火机。
走近内嵌观景窗时，我意识到，弗朗西斯就是在这儿被谋杀的。行凶者应该是在壁炉旁拷打了他，随后将其丢在那里等死。再之后，他顺着光滑的镶木地板，一直爬到了河面上的观景窗前。就是在这里，他拨通了我母亲的电话。可我到现在都不知道母亲有没有接听。
母亲……
我感受得到，她的存在遍布整座房子。我想象着她留存在每件家具、每个饰物上的印迹。这里，也是她的家。我被一个声响吓了一跳，转过身去，发现她就在我面前。
准确地说，在我面前的是她的照片，就挂在客厅对面的墙上。我走向沙发一体书柜，看到了其他照片。随着我脚步的移近，模糊不清的往事渐渐清晰起来。十几张照片，重现了弗朗西斯和我母亲多年来的共同生活。他们曾一起周游世界。我随意看了看照片，就认出了那些标志性的地方：非洲沙漠、雪中的维也纳、里斯本的有轨电车、冰岛的古佛斯瀑布、托斯卡纳山野的柏树、苏格兰的爱莲·朵娜城堡、世贸中心倒塌前的纽约。
这些美丽的地方，还有他们平和的笑靥，令我战栗。母亲和弗朗西斯是恋人。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他们演绎着一段完整却隐秘的爱情故事。在世人的目光外，他们保持着一段真真切切、长长久久的恋人关系。
可这是为什么呢？他们为什么不公开彼此的恋情呢？
在内心深处，我是知道答案的。或者，更确切地说，我能够猜到个中缘由。理由很复杂，和他们独特的性格紧密相关。安娜贝尔和弗朗西斯个性鲜明、严酷凌厉，他们在彼此身上寻得了安慰，建造起了一个只属于他们的泡沫。作为两个强势的个体，他们始终在与世界对抗。对抗世界的平庸，对抗他人地狱般的生活，为了逃离这地狱，他们始终在抗争。美女与野兽。两个与众不同的灵魂，藐视世俗、藐视法规、藐视婚姻。
我发现自己哭了。也许是因为，在这些照片中，在母亲的笑脸中，我找到了儿时所熟识的那个人。那个人的柔情，偶尔会在奥地利丫头冰冷的面具下浮现出来。原来，我没疯。我没有做梦，这一切都是真的。另一个女人曾真真切切地存在过，而今天，我找到了证据。
我擦了擦眼泪，可它们还在继续流淌。我感动于他们隐秘的生活，和那段只属于他们的别样爱情。说到底，真正的爱情难道不正是游离于一切世俗之外吗？这种纯粹的、接近于化学反应的爱情，弗朗西斯和我母亲曾真正经历过，而我，只是通过书籍幻想过而已。
墙上的最后一张照片吸引了我的注意。照片很小，颜色棕紫，是一张非常老旧的班级合影，拍摄于一座小镇的广场上。照片上还用羽毛笔记录着时间和地点：蒙达奇诺，一九五四年十月十二日。孩子们坐成三排，看起来十几岁的模样。所有人的头发都像乌木一般黑，除了一个小女孩，她有一头金发，目光清亮，和大家的距离稍稍有些远。每个孩子都看着镜头，除了一个小男孩，他脸蛋滚圆，表情令人捉摸不透。就在摄影师按动快门时，弗朗西斯转过头去，眼里只有那个奥地利丫头。那个学校里最美的女生。他们的故事已然被这张照片诠释得淋漓尽致。在童年，在那座见证了他们成长的意大利小镇里，一切早已注定。
我走上原木悬梯，来到了卧室。我抬眼望去，二楼的格局尽收眼底：一间宽敞的主卧、几间次卧、书房、衣帽间、土耳其浴室。与一楼相比，二楼遍布的落地窗更是打破了室内与室外的界限。这里的视野堪称绝美。森林近在咫尺，小河流水与簌簌雨声融为一体。玻璃露台通向一座透明盖顶泳池，从泳池望去，可以看到蓝天和一座悬空花园，园内种有紫藤、含羞草和日本樱花。
有那么一会儿，由于害怕面对即将发现的秘密，我差点折返出去。但时间紧迫，容不得拖延了。我推开卧室的旋转门，走进一个更加私密的空间。又是照片，但这回全是我的照片。从小到大，每个年龄段都有。一天下来，我始终有种感觉，而且，随着调查的推进，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越来越深刻：想要查明雯卡事件，首先需要调查的，是我自己。
最老的一张照片是张黑白照。贞德妇产医院，一九七四年十月八日，托马斯出生。一张超前的自拍。拿着相机的是弗朗西斯。他紧紧拥抱着我母亲，而母亲怀里则抱着刚刚产下的婴儿。那个婴儿，就是我。
令人惊愕，却不容置疑。真相好比一记耳光，重重打在我的脸上。我胸中顿时涌起一阵波涛。浪潮退去时留下的泡沫令我浑浑噩噩。一切都清楚了，一切都各归其位了，但个中代价却是残忍、痛苦的。我死死盯着那张照片。我看着弗朗西斯，觉得仿佛是在看镜中的自己。这么久了，我怎么能一无所知？现在，我什么都懂了。为什么我从没觉得自己是里夏尔的儿子，为什么我始终把马克西姆视为兄弟，为什么每次有人攻击弗朗西斯时，一种动物的本能都会让我与之针锋相对。
在巨大的情感冲击下，我坐到了床边，擦拭泪水。知道自己是弗朗西斯的儿子让我如释重负；然而，想到我再也无法和他说话，心中不禁生出无限遗憾。我开始思考这样一个问题：里夏尔知道这个秘密和他妻子的双重生活吗？也许吧，但也不一定。也许，这些年来，他一直是只鸵鸟，并不清楚安娜贝尔对他数次出轨如此宽容的真正原因。
我站起身准备离开卧室，但又走了回去，想拿走那张在妇产医院拍的照片。我必须带走它，它能证明我来自何处。掀起相框时，我发现墙里嵌有一个小保险柜。数字键盘提示我输入六位数密码。难道是我的生日？我其实完全不相信这样就能打开保险柜，却忍不住想要试一下。有时，想当然不见得行不通……
咔嚓一声，保险柜门开了。钢材柜身并不是很深。我把手伸进去，掏出了一把手枪。就是那把弗朗西斯在受害时没来得及用上的枪。在一个小帆布袋里，我发现了十几颗三十八口径的子弹。对武器，我从未有过兴趣。一般来说，我比较反感这些东西。但为了给我的小说创作积累素材，我曾硬着头皮做过些研究。我掂了掂这把手枪。厚重、结实，应该是把老式的史密斯-韦森M36左轮手枪。就是那款家喻户晓的“警长特别版”，木质枪托、钢质枪身。
在这张照片后放一把手枪，寓意为何？说明幸福和真爱需要不择手段来保护？或者，想要得到它们，必须付出血泪代价？
我取出五颗子弹，把弹巢装满，将手枪别在腰间。我不知道自己懂不懂怎么开枪，但我知道，从此以后，危险无处不在。有人认为雯卡被人所害，正在清除他心目中的所有元凶。而我，定是他的下一个目标。
走下楼梯时，我的电话响了。我犹豫着，不知该不该接听。凌晨三点打来的隐藏号码来电，绝对不是什么好兆头。最后，我按了接听键。是警察。昂蒂布警局的文森·德布鲁因局长在电话里告诉我，我母亲遇害身亡，我父亲承认，他是杀害她的凶手。
安娜贝尔
昂蒂布
2017年5月13日星期六
我叫安娜贝尔·德加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出生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区的一个小镇里。接下来的几分钟，也许将是我生命中的最后时光。
去年十二月二十五日深夜，弗朗西斯在咽气前给我打来电话，用最后的气力说出了半句话：保护托马斯和马克西姆……
那天晚上，我明白，有人回来翻旧账了。随之而来的将是一系列的恐吓、危机与死亡。此后，通过报纸上的文章，我了解到弗朗西斯在离开前承受了怎样的痛苦，也随即明白，那桩旧事只能在鲜血和恐惧中结束，一如它的开始。
二十五年来，我们成功地隔离了过去。为了保护孩子们，我们紧紧反锁了每一道门，确定身后没有留下任何痕迹。谨慎，早已成为我们的第二天性；即便随着时间的流逝，我们已告别了病态般的疑心重重。有时，我甚至觉得，多年来折磨我的焦虑感似乎烟消云散了。我放松了警惕。可我错了。
弗朗西斯的死差点要了我的命。我的心被撕碎了。我以为自己已经死了。当坐在救护车里赶往医院时，我多么想就此放手，随弗朗西斯而去，然而，有股力量将我拽回了人间。
我必须继续战斗下去，为了保护我的儿子。威胁袭来，从我身边夺走了弗朗西斯，却无法夺走托马斯。
我的最后一场战斗，就是消灭那个将我儿子的未来置于险境的人，为我唯一爱过的男人报仇雪恨。
从医院回来后，我再次沉浸在回忆里，开始调查到底是谁，想在这么多年后实施报复。这报复，充满暴力、怨愤与决绝，令人心惊胆寒。我虽不再年轻，思维却仍然清晰。然而，即便我拿出了全部时间寻找答案，也没有查出丝毫线索。所有可能产生报复想法的人，如今都已死掉或是处于耄耋之年。某种不为人知的东西正在打破我们平静的生活，而且很有可能毁掉它。雯卡走了，带着一个秘密走了。从前，我们甚至不知道这个秘密的存在；如今，它再次现身，一路索命，马不停蹄。
我四处寻觅，却一无所获。直到刚刚，托马斯从地下室拿出了一些老物件，并把它们摊放在了厨房的桌子上。突然，答案跃然而出。我好想失声痛哭。真相就在那儿，一直以来就摆在我们眼前，只不过，一个细节遮蔽了它，而我们中却没有人注意过这个细节。
一个细节，改变了一切的细节。
当我来到昂蒂布海岬时，天还亮着。我停在一面白墙前，白墙正对着巴孔大道，从外面无从猜测房子的大小和占地面积。我随便把车停在路边，按响了对讲机。正在修剪树篱的园丁告诉我，我要找的人去提尔布瓦勒小径遛狗了。
我又驱车行驶了几公里，最后来到了凯勒海滩的小停车场，就在葛若普海滨路和安德雷-塞拉街的交叉口。那里空无一人。我打开后备厢，取出我从里夏尔那儿拿的猎枪。
为了给自己打气，我回想起小时候：每到星期日清晨，我都会陪继父去密林里狩猎。我喜欢跟他去打猎。虽然我们不怎么讲话，可如此共度的时光却比滔滔不绝的谈话更有意义。我想起了我们的爱尔兰猎犬布奇，心中顿时涌起一阵暖意。它是猎捕松鸡、山鹬和野兔的超级能手，不等我们开枪，就能接近猎物抓住它们。
我掂了掂猎枪，抚摸着它油胡桃木的枪托，出神地盯了一会儿雕刻在枪身上的精美花纹。咔嚓一声，我拨开钢柄，把两颗子弹装入枪膛。接着，我踏上了海岸边的小路。
走出五十米后，我看见了一个警示栅栏——“危险区域，禁止通行”。估计是上星期三的海啸引发了塌方。我翻过栅栏，跳上岩石继续前行。
海风吹得我很舒服，美丽的景色一直延展到阿尔卑斯，让我忆起了自己来自何方。在一片陡峭海岸的转角处，我发现了一个身影，高挑、挺拔，那就是杀死弗朗西斯的凶手。凶手身边的三只大狗同时向我跑来。
我把猎枪架上肩膀，看向目标。那人就在我的瞄准线上。我知道，这是我唯一的机会。
枪声响起，清脆、短促、迅速，往昔的一切扑面而来。
蒙达奇诺、意大利的风光、小小的学校、村庄的广场、辱骂、暴力、鲜血、倔强的骄傲、三岁的托马斯那融化人心的笑脸、和一个与众不同的男人间的绵长之爱。
我生命中所珍视的一切……
第16章 黑夜永远在等你
开始相信，黑夜永远在等你。
——勒内·夏尔，法国诗人
在这个风雨交加的夜晚，昂蒂布的街道泥泞不堪，那泥水仿佛是个蹩脚的画家洒在画布上的颜料，厚厚的、黏黏的。
现在是凌晨四点。在位于奥利维耶兄弟街的警局门前，我胡乱踱着步。我虽然身着雨衣，但头发却已被打湿，雨水顺着衣领流进衬衫里。由于担心父亲的拘留期被延长，我正把手机贴在耳朵上，试图说服一位尼斯有名的律师出手相助。
悲剧一个接一个地发生，我觉得自己快要窒息了。一小时前，当我离开奥蕾莉亚庄园时，因为超速被警察逮捕了。由于情绪激动，我驾驶着那辆跑车在高速上飙到了一百八十多迈。警察让我吹了酒精检测仪，鸡尾酒和伏特加害得我被直接吊销了驾照。为了离开警局，我别无选择，只能给斯特凡纳·皮亚内利打电话求助。皮亚内利已经知道了我母亲遇害的事，对我说他马上过来。他过来找我时，开的是一辆达西亚越野车，小埃内斯托正攥着拳头在后排座位上睡觉。车里弥漫着香草蜜糖面包的味道，估计从来没有清洗过。在开往警局的路上，他给我讲述了大致案情，补充了一些德布鲁因局长没有告诉我的信息。我母亲的尸体是在昂蒂布海岬滨海小径的岩石上被发现的。最先发现尸体的是市政警署的警察。警察之所以去了那一带，是因为附近居民听到枪声后报了警。
“托马斯，很抱歉跟你讲这些，她死得太惨了，这种事在昂蒂布还是头一回。”
越野车的车顶灯一直开着。皮亚内利面色铁青，浑身战栗，记者圈里疯传的恐怖信息令他胆寒。毕竟，他和我父母也很熟。至于我，早已超越了疲惫、悲伤和痛苦，彻底麻木了。
“在犯罪现场附近有一把猎枪，但安娜贝尔并没有死于枪击。”他说。
他已经说不下去了，但我坚持要听到全部事实。
而刚刚离开警局的我，正在向律师陈诉这个事实：在枪托的数次重击下，母亲的面部已血肉模糊。显而易见，做这件事的肯定不是父亲。里夏尔之所以去了那个地方，是因为我给了他地址，他到达时，安娜贝尔已经死了。他靠在岩石上泪流不止，而他唯一犯的错，就是一边看着妻子的尸体，一边抽泣着说：“是我干的！”我向律师解释说，很明显，父亲的这句话是在表达未能避免这场悲剧的懊悔之情，而不是在认罪，所以不能当真。律师认可了我的说法，告诉我他一定会帮助我们。
当我挂断电话时，雨还是那么大。戴高乐广场的公交候车亭空无一人，我躲在亭子下，往太子港和巴黎打了两通沉痛的电话，把母亲去世的消息通报给哥哥和姐姐。热罗姆还是那个热罗姆，不管内心受到多大的打击，依旧表现得波澜不惊。和姐姐的对话就没那么简单了。我本以为她在巴黎十九区的家里睡觉，不想她正和男朋友在斯德哥尔摩过周末。我甚至都不知道她去年离了婚。她说她和丈夫分开了，我则跟她讲了家里刚出的大事，但没有谈及具体细节。她失声痛哭，我和睡在她身边的男人都无法让她平静下来。
接着，我在暴风雨中待了好久，像只幽灵般游荡在广场中央。广场上全是水，大概是有管道破裂了，水面上漂着沥青。喷泉在黑夜里亮着灯，喷射出的金色水柱和雨水交织在一起，吐出一阵空灵缥缈的雾气。
我浑身湿透，被细雨包裹着，心如死灰，神经麻木，身体仿佛被掏空了。蒸腾的雾气模糊了广场的边界、人行道的边缘和路面上的标志，它淹没了我的脚步，同时也淹没了我的全部价值观和方向感。在这个折磨我多年的故事中，我已全然不知自己扮演了怎样的角色。我在坠落，坠向无底的深渊。我似乎走进了一部黑色电影，成了一个被动的受害者。
突然，两盏车灯划破了浓雾，离我越来越近：皮亚内利·斯特凡纳彪悍的越野车开了过来。
“上车，托马斯！”他摇下车窗对我说，“就知道你找不着回家的路。我送你回去。”
筋疲力尽的我接受了他的提议。副驾驶座位上仍堆放着乱七八糟的东西。和刚才一样，我坐在了后排座位上，坐在了熟睡中的埃内斯托身旁。
皮亚内利对我说，他刚去了《尼斯早报》报社。报纸昨晚定版比较早，所以明天的首版刊面上不会报道我母亲遇害的消息。但他还是回了办公室，为报纸的官网写了一篇文章。
“文章里不会提到你爸被怀疑的事。”他向我保证说。
当我们沿着海边驶向芳多纳街区时，皮亚内利告诉我，晚上他去医院打听了马克西姆的病情，还在准备离开医院时碰见了范妮。
“她快崩溃了。我从没见过她那样。”
我的思绪虽然疲惫，但还是响起了警报。
“她对你讲了什么？”
我们停在了迪厅“午睡”的路口。世界上最长的红灯……
“她什么都跟我说了，托马斯。她告诉我，是她杀了雯卡，是你妈妈和弗朗西斯帮她掩盖了罪行。”
原来，皮亚内利方才之所以那般失魂落魄，是因为吓到他的不仅是我母亲的遇害，还有当年的那起杀人案。
“她跟你讲了克雷芒的事吗？”
“没有，”他说，“这是我唯一弄不懂的地方了。”
交通灯变绿了。越野车驶上了国道，开往康斯坦斯街区。我被彻底击垮了，思绪一片混乱。我有种感觉，似乎这一天永远都不会结束，似乎一拨海浪袭来，将会卷走一切。太多的发现，太多的悲剧，太多的死亡，太多的威胁，始终在我的至亲身边盘旋飘荡。接着，我做了一件永远不该做的事。我放松了警惕。我打破了二十五年来保持的缄默，因为我想去相信人性。我想去相信，皮亚内利是个好人，是个将我们的友情置于记者职业之上的好人。
我毫无保留地，将克雷芒的死，还有我今天查到的所有事情，全都告诉了他。行驶到我父母家时，皮亚内利把车停在了门口，没有熄火。我们在他的老越野车里继续坐了半小时，讨论事件经过，整理思路。他耐心地帮我梳理了今天下午发生的事。我和马克西姆谈话时，母亲大概在一旁偷听到了。和我一样，她应该也发现了诗集题记和亚历克西斯·克雷芒作业评语间的笔记差别。但与我不同的是，通过这一点，她找出了杀死弗朗西斯的凶手。她要么是约了凶手在昂蒂布海岬见面，要么是一直跟踪他到那里，意图杀死他。总之，我们没能做到的事，她做到了：揭开杀人狂魔的面具。
可这个发现，却要了她的命。
“尽量休息会儿吧。”皮亚内利一边说，一边拥抱了我，“我明天给你打电话，咱们一起去医院看马克西姆。”
面对他少有的热情，我却没有丝毫气力回应，关上车门就走开了。由于没有钥匙，我只能翻过大门。我记得父母从来不锁地下车库，可以从那儿进到房间里。走进客厅后，我甚至连灯都没开。我把背包和弗朗西斯的手枪放到桌上，脱下湿透的衣服，像梦游者一样穿过客厅，倒在沙发上。我蜷缩在一张花格呢毛毯里，任由睡意将我裹挟。
我费尽心力，却满盘皆输。对手已将我碾碎。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我经历了生命里最凄惨的一天。今早，在我踏上蔚蓝海岸的土地时，虽已感知到了地震的威胁，却没有料想到，它竟这般来势汹汹，残忍无情，焚巢荡穴。
第17章 天使花园
也许，等我们死去时，只有死神才能给予我们钥匙，让我们续写那场未竟的探险之旅。
——阿兰-傅尼埃，法国作家
2017年5月14日星期日
当我睁开眼时，中午的阳光正在客厅里闪耀。我一觉睡到了下午一点多。一场厚重、深沉的睡眠，将我与黑色的现实彻底隔绝开来。
我是被手机铃声吵醒的。我没来得及接听电话，但听到了对方的留言。父亲借用律师的手机给我来电，告诉我他已被释放，正准备回家。我本想马上给他回拨过去，可手机却没电了。我的行李箱还在那辆租来的车里。我试图在父母家里找个匹配的充电器，却没有找到，最终放弃了。我用固定电话联系了芳多纳医院，但没能打听到马克西姆的消息。
我冲了个澡，从父亲衣柜里翻出一件夏尔凡衬衫和一件羊驼绒外套穿到身上。走出浴室后，我一口气喝了三杯浓缩咖啡，凝视着窗外湛蓝色的大海。在厨房里，我旧时的物件还躺在前一天的地方。矮凳上悬放着大纸箱，实木吧台上则堆着我以前的作业、成绩单、混音带，还有那本茨维塔耶娃的诗集。我翻开诗集，再次阅读扉页上优美的题记：
致雯卡：
我想成为一个没有躯体的灵魂
只为永伴你左右。
爱你，即生。
亚历克西斯
我翻阅着那本书，起先是草草翻着，随后便专心致志读了起来。和我之前所以为的不同，这本由法国水星出版社出版的《我的女性兄弟》并不是一本诗集，而是一部散文随笔；雯卡，或者是送她这本书的人在上面做了大量的笔记。我的目光停留在一个被标记的句子上：“在两个女人相爱相守的完美关系中，这是唯一的缺陷。我们完全可以抵御男人们的诱惑，却无法抗拒拥有一个孩子的需求。”
“两个女人相爱相守的完美关系”，这句话拨动了我的某根神经。我坐在一把椅子上，继续阅读下去。
两个女人相爱……这篇写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的美文，是对女同性恋情的诗意赞颂。它并不是一纸高举旗帜的宣言，而是一番焦灼苦痛的思考，慨叹两个相爱的女人无法拥有生物学上的亲生子女。
就在这时，我想通了一切，想到了从一开始就被我忽略掉的细节。改变了一切的细节。
雯卡爱的是女人。至少，雯卡曾经爱过一个女人。亚历克西斯，一个中性名字。在法国，取名为亚历克西斯的基本都是男性；而在盎格鲁-撒克逊国家，名叫亚历克西斯的却大部分是女性。面对这一新的发现，我震惊不已，同时也在思考自己是不是又走错了路。
有人按门铃。我以为是父亲回来了，便直接开了锁，走到露台去迎接他。可是，出现在我面前的不是里夏尔，而是一个清瘦的男孩，他五官精致，目光清亮得出奇。
“我是科朗坦·梅里厄，斯特凡纳·皮亚内利的助理。”他一边自我介绍，一边摘下自行车头盔，抖了抖火红色的头发。
这位实习记者把自己的装备靠在墙上：那是辆很有意思的自行车，车身是竹子的，弹簧发条上立着皮质车座。
“您节哀。”对我说这句话时，他努力做出一副歉意的表情；然而，这表情却被他厚厚的胡子掩盖住了，而且与他青春洋溢的脸庞极不协调。
我邀请他进屋喝咖啡。
“如果不是胶囊咖啡的话，我很愿意喝。”
他跟着我走进厨房，看过咖啡机旁的咖啡豆后，拍了拍紧贴在胸口的纸袋说：
“我有消息要告诉您！”
在我准备咖啡的时候，科朗坦·梅里厄坐在一个矮凳上，掏出了一摞写满笔记的文件。我把一个杯子放到他面前，看见了从他挎包里露出来的《尼斯早报》第二版的头条。滨海小径的照片上，写着这样几个字——“恐怖压城”。
“关于学校施工的资金来源，虽然很难查，但我还是搜集到了一些信息。”他郑重地说。
我坐到他对面，点头示意他继续说下去。
“您的推测没错，圣埃克苏佩里国际中学工程款的资助方只有一个，校方也是在最近才得到了这笔意外的巨额资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