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这样，奥利维耶相信了我的话。这真是生活里的一大奇事：虽然我是个天生焦虑的人，却具备一种安定人心的奇异能力。
服务生端来了我们点的酒。碰杯后，我们开始戏谑地打量起人们的着装来。说到着装，奥利维耶和我一样，穿得简单朴素。其他人就远非如此了。看来，好多女性都很怀念那个年代盛行的露脐装。还有些人穿着牛仔短裤，在T恤衫外套了一条花边连衣裙，戴着超短锁骨链，或者拎个系有印花方巾的手包。好在没人敢把巴福罗厚底鞋穿出来。可所有这一切又有什么意义呢？只是出于好玩？还是为了从已逝的青春里留住些什么？
我们又点了两杯鸡尾酒。
“这回，可别那么舍不得放卡莎萨了！”我要求道。
服务生听进了我的话，给我们做了两杯非常浓烈的酒。我向奥利维耶道了别，端着鸡尾酒来到了露台上，那里聚集着抽烟的人。
聚会才刚刚开始，可在大厅深处，已经有人开始服用可卡因，吸食大麻了。这些东西是我一直以来都敬而远之的。斯特凡纳·皮亚内利身穿一件破旧的皮夹克，还有赶时髦乐队的T恤，正把胳膊架在栏杆上，一边抽着电子烟，一边小口呷着不含酒精的啤酒。
“你到头来还是没去看演出？”
他抬了抬头，示意我看向一个五岁的男孩，小家伙正在一张张桌子底下玩捉迷藏。
“我爸妈本来答应替我带埃内斯托的，却在最后一刻突然有事。”他一边说，一边吐出了一口香草蜜糖面包味的烟。
皮亚内利狂热的政治倾向，从他给儿子起的名字里就能看出来。
“是你给孩子起的名字吗？埃内斯托，是切·格瓦拉的那个埃内斯托[3]？”
“是啊，怎么了？你不喜欢吗？”他扬起一条气势汹汹的眉毛说。
“喜欢，喜欢。”我赶紧答道，以免他动气。
“他妈妈觉得这名字太老土了。”
“他妈妈是谁？”
他的脸马上板了起来。
“你不认识。”
皮亚内利这个人真的很好笑。他觉得，对他人的私生活感兴趣这件事很正常，但前提是，被窥探的人不是他自己。
“是塞利娜·福尔潘吧？”
“对，是她。”
我记得很清楚，那是文学毕业班的一个女生，对各种不公现象愤愤不平，在学生罢课活动中冲锋陷阵。这个女版斯特凡纳一直追随他到了文学院。在极左运动中，他们曾为争取学生权利和弱势群体权益多次并肩作战。两三年前，我在纽约飞往日内瓦的一次航班上遇见过她。塞利娜完全变了个人。她拿着迪奥女式手包，同行的是个瑞士医生，看得出来，她很爱他。我们简单聊了几句，我觉得她非常快乐、幸福，当然，我不会把这些讲给皮亚内利听。
“我有事要告诉你。”他转换话题道。
他往旁边挪了一步，装饰灯的白色灯泡突然照亮了他的脸。他的眼里充血，眼圈黑黑的，好像很久没合眼了。
“你查到学校施工款的来源了？”
“没有。我让我那个实习生开始查了，但这事藏得挺深的。只要发现了什么，他就会立刻联系你的。”
他用眼睛寻找着儿子，随后投给他一个会意的目光。
“不过，我看到了最终的计划书。这次施工真的耗资巨大。有些东西简直是天价，可我看不出来有什么用。”
“你指的是什么？”
“超大玫瑰园项目：天使花园。你听说过没？”
“没有。”
“简直是胡搞。他们想建一片静思园，从现在的薰衣草田一直延伸到湖边。”
“什么？静思园？”
他耸了耸肩。
“实习生跟我在电话里讲的，我没记全他的话，不过还有别的事要跟你说。”
他神秘兮兮地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纸上是他做的记录。
“关于弗朗西斯·比安卡尔蒂尼的死，我搞到了警方的调查报告。那可怜的老家伙的确吃了不少苦。”
“他被虐待了？”
他的眼里燃起了一团邪恶之火。
“是的，非常惨。我觉得，这就是恶意报复。”
我叹气道：
“斯特凡纳，哪来的什么恶意报复啊？还是那档子黑手党、洗钱的事吗？妈的，你动脑子想想好不好？就算弗朗西斯真给他们干活了——我完全不这么认为——他们干吗还要除掉他？”
“也许他干了什么欺骗光荣会那些家伙的事。”
“可那又是为了什么呢？他已经七十四岁了，而且又那么有钱。”
“他们那种人，永远都贪得无厌。”
“不说这个了，你简直就是个白痴。他真的试图用血写行凶者的名字了？”
“没有，是那个记者胡编的，为了给文章添彩。不过，弗朗西斯在咽气之前给人打过电话。”
“知道是打给谁的吗？”
“知道，打给你妈妈的。”
我顿时石化了，试图拆掉他刚刚布好的炸弹：
“很正常啊，他们是邻居，而且从小就认识了。”
他点了点头，但他的眼神却在说：“老兄，你这种话，爱讲给谁就讲给谁，但是对我，少来这套。”
“电话她接了吗？”
“你去问她好了。”他答道。
他喝光了不含酒精的啤酒。
“走了，咱们回家，明天还得练足球呢。”他一边说，一边走到儿子身旁。
我往大厅里看了一眼。马克西姆的身边依然围着一群人。在露台的另一端，出现了第二个吧台（有点秘密窝点的味道），专门提供伏特加。
我喝了一杯薄荷伏特加，接着又喝了一杯柠檬伏特加。这样做好像不太理智，但我毕竟没有孩子要带回家，第二天也没安排什么体育训练。我既不喜欢无酒精啤酒也不喜欢菠菜汁，况且下个星期，我可能就要进监狱了……
我得赶紧见到母亲才行。她为什么逃开了？是怕我发现真相吗？还是担心和弗朗西斯一样惨遭暴行？
我又喝下了第三杯樱桃味伏特加，好让自己相信醉酒状态更利于思考。从长远来看，这种想法肯定是不对的，但是，当醉意刚起时，往往有一小段惬意时刻，就在那些时刻里，在头脑陷入混乱前，多种思绪相互碰撞，极有可能撞出小小的火花。母亲开走了我租来的车。那辆车上应该安装了GPS定位。也许，我可以给租车公司打个电话，谎称车被偷了，让他们定个位？倒不是行不通，只不过现在是星期六晚上，应该不太好办。
最后一杯橙子味伏特加。我的大脑迅速运转起来。那种感觉令人陶醉，只是很快便要结束了。幸运的是，脑海里陡然浮现出一个好主意。很简单，何不试着定位我留在车里的iPad呢？现代的监控手段可以做到这一点。我拿出手机，启用了相关的应用。只要设置无误，这个应用就可以高效、准确地实现定位。我输入了邮箱地址和密码，屏住呼吸。屏幕上，一个小点开始在地图上闪烁。我用两个手指放大地图。如果我的iPad还在车里，那么那辆车就停在昂蒂布海岬的最南端，停在一个我去过的地方——凯勒海滩的停车场，在餐厅用餐的客人和想去滨海小径散步的游客常把车停在那儿。
我马上拨通了父亲的电话。
“我找到妈妈的车了！”
“你怎么找到的？”
“我回头再给你细讲。她把车停在了凯勒停车场。”
“可安娜贝尔跑那儿去干什么？见鬼。”
我再次感受到了他的焦灼不安，意识到他有什么事在瞒着我。见他仍然对此坚决否认，我不得不提高了嗓门喊道：
“你真是烦死了，里夏尔！一出事你就给我打电话，可你却不信任我。”
“好吧，你说得没错，”他终于承认了，“你妈妈离开时，拿走了一样东西……”
“她拿走了什么？”
“我的一把猎枪。”
我的脚下裂开了一道深渊。我无法想象母亲拿着一件武器的样子。然而，闭上眼三秒钟后，我的脑海里竟然呈现出了一幅画面：与我之前所认为的恰恰相反，我清清楚楚地看见了手持猎枪的安娜贝尔。
“她知道怎么用吗？”我问父亲。
“我马上去昂蒂布海岬。”这就是他给我的回答。
我不确定这是个好主意，却也想不到什么别的办法。
“我这边一忙完就过去找你。好吗，爸爸？”
“好的。快点。”
我挂掉电话，走回大厅。气氛变了模样。在酒精的作用下，人们开始放松了。音乐声很大，甚至有些震耳欲聋。我没找到马克西姆。他大概是出去了，正在外面等我。
一定是在鹰巢……
我离开体育馆向上走去，走向开满鲜花的峭壁。道路被设置了路标，灯光和烛光指引着我的脚步。
走到岩丘脚下时，我抬起头，看见了一截正在黑夜里冒烟的烟头。马克西姆在栏杆上架着胳膊，向我摆了摆手。
“上来时小心点！”他喊道，“晚上这里真挺危险的。”
出于谨慎，我打开手机上的手电筒，以免滑倒，朝他走过去。在教堂扭伤的脚踝再次发作，每一步都疼痛难忍。当我在岩石上攀登时，发现今早起的风已经停了。天空中布满云层，一颗星星都没有。爬到一半时，上面突然传来一声惨叫，我不禁抬起头。只见两个人影浮现在一幅灰白水墨画上。其中一个是马克西姆，另一个是个陌生人，他正在把马克西姆从栏杆上推下去。我大叫一声，跑过去想帮朋友一把，可当我到达岩顶时已经来不及了：马克西姆已经从近十米高的地方摔了下去。
我开始追那个凶手，但由于脚踝扭伤，我根本就跑不远。当我折返回来时，发现晚会上的一群人正围着马克西姆叫救援。
我的眼里满含泪水。突然有一瞬，我仿佛看到了雯卡的幽魂，正在老同学间游走。她穿着轻薄吊带裙、黑色短夹克、渔网丝袜和高帮皮靴，半透明的身影鬼魅动人，划破了漆黑的夜。
那永远无法触及的幽魂，似乎比周围任何人都更为鲜活。
* * *
[1] 电影《玩家马布斯博士》中的一位精通心理学的犯罪天才。
[2] 鸡尾酒的一种，由卡莎萨酒、青柠和砂糖调制而成。
[3] 埃内斯托·切·格瓦拉，古巴革命领导人之一。
安娜贝尔
1992年12月19日星期六
我叫安娜贝尔·德加莱。二十世纪四十年代末，我出生在意大利皮埃蒙特区的一个小镇。上学时，同学们给我起的外号是“奥地利丫头”。如今，在我们高中，我是学生和老师口中的“校长女士”。我叫安娜贝尔·德加莱，夜晚将尽之时，我将成为一个杀人犯。
这是学校放假的第一天，直至傍晚时分，我身边并未出现任何预示这一悲剧的征兆。丈夫里夏尔带着家里三个孩子中的两个出去度假了，扔下我一个人留在学校。从一大早开始，我就一直忙个不停，但我喜欢行动，喜欢做决策。恶劣的天气打乱了这里的生活，引发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直到晚上六点，我才得空喘口气。见保温杯空了，我打算去教师休息室的自动贩卖机上打杯茶喝。我刚从椅子上站起身，办公室的门就开了：一个年轻女孩没得到允许就走了进来。
“你好，雯卡。”
“您好。”
起初，我用担忧的目光看着雯卡·罗克维尔。天气很冷，她却只穿了一条格子花呢短裙、一件皮夹克和一双高跟半筒靴。很快，我就发现她完全处于神情恍惚的状态。
“我能为你做些什么？”
“再给我七万五千法郎。”
我了解雯卡，也很欣赏她，即便我很清楚，自己的儿子爱上了她并为此痛苦不已。她是我戏剧俱乐部的一个学生，是最有天赋的几个学生之一。她既聪明又性感，还有股拒人于千里之外的劲儿，这让她很有吸引力。她不但文化修养好，还有艺术天赋，非常优秀。她给我听过她自己写的民谣：副歌优美动人，带着一种神秘的美感，里面有PJ哈维和莱昂纳德·科恩的影子。
“七万五千法郎？”
她递给我一个牛皮纸信封，没等我说“请坐”，就把自己摔进了我对面的扶手椅里。我打开信封，看了看里面的照片。我讶异于自己的平静。我没有被击倒，因为我一生中做出的所有决定，都只服务于一个目标：永远不要成为一个脆弱的人。这正是我的力量之源。
“你看起来不太舒服，雯卡。”我一边说，一边把信封还给她。
“等我把您浑蛋丈夫的这些照片甩给学生家长时，不舒服的会是您。”
我看到她正在发抖。她看起来既焦躁兴奋，又疲惫不堪。
“你为什么让我再给你七万五千法郎？里夏尔已经给过你钱了？”
“他给了我十万法郎，可那些还不够。”
里夏尔的父母一直都穷得叮当响。我们家的钱都是我的，是我从我的养父罗贝尔多·奥尔西尼那儿继承来的。那些钱，是我养父沿着整条地中海海岸线建造泥瓦别墅，靠自己的双手挣来的。
“我现在手上没这么多钱，雯卡。”
我试图争取时间，但她却毫不让步：
“那就想办法凑！我要在周末结束前拿到这笔钱。”
我看出来了，她现在完全控制不住自己，也无法为人所控。也许是酒精和精神药物共同作用后的结果吧。
“你一分钱也拿不到，”我粗暴地说，“我最瞧不起你这种敲诈勒索的人。里夏尔真蠢，竟然给了你钱。”
“很好，那就别怪我了！”她一边威胁我，一边起身摔门离去。
我在办公室里呆坐了一会儿。我想到了我的儿子，他疯狂地爱着这个姑娘，甚至正在因为她而荒废学业。我想到了里夏尔，他只知道用下半身思考。我想到了我的家庭，我得保护它。我还想到了雯卡。我终于明白，她之所以会散发出一种令人不安的气息，是因为没人能够想象出她以后的模样——仿佛她只是一颗流星，仿佛她命中注定活不过二十芳华。
经过一番漫长的思考，我走进黑夜，在雪地里费力地挪着步子，来到了尼古拉-德-斯塔埃尔公寓楼。我得尽量让她恢复理智。她打开房门时，还以为我是来给她送钱的。
“雯卡，听我说。你现在很不好。我是来帮你的。告诉我你为什么要这么做，你为什么需要钱？”
这时，她好像发了疯一样，开始威胁我。我劝她叫个医生过来，还提议陪她去医院。
“你现在的状态很不正常。咱们得想办法解决你的问题。”
我努力让她平静下来，用尽全部气力试图说服她，却对她毫无作用。雯卡好像着了魔，似乎什么事都做得出来。她一时哭泣一时发出邪恶的大笑，突然从口袋里掏出一支验孕棒。
“都是您丈夫干的好事！”
我，一个不会被任何事击败的女人，竟然站不稳了，这是多年以来的头一次。一道巨大的裂痕突然在我的身体里裂开，我却全然不知该如何阻止它。内心深处的天崩地裂令我恐惧不堪，我看见我的生活里正在燃起熊熊烈火。不只是我的生活，还有我们全家人的生活。绝对不可以无动于衷。我决不能让自己的家庭被这个十九岁的纵火犯烧成灰烬。就在她继续对我大呼小叫时，我看见了一个布朗库西雕塑作品的复制品。那是我在卢浮宫买给儿子托马斯的礼物，可托马斯却急不可耐地送给了她。一道白光从我眼前掠过。我抓起雕像，砸向了雯卡的脑袋。在这猛烈的重击下，她像布娃娃般瘫倒在地。
长久的寂静无声，时间已然停止。万物都已化为虚有。我的意识就此凝固，定格在了将门外的一切冻结成冰的皑皑白雪上。当我重新恢复意识时，我发现雯卡死了。对我来说，显而易见，唯一该做的事就是争取时间。我把雯卡拖到了床上，让她侧身躺下，遮住她的伤口，然后给她盖上了被子。
我穿过校园，像荒野幽灵般，凄凉地游荡回自己的办公室里躲了起来。坐进扶手椅后，我拨通了弗朗西斯的电话，打了三遍，他都没有接。这回，一切都完了。
即便焦躁不安，我仍闭上双眼，试图集中注意力。生活的经验告诉我，很多问题都可以通过思考得到解决。我脑子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无疑是在雯卡的尸体被发现前处理掉它。这一点有可能做到，但是很难。我做了无数种假设，设计了无数种情节，却总是回到同一个问题，得到同一个结论：罗克维尔集团年轻的继承人在高中校园里失踪，必将引起轩然大波。为了找到她，人们将采取一系列非常手段。警方将彻底搜查学校，进行各种科学分析，对学生们加以询问，对雯卡的人际关系展开调查。也许有人知道她和里夏尔的事。还有，拍那些照片的人最终也会现身，要么继续敲诈勒索，要么协助警方调查。没有脱身之计了。
人生中第一次，我陷入了此般困境，不得不举手投降。晚上十点，我决定拨通警方的电话。就在我拿起话筒时，我突然看见弗朗西斯正沿着阿格拉大楼向我的办公室走来，身边还跟着艾哈迈德。我走出去迎他。他的神情也很奇怪，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他。
“安娜贝尔！”他喊道，很快便意识到事情不对。
“我干了件可怕的事。”我一边说，一边钻进他怀里。
接着，我给他讲了我和雯卡·罗克维尔之间发生的可怕冲突。
“勇敢点，”等我终于停止说话时，他低语道，“因为我也有事要告诉你。”
我本以为自己已身处悬崖边缘，却不承想，在同一天，我第二次几近窒息：当他告诉我托马斯和马克西姆杀死了亚历克西斯·克雷芒时，我彻底崩溃了。他对我说，他和艾哈迈德把尸体藏进了正在施工的体育馆的墙里。他说为了保护我，本不想告诉我任何事的。
他把我抱进怀里，安慰我说他一定能妥善解决这件事，还带我一起回忆了我们这辈子经历过的重重考验。
第一个想出那个主意的人是他。
他提醒我说，和一个人消失相比，两起失踪同时发生反倒没那么骇人了。雯卡的死可以掩盖亚历克西斯的死，反之亦然：只需把两人的命运成功地联结在一起。
为了编造出合理的情节，我们整整花了两小时。我告诉了他有关两人关系的谣言。我对他说，我儿子和我提到过令他心碎的几封情书，这也证实了那些流言蜚语。弗朗西斯重拾了希望，可我却不像他那般乐观。即便我们成功地处理了两具尸体，警方也会在学校集中展开调查，我们将无法承受那份压力。他也渐渐意识到了这一点，不断权衡着进与退，甚至还想过自己去自首，把这两宗杀人事件都扛下来。在我和他的生活中，这是我们第一次准备缴械投降。并不是由于缺少意志和勇气，而仅仅是因为这是一场必败无疑的仗。
突然，一阵敲击声打破了夜的寂静，吓了我们一跳。我和他同时看向了窗外。一个女孩，面色惊恐，正在不停敲打着窗玻璃。那不是雯卡·罗克维尔的鬼魂，不是来找我们算账的。而是小范妮·卜拉希米，是我批准她在假期时可以留宿学生公寓。
“校长！”
我和弗朗西斯交换了一个焦虑的目光。范妮和雯卡住在同一座公寓楼里，我确信她会对我说，她发现了朋友的尸体。
“完了，弗朗西斯，”我说，“我们不得不报警了。”
这时，我办公室的门开了，范妮倒在我怀里失声痛哭起来。直到这时，我还不知道上帝正在帮助我们解决所有问题。那是意大利人的上帝，我们孩童时在蒙达奇诺的小教堂里向他祈祷。
“我杀了雯卡！”她认罪般地说，“我杀了雯卡！”
第15章 学校里最美的女生
远离他们的最好方法，就是避免和他们相像。
——马可·奥勒留，罗马皇帝、哲学家
我离开芳多纳医院的急诊室时，已经是深夜两点了。死亡的味道是什么样的？我觉得，那是医院走廊里弥漫着的药片、消毒水和保养液混合在一起后的难闻气味。
马克西姆从八米多高的地方摔下，落在了沥青路面上。虽然下面的碎树枝在他跌落时起到了一定的缓冲作用，但仍然没能避免他脊椎、骨盆、腿骨和肋骨等部位的多处骨裂。
我驱车接上奥利维耶，跟着救护车一路驶向医院。到医院后，我瞧了马克西姆一眼。他的身体遍布淤血，被一具坚硬的夹板和颈托固定得不能动弹。看到他面色苍白、黯淡，身上插满了输液管，我不禁想到自己当时没能保护他，并因此感到非常难过。
奥利维耶询问了几个医生，他们纷纷表示情况堪忧。马克西姆处于昏迷状态。他的血压很低，即便注射了去甲肾上腺素，血压也只上来了一点点。他的颅骨挫伤严重，甚至出现了大脑血肿。我们本来待在等候室里，但医院的工作人员说，即便留在那里也无济于事。虽然全身扫描可以预估出一切病变，但医生们仍表示目前无法断言预后。接下来的七十二小时至关重要。我完全领会了他们的言外之意：马克西姆已命悬一线。奥利维耶不愿离开医院，但坚持让我回去休息。
“你的脸色实在太差了，还有，我想一个人留在这儿，你懂的。”
我同意了。其实在内心深处，我并不希望在医院碰见前来取证的警察。我冒雨穿过医院的停车场。在刚过去的几小时里，天气发生了突变。风停了，天越来越低，灰蒙蒙一片，间或电闪雷鸣。
我躲进母亲的奔驰车里，掏出了手机。没有范妮和我父亲的消息。我拨通了他们的电话，却没有人接听。里夏尔就是这样。他大概是找到了妻子，既然自己无忧无虑了，别人就可以统统见鬼去了！
我打着了火，却没有开走汽车，继续留在停车场里。我好冷。我闭上眼，喉咙干涩，在酒精的作用下，思维仍是混乱的。我很少有这种筋疲力尽的感觉。昨天夜里，我在飞机上没有合眼，前天晚上也没怎么睡。时差、过量的伏特加和紧张的情绪，都找上门来。我已无法控制自己的思绪，任由它们四散开去。我被雨滴拍打车窗的声音团团围住，倒在了方向盘上。
“托马斯，咱们得谈谈。我发现了一件事，非常严重的事……”马克西姆的最后几句话在我耳边回响起来。他那么着急，是想和我说什么？他到底发现了什么大事？前路茫茫，一片灰暗。我还没有完成调查，却不得不承认，雯卡再也找不到了。
亚历克西斯、雯卡、弗朗西斯、马克西姆……事件中的受害者越来越多。我必须终止这一切，但是该如何做到呢？驾驶室里的气味带我回到了童年时光。那是母亲以前常用的香水。娇兰的掌上明珠——姬琪。一种神秘醉人的气味，混合了普罗旺斯的清香——薰衣草、柑橘、迷迭香——以及浓烈持久的皮革香和麝猫香。我怔怔地沉浸在这香气里好一会儿。似乎身边的一切都在把我拉向母亲……
我打开了汽车顶灯，脑子里突然冒出了一个庸俗的问题：这么一辆车得值多少钱？大概十五万欧元？母亲哪儿来的那么多钱给自己买这么好的车？我父母的退休金虽然不低，但他们住的漂亮房子是在七十年代买的，那时蔚蓝海岸的房价还没有疯涨，中产阶级还可以承受。况且，这辆车也不像她的风格。突然，我闪念想到，安娜贝尔是故意把这辆跑车留给我的。我回想起今天下午的情景。安娜贝尔不由分说，根本没有给我留反驳的余地，让我除了开她的车外别无他选。可这又是为什么呢？
我检查了钥匙包。除了这辆车的钥匙外，我认出了家里的钥匙、信箱钥匙（更长一些），还有一把包着黑橡胶的大钥匙。这几把钥匙挂在一个奢华的钥匙扣上：椭圆形，粒面皮，上面印有两个相互交织的镀铬字母：A和P。如果A是安娜贝尔名字的第一个字母，那P又指的是谁呢？
我打开GPS，看了一眼预存的地址列表，没有发现可疑的内容。我按下了第一个地址“家”，奇怪的事情出现了：医院距离康斯坦斯街区只有不到两公里的距离，可GPS却显示出了二十公里的车程，指示我沿海边向尼斯方向驶去。
我心慌意乱地拉起手刹，一边驶出停车场，一边问自己，那个被母亲认为是家的地址，到底是什么地方？
虽然是在夜里，而且还下着雨，这一路却开得无比顺利。在GPS导航的指引下，我只用了不到二十分钟就到达了目的地：位于滨海卡涅和圣保罗-德旺斯之间的一片豪华住宅区——奥蕾莉亚庄园，那是弗朗西斯的单身住所，也是他被谋杀的地方。我靠边停在了一个不起眼的位置，前方三十米就是庄园大门慑人的铸铁栅栏。去年的入室盗窃潮席卷而过后，这里的安保被全面升级。一个警卫模样的人正在保卫室前值守。
一辆玛莎拉蒂从我车旁驶过，开向了庄园大门。一共有两个入口。左边是访客通道，需要跟保安登记，而右边则是业主通道。传感器扫描车牌后，栅栏会自动打开。我没有关掉发动机，认真思考起来。字母“A”和“P”指代的大概是奥蕾莉亚庄园吧，而弗朗西斯正是这里的开发商之一。突然，我又想起了一件事：奥蕾莉亚是母亲的另一个名字。而且，和“安娜贝尔”相比，她自己似乎更喜欢“奥蕾莉亚”。转念间，我确信无疑：那辆跑车是弗朗西斯送给母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