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会发生这种事?”
“这个嘛,”他说,舔了舔嘴唇又眨了眨眼,活像一只在热石头上晒太阳的蜥蜴,“圣乔治太太,您自己看嘛,这些是——本来是——我们所谓的‘监护人储蓄账

户’。也就是说,孩子名下的账户,孩子可以在您或是您的丈夫签名同意之下,提取账户里的钱。同时呢,身为父母,您或是您的丈夫都有权随时提取这三个账户

里的存款。就像您今天打算做的一样,呃……我是说如果钱还在账户里的话。”
“但是存折上明明没有什么该死的提款记录啊!”我说,我一定是用吼的,因为银行里的人都转过头来看我们。我可以透过玻璃墙看见他们,可是我根本不在乎。

“他没有这些该死的存折,到底是怎么将钱提走的?”
他的双手搓得愈来愈快,发出砂纸一样的声音。如果他的双手之间有根干木棒,我相信他都可以点燃他烟灰缸里的口香糖包装纸了。“圣乔治太太,请您放低音量

——”
“老兄,我会管好我自己的音量,”我说得更大声了,“你给我管好这间烂银行的办事方式就行了!就我目前看到的情况来说,你要管的可多了。”
他从桌子上拿起一张纸看了看。“根据这份文件,您的丈夫宣称存折丢了,”他这么说,“他要求本银行给他办一张新存折。这种事常有啊——”
“常有个屁!”我大吼,“你根本没有打电话通知我!你们银行没有一个人打电话告诉过我!这些账户是我们两个人共同保管的,1951年,我们帮塞莱娜和小乔开

户时,银行是这么向我们解释的。1954年,我们帮皮特开户时,也是这样的。你现在要告诉我,银行的规定有了变更吗?”
“圣乔治太太——”他说道,不过我根本不想听他放屁,我要把话说完。
“他随便编个故事,你就信了;他要你办新存折,你就给了。我的老天爷!你以为钱是谁存进去的?如果你以为是乔存的钱,那你简直比我想的还要蠢!”
那时候银行里的人也不再假装在忙自己的事了。他们干脆就站在原地,看着我们。从他们的表情判断,有些人还觉得这是一场好戏,但我心里想,如果今天是他们

小孩要上大学的钱就这样像煮熟的鸭子飞走了,他们是否还会觉得这场戏好看。皮斯先生满脸通红,连他那冒着汗的秃头也泛红了。
“圣乔治太太,请您别这样大吼。”他说。那个时候,他看起来好像快要崩溃痛哭一样。“我向您保证,我们的做法不但完全合法,而且也是标准的银行手续。”
我降低了音量。我可以感觉到,自己整个人都泄气了。乔骗过我了,没错,骗得我好惨,这一次我甚至没机会等到被骗第二次才说“愚我两次,其错在我”。
“或许这是合法的,或许这是不合法的,”我说,“我想我可能得拉你上法庭,才想得出解决办法吧,你说是不是?但是我没时间,也没钱和你耗。而且,让我生

气的并不是这是否合法,而是你根本没想过,另一个人可能也想知道这笔钱到底去了哪里。难道‘银行手续’规定了不让你们给我打一通该死的电话吗?明明电话

号码就在这些表格上,根本没有更改过。”
“圣乔治太太,我很抱歉,但是——”
“假如这种情形反过来,”我说,“假如是我编故事,说存折不见了,要求补办新的存折,假如是我来提取存了十一二年的钱,难道你不会打电话通知乔吗?如果

今天钱还在账户里,而我想来提钱,就像我今天打算做的一样,难道我一踏出银行门口之后,你不会立即打电话通知他——只是出于礼貌,不是吗?——他的太太

做了什么好事吗?”
安迪啊,因为我早就猜中会是这样的,所以我特别挑他和斯塔吉尔兄弟出海那天进行这件事。我本来打算回到岛上,带着孩子们,在乔一只手拿着六罐装啤酒,另

一只手拿着他的饭盒回家之前,离他远远的。
皮斯看着我,张了张嘴,不过,他又把嘴闭上了,一句话也没说。他什么都不必说,答案已经写在他脸上了。他——或是银行里的随便一个人——当然会打电话给

乔,一次找不到人,他们会继续打第二次,第三次,直到联络上他为止。原因何在?因为乔是一家之主。而没有人想过要打电话通知我的原因是,我只不过是他的

太太而已。我哪儿需要知道钱到哪里去了,我只需要知道怎样跪下来擦地板、刷护墙板、洗抽水马桶才能挣钱就好了。如果一家之主决定将孩子们上大学的钱全部

取走,那他这么做一定有他见鬼的好理由,即使没有理由,也没关系,因为他是一家之主,是掌管一切的人。他的太太只是个小女人罢了,她只要负责刷护墙板、

洗抽水马桶、在星期日下午煮好鸡肉大餐就行了。
“圣乔治太太,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皮斯说,“我很抱歉,但是——”
“如果你再说一次‘抱歉’,我就将你当皮球,踢得高高的,让你看起来像驼了背一样。”我说,但是我根本不可能对他做出什么有威胁性的事。就在那一刻,我

觉得我连踢啤酒罐过街的力气都没有了。“你只要告诉我一件事,我就走人:他将钱花光了吗?”
“我怎么知道!”他用那种谨慎又惊讶的声音说道。
“乔这一辈子只会和你们这家银行有往来,”我说,“他大可以多走几步路,到附近的马柴厄斯,或哥伦比亚福尔斯的银行开户,将钱存进去,但是他不会这么做

,他太笨、太懒,也太不知变通了。他要么就将钱塞到几个梅森罐里埋起来,要么就直接将钱存在你们这里。这就是我想知道的——过去这几个月来,我的丈夫有

没有在这里开新的账户。”安迪啊,我真的必须知道。发现他狠狠耍了我之后,我气得快吐了,那真是糟糕,但如果不查清楚他是不是把钱花光了,那根本就是要

了我的命。
“他是不是……那是银行机密!”他说,那时我已经告诉过他如果他和我过不去,我也会和他过不去了。
“哎哟,”我说,“我早猜到那是银行机密了。我现在请你破例一次。光看你的样子,我也知道你不常破例,我知道那违背了你的原则。但是皮斯先生啊,那是我

孩子们的钱,而他却说谎,将钱占为己有。你很清楚他说谎了,证据就在你桌子上的记事簿里。要是当初贵银行有最基本的礼貌,给我打一通电话,他说的这个谎

就不会成功。”
他清了清喉咙,说:“我们没有必要——”
“我知道你们没有。”我说。我真想抓着他摇他,但是我知道那于事无补,至少对他那种人没用。而且,我妈常说啊,用蜂蜜来抓苍蝇,可比用醋抓得多呢!我发

现她说的话果然没错。“这我知道,可你想想,如果你当初打电话给我,现在我就不会这么难过,这么心痛了。如果你想弥补的话——我知道你不必这么做,但是

如果你愿意这么做的话,请你告诉我,他有没有在这里开了个新账户,又或者我该回家掘地三尺。拜托你啦,我绝对不会说出去的。我以上帝之名发誓,我绝对不

会说出去的。”
他坐在那儿看着我,手指在那些绿色表格上敲着。他的指甲都很干净,看起来像有专业修甲师修剪的样子,不过这倒是不太可能,毕竟我们现在说的是1962年的琼

斯波特。我猜可能是他太太帮他修的吧。那些干净整齐的指甲每次一敲,就在纸张上发出沉闷的响声。我心里想,他那种人一定不会为我破例的。他哪儿在乎岛上

的人?哪儿在乎他们的问题?他只在乎自己的日子过得好不好。
所以当他真的开口说话时,我为自己对男人的普遍看法,尤其是对他的负面看法,感到可耻。
“圣乔治太太,您坐在这儿,我什么也不能查,”他说,“我建议您先到附近的查蒂·贝咖啡馆坐坐,喝杯热咖啡,吃个甜甜圈再回来吧!我十五分钟后会过去和

您碰面,不,我想还是三十分钟好了。”
“谢谢你,”我说,“真是太谢谢你了。”
他叹了口气,开始整理那些表格。“我一定是疯了。”他说,然后紧张地笑了起来。
“不,”我告诉他,“你只是在帮助一个不知如何是好的妇女而已。”
“我这个人就是没有办法拒绝陷入困境中的女士的要求,”他说,“给我半小时,或许再多一点的时间。”
“但是你会来吧?”
“会的,”他说,“我会去的。”
他真的来了,不过不是在半小时之后,而是在快到四十五分钟的时候。在他来到咖啡馆之前,我已经非常确定,他会弃我不顾。就在他终于出现的时候,我以为他

有坏消息要告诉我。我以为他的表情已经告诉了我是坏消息。
他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向四周仔细看了一遍,想确定我在大闹银行之后,咖啡馆里不会有人认出我们两个,找他麻烦。然后他走到我坐的那个角落,坐在我对面,

说:“钱还在银行,至少大部分的钱都还在,不到3000美元,少了300美元。”
“感谢上帝!”我说。
“这是好消息,”他说,“坏消息是,新账户只有他一个人的名字。”
“想也知道,”我说,“他也不会让我在新存折上签名吧!这样一来,我就识破他的诡计了,是不是?”
“反正许多女人都不知道家里的钱哪儿去了。”他说。他清了清喉咙,猛地扯了一下领带,然后在门铃响的时候,迅速回头,看了看是谁进来了。“大部分的女人

是丈夫拿什么给她们签,她们就签什么。”
“我可不是‘大部分的女人’。”我说。
“我也注意到了,”他冷冷地回我这么一句,“反正我已经照您的吩咐做了,现在我真的得回银行了。真希望我有时间陪您喝一杯咖啡。”
“你知道的,这一点我不太相信。”我说。
“其实我也不相信。”他说。不过,他伸出手要和我握手,仿佛我是个男人一样,我将他的那个举动视为对我的赞美。他离开之后,我仍然坐在原来的位置上,当

女服务员过来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杯咖啡时,我告诉她,不,谢了。喝第一杯时我就已经感觉胃酸过多了。我真的有胃酸,不过并不是咖啡造成的。
人总是可以从某些事情中找到值得庆幸的部分,即使事情非常糟糕。我搭渡轮回去的时候,心里就觉得庆幸,至少我还没有打包东西,这样一来,我就不必急着回

去将东西再放回原位。我也很庆幸我没有告诉塞莱娜。我本来已经打算告诉她了,但后来,我怕这个秘密对她来说太过沉重,她可能会告诉朋友,这么一传十、十

传百,最后可能会传到乔那里。我甚至还想过,她可能会很固执,根本不想离开。不过从乔一走近她,她就往后缩的情形来看,我不认为她会拒绝离开。可她还是

个青少年,你根本猜不到她会怎么想,完全猜不到。
所以我还是有点值得庆幸的事,但是还没想到该怎么做。即使将我和乔联合储蓄账户里的钱都提出来,也无济于事,因为账户里大概只剩46美元。我们活期存款户

头的钱就更可笑了,如果还没透支的话,也结清了。不过,我不会直接拉着孩子们就走人,想都别想。如果我那么做,乔一定会为了报复,将钱全部花光。这一点

我非常清楚,就跟我清楚知道自己的名字一样。根据皮斯先生的说法,乔已经花了300美元,剩下不到3000美元,我自己至少要拿走2500美元,那可是我整个夏天

去帮人家擦地板、洗窗户、帮薇拉·多诺万那个该死的臭女人晾床单——一定要用六个衣夹,四个不行——辛辛苦苦赚来的血汗钱。虽然夏天做这些工作比冬天好

多了,不过还是一点也不轻松,不像在公园里游玩,绝不。
不管怎样,我已经下定决心要带孩子们离开,但是假如我们一毛钱也没有,那可就糟了。我一定要让孩子们拿回他们的钱。在回岛上的路上,我站在“公主号”的

前甲板上,清凉的海风迎面吹来,将我的头发往后吹。我知道我要让他将钱吐出来,但不知道的是,我要怎么做。
日子还是一天天地过着。如果只看事情的表面,你会以为什么事情都没有改变。岛上似乎真的没什么变化,我的意思是,如果只看表面。但是生命中有很多事情并

不能从表面上看出来,至少就我而言,那年秋天,隐藏在表面下的事情似乎已经完全变了。我看事情的方式变了,我想这应该是最重要的部分。我现在说的不只是

那第三只眼,当小皮特的纸巫婆被取下,他的火鸡和清教徒照片也被烧了的时候,我用我那两只天然的眼睛看见了我所需要的一切。
我看见他贪婪地看着穿睡袍的塞莱娜,或者她弯腰从水槽里拿出抹布时,他色眯眯地看着她的臀部;我看见她从客厅回房间时,如果他正坐在他的摇椅上,她一定

会躲着他,离他远远的;我看见她在餐桌上递给他盘子时,如何尽量不碰到他的手。这种画面真是让我因羞耻与怜悯而心痛不已,也让我非常生气,气得几乎天天

想吐。我的天啊,他是她的父亲哪!她的血管里流着他的血液,她遗传了他那爱尔兰人的黑发和双关节的小指,但是一看见她内衣的带子滑下手臂,他的色眼就睁

得又圆又大。
我也看见小乔躲着他,而且如果可以不回答他的问题,小乔就尽量不回答,如果不得不回答,他就支吾其词。我还记得有一次,小乔放学后给我看从老师那里拿回

来的论文,论文写的是罗斯福总统。老师给他A+的成绩,还在论文的第一页上写着,这是她教历史20年来,第一次给学生的历史论文打A+的成绩。她还认为,这篇

论文很好,可以拿去报社投稿。我问小乔想不想试试埃尔斯沃思的《美国人》或巴港的《时报》,还告诉他,我很乐意为他付邮费。他只是摇摇头大笑着。我不太

喜欢他那样笑,那个笑声充满愤世嫉俗和冷酷无情的味道,就像他爸爸的笑声一样。“然后让他在接下来的六个月里挑我毛病?”他问我,“不,谢了。难道你没

听过爸爸是怎么称呼罗斯福总统的吗?富兰克林·D.犹太鬼斯福。”
安迪,我现在还记得小乔当时的样子,那时候他才12岁,但是已经快6英尺高了。他站在后门廊上,双手插在口袋里,低头看着我,而我则拿着他那篇得了A+的论

文。我还记得他嘴边的那抹微微的笑容。那抹笑容不带任何善意、幽默或是快乐。那是他爸爸的笑容,可我从来没告诉过他。
“所有的总统当中,爸爸最讨厌罗斯福,”他告诉我,“所以我才选了他来写这篇论文。现在拜托你把论文还给我,我要将它放到炉子里烧了。”
“不,想都别想,”我说,“如果你想知道被自己的妈妈推出门廊栏杆,掉到院子里的滋味,那你就过来拿好了。”
他耸耸肩。那个样子也很像乔,不过他笑得更灿烂了,比他爸爸这一生有过的笑容还要灿烂。“好吧,”他说,“只要不让他看见就好了,好吗?”
我说我不会让乔看见的,然后他就一溜烟地跑去和兰迪·吉杰投篮了。我看着他的背影,手上拿着他的论文,心里想着刚才的事情。我想的是,他怎样获得了老师

二十年来第一次给出的A+,以及他怎样选了自己的爸爸最讨厌的总统当论文主题。
再说说小皮特,他老是扭着屁股,趾高气扬地走着,下嘴唇往外噘得高高的,到处骂人是犹太鬼,每个星期上五天的学,就有三天因为惹麻烦而在放学后被老师留

下来,不得准时放学。有一次我不得不到学校去接他,因为他和人打架,重重地打在一个小男生的头上,把那孩子的耳朵都打流血了。那天晚上,他爸爸对这件事

是这么说的:“皮特啊,我想下次那家伙再看到你,就知道自动闪人了吧!你说是不是啊?”乔这么说之后,我看见小皮特的眼神一亮,我还看见大概一小时后,

乔温柔地抱他上床睡觉。那年秋天,我似乎看清所有事情了,不过我最想看清的是怎样永远离开他。
你们知道最后是谁告诉的我该怎么做吗?是薇拉。没错,正是薇拉·多诺万本人。她是唯一一个知道内情的人,至少到目前为止是这样的,她也是唯一一个给我建

议的人。
整个50年代,多诺万一家人——至少薇拉和她的孩子们——是真正在岛上度过夏天的人。他们在阵亡将士纪念日那个周末就到岛上来,整个夏天都待在岛上,直到

劳动节那个周末才回巴尔的摩。我不知道他们每天的行程是怎样的,不过我知道他们每年夏天的行程一定是这样的,绝对不变。他们回去之后,我就会在星期三带

一组清洁人员到她家,从外到里、彻彻底底地打扫干净,撤下被褥,盖上家具,捡起孩子们的玩具,再将拼图玩具放到地下室。我相信到了1960年,她丈夫死的时

候,地下室至少已经堆了300套拼图。拼图堆在纸箱之间,满满地,而且发霉了。我可以彻彻底底地打扫房子,因为我知道他们全家人不到第二年阵亡将士纪念日

的那个周末,是不太可能会踏进那栋房子的。当然,凡事皆有例外。小皮特出生的那一年,他们全家人就来岛上过感恩节。那时,岛上已经非常冷了,我们都觉得

很奇怪,不过来岛上过夏天的人本来就很奇怪。几年之后,他们来岛上过圣诞节。我还记得,多诺万家的小孩在圣诞节那天下午带着塞莱娜和小乔一起玩雪橇,也

记得塞莱娜玩了三个小时,从日出山回家的时候,脸红通通的像苹果一样,眼里则闪着光芒,像钻石。她当时只有八九岁,但是我很确定,她迷上唐纳德·多诺万

了,而且是深深地。
所以他们在岛上过了一次感恩节、一次圣诞节,就这两次例外。他们是来岛上过夏天的,至少迈克尔·多诺万和孩子们是这样的。薇拉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但是

最后,她却变成像我一样的岛上女人。或许比我更像。
尽管她丈夫在1960年因车祸身亡,不过第二年,一切还是和往常差不多——她和孩子们在阵亡将士纪念日抵达,薇拉开始织毛衣、玩拼图、捡贝壳、抽烟、享受她

薇拉·多诺万独有的鸡尾酒时光,大约是从下午5点开始,9点30分左右结束。但还是有和往常不太一样的地方,连我都发现了,我还只是个帮佣呢!孩子们很安静

,我猜他们还在为他们的爸爸哀悼。7月4日国庆日不久之后,他们三个人在港湾饭店吃饭时,起了一场争执。我还记得当时为他们服务的吉米·德威特告诉我,他

觉得他们的争执和车子有关。
不管他们争执的是什么,孩子们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欧洲人开着他们家的大汽艇,送他们回了大陆,我猜还有另一个帮佣也搭顺路船过去了。从此以后,我再也

没见过那两个孩子,薇拉则继续留在岛上。我看得出来,她并不开心,不过她还是留下来了。那年夏天,她很难伺候。劳动节之前,她就解雇了六个临时来帮佣的

女孩子。后来她搭着“公主号”离开码头时,我心想,我敢打赌她明年夏天一定不会来了,至少不会住这么久。她要和孩子们重修旧好,她一定得这么做,因为他

们是她仅剩的亲人了。如果他们已经厌倦了小高岛,她会顺他们的意,到别的地方去度假。毕竟,现在换他们当家了,她必须认清这一点。
我会这么想,表明我当时根本就不怎么了解薇拉·多诺万的脾气。她那个人我行我素,只要她不愿意,谁也别想命令她该怎么做。1962年阵亡将士纪念日的那天下

午,她自己一个人搭着渡轮出现了,一直待到劳动节。她自己一个人到岛上来,不管是对我还是对其他人都很不客气,酒喝得也比以前多,大部分时间看起来像个

女魔头。但她还是像往常一样来了,也像往常一样待了下来、玩拼图、去海滩捡贝壳,不过现在,就只有她一个人了。有一次她告诉我,她相信唐纳德和黑尔佳8

月会来“松林小筑”(他们家就是这样叫那栋房子的,安迪,这你可能知道,不过我猜南希应该不知道吧),但是他们根本就没有来。
从1962年起,她在劳动节过后也常常来岛上了。10月中旬,她打电话给我,要我帮她打开那栋房子,我当然照做了。那次她待了三天——那个欧洲人和她一起过来

,待在车库正上方的房间里——然后又离开了。她离开之前打电话给我,让我请杜吉耶·塔珀特来检查一下暖气炉,还告诉我要给家具盖上防尘布。“多洛雷丝,

既然我丈夫的事情已经料理完了,那么今后你会经常在这儿看到我,”她说,“或许比你期待的更经常呢!我也希望你能经常看到孩子们。”不过,我从她的声音

听得出来,她知道那是她一厢情愿的想法,即使早在那个时候。
下一次她再来岛上,是11月底左右的事,大约在感恩节之后一个星期。她抵达之后立即打电话给我,要我将房子打扫干净,再帮她将床全部铺好。当然,孩子们没

有和她一起来,那时候学校还在上课。不过她说,他们可能要在最后一分钟才会决定不待在寄宿学校,而是来岛上和她共度周末。薇拉心里应该很清楚他们会不会

来,但她本质上仍然是个女童子军,相信先做好准备,绝对不会错,她真的这样。
当时我马上就过去帮忙了。那个时节,我这样的工作在岛上没有什么要忙的,空闲时间很多。我在冰冷的大雨中,低着头步履艰难地走到她家。自从知道了孩子们

的钱被乔拿走这件事,我就一直很愤怒,走在路上都还在想它。我去银行差不多是一个月之前的事了,从那天开始,这件事一直吞噬着我,就像你碰到蓄电池里的

酸液,衣服或皮肤会被腐蚀一样。
我吃不下饭,睡不了三个小时就会被噩梦吓醒,甚至不太记得要更换自己的内衣裤。我的脑子里一直盘旋着乔骚扰塞莱娜的事,还有他从银行“偷”走的钱。我一

直想着,到底要怎么做,才能将钱拿回来。我知道我必须暂时不想这些事情才能理出头绪,才能想出解决的办法。如果我能暂时不去想的话,说不定办法就自己出

现了,但我就是做不到。即使我的脑子真的能暂时去想别的事情,一点很小的事也会把我送回到那个老问题上。我完全没有头绪,它快把我逼疯了。我想应该是这

个原因,才会让我告诉薇拉整件事情的经过。
我真的没打算要告诉她;她丈夫死后的那年5月,她一回来就像爪子被刺扎到的母狮子一样凶。当时她表现得像全世界都在找她麻烦,所以我根本就没有兴趣对她

倾吐衷肠。不过,就在我走进那栋房子的那一天,她的心情终于好转了。
她在厨房里,正忙着将《波士顿环球报》头版新闻的剪报钉到食品储藏室门边墙上的软木公告板上。她说:“多洛雷丝,你过来看看这篇文章。如果我们运气好,

天气又肯赏脸,明年夏天我们就可以一起欣赏这个奇景了。”
即使过了这么多年,我还是牢牢记得那篇文章的标题,因为我看到那个标题的时候,觉得心里一阵翻腾。标题是这样写的——《明年夏天,新英格兰北部将因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