博斯看得出埃德加脸上的变化,他的眼神更加不安,眉毛也更加深邃。他向前俯身,将胳膊肘放在了桌子上。

“原来如此。”他说。

“怎么了?”博斯问。

“就你们手边这个案子而言:国内药品作坊这个行当里最大的操盘者之一是一伙俄裔美国人组成的犯罪集团。大多数来源于这种小组织的药片都流向了他们,然后他们会供货给芝加哥、拉斯维加斯以及其他热点地区。据说他们用飞机载着傀儡们到处飞,一天去多家诊所和药店。飞机帮助这些傀儡四处流窜,将处方变现为药片。就像我之前说的,他们使用多个身份证件,一天去三四家药店。这可是桩大买卖,买卖一大,风险也就大。那个孩子在决定挺身而出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自己要对抗的是什么。”

“他们杀了他,就是为了杀一儆百?”

“完全有可能。‘不乖乖按我的处方给我拿药,你干脆就别干了。’像这种。”

“这个犯罪组织的据点在哪儿?在这儿吗?”

“你们得去找药品管理局谈谈,哈里。这是完全不同层次的——”

“别推了,杰里。跟我说说你知道的。”

“我知道的也不多,哈里。我们只是替医疗委员会执法,这里不是有组织犯罪管理单位。据我在药品管理局的联系人说,他们在沙漠里。”

“哪个沙漠?拉斯维加斯?”

“不是,在加利西哥的边境附近,靠近孟买海滩的板坯城——那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被他们称为‘茫茫蛮荒之南’。那里有各式各样的卡特尔——甚至是美军——留下的飞机跑道。他们用飞机运人的时候就是用的这些跑道。这帮人躲在鸟不拉屎的地方,就像吉卜赛人的大篷车。他们不断移动,一旦意识到麻烦就马上跑,你明白我的意思吗?该死的游牧人。”

“能不能给我几个人名?这个犯罪组织的头儿是谁?”

“头儿是个亚美尼亚人,他雇了好多俄罗斯暴徒和飞行员。他自称桑托斯,因为他看起来像是墨西哥人,但可能并不是。在这点上,我只知道这么多。”

“如果知道这些人在哪儿、在做什么,为什么不去把他们拿下呢?”

“那是药品管理局的问题,伙计。我也好奇为什么。我想是因为桑托斯。他们希望拿下他,而他就像是烟雾一样难觅踪影。”

“给我一个药品管理局的联系人。”

“哈里,看吧,别——”

“就一个名字。”

“好吧,查利·霍文。他是他们对付亚美尼亚毒贩的专家。他跟我说他们家的姓氏本来是霍瓦尼安还是什么的,后来入乡随俗改成现在这样。”

“查利·霍文。多谢,杰里。”

博斯看向卢尔德,看她是否还有要问的。她摇了摇头,准备走了。博斯又转头看着他的老搭档。

“那我们就不打扰你处理这件事了,”他说,“多谢合作。”

博斯站起身,卢尔德紧随其后。

“哈里,关于桑托斯有一个故事,”埃德加说,“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你应该知道。”

“说吧。”

“药品管理局策反了他的一名傀儡。那家伙氧可酮成瘾,他们利用他做线人。本来他应该继续参与游戏,回来向缉毒刑警提供情报。”

“发生了什么?”

“不知道桑托斯怎么知道的或者听到了什么风声,有一天,这个线人和其他的一群傀儡一起登上了一架飞机,起飞去做当天的工作。但是当飞机落地的时候,他就已经不在飞机上了。”

“他被扔下了飞机。”

埃德加点了点头。

“他们那里有索尔顿湖,”他说,“想来高盐度的湖水很快就会把尸体腐蚀掉。”

博斯点了点头。

“很高兴知道我们要对付的是谁。”他说。

“是啊,你们俩照顾好自己。”埃德加补充说。

 

 

 

 

 

12


结束了在里根大厦的会面后,博斯和卢尔德步行来到尼克尔餐厅,准备把午饭补上。还在市区为洛杉矶警察局工作的时候,博斯是这家餐馆的常客,但是离开警局后就再也没有来过。餐馆的合伙人之一莫妮卡热情地欢迎他再次回来,仍旧记得他之前总是点培根生菜西红柿三明治。

博斯和卢尔德讨论了他们从埃德加那里得到的信息,仔细考虑了是否需要跟他们手头上已经知道的那个药品管理局调查员联系。最终,他们决定等到自己更好地理解这个案子,并掌握更多有关家庭药房和柏高诊所的活动信息后再去联系。除了小若泽·埃斯基韦尔关于诊所的投诉,他们还是没有任何信息将两件事联系起来。

在驱车返回峡谷的路上,他们收到了西斯托的电话。他说他在回看药店摄像头拍摄的录像时有所发现,希望队伍里所有人都能看看。卢尔德让他在作战室做好准备,还说他们四点就能回去。

车流在晚高峰早期缓慢地移动着,博斯开始感到疲惫不堪。他犯了个错误:把头靠在了副驾驶的车窗上,很快就睡了过去。半个小时之后,他被口袋里手机的振动声给叫醒了。

“该死,”他边掏手机边说,“我打呼噜了吗?”

“有一点。”卢尔德说。

在电话挂断变为提示信息前他接了起来。他含糊地对着手机说出自己的名字时仍旧有些迷糊。

“是的,长官,我是圣昆廷调查服务处的杰里科警官。您说您是博斯警探吗?”

“是的,博斯,是我。”

“梅嫩德斯警督让我处理一名在押犯的调查请求,然后向您汇报。在押犯的名字是普雷斯顿·乌尔里克·博德斯。”

“是的,你查到什么了?”

博斯从口袋里掏出记事本和笔,他侧着头将手机夹在耳朵和肩膀之间,准备记录。

“并不多,长官。”杰里科说,“他只有一名获准探访的人,那就是他的辩护律师,叫兰斯·克罗宁。”

“好的,”博斯说,“你们有已删除名单吗?曾经获准探访的人?”

“这些都没有电脑记录,长官。我们没有已删除名单。”

“好的,那你有这位律师的探访记录吗?”

“有,长官。记录显示他去年一月开始获准探访。此后他会定期探访,在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四,只有去年十二月没有过来。”

“探访次数很多啊,是吧?我是说,到目前为止,得有十四五次了。”

“我不知道这算不算是探访次数很多,长官。这些死刑名单上的人受到了很多法律方面的关注。”

“好的,那邮件呢?警督有没有让你查一下寄给博德斯的邮件是什么情况?”

“是的,他有说。我查过了,长官,在押犯博德斯每天大约收到三封邮件,都有经过审核流程。他有被拒绝的邮件,因为是色情邮件或是包含色情内容的邮件。其他没有什么不正常的。”

“你们有整理寄件人目录什么的吗?”

“没有,长官,我们没有整理过。”

博斯思考了片刻。梅嫩德斯那边传来的消息帮助并不大。他透过挡风玻璃看到外面的高速公路标牌,意识到自己在驱车回圣费尔南多这一路上几乎都在睡觉。再过五分钟,他们就要上麦克莱大道了。

他决定改变策略,争取从杰里科那里再套出一点有用的信息。

“你说你正在电脑前,是吗?”他问。

“是的,长官。”杰里科说。

“你能够查看整个系统的所有在押人员,还是仅仅是圣昆廷的?”“这是一个全系统的数据库。”

“好的,你能帮我再查一个在押犯吗?他的名字是——”

“梅嫩德斯警督并没有让我查询多个在押犯。”

“没关系,要不你去问问他,我等你。”

杰里科停顿了一下,似乎真的在考虑是否要去向警督请示。最终他问道:“名字是什么?”

“卢卡斯·约翰·奥尔默,他很可能在已死亡名单里。”

杰里科让博斯把全名拼了出来,博斯听到他在敲击键盘。

“是的,已经死了,”杰里科说,“死于十一月九日,晚上八点十五分。”“好的,”博斯说,“还有存档的获准探访名单吗?”

“嗯,稍等。”

博斯等待着。

“是的,”杰里科总算回复了,“他有五名获准探访的人。”“把名单给我。”博斯说。

他将杰里科列举的名字写到记事本上。

卡罗琳·奥尔默

佩顿·福尼耶

威尔马·隆巴德

兰斯·克罗宁

维多利亚·雷姆普

博斯盯着这个名单。其中一个显然是家庭成员,其他女性很可能是铁窗骨肉皮,就是那种追求危险刺激、专爱囚犯的女人。重要的只有克罗宁的名字。现在代理普雷斯顿·博德斯的律师就是此前代理如今已经过世的奥尔默的律师,而奥尔默跟博德斯一样,也被认定犯有谋杀罪而判处死刑。

“你怎么知道的?”杰里科问。

“知道什么?”博斯说。

“那个律师在两个探访名单上都有。”

“我也是现在才知道。”

不过,这显然是需要去调查的一件事,博斯知道索托和塔普斯科特肯定也查到了这个联系。但是这并没有妨碍他们得出结论——在丹妮尔·斯凯勒被杀案中,博德斯是清白的。

博斯知道自己需要回去看那份卷宗,仔细查看第二部分,也就是最近的调查。他感谢杰里科费心帮忙,还让他向梅嫩德斯警督转达谢意。随后,他便将自己的手机和记事本都收了起来。

“哈里,什么事?”卢尔德问。

“私事,”博斯说,“跟咱们的案子没有关系。”

“如果这事情让你熬夜,然后在我的车上睡着了,它就和我们的案子有关系。”

“我是个老年人,老年人都会打瞌睡。”

“我不是在开玩笑。在这个案子上,你得全力以赴。”

“别担心,不会再发生的。我状态没问题。”

开往圣费尔南多警察局余下的路程中,他们都没有再说话。他们从侧门进了侦查处,立刻前往作战室,发现西斯托、卢松和特雷维尼奥已经在等他们了。

“发现什么了?”卢尔德问。

“看看吧。”西斯托说。

他正拿着其中一块屏幕的遥控器。屏幕上暂停的画面是家庭药房处方柜台上方的摄像头拍摄的。西斯托按了下播放键。博斯先是注意到了上面的时间和日期,录像是在谋杀发生十三天前拍摄的。

大家围成了一个半圆,在屏幕前观看。屏幕上,老若泽·埃斯基韦尔正站在柜台后,手指放在电脑键盘上。一名顾客站在柜台另一侧,是一名怀抱婴儿的年轻女子。柜台上放着一个白色的处方药袋。

那名顾客的交易正在进行时,一名男子从前门进了药店。他身穿黑色高尔夫球衫,戴着太阳镜,留着山羊胡。博斯立刻认出来这人就是他和卢尔德早上看到的那个,那个从诊所驾驶面包车到怀特曼机场的人——假买客。他来到两条走道间,漫不经心地看了看货架,似乎在找什么东西。

但是很显然,他在等待。

埃斯基韦尔处理完了电脑上的事,把一张看起来像是保险卡的卡片递给了怀抱婴儿的女子,然后将处方药袋递给了她,点头示意一切都处理完了。女子转身离开了药店,接着身穿黑色球衫的男子就来到了柜台前。

没有迹象显示小若泽正在店里。回放没有声音,但是身体语言和手势清楚地表明黑衣男子非常生气,他与埃斯基韦尔对峙起来。药剂师从柜台往后退了一步,在自己和愤怒的来访者之间留出空间。来人先是举起一根手指,似乎在说还有一件事或者最后一次。然后他将手指指向埃斯基韦尔的胸口,隔着柜台俯身将手指戳在了药剂师的胸口上。

这时候埃斯基韦尔显然应对不当。他用自己的双手做出抵抗,开始说起话来。看起来他正在与其争执,顶了几句嘴。突然,来人伸出胳膊,一把抓住了埃斯基韦尔工作服的领子。他将药剂师一把拉了过来,使其半个身子趴在了柜台上,然后正对着他的脸,两人的鼻子近在咫尺。埃斯基韦尔脚尖着地,大腿紧贴在柜台边缘。他本能地举起双手表达悔意,也没有再反抗。来人让他保持着这个不自在的姿势,继续生气地说着话,愤怒地晃着头。

接着便是西斯托想让大家看的那一幕。来人举起左手,做了把枪的样子,食指前伸,拇指抬起。他手指顶着埃斯基韦尔的太阳穴,比画出对着他的头开枪的样子,他的手甚至还做出了开枪后反冲的样子。然后他将药剂师推回到柜台后面,松开了手。他一句话也没多说就穿过药店从前门走了出去。若泽则是衣冠不整,努力让自己镇静下来。

西斯托举起遥控器暂停了播放。

“等等,”博斯说,“再看看他。”

屏幕上,药剂师在柜台后来回踱了几步。他用双手搓了搓脸,然后抬起头来,似乎是在向上天寻求指引。从头顶摄像头的角度看,他的面孔非常清楚,老若泽·埃斯基韦尔似乎正背负着沉重的包袱。他双手按在柜台边缘,前倾着身子。

他的面部表情和身体语言说得非常清楚:我该怎么办?

最后他直起身,打开柜台的一个抽屉,从里面拿出一包香烟和一个一次性打火机。他穿过大门,走进了后面的走廊,消失在画面中,或许是去后面的巷子里抽烟,想让自己平静下来。

“好了,”西斯托说,“还有这儿。”

他将录像快进了二十秒,然后恢复到了正常播放速度。

在西斯托做说明的时候,博斯看了看时间。

“这是两个小时之后,”这位年轻的警探说,“注意他儿子进来的时候。”

屏幕上,老若泽正站在药店柜台后面盯着电脑屏幕。他儿子从前门进入药店,来到柜台后面。在他从挂钩上取下自己的工作服时,老若泽从屏幕上抬起头来,等着他儿子转过身。

父子二人随后争执起来,父亲做出了请求的姿态,双手合十像祈祷一样,儿子则根本不看他,甚至还在摇头。最终,儿子将刚刚穿上的外套又脱了下来,随手一扔就冲出了药店。数天后,他被杀害时穿的正是这件外套。父亲再一次独自俯靠在柜台上,双手支撑着身子,沮丧地摇着头。

“他预见到后来的事了。”卢松说。

他们都在大会议桌前坐下,讨论起刚刚看到的情况和其中的意思。卢尔德看向博斯,他们两人点头交换了意见,这种沉默的交流表明他们想到了同一件事。

“我们认为我们知道那个身穿黑色球衫、戴太阳镜的家伙。”她开口说。

“是谁?”特雷维尼奥问。

“他被人们称为假买客,为一家经营药品作坊生意的诊所工作。我们今天看到他开车载着人到处转。这些人将非法处方带到埃斯基韦尔家这种药店去拿药。我们认为这个当父亲的涉事很深,而他的儿子可能在试图摆脱他们。”

特雷维尼奥低声吹了声口哨,让卢尔德把故事讲完。在博斯时不时的补充下,他们让整个队伍都了解了他们这一整天的活动,包括怀特曼那边,以及到市区里根大厦拜访埃德加。特雷维尼奥、西斯托和卢松问了几个问题,卢尔德和博斯在这个案子上取得的进展似乎让他们非常钦佩。

讲到一半时,瓦尔德斯局长走进了作战室,拉了把椅子坐在桌尾。特雷维尼奥问他是否需要博斯和卢尔德再从头讲一遍,瓦尔德斯拒绝了,说他只是想知道一点进展。

在卢尔德总结完自己的汇报后,博斯问西斯托能否将假买客的静止画面和药店杀手的静止画面一起放在屏幕上。西斯托花了几分钟时间做好后,所有人都站在屏幕前,将威胁老若泽·埃斯基韦尔的男子与杀害他们父子的人对比起来。基于体形大小,大家得出了一致意见:杀手并不是威胁他们的人。此外,卢尔德指出,假买客是用自己的左手比画出对老若泽开枪的样子,而两名枪手都是右手拿着武器。

“那么,”特雷维尼奥说,“下一步呢?”

博斯没有说话,而是让卢尔德带头说,但是她犹豫了。

“搜查证。”博斯说。

“目的是什么?”特雷维尼奥问。

博斯指了指录像画面上的黑衣男子。“我的想法是,他威胁要杀掉埃斯基韦尔,之后这两个人就被真正用来去做这件事。”他指着第二个屏幕说,“我们听说的是,这个组织在南边,用飞机将人运来运去。我们用搜查证来调阅怀特曼机场的录像,回看枪击发生前二十四小时的内容。看看他们是不是有把枪手运过来。”

警察局长点了点头,特雷维尼奥也只能跟着同意。

“我来开搜查证。”卢尔德说。

“好的,”博斯说,“同时,我会试着联系埃德加在药品管理局的联系人。或许他们对我们的枪手早就有线索了。”

“在这件事上,我们能够信赖药品管理局吗?”瓦尔德斯问。

“医疗委员会那人碰巧是我以前的搭档,”博斯说,“他能为这人做担保,所以我想应该没问题。”

“好的,”局长说,“那就行动吧。”

会议结束后,在去旧监狱的办公室前,博斯先去了趟停车场。他从自己的车里拿出斯凯勒的卷宗,穿过了马路。是时候回去处理这件事了。

 

 

 

 

 

13


如他所料,药品管理局探员查利·霍文没有接听博斯的电话。博斯多年来的经验是药品管理局探员有别于其他的联邦执法人员。由于工作性质,执法队伍中的其他人往往对他们有所怀疑——正如瓦尔德斯局长此前表现出来的一样。这很奇怪,也没必要,所有执法人员都是对付罪犯的。但是药品管理局探员被贴上了污名,好像他们所对抗的这种犯罪行为也能影响他们。正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这种现象可能主要源于诸多缉毒调查中所需要的渗透战术和卧底行动。这种污名使得探员们谨慎多疑、自我孤立、不愿意和陌生人通话,即使他们同样是执法队伍的人,即使可以说他们都是负责保护社会安定的同一团队成员。

博斯猜测,如果不是霍文那边有紧急需要的话,这位探员是不会给他回电话的。他给这位探员的语音信箱留了句话,好让他不得不和自己联系。

“我是圣费尔南多警察局的博斯警探,正在寻找一些情报,关于一个自称为桑托斯、驾驶飞机来往附近跑道的人,我们这里一家给他开具阿片类药物的药店里发生了双重谋杀案。”

博斯在挂断前留下了自己的号码。他还是认为自己可能得在这一两天给杰里·埃德加打个电话,让他帮忙向霍文探员引荐自己,促成一次简单的谈话。

博斯知道,卢尔德起草搜查令调阅怀特曼的录像档案,再致电高等法院的法官寻求批准可能需要几个小时。如果找不到法官的话,时间可能会更久——法院这会儿都要关门了,大多数法官很快就会开车回家。博斯的计划是利用自己手头的一切时间去进一步挖掘斯凯勒案的调查情况。尽管双重谋杀案是当前的首要任务,博斯却没有办法不去思考斯凯勒案,以及该案将对自己的名誉和自我价值造成的威胁。在自己的职业生涯中,他追查了数百名杀人犯,并将他们送进了监狱。如果他栽在这个案子上,那么其他的一切都将被人质疑。

那将使得他茫然无措。

他不得不先把埃斯梅拉达·塔瓦雷斯的案卷箱推到一边。当他搬起一个箱子,将它落到另一个箱子上时,一张照片掉到了他临时拼凑的桌子上。照片是从箱子底部缝隙的缺口漏出来,掉到桌子上的。博斯捡起照片,仔细看了看。他意识到自己之前没有看到过这张照片。照片上是母亲失踪时被留在婴儿床上的女婴。博斯知道她现在应该有十五六岁了。他会找到她具体的出生日期,然后再算一算。

在她母亲失踪一年后,她父亲决定不再抚养她。他将她送到了县里的寄养机构,随后她被收养她的家庭抚养长大,最终从洛杉矶搬到了北边的莫罗贝。照片让他想起很久以前他就计划去找她,和她聊聊她的母亲。他不知道她对自己的亲生父母是否有丝毫的记忆,而且这样做并不一定会有什么效果,也就一直没有去。他将照片放到了箱内文件的最上面,以便下次再查看箱子的时候能够提醒自己。

博斯将斯凯勒案的卷宗分成两半,把原始调查的复印材料放到一边,然后就开始查看索托和塔普斯科特被安排重新调查以来所做的序时记录表。

很快他就发现对斯凯勒的重新调查源自几个月前寄到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的一封信。寄件人正是将两名性侵犯联系到一起的那个人:兰斯·克罗宁律师。博斯将记录表放到一旁,开始翻找材料,最终找到了那封信。信上有克罗宁的抬头,上面显示其办公室位于凡奈斯的胜利大道。信直接寄给肯尼迪的上司,也就是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的主管、地方助理检察官埃布尔·科恩布卢姆。

科恩布卢姆先生:

我今天写信给您是希望您能够履行自己就职时的誓言,对一个贻害我们城市和我们州三十年的严重错误及司法不当加以纠正。这一错误在一定程度上是我助推和拖延的结果。我现在需要您的帮助,以便解决这一问题。

我的当事人普雷斯顿·博德斯自一九八八年起被关押在圣昆廷州立监狱的死囚牢房。我最近才成为他的代理人,坦白说,是我主动请求他成为我的当事人。另一起案件中的律师-当事人保密协议使得我到现在才站出来。要知道,二〇一五年卢卡斯·约翰·奥尔默去世前,我都是他的代理律师。他在二〇〇六年被判定犯有多起性侵和绑架罪,并被判处超过一百年的刑期。死于癌症前,他一直在科克伦州立监狱服刑。

二〇一三年七月十二日,我在科克伦与奥尔默先生讨论了就其定罪进行最后一次上诉的可能性。在这次保密对话中,奥尔默先生向我透露,他还对一九八七年一起年轻女子的谋杀案负有责任,而另一名男子则被错误地定罪并判处了死刑。他并没有指出被害人的名字,但是提到过被害女子的家住在托卢卡湖。

您要明白,这是律师与当事人间的保密谈话。我不能透露这一信息,以免让我的当事人再冒被判处死刑的风险。

律师-当事人保密协议在当事人死亡后仍然有效,不过这种特权规则有几项例外:如果透露受保护的谈话能够纠正错误或者阻止无辜之人受到严重伤害或死亡。而这正是我现在努力要去做的。查尔斯·加斯顿是我手下的一名调查员,按照奥尔默向我透露的事实对事情进行了调查。他确定一位名为丹妮尔·斯凯勒的年轻女子于一九八七年十月二十二日在其位于托卢卡湖的家中被性侵并杀害,而普雷斯顿·博德斯随后在洛杉矶高等法院的一场庭审中被判定有罪,处以死刑。

我随后去圣昆廷询问了博德斯,并被他聘请为他的律师。以此身份,我诚挚地请求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对丹妮尔·斯凯勒的谋杀案进行复查,请求地方检察官办公室纠正这一错误。普雷斯顿·博德斯事实上是清白的,本州判处的死刑已经让他在监狱中度过了大半生。这一司法误判必须得到纠正。

这一请求是博德斯先生诸多可选项中的第一个。我准备调查研究所有有助于改善其处境的选项。不过,我还是先写信给您。盼您迅速做出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