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斯科还好吗？”他问道。
丹尼斯·沃伊切霍夫斯基，绰号“西斯科”，是哈勒长期聘用的调查员。两年前，西斯科骑着他的哈雷摩托车在文图拉大道上被人故意撞翻，肇事者随后逃逸。西斯科左膝接受了三次手术，出院后染上了维柯丁成瘾的毛病，花了六个月时间才发现并最终戒除。
“他很好，”哈勒说，“非常好。他已经回来了，忙得很。”
“我需要跟他聊聊。”
“没问题。你找他什么事，我转告他？”
“有个朋友可能是乡村海洛因上瘾，我想问问他有哪些症状可以判断，该怎么办。”
“那你算是问对人了，一会儿完事我就给他打电话。”
到了三层，两人出了升降梯。哈勒对护士站的值班护士说明来意，并告诉她不要让任何人进来打扰。他们沿着走廊一直走到西格尔的单间。哈勒从正装外套的内袋里掏出一个门把手挂牌，上面写着“法律会议：请勿打扰”。他冲博斯挤了一下眼，把挂牌挂在门把手上，然后关上了门。
壁挂电视正播放着CNN关于国会针对俄罗斯干涉一年前大选的情况进行调查的报道。一位老人半躺半坐在病床上，正看着电视。他看上去不过九十多斤，头上一圈稀疏的白发，像顶着一个光环。他胳膊瘦得皮包骨头，皮肤上皱纹堆积，长了很多老年斑。他的双臂似乎毫无生气，只是无力地搭在拉到胸口的毛毯上。
哈勒走到床边，向那个卧床的老人招了招手，以引起他的注意。
“大卫叔叔，”哈勒大声说，“您好啊。我把电视声音关小点。”
哈勒从床头柜上拿起遥控器，把电视调成了静音。
“该死的毛子，”西格尔嘟囔着，“我希望有生之年能看到那个家伙被弹劾。”
“您说话真像个左派，”哈勒说，“不过我估计您说的这个不太可能发生。”
哈勒转向卧床的老人。
“您一向可好？”哈勒说，“这位是哈里·博斯，我的异母兄弟。我跟您说过他。”
西格尔用他那双水汪汪的眼睛打量了一下博斯。
“就是你呀，”他说，“米基跟我提过你。他说你曾经来过家里。”
博斯知道西格尔说的是他的父亲老米凯尔·哈勒。博斯只见过老哈勒一次，是在他贝弗利山庄的别墅里。那时的老哈勒已经病入膏肓，而博斯刚刚从东南亚的战场返回。一个月之后，博斯站在山坡上见证了父亲的下葬。棺材旁边，一个六岁男孩笔直地站在未亡人身旁。那一刻，博斯知道了自己还有一个异母的弟弟。不过他们二人见面相认，则是很多年之后的事情了。
“是的，”博斯说，“很久之前了。”
“嗯，”西格尔说，“对我来说，所有事情都发生在很久之前。你活得越久，就越难相信这个世界变化得有这么快。”
说着，他有气无力地指了指已经静音的电视屏幕。
“我给您带来了一件百年不变的东西，”哈勒说，“我来时路过科尔餐厅，给您带了一个法式蘸汁三明治。”
“科尔是家好馆子，”西格尔说，“快扶我起来。”
哈勒从桌上拿起另外一个遥控器扔给了博斯。这边哈勒打开公文包拿出三明治，那边博斯调起病床的上半部分，让西格尔几乎能在床上坐直。
“我们之前见过，”博斯说，“算是见过吧。就是我们今天要聊的那个案子，我在证人席接受过您的盘问。”
“当然，”西格尔说，“我还记得呢。你讲得滴水不漏。检方就喜欢你这样的证人。”
博斯点了点头，表达谢意。哈勒在老人睡衣的领口处塞了一块餐巾，然后将桌子移到他的大腿上方，拆开了三明治的包装。他又打开了一小盒酱汁，也放在桌子上。西格尔立马拿起半个三明治，把边缘在酱汁里蘸了一下就开始吃起来。他一小口一小口地吃，每一口都细细品味。
趁着西格尔品美食、忆往昔的工夫，哈勒从公文包里拿出了迷你摄像机，放在桌面上的一个迷你三脚架上。他眼睛盯着取景框，调整着桌子的角度，直到准备就绪。
一个法式蘸汁三明治，西律整整吃了三十五分钟。
博斯耐着性子等着，看着哈勒跟老人聊过去的事情，让他为访谈做好准备。终于，西格尔把三明治包装纸揉成一团，表明自己吃完了。他想把纸团扔进墙角的一个垃圾箱里，但用力太小，纸团落在了地上。哈勒捡起纸团放到自己的公文包里。
“准备好了吗，戴夫叔叔？”他问。
“早就准备好了。”西格尔说。
哈勒把餐巾从西格尔的睡衣领口里拿出来，再次调整了一下摄像机，然后按下了录像按钮。
“好啦，我们开始吧，”他说，“看着我，不要看镜头。”
“不用担心，我办案子的时候已经有摄像机了，”西格尔说，“我可不是老古董。”
“我只是觉得您久疏战阵，可能不习惯。”
“不可能。”
“那就好，那我们就开始了。三，二，一，开拍。”
哈勒首先介绍了西格尔，并说明了访谈的日期、时间和地点。尽管摄像机镜头完全对着西格尔，哈勒还是介绍了自己和博斯。接着访谈正式开始。
“西格尔先生，您在洛杉矶县做执业律师有多长时间了？”
“四十三年。”
“您专攻刑事辩护，对吧？”
“专攻？我只做刑事辩护。”
“您是否曾经为一个名叫普雷斯顿·博德斯的男人辩护？”
“普雷斯顿·博德斯一九八七年聘请我为他的谋杀指控做辩护，该案于次年开庭。”
哈勒引导着西格尔把案情回顾了一遍，首先是确定指控是否属实的预审，然后是陪审团庭审。哈勒谨慎地回避任何涉及辩方内部对案情进行讨论的内容，因为律师和当事人的沟通属于受法律保护的隐私。回顾到博德斯被判有罪并处以死刑时，哈勒把话题拉回到现在。
“西格尔先生，您是否知道在近三十年后的今天，有人正努力为您原来的当事人平反？”
“我听说了，你告诉我的。”
“您是否知道在上诉文件中，普雷斯顿先生声称，当初庭审期间，是您唆使他做伪证，让他在法庭上说谎？”
“我听说了。用今天的话来说，他把锅甩给我了。”
西格尔的声音发紧，显然是在努力压抑心中的怒火。
“具体地说，博德斯称他在宣誓后所做的有关他在圣莫尼卡码头购买海马吊坠的证词是您给他的。您有没有提供该证词给博德斯先生？”
“当然没有。如果他当时说的不是实情，那完全是他的自主行为。实际上，我希望他不要在庭审期间做证，可他不听劝告，一意孤行。没有办法，我只能允许他出庭做证，但他的表现反而把他送进了死囚牢房。他说的话，陪审团一个字也不相信。判决后，我与多位陪审员沟通过，他们都证实了这一点。”
“您是否考虑过采取其他的辩护策略，比如指控该案主办探员把海马吊坠放到您当事人家中，以达到栽赃陷害的目的？”
“没有。我们对两位办案的警探都进行了调查，质疑他们的品行没有任何帮助。我们没有尝试朝那个方向努力。”
“您今天是自愿接受我的访问，还是受到了外界的压力而为之？”
“我是自愿的。我年纪是大了，但任何人也不能凭空诋毁我的名声，玷污我这四十三年的执业清誉。去他妈的。”
哈勒没想到西格尔竟然爆了粗口。他赶忙扭身，远离摄像机，避免自己的笑声被录下来。
“最后一个问题，”哈勒忍住笑继续说，“您是否明白今天的访谈可能导致加州律师协会对您进行调查和处罚？”
“如果他们想整，尽管来。这种事我从来不害怕。他们相信了我给他们发的讣告，还印了出来，这已经够蠢的了。让他们冲我来。”
哈勒伸手关掉了摄像机。
“您表现得太棒了，大卫叔叔，”他说，“您这段应该能派上用场。”
“谢谢您，”博斯说，“我可以肯定，您的访谈一定会给我们带来很大帮助。”
“就像我说的，去他妈的，”西格尔说，“他们想挑事，那就给他们点颜色瞧瞧。”
哈勒起身把摄像机装进公文包。
西格尔微微转头看了看博斯。
“我还记得你在庭审上的表现，”他说，“我知道你们说的是真的，博德斯死定了。你知道，他是我执业四十三年来唯一一个被判死刑的当事人。但我从来没有为此难过。他罪有应得。”
“嗯，”博斯说，“但愿这一次不要放虎归山。”
二十分钟后，博斯和哈勒回到了停车场。
“你觉得怎么样？”博斯问。
“我觉得他们惹错人了，”哈勒说，“那句‘去他妈的’我真是太喜欢了。”
“是啊，毕竟他们以为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毫无疑问，下周三够他们喝一壶的。不过我们得先做好保密工作。”
“有什么问题吗？”
“这完全是一个身份的问题。我代表你作为介入方向法院提起动议，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很可能会说你是这个案子的主办探员，他们才是你的代理人。万一我争不过地方检察官，我就只能以西律代理律师的名义入局。这就够了，反正我们只是想插一脚。”
“你觉得法官会不会采纳访谈录像作为证据？”
“他至少会采纳一部分。我从基本案情切入不是没有原因的，是故意让克罗宁和肯尼迪以为这视频里没什么内容。然后——咣当——我直接提出伪证的问题。这个问题确实涉及律师与当事人之间的隐私保护，这一点我们且看法官如何判断。我希望法官看到这里时已经渐入佳境，要求把整段视频看完。我调查过审理本案的法官，这一次我们走运了。霍顿当法官已经二十年，之前还有二十年的执业经历。也就是说，西律鼎盛的时候，他已经在这行里干了。我希望他能给老人家一次机会，听他把话说完。”
“明白了。博德斯呢？他这次会出庭做证吗？”
“恐怕不会，他们不应该犯这样的错误。但他肯定会在现场，我想看看播放西律访谈视频的时候他是什么表情。”
博斯点点头。他想到时隔多年，自己竟然又要与博德斯正面交锋。他突然发现自己已经不记得博德斯到底长什么样了。在他的记忆中，博德斯只是一团阴影，有双无比锐利的眼睛。对博斯来说，博德斯就像一头想象中的怪物。
“你得抓紧时间了。”哈勒说。
“怎么说？”博斯问道。
“我们手里的牌不错，但是还不够好。现在我们有你，有西律，我们还知道涉案的DNA可能在克罗宁手里。不过我们需要更多筹码。我们还需要知道博德斯的整个诡计。这才是本案的关键。他们可是在诬陷你栽赃陷害一个无辜之人啊。”
“我已经开始调查了。”
“那就再加把劲，我的兄弟。”
哈勒打开车门，准备离开。
“我让西斯科给你回电话。”他说。
“感谢，”博斯说，“对了，呃，接下来几天你可能联系不上我。圣费尔南多警局那边的案子我得处理一下，可能没空。”
“什么案子，哥们？你自己这个案子还不够你忙活啊。这应该是你的天字一号工作。”
“我知道，但是另外那件事等不了。我应该很快就能完事，同时我会查清楚他们的诡计，然后咱们就大功告成啦。”
“又是这句‘大功告成’。你可别耽误太久。”
哈勒坐进车里，关上车门。博斯目送着他倒出车位，驶离停车场。
18
博斯和贝拉·卢尔德在圣费尔南多的案子上达成了协议。他会离开去处理些私人事务，同时为自己的卧底任务做准备，而她和警探队的其他成员则继续跟进所有调查线索，为周五的行动做准备。这使得博斯有整整一天半的时间去调查博德斯的“诡计”——哈勒是这么称呼的。同时，博斯还可以与霍文安排的药品管理局卧底训练队见个面。
和哈勒谈话后，博斯意识到自己对博德斯的关注可能一开始就错了。因为知道博德斯被判处死刑是罪有应得，博斯就将他放在了诡计中心。他是作恶之人，是没有人性之人，所以这一切都是他狡猾的精心编排，是他最后一次操纵体制，并试图通过合法手段逃出监狱。
但现在，他知道这个想法是错误的，在诡计中心的是兰斯·克罗宁。在这个案子的各个阶段，这位律师都是核心。尽管他将自己塑造成有良心的律师，只是让当权者注意到司法错误，可现在却可以清晰地看出他才是幕后操纵者，操纵着地方检察官办公室、洛杉矶警察局，甚至很可能还包括博德斯自己。
博斯仍旧坐在西律所在养老院外自己的车里。他把手腕搁在方向盘上，边用手指敲击着仪表盘，边思考下一步的举动。他必须小心。如果克罗宁知道博斯针对他开展的任何调查，他就会跑去找法官和地方检察官，指控博斯恐吓。博斯还不确定第一步是什么，但一直以来，每当他发现自己卡在了案件的逻辑上时，他就会运用攻城槌哲学。他会先退后行，希望自己已经掌握的情况能够帮助自己冲破阻碍。
他回到克罗宁策划并实施这一诡计的起点。他认为一定是从卢卡斯·约翰·奥尔默的死亡开始的。博斯从这里开始自由联想，用案件中的已知情况作为连接未知情况的坐标点。
这一切开始于克罗宁得知自己的当事人奥尔默死于狱中。律师会做什么？清出卷宗空间，把过去这些年里在奥尔默案上收集的一切送去存档？他是否会为了往昔再最后看上一眼？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克罗宁复查了卷宗，注意到了那个没有实施的策略：从强奸案件的证据中提取到的奥尔默的精液。法官命令警察实验室和克罗宁挑选的私人实验室分享遗传物质。材料被送了过去，不管是否测试过，这是有关这一材料去处的最后记录。
当事人死后，克罗宁联系实验室索要材料。嫌疑人已死，案件终了，律师要将所有尚存的零星问题都处理掉。他最终拿到了材料，现在他需要为这材料找出一个用途。目的是什么？钱吗？
博斯认为是的。总是和钱有关。在这个案子里，博德斯可以因为误判从市里获得数百万补偿款，而促成这一安排的律师可以得到其中的三分之一。
回到他的案件发展理论，博斯知道克罗宁长期担任奥尔默的律师，因此对这个强奸犯和他的活动比谁都了解。克罗宁及时回到洛杉矶，在报纸存档里搜寻符合这一用途的案子。在DNA证据出现之前的案子。可以使用DNA作为突破口的案子。
他找到了普雷斯顿·博德斯。一起主要依据间接证据判定谋杀罪成立的案子，针对他的唯一可靠证据就只有海马吊坠。克罗宁知道将一名连环强奸犯的DNA放进这个案子里，就如同引爆一颗炸弹。除掉海马吊坠，DNA就如同是打开死刑之门的金钥匙。
博斯喜欢这一推论。到目前为止，这是行得通的。但在没有先将博德斯招募为计划中的主动部分之前，克罗宁是不会再往前走下一步的。当然，要推销这一计划并不困难。博德斯已经上了死囚名单，而整个州最近都在投票支持加快死刑案件执行的举措。不仅如此，博德斯已经用光了上诉机会，没有办法再进行上诉。这时，克罗宁出现了，主动提供了一张潜在的出狱卡片，以及七位数，甚至是八位数的索赔金额。逃离监狱和死刑，并且还能让洛杉矶市为你的不幸做出赔偿。博德斯会说什么？“我不参与？”
博斯意识到有方法可以部分地确认自己的理论。他伸手拿起了放在座位上的博德斯案卷宗，将卷宗堆用橡皮筋捆绑的上半部分拿起来，迅速翻到克罗宁给定罪证据真实性调查组写的信。这是此诡计的官方起点。博斯关注的仅仅是上面的日期。这封信是克罗宁去年八月份寄出的，他意识到自己一直有这一诡计的一小块证据。杰里科警官曾说过，克罗宁自去年一月开始，每个月的第一个周四都会去探访博德斯。
克罗宁前往圣昆廷与博德斯进行数次会面之后才给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寄了信。如果这都不能证明他们是在结党营私、密谋诡计，那他真不知道还有什么可以拿来证明了。
找到了可以在下周听证会上作为引证的逻辑关系，博斯很是兴奋，提高了攻城槌的撞击频率。障碍仍在于这一计划的实施。他已经将克罗宁和博德斯联系在一起。他知道奥尔默的DNA在克罗宁手里。他只需要第三步，也就是计划的执行。
博斯决定将可能性分为两种，以塔普斯科特拍摄露西娅·索托打开证物箱的视频为界，也许此前多年，证物箱就一直在洛杉矶警察局的证物档案柜上，没被动过。
如果在索托打开箱子的时候栽赃证据就已经在里面了，那么这一见不得人的举动很可能发生于克罗宁一月份前往圣昆廷与博德斯会面到八月份他向地方检察官办公室寄出那封信之间。当时克罗宁应该已经和博德斯就计划达成了某种形式的协议。这中间的时间很长，博斯知道就现实而言，他需要索托帮助自己调查谁能够接触到证物箱。
档案保管的地方有橄榄球球场大小，受到严密监控，接触档案需要多个层级的登记手续。其员工是一群受法律协议约束的平民雇员，在一名驻场警督的监督下工作。证据仅限执法人员接触，对所有请求，他们都需要提供合适的身份证明和拇指指纹，此外，证据浏览区域还设有摄像头，7×24小时进行实时监控。
如果遗传证据是在塔普斯科特和索托从档案馆里收回证物箱之后栽赃的，那么在监管的链条上就有多个地方可以下手。警探们会亲手将证物箱里的东西交给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实验室，让他们对血清组进行检测和分析。这就牵涉利用几名可以接触到被检衣料的实验室技术人员。但是这就会有很多的“本应该”和“也许”。博斯知道这些案件都是随机指派技术人员，在DNA检测单位的各程序和人员上也设有多个完整性检查，以防止腐败、交叉污染和证据篡改，不论是否有意为之。早些年，将DNA用于法律诉讼的科学性和程序性被从各个角度挑战过。在被频繁挑战后，完整性的防火墙得以建立，由此实验室近乎无懈可击。博斯知道这方面的可能性不大。
博斯越是思考这两种可能性，越是觉得在实验室实施这一诡计的可能性不大。光是给每个案子随机分配技术人员这一安排就从根本上削弱了这种可能性。即使出现克罗宁手头有一名腐败技术人员这种小概率事件，他似乎也没有办法确保他的技术人员能够接手这个案子，更别说往丹妮尔·斯凯勒的睡衣上栽赃DNA。
博斯不断回到证物箱上，回到索托在塔普斯科特的镜头前切开他的封条，并打开证物箱之前证据被篡改的可能性上。他掏出存有录像的一次性手机，又看了一次箱子被打开的过程。索托划开证物封签、打开证物箱盖的时候，证物封签完好无损。博斯没有看出任何异样，这让他困惑不解。
他考虑给索托发个信息，问问她是否可以接触到档案馆房顶的摄像头，是否有要求看过上面的录像。但是他知道这一问题很可能会让她怀疑博斯的举动，也会让她生气。毕竟，塔普斯科特拍摄索托的开箱过程就是因为两名警探希望有录像证明箱子封签完好无损。他们自己拍摄这一过程则是为了避免提交查看房顶摄像头的请求，现在不太会有兴趣为了博斯再去申请。对证物箱没有被篡改，而且奥尔默的DNA从入箱第一天开始就在箱子里的睡衣上这点，他们很是满意。
博斯又看了一遍视频，这一次他屏蔽了塔普斯科特的解说，以便能够将注意力集中在索托用美工刀划开封签的画面上。播放到一半时，他的手机在口袋里振动起来，他暂停回放，将一次性手机放到中控台的杯架里。他掏出手机，发现是个陌生号码，但还是接了起来。
“您好。”
“哈里·博斯？”
“是的。”
“西斯科，米基说你想跟我聊聊。”
“是的，你怎么样？”
“还不错，什么事？”
“我想和你见一面，聊点事。需要保密，还是当面谈比较好。”“你现在在做什么？”
“呃，正在费尔法克斯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里坐着。”
“我离你不太远。现在这会儿，格林布拉特的楼上应该很安静。在那儿见面？”
“好的，我能去那儿。”
“关于这事，你一点暗示都不想给？”
在过去少有的几次相处中，博斯一直感觉西斯科对自己有着些许敌意。博斯将这归咎于辩方和检方工作人员间的正常敌意。这也是因为在哈勒雇用西斯科之前，西斯科一直与路圣有关联。在警方看来，路圣是个摩托车帮派；在其成员自己看来，路圣则是个俱乐部。而且这也总是有点嫉妒的意味。博斯和西斯科的老板有着血缘关系，这使得他们之间有种独特的亲近感，这是西斯科所没有的。博斯觉得西斯科可能担心博斯会在某一天取代他成为哈勒的辩方调查员。但在哈里看来，这是不可能的。
博斯觉得不仅仅是要给他点暗示。
“我希望你能帮助我当卧底，我需要装扮成氧可酮上瘾的人。”
西斯科顿了顿才回答。
“好的，”他说道，“这个我做得到。”
19
十五分钟后，博斯坐在位于森塞特的格林布拉特餐厅二楼的卡座里，慢慢地喝着咖啡，再次用一次性手机静音播放着那个视频。餐厅里空荡荡的，只有房间另一头的桌子那儿有人。
博斯听到木质楼梯上传来缓慢、规律又沉重的脚步声。他暂停了视频，很快西斯科就走了进来。他块头很大，锻炼得如同恶魔一般，常常穿着黑色的哈雷T恤，衣服紧紧包裹着他健硕的胸部和肱二头肌。他灰色的头发在后面绑成一个马尾，戴着深色的徒步旅行者太阳镜。他拿着一个画有火焰的手杖和一个看起来像是环绕型护膝的东西。
他徐徐步入卡座的时候说道：“嘿，博斯。”
他们隔着桌子碰了碰拳头。
“西斯科，”博斯说，“我们可以在楼下见面的，这样你就不用爬楼梯了。”“不，这里安静，爬楼梯对膝盖也有好处。”
“膝盖怎么样了？”
“都好了。又骑上摩托车，又开始工作了。我唯一想抱怨的就是早上起床的时候。每到那个时候，膝盖疼得要命。”
博斯点点头，伸手指了下西斯科带来的东西。
“这都是干什么的？”
“这是你的道具。你需要的就是这些东西。”
“给我说说。”
“你想去药店，对吧？囤积处方？上瘾的人都这么干。”
“嗯，是的。”
“我这么干了一年，一次都没被拒绝过。你去这些地方，他们和其他人一样想要挣钱。他们并不想赶你走，只是希望被你说服。你戴上护膝——记住一定要戴在裤子外面——然后拿上手杖，这样你就不会有任何问题了。”
“就这样？”
西斯科耸了耸肩。
“在我身上没问题。我从拉哈布拉一个不老实的医生那儿花了五千美元买了一整个处方本，让他在每一页上都签了字，剩下的我自己填。填好后我就去东洛杉矶所有的家庭药房。六周里，我积攒了一千多片。这时候我就跟自己做了个约定。等这些药片吃完，我就得站起来，战胜它。然后我就做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