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我想错了。
我当时并不明白，但为时已晚——我父亲已经在我身上内在化，在我身上内向投射，深埋在我的潜意识中。即使我走到天涯海角，他始终与我如影随形。他那个可恶、无情、暴怒的声音始终陪伴着我——厉声叫骂，说我是窝囊废，不要脸，不成器。
我上大学的第一个学期就遇上了寒冬。那些声音变得让人难受，令人麻痹，它们控制住了我。我吓得浑身发软，出不了门，参加不了任何社交活动，也交不了任何朋友。我真不如不要离开家。希望荡然无存。我被打败了，陷入了困境。我被逼到了绝境，无法解脱。
只有一种办法可以一了百了。
我去了很多家药房，买了一大堆扑热息痛。为了不引起别人怀疑，我一次只买几盒。其实我没有必要这么担心，因为根本没有人在注意我。我觉得自己简直成了隐形人。
我的房间很冷。我用冻得发麻的手指笨拙地打开包装盒，强迫自己把那些发苦的药片一片一片地吞咽下去。接着我爬上那张窄窄的、躺着很不舒服的小床，闭上眼睛，等待死神的到来。
可是死神始终没有来。
我等来的是胃肠道烧灼般的绞痛。我弯腰吐起来，把胆汁和还没溶解的药片一起吐了出来，吐了自己一身。我躺在黑暗中，胃里火烧火燎，没完没了地痛。黑暗中，我逐渐意识到：
我不想死，至少现在不想，我还没有活够。
这个想法给了我一线希望，尽管很朦胧、很模糊，但它至少使我认识到，单枪匹马是于事无补的：我需要帮助。
我找到了这样的帮助，通过大学咨询服务部。帮助我的人叫鲁思，是一位心理治疗师。她体态丰腴，满头白发，像个和蔼可亲的老祖母。她的脸上挂着同情的微笑——我相信这样的微笑。起初她并没有说很多的话，只是静静地听我诉说。我谈到自己的童年、家庭和父母。我发现，无论我谈到多么痛苦的细节，我的内心都无动于衷。我与自己的情感是脱节的，就像一只与手腕断开的手。我谈了那些痛苦的记忆和自杀的冲动——但我没有任何感觉。
然而，我会偶尔抬起头看着鲁思的脸。使我感到惊讶的是，她在听我讲述的时候，眼睛里却含着泪水。这么说似乎很难让人理解，但那些泪水不是她的。
那些泪水是我的。
我当时无法理解。但这就是心理治疗。病人把自己无法承受的情感托付给他的治疗医生：她承受着他所有的恐惧，代他进行亲身体验，而后再慢慢地把她对这种体验的感受反馈给他。鲁思就是这样把我的情感反馈给我的。
鲁思与我的交往持续了好几年。她成了我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通过她，我内化了一种与另一个人建立起的新型关系：建立在相互尊重、诚实与友善的基础上——而不是基于相互指责、愤怒和暴力——的新型关系。我渐渐开始从内心对自己产生了不同的感觉——觉得我已经不那么空虚，不那么害怕，而且感受能力得到了提升。虽然内心那个可恶的声音从未完全离开过，但我现在有鲁思的声音与之抗衡，而且我对它的关注也在逐渐减少。久而久之，我头脑中那些声音逐渐平息，有时甚至暂时消失。我会感觉很平静——有时甚至很高兴。
很明显，心理治疗拯救了我。更重要的是，它改变了我的生活质量。这种谈话治疗方式，对于我的脱胎换骨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它定义了我。
我知道，这是我未来的职业。
大学毕业后，我在伦敦接受心理治疗培训。在培训过程中，我继续去向鲁思请教。她依然是那样支持我，鼓励我，但也告诫我要用现实的态度面对我选择的道路。用她的话来说就是“这不是在公园里散步”。她说得对。与病人在一起，会弄脏我的手——这么说吧，这项工作毫无舒适可言。
第一次在一家防范严密的心理诊疗所工作的经历，我至今记忆犹新。我到了那里不到几分钟，就有一个病人脱下裤子，当着我的面蹲在地上，拉了一摊臭烘烘的大便。其后遇到的一些事情，虽然没那么恶心，但是也非常奇葩——混乱的自杀未遂、自伤自残、毫无节制的歇斯底里与悲伤。所有这些都让我受不了。不过我每次都能从中学到一些新的应对方法。事情逐渐变得容易了。
奇怪的是，我居然这么快就适应了心理诊疗所这种陌生的新环境。我觉得自己对于疯狂已经司空见惯——不仅是别人的疯狂，还有自己的。我认为我们都很疯狂，只是表现方式不同而已。
这也是我为什么——以及怎么——会与艾丽西亚·贝伦森案件有关的。我是个非常幸运的人，年轻时就有幸接受了成功的干预治疗，从心理黑暗的边缘被拉了回来。然而，在我心中，另一种可能性是永远存在的：我有可能变疯——并像艾丽西亚一样，被囚禁在某个机构里终了一生。若非仁慈的上帝……
当然，英迪拉·夏尔玛问我为什么要成为心理治疗师时，我不可能说出其中任何一点。毕竟我面对的是整个面试小组——如果没有其他原因——我知道这个游戏该怎么玩。
“到了最后，”我说，“我相信，无论初衷如何，是那些训练使一个人成为一名心理治疗师。”
英迪拉像圣贤似的点点头说：“是的，很对。千真万确。”
面试很成功。英迪拉说，我有在布罗德穆尔工作的经历，具备一定优势，说明我可以应付极端的心理创伤。他们当场就给了我那份工作，我欣然接受。
一个月后，我起程前往格罗夫诊疗所。
4
我顶着1月凛冽的寒风，来到格罗夫诊疗所。道路两旁的树木光秃秃的，就像一具具骷髅骨架。惨白的天空预示着一场大雪即将来临。
我站在门口，从口袋里掏出香烟。我有一个星期没抽烟了——当时，我暗下决心，一定要把烟戒掉，而且保证这一次说话算话。可是现在我又破戒了。我把烟点上，对自己的行为感到恼火。心理治疗师通常认为，烟瘾是很难戒除的，而一个优秀的心理治疗师必须克服这个问题，把烟戒掉。我不想带着一身烟味走进诊疗所，就往嘴里放了一两片薄荷口香糖，边吸烟，边嚼口香糖，两只脚还在不停地轮番跳动。
我浑身发抖——说实话，主要不是因为天冷，而是因为紧张。我心里一直不踏实。在布洛德穆尔的时候，我的顾问医师直言不讳地说我正在犯错误。他向我暗示，离开那里就断送了我本来很有前途的职业生涯。他对格罗夫诊疗所颇不以为然，对迪奥梅德斯教授更是嗤之以鼻。
“他是个离经叛道的人物，做过许多与群体治疗有关的尝试——有一段时间曾在福尔克斯供职。20世纪80年代在赫特福德郡办过替代性治疗社区。这种形式的治疗社区，尤其是现在，从经济上是行不通的……”
他先是欲言又止，然后压低嗓门说：“我不是吓唬你，西奥。我听到一些传言，说那个地方要被砍掉。可能不出半年，你就会发现自己丢了饭碗……你真的不反悔？”
我沉默了片刻，但只是出于礼貌。
“肯定。”我回答说。
他摇摇头：“我看这是职业上的自杀。不过既然你决心已定……”
我没有跟他说艾丽西亚·贝伦森，也没有说我希望为她进行治疗。我本来可以用他能明白的话进行解释：通过对她的治疗，我可能会写出一本书或者发表一篇论文什么的。可是我知道这样说等于是对牛弹琴；他还是会说我犯了错误。也许他说得对。我很快就能找到答案。
我掐灭手中的烟，抑制住紧张情绪，走了进去。
格罗夫诊疗所位于艾奇维尔医院最老的那个部分。原先那座维多利亚时期的红砖建筑，早就被四周高大的、外形丑陋的附加设施和扩展部分所包围，相形之下显得非常矮小。格罗夫诊疗所位于这片建筑群的中心。它的围墙上安装了一排鹰眼似的摄像头，这是唯一能说明里面的人非常危险的标记。他们对接待处的布置可谓不遗余力，为的是让它具有友好的氛围——里面放了几张蓝色的长沙发，墙上贴着粗陋且孩子气的绘画作品，那是病人的创作。我觉得它不像家防范严密的精神病诊疗所，倒像家幼儿园。
一个高个子男人来到我身边，微笑着伸出手，自我介绍说他叫尤里，是诊疗所的护士长。
“欢迎你来到格罗夫，”尤里说，“我们没有欢迎委员会，只有我。”
尤里约莫有三十七八岁，人长得很帅气，体形优美，满头黑发，领子没有遮住的脖子上有蜿蜒的部落文身。他身上除了有股烟味，还有修面后留下的须后水香气。他说话略带一些口音，但英语说得非常完美。
“我是七年前从拉脱维亚过来的，”他说，“当时我一句英语也不会，可是一年后就很流畅了。”
“令人钦佩。”
“其实也没什么。英语比较容易，拉脱维亚语就难得多了。”
他哈哈一笑，从腰间的皮带上取下一串叮当作响的钥匙，从中取出一套递给我。
“这是单人病房的钥匙，你会用得着的。你还得知道每间病房的密码。”
“还不少呢。我在布罗德穆尔的时候只有几把。”
“是啊，不过我们最近提高了安全级别——自从斯特芬尼走马上任之后。”
“斯特芬尼是谁？”
尤里没有回答。这时候从接待室后面的办公室里走出一个女人。尤里冲她点了点头。她是加勒比海地区的人，年纪是四十五六岁，留着两边修成锐角的波波头。“我叫斯特芬尼·克拉克，”她说，“格罗夫诊疗所的主管。”
斯特芬尼对我敷衍地笑笑。她与我握手时，我留意到她的握手比尤里有力度，握得比较紧，却少了几分热情。
“作为主管，”她说，“我优先考虑的是安全问题。不仅是病人的安全，还有每个工作人员的安全。如果你都不安全，那你的病人也不会安全。”接着她递给我一个小东西——便携式警报器。“这个东西你要随身携带。不要把它供奉在办公室里。”
我尽管不想要，还是连忙说：“好的，主管。”如果不想给自己找麻烦，最好还是别去惹她。我对以前的几个比较专横的病房主任采用的就是这个办法——避免冲突，服从管理。
“很高兴见到你，斯特芬尼。”我微笑着说。
她点点头，脸上没带任何笑容。“尤里会领你去你办公室。”说完她就扬长而去，没再看我一眼。
“跟我来吧。”尤里说。
我跟着他来到病房入口处——那是一扇强化的钢门。大门旁边有个由保安操纵的金属探测器。
“你肯定知道这规矩，”尤里说，“任何利器——任何可以用作武器的东西，都不准带进去。”
“打火机也不行。”保安在检查的时候从我口袋里掏出打火机，用指责的目光看着我补充了一句。
“对不起，”我说，“我忘了还有打火机。”
尤里示意让我跟着他走。“我带你去你的办公室，”他说，“这时候大家都在参加社群集会，所以这里很安静。”
“我能去参加吗？”
“社群集会？”尤里感到惊讶，“你不想先习惯一下环境？”
“习惯环境的事不急。如果不麻烦你的话。”
他耸了耸肩：“那就随你。这边走。”
他领着我穿过几条走廊。走廊两边是上了锁的病房门上的小圆窗——有节奏的敲门声、插销的插拔声、钥匙的转动声。我们走得很慢。
显而易见，这幢房子已年久失修。墙上的油漆已起皮剥落，走廊上弥漫着一丝发霉和腐臭的气息。
尤里在一扇关着的门前停下，点头示意说：“他们都在里面，进去吧。”
“好的，谢谢。”
我稍加迟疑，做好心理准备，然后推门走了进去。
5
集会的房间呈长方形，窗户很高，且有栏杆。透过窗户，可以看见外面的红砖墙。房间里有一股咖啡的香味，还有尤里的须后水的残留气息。大约三十人坐成一圈。大多数人手里捧着盛着茶水或咖啡的纸杯，有的在打哈欠，并尽量不让自己睡着。有的人咖啡喝完了，就用手摆弄着空纸杯，或把它捏扁，或把它压平，或把它撕碎。
这样的集会每天有一两次，它的性质介乎行政会议与小组治疗之间。讨论的话题涉及诊所管理以及病人护理方面存在的问题。迪奥梅德斯教授喜欢说：“这是一种尝试，它让病人参与自己的治疗，并鼓励他们对自己的健康负起责任来。”毋庸讳言，这种尝试一般都不能奏效。迪奥梅德斯在集体治疗方面的背景，意味着他对各种形式的集会都很感兴趣，并鼓励尽可能多地举行这类会议。也可以说，只要有听众，他就显得特别高兴。他站起身，伸出手来对我表示欢迎，并示意我走过去。我觉得他似乎有一点戏剧表演的才华。
“西奥，你来啦。过来过来。”
他说话略带希腊口音，不过已几乎听不出来了——基本上都改掉了，因为他在英国已经生活了三十多年。他长得一表人才，虽已年逾花甲，依然精神矍铄——有一股年轻人的活力与调皮，不像个精神科医生，倒像个不讲礼数的大叔。这并不是说他对病人不尽心尽力——早上他来得比清洁工还早，晚上值夜班的人来了，他还没有走，有时候他就睡在办公室的长沙发上。他有过两次离异，经常开玩笑地说，他的第三次婚姻最成功，那就是他与格罗夫诊疗所的结合。
“坐这儿，”他指着身边的一把空椅子说，“坐，坐，坐。”
我欣然从命坐下。迪奥梅德斯热情洋溢地对我进行了介绍：“允许我来介绍一下我们新来的心理治疗师西奥·费伯。让我们一起欢迎西奥加入我们的小家庭——”
迪奥梅德斯讲话的时候，我的目光扫视着这个圈子，想看看谁是艾丽西亚。可是我没看出来。除了迪奥梅德斯一本正经地穿着套装，戴着领带，其他人大多数穿着短袖衬衣和T恤衫。我很难分清谁是病人，谁是工作人员。
我熟悉的面孔只有两张，其中之一是克里斯蒂安。我是在布罗德穆尔工作时认识他的。他是个喜欢打橄榄球的精神科医生，鼻子并不挺拔，胡须是黑色的，模样挺耐看。我到布罗德穆尔不久，他就离开了。我并不特别喜欢他；不过说句公道话，我也不太了解他，因为我们在一起共事的时间毕竟不长。
我认识的另一个人是英迪拉，是在那次面试时认识的。她对我笑了笑，我很感激，因为只有她脸上露出善意。大多数病人以呆板的、不信任的目光看着我。我不责怪他们。他们受到过种种虐待——身体上的、心理上的、性方面的，这意味着，要获得他们的信任，还需要假以时日。所有的病人都是女性——大多数人形态粗糙，脸上不是皱纹，就是伤疤。她们有过艰难的人生阅历，饱受种种恐惧，直到被逼入精神病这个无人地带；她们的经历都写在脸上，一看便知。
可是艾丽西亚·贝伦森呢？她在哪儿？我再次环视这个圈子，还是没有看见她。接着我意识到了——我的眼睛正看着她。她坐在这个圈子对面正对着我的地方。
我没有看出她来，因为她不显眼到近乎隐形。
她坐在椅子上，身体前倾，显得非常平静。她手里端着一纸杯茶水，手在不住地颤抖，茶水像细流似的洒落在地板上。我真想走过去帮她把杯子扶正，但是我克制住了自己的冲动。她完全不能把持自己，我怀疑她都没注意到我在注视她。
我没想到她竟然成了这么可怜兮兮的样子。这个曾经的美女还有一些当年的风韵：湛蓝的眼睛，优美匀称的面庞。但她现在不仅骨瘦如柴，而且污秽不堪：红棕色的长发脏乱蓬松地披在肩上；指甲被咬得撕裂开来；两只手腕上，褪色的伤痕清晰可见——在那幅《阿尔刻提斯》的画上，我看到过类似的伤口。她的手指一直在颤抖，毫无疑问这是服用利培酮和其他大剂量抗精神病药物产生的副作用。她张着嘴，嘴里积聚了许多白花花的唾沫，口水止不住地往下流。这是药物另一种令人惋惜的副作用。
我发现迪奥梅德斯在看我，于是把注意力暂时从艾丽西亚转移到他身上。
“西奥，我觉得还是你来做个自我介绍吧，这肯定比我来介绍要好。”他说，“你讲几句吧，啊？”
“谢谢你。”我点点头，“其实我也没什么要补充的。我只是想说，很高兴来到这里。我激动、紧张、满怀希望。我期待着了解你们大家——特别是各位病友。我——”
这时有人咣当一声推开大门，打断了我的话。开始我还以为是幻觉。只见一个块头很大的人冲进房间，手里高举着两根参差不齐的木棍，把它们像矛一样朝我们扔过来。有个病人吓得捂住眼睛尖叫起来。
我担心这些东西会伤着我们，不过它们只是重重地落在这圈人中间的地上。这时我才看清：它们根本不是什么矛，而是断成两截的台球杆。这个大块头病人四十多岁，是个深色头发的土耳其女人。她大声嚷嚷说：“把我气死了。这根台球杆儿断了一个星期了，你们他妈的还没换新的。”
“不要说脏话，伊丽芙，”迪奥梅德斯说，“我现在不准备谈台球杆儿的事。你迟到这么长的时间，我们先看看还能不能让你参加这个聚会。”说着他转过头，狡猾地把球踢给了我。“西奥，你有什么想法？”
我眨了眨眼睛，稍后才听见自己在说：“我认为遵守时间的问题很重要，准时出席集体活动——”
“你的意思是，就像你刚才一样吗？”坐在圈子对面的一个男人说。
我转过身，发现说话的人是克里斯蒂安。他哈哈大笑，似乎对他刚才那句玩笑话颇为得意。我勉强对他笑笑，随即转身对着伊丽芙。
“他说得很有道理。今天上午的活动我也迟到了。也许我们都要从中吸取教训。”
“你扯什么呀？”伊丽芙说，“你他妈的是谁呀？”
“伊丽芙，注意语言文明，”迪奥梅德斯说，“不要逼我让你闭嘴。坐下！”
伊丽芙依旧不依不饶：“台球杆儿的事怎么说？”
她是在问迪奥梅德斯。可是迪奥梅德斯却看着我，等我来回答。
“伊丽芙，我可以看得出来，为了这根台球杆儿，你很生气，”我说道，“我怀疑把它弄断的那个人也很生气。现在就出现了一个问题：在这个诊疗所里，我们应该怎样对待生气的问题。我们就花点时间，谈谈生气的事怎么样？你先坐下来吧。”
伊丽芙转动了一下眼珠，不过还是坐了下来。
英迪拉点点头，显得很高兴。于是英迪拉和我就开始谈生气的问题，想办法让病人讨论他们生气时的感觉。我觉得我与她的配合非常默契。
我可以感觉到，迪奥梅德斯在观察，在对我的表现进行评估。他似乎很满意。
我瞟了艾丽西亚一眼，并惊讶地发现她也在看我——至少她的目光是冲着我这个方向。她的表情让人琢磨不透——似乎想努力聚焦目光来看什么。
认识她的人都说她光彩照人，充满活力，让人着迷。我简直不敢相信，这个邋遢的女人就是艾丽西亚·贝伦森。就在这时候，我知道自己到这里——格罗夫诊疗所——来的决定是正确的。我的一切怀疑都已烟消云散。我决心不遗余力，争取让艾丽西亚成为我的病人，不达目的，誓不罢休。
事情已经刻不容缓：艾丽西亚迷失了。她迷了路。我想把她找回来。
6
迪奥梅德斯教授的办公室位于艾奇维尔医院最破旧的地方。门外的墙角上结了不少蜘蛛网，走廊上只有一两盏灯亮着。我敲了敲门，很快就听见里面传来他的声音。
“进来。”
我转动把手，门吱呀一声开了。房间里的气息顿时使我为之一惊。他的办公室与医院的其他地方迥然不同，我没有闻到任何防腐剂或漂白粉的气味。它反而更像一个管弦乐池，可以嗅出木头、琴弦、琴弓、抛光剂和蜡的气息。稍事片刻，我的眼睛才适应了里面昏暗的光线。我看见倚墙放着一架竖式钢琴，觉得它与医院的氛围格格不入。在昏暗的光线中，我看见二十来个微微发亮的金属乐谱支架。有一张桌子上高高地堆着一摞乐谱，像一座基础不稳的、直指天际的纸塔楼。另一张桌子上放着一把小提琴，旁边有一支双簧管和一支笛子。桌子边上还放了一张竖琴——个头很大，有漂亮的木质框架和一排瀑布般的琴弦。
看着这些乐器，我惊得张口结舌。迪奥梅德斯哈哈笑起来。
“你对这些乐器感到好奇？”他说着咯咯直笑，然后在办公桌后的椅子上坐下。
“它们都是你的吗？”
“是的。音乐是我的爱好。不，我说得不准确——音乐是我的酷爱。”他的手指得意地在空中滑动。他在以动画人物般的方式说话，采用大量的手势，强调自己的话——好像是在指挥一个无形的交响乐队。
“我组建了一支非正式音乐小组，对所有希望参加的人员开放。”他说，“对工作人员和病号一视同仁。我发现音乐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治疗工具。”稍事停顿后，他用轻快的、乐曲般的声音说：“音乐具有神奇的魔力，它能让野兽平静下来……你同意吗？”
“你说得肯定对。”
“嗯。”迪奥梅德斯打量着我，“你玩乐器吗？”
“玩什么？”
“不管什么。三角铁是起点。”
我摇摇头：“我没有音乐细胞，年轻的时候在学校玩过录音机，仅此而已。”
“那你识谱吗？这是个有利条件。好吧，你随便选一样乐器。我来教你。”
我笑了笑，再次摇摇头：“我怕自己没有足够的耐心。”
“没有？嗯，耐心是一种美德，作为心理治疗师，你一定要好好培养自己的耐心。你知道，我年轻的时候不是很专心，不管是搞音乐、当牧师，还是当医生。”他大声笑起来，“现在我是三者兼而有之了啊。”
“我想这是肯定的。”
“你知道吧，”他迅速切换话题，“那次面试，我的话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不妨这么说吧，在投票的时候，我尽量为你美言。你知道为什么吗？不瞒你说——我很看好你，西奥。你使我想起了我自己……谁知道呢？可能再过几年，这个地方也许就由你来掌管了……”他话说了一半，随即叹了口气：“当然了，如果它还存在的话。”
“你认为它有不存在的可能？”
“谁知道呢？病员太少，员工太多。我们与信托基金会密切合作，希望找到一种‘经济可行’的模式。也就是说，我们一直受到监督与评估，或者说受到监视。你也许会问，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怎么能把治疗工作做好？正如温尼科特所说的，在着火的大楼里，是无法进行心理治疗的。”他摇摇头，突然显出老态——疲惫与厌倦。他压低嗓门，神秘兮兮地小声说：“我认为斯特芬尼·克拉克主管跟他们是一伙的。毕竟，她的薪水是信托基金会发的。只要对她进行观察，你就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了。”
我觉得迪奥梅德斯有点偏执，不过这也可以理解。我不想说错话，所以一直谨言慎行。
接着我开口说：“我想问你一个问题，是关于艾丽西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