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官,我说实话,”我能听到自己的嗓音颤抖地变了声,但是对此无能为力,“我向上帝发誓我会说实话。我只希望能把自己知道的一切都告诉你,离弃黑暗,奔向光明。”
他探究地盯着我,我忽然意识到自己所说的话,不禁一阵脸红。我居然使用了哈珀让我在支票供认书中写下的荒谬字眼,真是糟透了。
他的嘴边瞬间掠过一丝讥笑。“是了,”他说,“我忘了你还是一名记者,那么我们现在再来一次。记住我不需要长篇大论的辩解,实话实说就好。”
“当然。”我的脑子一片混乱,一时间根本想不出应对之策。
“1955年的时候你为什么去伦敦?你肯定知道伦敦警察厅当时已经掌握了你的全部资料。”
“我怎么可能知道?我当时已经很多年没去英国了。”
“战争期间你在哪儿?”
“在开罗干活儿。”
“什么活儿?”
“翻译。”
“那你为什么去伦敦?”
我清了清嗓子,喝了一口酒。
“回答我!”
“我正要回答,长官,”我别无选择,只能实话实说道,“我们出版物的英国经销商突然停止付款,给他的信函也没有回复。我去英国一探究竟,发现他的办公室关门了。我以为他倒闭了,于是开始寻找新的经销商。结果跟我洽谈的那个人是一名伦敦警察厅的警探。我们以前常把货藏进棉花堆里,然后寄到利物浦,貌似海关发现了这一点并通知了警方。我们的经销商那时已经被抓进监狱,而警方没有将此事公示,于是我就上钩了。”
“很好,这样好多了,”他说道,看上去似乎有些愉悦,“不过,很自然地,你对英国当局存在诸多怨恨。”
我本应想到他之前说过的话,但我仍然一片混乱,于是试图转移他的注意力。
“当然,我当时是有些怨恨。我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公正的审判。但是过后,我意识到警察也有自己的职责,”我觉得这么说能够取悦他,“而制定法律并不归他们管。因此,我努力成为模范囚犯。我想我做到了。毕竟,我因为表现良好争取到最大的减刑机会。我无法抱怨自己在梅德斯通所受到的待遇。实际上我离开时,跟地方长官握了手,他还祝我一切顺利。”
“然后你就回到了埃及?”
“是的,考察期一到,我就回了开罗,长官。”
“接着你在那里向埃及当局举报,说一位名叫科尔比·埃文斯的英国商人是英国特工。”
他的话就像一记耳光抽在我脸上,但这次我稳住了阵脚说:“不是接着,长官,那是后来苏伊士危机期间。”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跟他这样的人我该怎么解释自己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原则?于是,我索性闭上了嘴。
“是因为你需要通过某种方式向埃及当局证明你是反英派,还是因为你不喜欢这个人,或者你本身就是一个坚定的反英派?”
我猜三者兼而有之,但我真不知道,于是几乎不假思索地答道:“我的母亲是埃及人,我的妻子在英国发动的袭击中被他们的炸弹炸死。我为什么不能坚定地反英呢?”
这可能是我当下能够给出的最好答案,听起来非常可信,即使事实并非如此。
“你真的认为那个人是特工?”
“是的,长官。”
“然后就申请了埃及国籍。”
“是的,长官。”
“你在埃及一直待到1958年,也就是他们最终断定埃文斯不是英国特工并放了他的时候?”
“他被判定有罪,被释放是一种宽恕。”
“但是埃及人当时确实开始对你展开调查。”这是一个陈述句。
“我想是这样。”
“我明白了,”他再次替我倒满酒,“我认为我们已经开始相互了解了,辛普森。你现在应该意识到道德审判既不是我的工作,也不是我的兴趣。另一方面,在我们拼凑事实的讨论过程中,我也开始了解你的想法。那么,现在再让我们回到你关于哈珀先生和利普小姐的故事上来。”他又看了看文件夹说,“瞧,对于像你这样阅历丰富的人来说,真是有些匪夷所思。你明明怀疑哈珀可能是在利用你,而且是为了某些非法的目的来牟取暴利,却依然照做,就因为区区的100美元。”
“我以为是回程的时候会有猫腻,长官。等他意识到我已经猜到他想干什么时,我想他不得不付给我冒险的钱。”
他把身子向后靠去,同时露出一个笑容:“但是在想到这种可能性之前,你就已经接受了这100美元。否则,你也不会在雅典郊外搜车。知道问题卡在哪儿了吗?”
我知道了,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解决。
他又点燃一根烟,说道:“辛普森,就在几分钟前,你还非常明智地要离弃黑暗,现在为什么不继续了呢?要么你的整个故事都是谎言,要么就是你忘掉了一些重要的东西。无论哪个,我都要找出来。如果你现在就告诉我,我们两个都能轻松点儿。”
我知道自己已经输了。我又喝了些酒说:“好吧。我对他跟对你一样没辙。他勒索我。”
“怎么勒索你的?”
“你们和希腊签订了引渡条约吗?”
“那不重要,我又不是警察。”
于是,我只能把旅行支票的事告诉他。
我说完之后,他点了点头,说了一句“我明白了。”过了一会儿,他起身走到门口,敲了敲门。门马上就开了,他朝门外的人交代了些什么。
我很确信他已经没什么可问的了,现在正吩咐警卫把我带到牢房,因此我大口喝完杯子里剩余的酒,并把火柴放进自己的口袋里,想着万一运气好也许能把它们顺走。
牢房的事我似乎并没有猜对。他吩咐完,就关上门走了回来。
“我让人送点儿能吃的东西过来。”他说。
他没有在桌旁停下来,而是朝电话走去。我点燃一根烟,把火柴重新放回到桌子上,我想他应该没有注意到。他让人转接一个伊斯坦布尔的号码,而且还在这个号码前面加了一堆吓死人的头衔。然后他挂了电话,回到桌子旁。
他说:“把你记得的有关这个哈珀的一切都告诉我。”
我从一开始就把整个故事原原本本地告诉了他,但是他现在想听取更多的细节。
“你说他说话像在美国生活了几年的德国人,你是什么时候有这种感觉的?是在汽修厂听到他和那个人讲德语之后吗?”
“不是,听他说德语只是更加证实了我的想法。”
“如果听到我说一口流利的德语,你能判断出那是不是我的母语吗?”
“不能。”
“他是怎么发音的,比如说,英语单词‘稍后’?”
我努力学给他听。
他说:“你看,德国人发‘I’这个音时更为前置,但在土耳其语中,在某些元音之前,‘I’的发音就像你刚才所发的英语辅音。如果他说他在土耳其待过,你会怀疑吗?”
“如果他这么说,我可能就信了。但哈珀是土耳其名吗?”
“那它是德国名吗?”
“可能是希佩尔的英化。”
“也可能是哈巴克的英化,”他耸了耸肩,道,“也可能是别名,而且很有可能。我只想知道这个人是否有可能是土耳其人。”
“因为你所指的政治层面?”
“明摆的事儿。催泪瓦斯弹、震荡手榴弹、烟幕弹、6支手枪和6人份20发的子弹,再找上6个死士全副武装,然后对某个重要人物或某些重要人物发动突然袭击,就能造成很大的破坏。现在仍然有很多旧政权的支持者,不喜欢军队的铁腕统治。”
我忍住没说我也不太喜欢那些铁腕统治。
“但是,当然,”他继续说道,“我们会一直盯着他们。如果他们想闹点儿动静出来,总得借助些外力。你说他有瑞士法郎、联邦德国马克和美元对吗?”
“是的。”
“当然,我们现在所知道的很有可能只是冰山一角。如果真是这样,那么背后肯定需要很多金钱支持。这个哈珀不惜花费巨大的精力和财力来运输这批军火。或许……”
电话铃在此时响了起来,打断了他的话。图凡接起电话,是他之前要求转拨的伊斯坦布尔的电话。图凡在电话这边说的话我最多能听懂十分之一。显然,他在向他的上司汇报。我的名字被提及了几次,之后大部分时间他都在聆听,偶尔穿插几句“是的”,表明明白对方的意思。我能隐约听到话筒那头传来嘈杂的说话声。最后,对方停下来,图凡又问了一个问题,收到一声简短的回复,就没了。图凡恭敬地结束了对话,然后挂上电话,朝我看了过来。
“坏消息,辛普森,”他说,“我们科长不愿意帮忙,他认为你所犯的罪行太过严重。”
“真遗憾。”似乎没什么好说的了,我又倒了一杯酒,想抚慰一下自己的肠胃。
“他觉得你对我们没有太大的帮助,我说服不了他。”
“我知道的已经都告诉你了。”
“这还不够。我们需要知道更多有关这个哈珀的事,比如他的同党和接应人是谁,这个利普小姐是谁,还有这些武器和弹药的去向以及用途。当然,如果你能提供这些信息或帮助提供这些信息,我们可能会重新考虑你的案子。”
“我想获得这些信息,唯一的方法就是明天开车去伊斯坦布尔,当作什么都没发生过,按照原计划去公园酒店,等人和我联系。你们是想让我这么做吗?”
他面对着我坐了下来说:“如果我们认为你值得信任,那么我们可能会让你这么做。但是我们科长有所顾虑。自然,他是想到了你之前的经历。”
“这有什么关系?”
“不是明摆着吗?如果你跟这些人通风报信,说出车被搜的事,他们或许会给你好处。”
“给我好处?”我大声笑了起来,我想自己肯定是有点儿沉不住气了,“奖励我告诉他们他们被监视了吗?你说真的?我们现在说的可是一群不惜以身犯险的亡命之徒。我目前唯一认识的联系人就是哈珀,他可能在伊斯坦布尔,也可能不在伊斯坦布尔。如果他不在,取车的人必须先联系我。我要怎么做?在他耳边小声说,‘快跑,事情暴露了’,然后还指望他离开之前给我小费?还是说我再等等,等着多认识几个联系人后,再告诉他们这个好消息,让他们筹钱给我?别闹了!他们立刻就会想到自己跑不远,因为你会再次把我抓起来审问。好处?到时候他们不要我的命,我就谢天谢地了。”
他笑了:“我们科长就是想看看你有没有这种觉悟。”
但是他之前愚蠢的假设实在令人恼火,以至于我没有立即反应过来他话里的意思,也不再管他能否听懂,继续用英语说:“无论怎么样,你们又能损失什么?如果我明天没有在伊斯坦布尔出现,他们肯定会想到出了岔子,而你们所得到的不过就是几个没有任何实质意义的人名,和一辆二手林肯。当然,还有我,但是我所知道的一切你都已经清楚了。等你站在法庭上试图证明我要发动单人政变时,看起来肯定蠢透了。我看你那个倒霉的科长不过是个善良、正直、满嘴废话的浑蛋,认为只要犯过错的人就应该永无翻身之日,但如果他的脑袋没有长在屁股上,他就应该知道他必须相信我,因为他根本没有其他选择。”
图凡平静地点点头,将酒瓶拿到我够不到的地方,说道:“你多少道出了科长的原话。”


第四章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时头痛欲裂,不仅仅是因为宿醉,还有神经紧张的关系,我一向都是如此。说起来,我能入睡也真是一个奇迹。
图凡要人送来的“能吃的东西”原来是酸奶(我一点儿都不喜欢)和某种羊奶奶酪。他打电话时,我只吃了些面包。
林肯车被留在卡拉阿加克边防检查站,那里晚上没人,图凡不得不叫醒检查站的站长开门,同时还安排了一名军车司机将车送至驻军汽修厂。里面的枪支弹药,还有我的行李,都被移交给当地的陆军司令部检查。也就是说,之后为了将车门里的东西重新放回去,做到像刚发现时那样,又召集了更多的人,包括搜过车的海关检查员在内。
即便是动用了图凡所有的权限,光组织人手也花了一个小时。然后,就是我的旅馆住宿问题。那时的我已经筋疲力尽,不介意在牢房里睡上一觉。我也这么跟他说了,但是,他想了半天。当然,我并没有因此感到安慰,实际上,我不得不听上一番长篇大论。如果哈珀问我在哪里过夜怎么办?如果这样怎么办,如果那样怎么办?特工有时不得不冒险,但绝不能冒没有必要的风险;因为在小事上疏忽大意而陷入困境不可原谅;等等。那是他第一次称呼我为“特工”,感觉别扭极了。
图凡已经跟我说好,9点钟的时候在宾馆附近的一栋新公寓楼外见面。我到时他已经到了。他的穿着还算整洁,但是没有刮胡子,眼睛也有些浮肿,似乎整夜没睡。他甚至连句“早上好”都没说,就示意我跟上,然后率先走下一条斜坡,带着我来到公寓楼地下的小停车场。
林肯车就停在那儿,看上去很干净。
“车洗过了,”图凡说道,“上面留下的指纹太多。等你开到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会再次沾上尘土。你最好看下车门。”
我警告过他要小心车门内板。车门内板是真皮材质,而且我在雅典取车时就发现门板上面非常干净。如果军队装配工在更换时笨手笨脚地弄出点儿划痕或印迹,肯定会引起哈珀的注意。
不过,我看不出什么问题。如果不说,我也不会想到这些车门板曾被拆除过。
我问道:“里面的东西都在吗,跟原来一样?”
“海关检查员说一样。所有的东西都跟车窗玻璃一样用胶带固定在金属上。东西取出前曾拍过照片。”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摞冲印的照片给我看。照片不是很清楚,里面的东西看起来就像是冬眠的蝙蝠。
我问:“你知道这些东西是从哪儿弄来的吗?”
“问得好。手枪和子弹当然是德国的,所有的手榴弹都是法国的。这对我们没什么用处。不过,我们能确定东西是在希腊装上车的。”
“怎么知道的?”
“里面塞了报纸来避免震荡,是一周前的雅典报纸。”他从汽车前座上拿出一个密封的信封,然后将其打开。“这些都是你在边防检查站被拿走的东西,”他说,“你最好现在就把它们放回口袋,信封我会带走。我在护照上特别给你贴了一个月的旅游签证,可以在土耳其作为旅行证件使用,以防酒店前台发现护照过期,或者你因任何原因被交警拦下。如果不巧被哈珀或什么人看到,你就说你保证在伊斯坦布尔续签护照后就轻松过了边检。当然,通行证是没问题的,这里还有你的其他个人证件。”他把东西递给我后,就将信封撕成了四截,然后塞进自己的口袋。
“现在,”他继续说道,“说一下你的任务。你知道我们想要的信息。首先,所有相关人员的姓名、住址、相貌特征,还有他们说过什么话,做过什么事;其次,你要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尽力找出这些军火使用的地方和方式。因此,不论什么时候,他们提到的任何地名你都要特别留意,包括建筑物或特定区域。明白吗?”
“明白,我怎么跟你汇报呢?”
“我正要说这点。首先,从你离开这儿的这一刻起,你就将处于我们的监视之中。负责监视你的人员会不停变动,但是如果他们中的某人恰好被你认了出来,请装作不认识的样子。只有发生危急事件或者非常紧急的情况,你才可以跟他们接触。这时候只要你说出我的名字,他们就会给你提供帮助。你平常将通过电话报告,但不能使用专线转接的电话。当然也不能使用宾馆的电话,要用咖啡馆里的电话。除非由于身体或安全的原因不允许,否则你的固定汇报时间是每晚10点,如果错过10点的汇报,就改为第二天早上8点,”他从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继续道,“电话号码写在火柴盒里面。确定记牢后,就把盒子扔掉。如果想在报告时间以外的时间联系,会有值勤人员转接你的电话或给你另外一个可以联系到我的号码。我说得都清楚了吗?”
“清楚了。”我拿过火柴盒,看了一下里面的号码。
他又说道:“还有一件事。我们科长不是一个和蔼可亲的人。你不会背叛我们,因为这样做对你没有好处。他当然也知道这点。但是,对他而言,执行任务过程的低级失误与恶意背叛一样令人无法接受,也一样需要承担后果。所以,我强烈建议你要成功。我要说的就这些了,你还有什么问题吗?”
“没,没问题了。”
他点点头,转身走上斜坡,朝街上走去。我把自己的行李再次放到车后座。十分钟后,我离开埃迪尔内,驶上去往伊斯坦布尔的路。
开了一段路后,我确定监视车辆是一辆黄褐色的标致。它就跟在我车后两三百码处,而且一直或远或近地保持着这个距离,即使驶入城镇,或者有卡车或其他汽车插进我们中间也不例外。它离我一直不算太近,我也没有机会看清驾驶员的脸。当我在乔尔卢停下来吃午餐时,他也没有赶超上来,因为我在那里没有看到这辆标致车。
我吃饭的地方是街边一家小餐馆,在外面爬满藤蔓的露台下,摆了几张摇摇晃晃的桌子。我喝了一两杯烧酒,又吃了一些酿青椒,才感觉肚子好受了点儿。我在那儿坐了一个多小时,我倒是希望能多待一会儿。以前在学校里也不是没有这样的时候。一段倒霉的日子结束了,而另一段还没开始。现在也有这样的日子,比如在押候审等待宣判的日子,不说你无罪,也不说你有罪,不用你负责,也不用你参与。我经常希望自己能来场手术,当然不是那种痛苦或严重的手术,只为了手术后能够恢复一段时间。
我离开乔尔卢后三分钟,标致汽车就再次追了上来。后来,我只在加油时停了一次,到达伊斯坦布尔时刚过4点。
我把车停在塔克西姆广场附近的停车场里,拿着行李朝酒店走去。
公园酒店坐落在一个山坡上,俯瞰着博斯普鲁斯海峡。据我所知,它是唯一一家大堂设在顶层的酒店,因此客人需要乘坐电梯下行而不是上行到自己的房间。我的房间就下行了很长一段路,它位于一个拐角处,下方就是带有咖啡厅的街道。咖啡厅里有留声机,还有各种源源不断的土耳其爵士唱片。房间窗户几乎与一座建在山坡低处的清真寺尖塔顶部持平,两者相距大约50码远。塔里安装着扬声器,穆安津召集信徒的祈祷声震耳欲聋。哈珀预订房间时显然要了最便宜的一间。
我换上一件干净的衬衫,开始坐下等人联系我。
6点钟的时候,电话响了。
“辛普森先生?”是一个男人的声音,语调里带着一股高高在上的优越感,口音难以辨认,既不像英国人也不像美国人。
“我是辛普森。”我答道。
“利普小姐的车还好吗?你从雅典过来没有遇到什么意外或麻烦吧?”
“没有,车很好。”
“那就好。利普小姐有个紧急的约会要赶,需要你帮忙。你知道希尔顿酒店吗?”
“知道。”
“现在就开车去希尔顿酒店,把车停在酒店对面科范萨雷夜总会的停车场。车辆通行证和保险放在杂物箱里,车钥匙则放在驾驶员座位旁边的地板上。明白了吗?”
“明白,明白,但是你是哪位?”
“利普小姐的朋友,十分钟之内把车开来。”他突然挂断了电话,好像我的问题非常失礼一样。
我坐在那儿思考自己该怎么办。我当然不会按照他说的话做。要想与图凡感兴趣的人搭上线,唯一的希望就是通过车。如果就这样把车交出去,我就彻底没辙了。即使没有图凡交代的任务,我也不会同意。哈珀曾说过,跑完这趟会给我报酬和供认书。要想我乖乖交车,他或他的人就必须信守承诺。他也一定知道这一点。雅典的事儿过后,他很难再期望我会相信他的人品。还有之前不是说要我在利普小姐在土耳其时为她开车吗,现在又是什么意思?
衣橱顶上铺着几张防尘纸,我把通行证藏到纸下面,然后就出去了。我花了大约十分钟走到希尔顿酒店。
我步伐轻快地走近停车场,转动着手中的钥匙,就像要去那里取车一样。如果我猜得没错,肯定会有人在等着接应林肯车,要么是那个打电话的人,要么就是听他命令行事的人,等我一走,他们就会立即将它开走。在伊斯坦布尔,即使是最破的车也不宜在无人看管的情况下长时间不上锁。
我几乎很快就发现了这样一个人。他站在希尔顿酒店车道的出口处,抽着一根烟,目光锁定在不远处,似乎在考虑是直接回家找老婆还是先去看看自己的女朋友。我还记得要向图凡汇报这些人的相貌特征,于是仔细地打量了他几眼。他大约45岁的年纪,身材粗壮,阔胸,褐色的胖脸顶着一头杂乱的灰色卷发。他的眼睛也是褐色的,身上穿着一套浅灰色的薄西装,脚上穿着黄色的袜子和编织皮凉鞋。我估计他的个头在五英尺十英寸。
我穿过停车场,确保没有其他可疑人员,然后从停车场另一边走了出来,顺着街道往回走,同时又瞥了他一眼。
他正在看自己的表。如果我听从指挥,车应该已经开过来了。
我径直回到公园酒店,几乎在打开房门的同时,就听到了里面的电话铃响。
还是同一个人的声音,但这次霸道很多。
“辛普森?我发现车还没开过来,你在干什么?”
“请问是哪一位?”
“利普小姐的朋友。请回答我的问题,车呢?”
“车很安全,而且一直都会很安全。”
“你什么意思?”
“通行证在酒店的保险箱里,车在车库里。在我交给哈珀先生或哈珀先生的代理人前,它会一直在那里。”
“这辆车是利普小姐的财产。”
我回答道:“通行证上写的是利普小姐的名字。但车是哈珀先生交给我保管的,我要对此负责。我根本不知道利普小姐是谁,只知道个名字。至于你,我甚至名字都不知道。所以我很难办,你能明白吗?”
“等一下。”
我听见他开始和旁边的人说话:“他说……”然后他用一只手握住了话筒。
我继续等着。过了一会儿,他在话筒那边再次开口:“我去你的酒店,在那儿等着我。”还没等我同意,他就直接挂了电话。
我去了楼上的大堂,告诉酒店前台,如果有人找我,告诉他我在露台。露台有很多人,但我还是成功找到一张桌子并要了杯酒。我已经做好跟对方联系的准备,但那个人在电话里的声音实在让人喜欢不起来,所以我更愿意在公共场所而不是房间里与他见面。
我在领班那里留了名字,大约20分钟后,我看到他朝一个高个子男人指了指我。那个人的面色灰白,头又秃又尖,还长了一对招风耳。他朝我走来,上身穿着一件奶白色和棕色相间的条纹运动衫,下身穿着一条棕褐色的亚麻裤,耷拉着嘴角,长长的上唇显得极为难相处。
“辛普森?”
“是我。”
他在我对面坐了下来。棕色的眼睛,左侧下颌镶着一颗金牙,左手小拇指上戴着金子和玛瑙材质的印章戒指,我在心里默默地记着。
“你哪位?”我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