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于我的罪名可能无法洗刷，尽管我是现实主义者，当时也没打算去考虑这个问题。
接完第四次电话后，站长走出他的办公室，对一直守在过道的边检员吩咐了两句，然后就进了厕所。
他说：“你现在将被押往埃迪尔内的驻军监狱。”
“那我开来的车呢，长官？”
他沉吟了一下说：“这个我还没有收到指示，但它肯定会成为证据。”
看来跟上级机关的直接联系似乎让他没有了最初的自信。我决定趁热打铁、虚张声势一把，于是大声说道：“长官，我必须提醒你，鉴于你将我拘留在此的行为，我已经正式向你提出抗议。我现在再次抗议。车子及里面装的东西在你的法律管辖范围之内，但我不在。因为证件不符合要求，我被拒绝入境。因此，从法律上讲，我不在土耳其境内，应该被立即遣返边界另一边的希腊。而在希腊，我有有效的居留证。如果你的上级领导知道这些事情，我相信他有很多问题要问你。”
我说得义正词严，可惜，他似乎只是觉得好笑。
“所以你不仅是记者、司机和军火走私贩，还是律师。”
“我只是警告你。”
他收起脸上的笑容说：“那我也警告你，在埃迪尔内，你将不会与普通的警察机关接触。我们认为你的案子可能已经涉及政治层面，因此将交由反情报二科负责。”
“政治层面？什么政治层面？”我试图以发火来掩饰自己的惊慌，但并不是很成功。
“那就不是我能说的了。我只能警告你，二科的负责人是哈基将军。他的手下将会对你进行审讯，而且最后一定会让你乖乖合作的。所以你最好一开始就这样做，据我所知，他们的耐心非常有限。就这样。”
他走了，过了一两分钟，边检员进来了。
我被押进一辆带篷的吉普车里，右手铐在护栏上，在两名士兵的看管下，驶往驻军监狱。驻军监狱位于城郊，是一座古老的石头建筑，院子四周都是墙壁，窗户上安有带孔的金属网和栏杆。
押送我的一名士兵是士官，他向内门的守卫报告后过了一会儿，两名身穿另一种制服的人从旁边一扇较小的门走了出来。其中一人拿着一张纸交给了押送我的士官。我看到那是我的接收单。士官当即解开我的手铐，将我从吉普车中拽了出来。新的押送人员推搡着我向侧门走去。
“进去，进去！”他厉声说道。
所有的监狱似乎都充斥着消毒剂、尿液、汗液和皮革的味道，这里也不例外。顺着木头做的楼梯，我来到一扇钢门面前，一个带着一长串钥匙的人从里面将门打开。进去之后，右边好像是接待室，有一张桌子，桌子后面坐着一个人，后头还有两个隔间。警卫推着我走到桌子前，呵斥了一句什么。我用法语表示自己听不懂，桌子后面的那个人说道：“把口袋里的东西都掏出来。”
我乖乖照做。边防检查站的人拿走了我所有的证件和钥匙，现在我口袋里只剩下我的钱、我的手表、一包香烟和火柴。桌子旁边的人把手表和香烟还给我，把钱和火柴放进一个信封里。这时一个穿着脏兮兮的白大褂的男人走了过来。他拿着一个薄薄的黄色文件夹，走进后面的一个隔间。过了片刻后，他喊了句什么，我被押了进去。
隔间里有一张小桌子、一把椅子和一个带盖的桶，角落里有一个洗手盆，墙壁上还有一个白色金属柜。“白大褂”坐在桌子旁，准备用来采取指纹的印盘。他瞥了我一眼，用法语说道：“把衣服脱了。”
监狱里的工作人员都是一个样的。我脱完衣服后，他先是检查了我的衣服和鞋子内部。接着，用手电筒查看我的嘴和耳朵。然后，他从壁柜里拿出一副橡胶手套和一罐凡士林检查我的直肠。对于这种侮辱，我一直深恶痛绝。最后，他采取了我的指纹。“白大褂”全程都有条不紊，甚至还给了我一张厕纸擦拭手上的墨水，然后他让我穿好衣服去另外一个隔间。那里有一台照相机，还有配套的溢光灯和固定的聚焦杆。拍完照后，他们押着我拐过几个走廊，来到一扇绿色的木头门前，上面喷着白色漆字“ISTIFHAM”。这是土耳其语，我认识，意思是“审讯”。
审讯室里只有一扇很小的窗户，上面还装了铁栏杆。太阳即将下山，屋里已然一片昏暗。一名警卫跟着我一起进了屋，顺手打开灯。另一名警卫从外面将门关上锁住。跟我一起的警卫在靠墙的凳子上坐了下来，大声地打了个哈欠。
屋子大约有18平方英尺大小，角落里有一间不带门的厕所。家具除了靠墙的长凳外，还有一张固定在地板上看起来结实异常的桌子和六把椅子；墙上有一部电话和一幅裱了框的凯末尔·阿塔图尔克石版画；地板上铺着破旧的棕色油毡。
我掏出烟，递了一根给警卫。他摇摇头，一脸轻蔑的样子，好像嫌弃我没拿出像样的东西孝敬他似的。我耸了耸肩，将烟放进自己的嘴里，示意借个火。他再次摇头。我收起烟，在桌子边坐了下来。我不得不做好准备，现在二科的人随时会过来审问我。而我此刻最需要的就是得想好怎么跟他们说。
审讯总是一样的。我记得我父亲在被杀前一晚曾试图向母亲解释过这一点。对于一名犯错的士兵而言，在他的指挥官前实话实说没有什么好处。他必须想到更多更花哨的说辞来蒙混过关。如果他在熄灯后半小时才回到营房，只是因为喝了太多啤酒错过末班车，那么谁会同情他呢？不过是个粗心大意的傻蛋而已，于是指挥官会说些类似“七天禁闭，下一个”的话，就这样。但是，在被问及是否有话要说时，如果他编个故事，让指挥官听得津津有味，那么情况就会发生变化。他最终可能只是被警告而已。我父亲说他以前的团里有个下士就非常擅长为士兵们编故事，而且每个故事只卖半克朗。他编的故事统称为“是这样的，长官”。我父亲有次因为晚归被“追责”时，就曾买过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是这么编的：
是这样的，长官，我当时正沿着营房路往回赶，以便按照部队规定在熄灯前回到营房。然后，长官，就在我经过军械大道的购物商场时，突然听到一个女人的叫喊声。此时停顿一下，长官，我停下来听了听，结果再次听到她的喊叫声，还有混乱的哭声。声音貌似是从商场里的一家店铺传来的，所以我就过去看了看。再次停顿，然后继续往下说，然后，长官，我发现一个中东佬，抱歉，长官，是一个本地人，在门口调戏一位白人妇女。我能看出她是位正经人家的女子，长官。此时声音略显沉重，然后，长官，那位女士看到我来了，便立刻向我求助，说她正准备回自己母亲家，就在炮兵公园对面，而这个当地人试图，好吧，试图骚扰她。我让他让开。长官，结果他开始恶语相向，用他们当地的脏话来骂我，而且还用了一些侮辱性字眼来辱骂军队。深吸一口气，是这样的，长官，为了那位女士着想，我忍了下来，没有发火。事实上，长官，我想那个男人一定是喝醉了或嗑了药。他还算清醒，没敢直接上前，但是当我护送这位女士离开商场时，我发现他就跟在我们后面，想等机会再次骚扰她。那位女士也发现了。长官，我从来没有看到过一位女士害怕成那样。当她请求我护送她去她母亲家时，我意识到这会让我晚归。但是，如果我就那么走了，她很可能会遭遇不测，而那样的话我永远都不会原谅自己，长官。抬头挺胸，咬紧牙关，直视指挥官头顶的墙壁，说，长官，我知道错了，甘愿领罚。指挥官这时想不出什么话来，只会说一句“下不为例”，事情就算过了。
唯一的麻烦就是在军队，除非你是个人嫌狗憎的讨厌鬼，否则大家一般倾向于相信你的话，因为这样一来事情更简单。另外，他们也知道就算你是在编故事，也肯定已经出了一身的冷汗，算是达到了惩罚的目的。想要警察相信你则困难得多，他们不愿意漏过任何一处疑点。他们会一而再，再而三地核实你的故事，找到证人和证据，弄清所有的可疑之处。“那位女士叫什么名字？长什么样子？你护送她去的房子到底在哪里？她的母亲真的住那里吗？你见到了吗？从购物商场到炮兵公园另一侧需要22分钟，然后从那儿走到营房需要30分钟，总共是52分钟。但是你晚回来两个小时。剩下的1个小时又8分钟你去了哪里？我们有目击者称见过你……”等等。你没法用半克朗买到足够好的故事来应付警方。如果对方是情报机构，那就更糟了。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甚至不必担心法庭诉讼问题。因为他们就是法庭，法官、陪审团和检察官他们全包了。
对于站长提到的反情报二科，我一无所知，但是也不难推测那是什么。土耳其人一直是法语单词和短语的伟大借用者。Ikinci Büro在我听来像是土耳其语里的第二科，不会差太多。
无论用哪一种语言问我世界上哪些、哪种或哪类人最为猜忌、多疑、狭隘，完全就是不讲道理、丧失人性、残暴嗜虐和毫无信誉的浑蛋，我肯定都会毫不犹豫地说：“反间谍部门的人。”跟他们打交道，只有一个故事是行不通的，尤其还不是真实的故事，他们本能地就不会相信。你必须拥有一系列的故事，这样当他们推翻第一个时，你可以拿出第二个，然后等他们接着质疑时，你再拿出第三个。这样一点点地，你就会发现他们真正想让你讲的故事，而他们则会认为自己取得了进展，不会继续难为你。
在埃迪尔内，我从一开始就陷入死地。如果早知道车里藏着什么，在边检站站长问我的时候，我就不会告诉他哈珀的事情，只会装傻，或者干脆一言不发。这样，等之后我最终撑不住并“全部招认”时，我所说的话，他们至少会相信一部分。可现在，我恰好讲了一个真实的故事，但听起来就好像我在糊弄他们一样。所以，你可以想象我在等待时的心情。我知道自己一定要倒霉了，因为根本没有可操作的余地。
太阳沉了下去，窗外逐渐变黑。屋子里静悄悄的，我听不到监狱其他地方的声响。我猜这可能是早就设计好的，这样外面也听不到审讯室里发出的任何声音，比如尖叫声。在里面待了两个小时后，外面的走廊上传来了脚步声，接着门被打开了。一个新警卫走了进来，他拿着一个锡碗装的羊肉汤和一大块面包，把它们放在我面前的桌子上，然后朝原来的警卫点了点头，后者出去并重新锁上门。新来的警卫则在板凳上坐了下来。
没有勺子，我用面包蘸着汤尝了尝。汤是温的，漂着一片片凝固的油脂。就算没有消化不良，我也根本吃不下。现在，光是汤的味道就让我想吐。我看向警卫，问道：“有水吗？”。
他指了指洗手间。显然，如果我想喝水，只能去喝水龙头里的水。这实在不是个好主意，消化不良已经够糟了，我可不想再得上痢疾。我勉强吃了一些面包，然后又掏出烟，希望这个新警卫能给我根火柴。他摇了摇头。我指着桌子上的塑料烟灰缸，提醒他未必不允许吸烟。他依然摇头。
快9点的时候，一架双引擎飞机飞到监狱上方，然后一圈圈地盘旋，似乎正在降落。飞机的声音对警卫来说好像代表着某种信号。他看了看手表，然后心不在焉地把手伸到外套前，似乎要确认所有扣子都扣上了一样。
我问道：“埃迪尔内有一个大机场吗？”与其说我想知道，不如说我更想打破屋子里漫无止境的沉默。
我说的是法语，但是他没有听懂。我用手比画着，但他似乎误解了我的意思。
“Askeri ucak.”他简短地说道。
一架军用飞机，谈话结束了。但是我注意到他开始不停地看自己的手表。我想可能是换班时间到了让他变得不耐烦。
20分钟后，远处传来车门关门的砰砰声。警卫也听到了，立即站起身来。我看向他，他瞪了回来。
“注意！”他喝道，然后又焦急地说，“起立！起立！’
我站了起来，现在我能听到不断接近的脚步声和说话声，有人开了锁，然后门“哐”的一声被推开了。
刚开始的时候，除了有人在走廊上说话，什么也没有发生，从我的角度根本看不见外面，只能听到一个严厉强硬的声音似乎在发号施令，还有另一个谦卑的声音不停地表示服从：“是，是，长官，马上。”然后，说话声停止了，下达命令的人走进房间。
我猜他大约有35岁，也许更年轻，又高又瘦，颧骨凸起，灰色的眼睛，还有一头褐色短发。他的嘴唇很薄，在我看来，属于英俊的一种。他身穿便装，是一套深色西服，显然出自上好的罗马裁缝之手，还系着一条深灰色的丝质领带，看起来就像是刚从一个外交使团的鸡尾酒会归来。据我所知，可能真的是这样。他的右手腕上戴着一个金色识别带，手里则拿着一个大的马尼拉信封。
他神情淡淡地打量了我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说道：“我是图凡少校，二科副主任。”
“晚上好，少校。”
他扫了一眼旁边睁大眼睛注视着他的警卫，突然厉声下令道：“出去！”
警卫出去时差点摔一跟斗。
门一关上，少校就拉了一把椅子来到桌前，坐了下来，然后冲我招手示意我回到面包旁边的座位上。
“坐，辛普森。我猜你会说法语，但不会说土耳其语。”
“是的，少校。”
“那我们就用法语来代替英语，这样我会方便一些。”
我用法语答道：“遵命，长官。”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和火柴，扔到我面前的桌子上，说道：“你可以抽烟。”
“谢谢。”
我很高兴他的客气，但是并没有因此放松警惕。当警察给你递烟时，通常是游戏的第一步，在这种“让我们看看能不能像男人对男人一样理智交谈”的游戏里，他们一般会拿着套让你自己往里钻。我点燃了一根烟，等待他下一步的动作。
他似乎并不着急。只见他打开信封，取出一个文件夹，开始查看整理里面的文件，就好像他刚刚弄掉了所有东西，现在正试图重新排序一样。
此时响起了敲门声，图凡置若罔闻。过了一两分钟，门开了，一名警卫走了进来，拿来一瓶烧酒和两个杯子。图凡示意警卫将其放到桌上，然后他注意到之前的羊肉汤。
“你还要吃点儿吗？”他问。
“不，谢谢，长官。”
他转而对警卫说了些什么，后者拿着汤和面包离开，并且再次锁上门。
图凡将文件夹放在膝盖上，给自己倒了一杯酒，说道：“从伊斯坦布尔坐飞机过来真是颠死个人。这些短距离行程，我们用的还是活塞发动机飞机，”他咽了一口酒，就好像在吞下一颗药丸一样，然后将瓶子朝我的方向推近了一两英寸，“你最好来一杯，辛普森，它能让你放松点儿。”
“同时也让我更健谈，是吗，长官？”我觉得诙谐一些可能会显得我没那么害怕。
他抬起头，灰色的眼睛直视我的眼睛，冷冷地说道：“最好不要，我没有时间可浪费。”接着，他啪的一声合上文件夹，将它放在自己面前的桌子上。
“现在，”他继续说道，“让我们来看看你的处境。首先，你所犯罪行一经定罪，将至少面临20年的监禁。根据你在案件的政治层面的参与度，我们甚至可以考虑要求判处你死刑。”
“但是，我根本没有参与，长官，我向你保证。我也是该案的受害者，无辜的受害者。”当然，关于死刑的说法，他很可能是在夸大其词，但我不确定。还有，又是“政治层面”这个词。我之前看过报道，知道他们曾因政治罪吊死前政府成员。我真后悔刚才他给我酒的时候我没有喝一杯。现在我的手都在发抖，而且我知道如果自己伸手去拿瓶子和杯子，他一定会发现。
但是显然，他不必非得看到我发抖的手。他知道自己在对我做什么，而且希望我明白他知道。他非常悠闲地拿起酒瓶，给我倒了半杯烧酒，然后将杯子推到我这边。
“我们等会儿再讨论你参与多少的事儿。首先，让我们聊聊你的护照问题。”他说。
“我承认我的护照过期了，但这仅仅是一个疏忽。如果边防检查站的站长按照正规流程办事，我应该被遣回希腊。”
他不耐烦地耸了耸肩说：“让我们说清楚。你已经在土耳其境内犯下了严重的刑事罪行，难道还指望依靠证件的不合规来逃脱罪责吗？我想这点你应该清楚。而且你也清楚你的护照不是因为个人疏忽而失效的。埃及政府已经拒绝了你的续签。实际上，他们在两年前就因为你在入籍文件上的声明弄虚作假而撤销了你的国籍。”他看了看文件，继续说道，“你说你从未被判过刑，也从未入过狱，这两项声明都是谎言。”
如此不公正地歪曲事实，肯定是埃及方面告诉他的，于是我开口道：“我一直在抗议那个决定。”
“而且还使用着已经失效但没有上交的护照。”
“我的护照问题尚在审理中。再说，我已经申请恢复我的英国国籍，而作为英国服役军官的儿子，我完全有资格。实际上，我是英国人。”
“英国人可不这么想。这种事很难怪到他们头上。”
“根据《1948年的英国国籍法》，除非我特别声明放弃英国国籍，否则我仍然是英国人，而我从未正式声明放弃过。”
“那不重要。我们现在讨论的是你的案子以及你的参与程度。我要指出的是在这起案子里，我们的行为不会因为你是外国人而受到任何制约。没有领事会为你出面，一个都没有，你现在属于无国籍人士。唯一能帮助你的人就是我的上司，”他顿了顿，继续道，“但是他需要一个理由，你懂我的意思吗？”
“我没钱。”
对我而言，这种回答合情合理，但是不知何故，他却似乎因此被激怒。他眯起了眼，有那么一瞬间，我以为他要把自己手里拿着的杯子扔到我脸上。然而，他只是叹了口气，说道：“你都五十多岁了，还那么无知，以为别人跟你一样荒谬。你真的认为我会被收买吗？就算会，你觉得像你这样的人能收买得了吗？”
我几乎脱口就想反驳说那要取决于他索要的价格，但是如果他想摆出这么一副道貌岸然的样子，那就没有争论的必要了。显然，我触碰到他的敏感区。
他点了一根烟，似乎在刻意平复自己的情绪。我趁机喝了口酒。
“好了，”他又恢复公事公办的状态，“你现在已经清楚自己的立场了，也就是完全没有立场可言。现在我们再来聊聊你被捕前跟边防检查站站长讲的故事。”
“我跟站长说的每个字都是实话。”
他翻开文件夹，说道：“从表面看，似乎很难让人相信。让我们看看，你说这个叫哈珀的美国人让你驾驶一辆属于利普女士的车，从雅典开到伊斯坦布尔，并将给你100美元的报酬，你同意了。我说的对吗？”
“很对。”
“即使你的护照失效了，你也同意？”
“我没有意识到护照过期的事。我上次使用护照还是几个月以前。所有的事在几个小时内就谈妥了，我几乎没有整理行李的时间。大家一直在使用过期的护照。不信你可以随便找家国际航空公司的人问问，他们也会告诉你相同的答案。所以在称行李时，他们总会查看一下乘客的护照，就是怕后面遇到麻烦。而我，没有人替我检查。希腊的边检几乎不看护照。我要离开，他们才不感兴趣。”
我知道自己现在是安全的，说话时声情并茂。
他想了一会儿，然后点点头说：“这也说得通，关于护照日期的事，你当然有充足的理由忽视，反正埃及那边是不会给它续签的。我认为这种解释不是不能接受。那么我们继续，”他又翻了翻文件说，“你跟站长说曾经怀疑这个哈珀是个毒品走私犯。”
“是的。”
“以至于离开雅典后，把车子搜查了一遍。”
“是的。”
“但是就算这样，你也同意跑这趟活儿。”
“我会得到100美元的报酬。”
“就只是为了钱吗？”
“是的。”
他摇摇头：“很难令人相信。”
“我说的是实话。”
他从文件夹里拿出一沓纸，说道：“就你的过往经历而言，很难让人信服。”
“做错一次，一辈子都翻不了身。”
“恐怕不止一次。我们这里有关你的卷宗从1957年开始。你曾因各种指控被捕，还因为轻罪接受过罚款处罚。其余的因为缺乏证据没有被警方记录在案。”
“本来就不是什么大事。”
他只当没听见，接着道：“然而，我们确实跟国际刑警组织打听过，想知道他们知不知道你的事，看来他们知道的还不少。显然你曾经从事过餐饮行业。”
“我母亲在开罗开过一家餐馆，那也是犯罪吗？”
“欺诈就是犯罪。你母亲曾是一家餐馆的老板。她去世后，你将餐馆卖了出去，买餐馆的人以为你拥有餐馆的全部股份。但实际上，餐馆还有另外两个股东。买方指控你欺诈，但在警方允许你规范交易后撤诉。”
“我根本就不知道其他股东的存在。我母亲从没跟我说过她卖过股份。”这是真的，母亲要对我因此遇到的麻烦负全责。
“1931年，你在开罗投资加盟了一家小型出版公司。这家公司对外宣称涉及国外的杂志和期刊发行业务。但是实际上，它真正的业务是为西班牙语和英语市场制作色情作品。这也就变成了你真正的买卖。”
“这绝对是谣传。”
“这些信息通过国际刑警组织获得，由伦敦警察厅应纽约警方询问提供，1954年的资料。伦敦警察厅肯定很早就认识你了。”
我知道现在发火对我没什么好处，于是平静地说道：“这些年来，我确实编辑过一些文学类杂志，有时也为这些杂志写稿。有时候，尺度可能过大，被各种审查机构列为禁书。但我想提醒你，像《尤利西斯》和《查泰莱夫人的情人》这样的书也曾被同样的机构定性为色情或淫秽书籍，但是它们现在作为文学艺术作品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同，而且被极其广泛地出版发行。”
他又看了看手里的文件，说道：“1955年1月，你在伦敦被捕，手里藏有各种淫秽和色情期刊的样本并试图大量售卖。其中包括一本名为《仅限男士》的书和一份名为《魅惑》的月刊，全部都出自你所有的埃及公司。你因违反有关此类出版物管制的英国法律而被起诉，同时被控走私淫秽书刊。在法庭上，你没有提及任何文学艺术作品，认罪后被判了12个月的有期徒刑。”
“那是司法的歪曲。”
“那你为什么认罪？”
“因为律师劝我认罪。”实际上，我是上了刑警的当。他骗我说只要我认罪，罚个款就没事了。
他若有所思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然后合上文件夹说：“辛普森，你真是愚不可及。你跟我说你说的都是实话，但是在我确认你的供述时，听到的只有抗议和抱怨。无论你找什么理由为过去辩解，或者对自己可能还抱有什么样的幻想，我都不感兴趣。如果撒谎不能带来任何好处的时候你都不愿意坦诚一些，那么你的话我一个字都没法相信。你因为走私并试图兜售淫秽制品在英国被捕，为什么要否认呢？这样，你再跟我说自己不知道今天下午走私武器和弹药的事，我就很难不去想，这个人没犯过大罪，但是嘴里恐怕一句实话都没有。没错，我只能认定你在说谎，而且必须采取其他方式从你那里获得真相。”
我得承认他所说的“其他方式”给了我当头一棒。毕竟，五分钟前，他还一直给我倒酒。当然，他是想吓唬我，让我感到害怕。不幸的是，他成功了。虽然仅仅是因为我心烦意乱、疲惫不堪而且还在遭受消化不良的折磨，他才成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