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点钟时，莱拉到了，还是穿着早上她去上课时穿的牛仔裤和毛衣。她跟我打了招呼，扫视了一下厨房，看见水已经沸腾，接着去找杰里米，他坐在沙发上。
“今晚看什么电影，帅哥？”她说。
杰里米有些脸红。“也许是《加勒比海盗》。”他说。
“真棒。”她笑了，“我喜欢这部电影。”杰里米尽可能地傻笑，拿遥控器对着电视机，莱拉按下按钮，电影开始播放。
看着杰里米和莱拉坐在我的沙发上，我涌起一股奇怪的嫉妒感，不过这正是我要求的。我用杰里米说服莱拉来我家，她过来看他，不是看我。我转过身去做意大利面条，不时瞥一眼莱拉，她的目光在电视和咖啡桌上我的一堆作业文件之间来回。
“你在研究萨尔瓦多内战？”她问道。
“萨尔瓦多内战？”我说着回过头。她在阅读我从图书馆复印来的报纸上的那篇文章。“这篇文章写的是萨尔瓦多与洪都拉斯签署了一份和平条约。”
“哦，那个，”我说，“不是的。看它下面的那一栏。”
“关于那个女孩的文章？”她说。
“对，我正在采访杀害她的人。”
她静静地阅读我从图书馆复印来的每篇文章。看到有关克丽斯特尔·哈根死亡的更多恐怖细节描述后，我注意到她的脸抽搐了一下。我边搅拌着意大利面，边耐心等待着她的反应。接着她说：“你在开玩笑，对吧？”
“什么？”
她再次翻阅那些文章，“你在采访这个变态？”
“有什么问题？”我问道。
“完全不对头，”莱拉说，“我很惊奇他妈的监狱是怎么管教人的。我知道一个女孩跟一个入狱的讨厌鬼订了婚，她发誓说他是无辜的——蒙受了不白之冤，等了他两年直到他得到释放。六个月后他因为殴打她而再次回到了监狱。”
“卡尔不在监狱。”我说着窘迫地耸了耸肩。
“他不在监狱？他对那个女孩做了那些后怎么能不在监狱？”
“他得了癌症快死了，在一家养老院。他只有几个月时间了。”我说。
“你采访他是因为……”
“我在写他的传记。”
“你在写他的故事？”她有些谴责地说道。
“这是我的英语课作业。”我说，似乎在进行辩护。
“你想让他声名远扬。”
“这是英语课作业，”我说，“只有一个老师，大约二十五个学生。很难称得上声名远扬。”
莱拉把文件放回桌上。她看着杰里米，低声说：“只是一门大学课程作业并不是问题所在。你应该写出他杀害的那个女孩的故事，或者假设他没有进监狱他会杀掉的女孩们的故事。她们才值得关注，而不是他。他应该悄悄地被处置掉，没有墓碑，没有悼文，没有关于这个人的记忆。你写下他人生的故事，你就是在创造一个本来不应该存在的标记。”
“别克制，”我说，“告诉我你的真实想法。”我从沸水里捞出一根意大利面扔向冰箱。它从冰箱门上弹开，落在地板上。
“你到底在搞什么名堂？”她问道，看着地板上的那根面条。
“测试意大利面。”我说，很高兴换了一个话题。
“通过在厨房到处扔面？”
“如果它粘在冰箱上，就大功告成了。”我弯腰捡起地板上的那根面条，扔进垃圾桶，“这根面条还没有熟。”
那天早些时候我离开希尔维尤的时候，对我的作业信心满满。艾弗森答应告诉我有关克丽斯特尔·哈根的死亡真相。我将是他的倾诉对象。我当时简直等不及与莱拉共进晚餐，好跟她说说卡尔。起码在我的想象中，莱拉会被我正在做的事情吸引，分享我的兴奋，想知道有关卡尔的一切。如今她这种反应，让我只想在今晚剩下的时光避开这个话题。
“他告诉你他做的事情没，或者他告诉你他是被人陷害的？”她问道。
“他还没有提这件事。”我从碗橱里拿出三个盘子，拿到起居室的咖啡桌上，我们将在那里用餐。莱拉起身，从碗橱里抓了几个玻璃杯，跟在我后面。我把我的背包、笔记和报纸文章从咖啡桌收走。“我们还没有进行到那一步，”我说，“到目前为止，他告诉我他在南圣保罗长大，家里的独子。呃……让我想想……他父亲经营一家五金店，他妈妈……”我在记忆中搜索，“在圣保罗市区的一家熟食店工作。”
“这么说你写这个家伙的故事时，你只准备简单写下他告诉你的任何事。”莱拉把玻璃杯放在桌子上那几个盘子旁边。
“我还得去找一些二手材料，”我说着走回厨房，“不过，至于他做了什么——”
“你所说‘他做了什么’是指强奸和杀害一个十四岁的女孩并且焚烧她的尸体。”莱拉补充道。
“是的……那件事情。至于那件事情，没有其他材料。我只能写下他告诉我的一切。”
“这么说他可以胡说八道，你也就那么写吗？”
“他的时间所剩不多，他为什么要撒谎？”
“他为什么不会撒谎？”莱拉有些怀疑地说道。我站在厨房柜台的尾端，手平放在塑料贴面上，她的胳膊伸直，手指张开。“站在他的立场想一想，他强奸了一个可怜的女孩，杀害了她，然后在监狱里告诉每一个愿意倾听他说话的狱友、守卫和律师说他自己是无辜的。他现在也不会放弃。难道你真的以为他会承认他杀害了那个女孩？”
“可他快死了。”我说，向冰箱扔出另一根意大利面条——它粘住了。
“这恰好证明了我的观点，而不是你的，”莱拉说道，那神气就像一个老到的辩手，“他让你写那篇小文章——”
“传记——”
“随便你怎么说。现在他在学术殿堂有一份记载，将他描绘成受害者。”
“他想告诉我他的临终宣言。”我说，把意大利面倒进过滤器冲洗。
“他想要告诉你他的什么？”
“他的临终宣言……他就是这么说的。那是一份真实的声明，因为人们不想在临死前还说谎。”
“而不是死前杀过人？”她说，“你没觉得很讽刺吗？”
“这不是一回事。”我说。至于为什么不是一回事，我说不出所以然来。我没法反驳她的逻辑。每一转弯处都现出另一条被阻塞的路，于是我把面条端到咖啡桌，装进盘子里，以此承认我的失败，无法回答她的话。莱拉拿起那盘番茄大蒜酱，跟在我后面。她开始倒酱时，突然站起身来，像圣诞前夜的“鬼灵精”[4]一样咧嘴大笑。“噢，我有一个主意。”她说。
“我不敢问是什么。”
“陪审团判定他有罪，对吧？”
“是。”
“这表明他受到了审判。”
“我想是的。”
“你可以查看他的审判卷宗。那会告诉你究竟发生了什么。它有所有的证据，而不仅仅是他的说法。”
“他的卷宗？我可以看吗？”
“我的姨妈是圣克劳德一家律师事务所的律师助理。她知道该怎么做。”莱拉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搜寻联系人找到她姨妈的号码。我递给杰里米一张纸巾用作餐巾，这样他可以开始吃，接着我听莱拉讲完电话。
“这么说卷宗属于当事人，而不是律师？”她说，“我怎么能找出来？——他们还留着吗？——你能把那个用邮件发给我吗？——太好了。多谢。我得挂了。——我会的。拜拜。”莱拉挂断电话，“很简单，”莱拉转向我说道，“他以前的律师会留着卷宗。”
“有三十年了。”我说。
“可这是一桩谋杀案，我姨妈说他们应该留着。”我拿起报纸上的文章翻阅起来，直到找到律师的名字。“他叫约翰·彼得森，”我说，“他是明尼阿波利斯的一名公共辩护律师。”
“干得好。”她说。
“但是我怎么从律师那里拿到卷宗？”
“妙就妙在这里，”她说，“卷宗并不属于那位律师。它属于卡尔·艾弗森。那是卡尔的卷宗，律师不得不给他。我姨妈会发给我一张表，他可以在上面签字索要卷宗。他们就得把卷宗给他，或者他派去取卷宗的人。”
“我要做的就是让卡尔签署这张表？”
“他会签的，”她说，“如果他不签，那么你就明白他全在胡说八道。要么他签署，要么他就是个说谎、杀人的恶棍，不想让你了解他真正做过的事情。”
七
我见过我母亲一早醒来，前一晚放纵之后的残留物仍然粘在她的头发上；我见过她跌跌撞撞地走进公寓，醉得成了斗鸡眼，一只手上拎着鞋，另一只手拿着卷成一团的内衣；但当她身着橙色的监狱连身衣，手上戴着手铐，脚踝上戴着脚镣拖着脚步进入毛尔县法院时，那种可怜的样子我从来没有见过。三天不化妆不洗澡的生活让她皮肤粗糙。她深棕发梢的金色头发低垂，沾满头皮屑和累积的油垢。她的肩膀往前跌，似乎手腕上的手铐把她压倒了。来法院等她露面之前，我把杰里米送回了妈妈的公寓。
她和三个同样穿着橙色衣服的人一起进来。看见我时，她向我招手让我去木制栏杆那儿，她在栏杆里边，站在有着舒服椅子的律师桌子旁，我在栏杆外的旁听席，有木制教堂长凳可坐。我靠近她时，一位执行官伸出一只手，示意我不要靠得太近，以免传递武器或者违禁品给身穿橙色衣服的人。
“你得保释我出去。”妈妈狂躁地说。隔得很近，我能看见监禁带给她的压力，让她布满血丝的眼睛下面形成深深的新月形眼袋。她看上去像是几天没有睡觉。
“你需要多少钱？”我问。
“狱警说大概需要三千美元保释金。否则我就得待在监狱里。”
“三千美元！”我说，“我需要那笔钱交学费。”
“我不能坐牢，乔伊，”我母亲哭了起来，“到处都是疯子。她们整晚喊叫。我没法睡觉。我也要发疯了。别让我再回到那里，求你了，乔伊。”
我张开嘴想说话，但是一个词也没有说出来。我为她感到遗憾——这是我的母亲，给我生命的女人。可如果我给她三千美元，下学期中途我就没钱了。待在学校的图景与处在最绝望时刻的我母亲的景象相撞击。我说不出话来。不管我说什么，都是错误的。这时两个女人从法官席后面的一扇门进入法庭，将我从两难中解救出来，那位执行官让每个人起身。我深吸了一口气，庆幸有人打断了我的思绪。法官进来了，吩咐大家坐下来，那位执行官护卫我母亲去陪审席与其他穿橙色衣服的人坐在一起。
书记员叫“在拘人员”入庭，我倾听着法官与律师之间来回的对话，那位律师是一位女性公共辩护律师，负责所有四位被告。这让我想起我的一位高中辅导员去世时，我参加过的一场天主教的葬礼弥撒。牧师和教民念了多次连祷文，对于我们这些外人来说，死记硬背的陈述显得单调乏味。
法官说：“你的名字是……你是住在……你了解你的权利吗？律师，你的当事人了解对其的指控吗？”
“是的，法官大人，我们放弃进一步宣读控告。”
“那你们希望怎样进行下去？”
“法官大人，我们放弃第八条的听讯，直接要求我的当事人具结悔过被释放。”
法官便会设定保释金额，让每一个犯人进行选择，交付高额的保释金，没有任何附加条件，或者低额的保释金——甚至没有保释金——前提是他们同意遵守法官提出的一些条件。
轮到妈妈出现在法官面前时，他们还是反复进行那套程序，法官设定了三千美元的保释金，但他接着说出了第二个选择。“纳尔逊女士，你可以付三千美金获得保释，但如果你保证在未来的所有审讯中露面并且遵守如下规定：与你的律师保持联系，遵纪守法，不私藏不消费酒，戴上酒精监测手镯，那么也可以不交这三千美金被释放。但对酒精的任何使用都将让你重回监狱。你明白这些条件吗？”
“是的，法官大人。”我母亲说，看起来完全就像狄更斯笔下的可怜角色。
“就这样。”
妈妈拖着脚走回穿橙色衣服的那队人里，她们所有人现在都站起身来，朝通往监狱的门走去。妈妈经过时，瞪了我一眼，宛如美杜莎的注视。“来监狱保释我出去。”她低声说。
“可是妈妈，法官刚刚说——”
“别跟我吵。”她生气地低声说道，离开了法庭。
“她回来了。”我喃喃低语道。我走出法庭，在人行道上停了下来，思考该往哪边转弯，左边去监狱见我母亲，右边去开我的车。法官说她可以离开。我听见了。她只需要不喝酒。一种不好的感觉在我全身涌动，就像被蛇咬了一口而中毒。我斟酌着我的决定，最终向左转，否定了离开的冲动。
进入监狱后，我把我的驾照交给防弹玻璃后的一位女士，她指引我去一个小房间，那里有一扇玻璃窗户将我与他们要带我母亲去的小隔间隔离。几分钟后，他们带我母亲去了小隔间，她现在没有戴手铐和脚镣。她坐在玻璃窗另一边的一把椅子上，拿起墙上的一部黑色电话。我做了同样的事情，把电话拉到我脸边时我做了个鬼脸，想象着许许多多不幸的人在我之前对着那部听筒说话。它有些黏。
“你付了保释金吗？”
“你并不需要我付保释金。靠你自己就能出来。法官说了。”
“他说如果我戴那个监测的东西才能出去。我不会戴他妈的监测器。”
“但你可以不花钱就出来，你只是不能喝酒。”
“我不会戴他妈的监测器！”她说，“你有足够的钱。你能救我出来，就这一次，行吗？我在这里一分钟也待不下去。”
“妈妈，我的钱刚刚够应付这学期。我不能——”
“老天在上，我会还你钱的。”
现在我们进入自己的连祷文模式了。我满十六岁后，得到了第一份工作，在镇里的一家加油站换油。我拿我的第一份工资买了衣服和一块滑板后，妈妈大发雷霆，狂暴得让楼上的邻居们打电话给了房东和警察。等她平静下来，她强迫我开一个储蓄账户。由于十六岁的人没法独自开户，他们也把她的名字写了上去。随后的两年里，每当她没法支付房租或她的车需要修理，她就从那个账户借钱——总是空泛地承诺说她会还给我，但从没还。
我满十八岁那天，用自己的名字独自开了账户。由于没法直接拿到我的钱，她不得不转换策略，从偷窃转为敲诈，毕竟，住她的房子，吃她的食物让她有权从我的账户勒索数百美元。于是我开始每周从总收入拿出一些，把钱藏在阁楼隔热材料下面的一个罐子里——我的大学基金咖啡罐。妈妈老是怀疑我藏了钱，但她从来没办法证明这一点，她从来没找到过。在她心中，我偷偷藏起来的几个钱增长了十倍。再加上我的助学贷款和得到的一些助学金，在我母亲看来，我的保险柜已经积累了一大笔钱。
“我们不能找个保释担保人吗？”我问，“这样你就不用付整整三千美元。”
“难道你认为我没有想到那一点吗？你认为我很蠢？我没有担保品。没有担保品，他们不会跟我谈。”
她的话里有一种我熟悉的使人透不过气来的尖锐，她的坏脾气与她的部分黑色发梢一样显露无疑。我决定有力地反驳一下，“我不能保释你出去，妈妈。我不能。如果我给你三千美元，我下学期就没法上大学。我没有办法。”
“那么……”她往后靠在那张塑料椅上，“我在这里的时候你得照顾杰里米，因为我不戴他妈的监测器是出不去的。”
这就是困难之处：她手中有一张最后的牌，证明她拥有同花大顺，她打败了我。我可以吹牛说我可以把杰里米留在奥斯丁，但这明显是虚张声势，我母亲知道这一点。她盯着我，如同一个下落的巨石一般坚定，她的眼神平静，我的眼睛因为愤怒而抽搐。我怎么能够照顾杰里米？我让他单独待了几个小时，他就需要莱拉的搭救。我去了大学来逃避这种种讨厌的事情。如今她把我拉了回来，强迫我在我的大学和我弟弟之间做选择。我想要把手伸进那扇加固的玻璃窗掐死她。
“我不敢相信你这么自私，”她说，“我说了我会还给你。”
我从后兜里拿出我的支票本，开起支票，同时一阵愤怒传过我全身。我微微一笑，想象着填写整张支票，然后把它拿到阻隔我们的厚玻璃前，撕个粉碎。然而，在内心深处，我知道这一事实：我需要她——不是一个儿子需要一个母亲，而是如同一个罪人需要恶魔。我需要一个替罪羊，我可以指着这样一个人说，“你为这件事负责，而不是我。”我需要满足我的错觉，那就是我不是我弟弟的监护人，这是我母亲的责任。我需要一个地方来让杰里米生存，得到护理，一个可以紧闭的盒子，然后告诉我自己杰里米属于这里——即使从内心我知道，这一切都是谎言。我需要那层貌似有理的浅薄说辞来减轻良心上的不安。那是我能离开奥斯丁的唯一方式。
我撕下支票，拿给我母亲看。她装腔作势地笑了笑，说：“谢谢你，亲爱的，你是一个天使。”
八
从奥斯丁回去的路上，我把车停在了希尔维尤，希望我的论文能取得一些进展，能让卡尔签署转渡表格允许我从那名公共律师的办公室拿到他的卷宗。我也希求拜访他或许能将我的注意力从我心中因我母亲而起的愤怒转移开去。我疲惫地走进希尔维尤，内疚让我心情沉重。我感觉似乎某种空洞的力量、某种不解的引力把我向后吸，拉我去南方，去奥斯丁。我本来以为逃去大学会让我妈妈够不着我，可我仍然离得太近，很容易就从我选择的低树枝上被拽回来。我怎样才能不再管我母亲——我弟弟？舍弃他们我需要付出怎样的代价？起码今天，我自言自语道，代价是三千美元的保释金。
我经过时，在接待桌后面的珍妮特对我微笑。我走向休息室，养老院里的人们大部分坐在轮椅里，一小群一小群地聚集成一堆，就像下了一半的棋子。卡尔坐在老地方，轮椅对着落地窗，他看着外面公寓楼的阳台护栏上挂着的衣物。我突然停了下来，因为我发现卡尔有一个访客，一个看上去六十多岁的男人，一头桀骜不驯的短发翘着靠向后脑勺，就像池塘的芦苇在风中往一边倾斜。老人的手放在卡尔的前臂上，他们说话时，他的脸也冲着窗户。
我走回接待桌，珍妮特在看一些文件，我向她打听那位访客的情况。“哦，那是维吉尔。”她说，“我不记得他的姓了。他是卡尔唯一的访客……除了你之外。”
“他们是亲戚吗？”
“我觉得不是。我觉得他们只是朋友。也许他们是在监狱认识的。也许他们是……你知道的……特别的朋友。”
“我没觉得卡尔是同性恋。”我说。
“他在监狱待了三十年，也许那是他能找到的唯一性交对象。”珍妮特把手放在唇边，为从中泄露出的罪恶感咯咯直笑。
我也冲她笑，主要是为了讨好她而不是觉得她的话好笑。“你觉得我应该过去吗？我不想打扰他们，如果他们是……”我没有说完，不知道该如何结束这个句子。
“去吧，”她说，“如果你打搅了他们，他会告诉你。卡尔虽然像在煎锅里的雪人一样减重，但是不要低估他。”
我又回到卡尔身边，他正为另一个男人说的什么咯咯发笑。卡尔从没在我面前笑过，笑容让他瘦削的脸散发出神采。看见我来了，他的笑容消失了，就像他是一个刚从戏剧中被拉出来的孩子。“这就是那个年轻人。”他叹了口气。
跟卡尔在一起的那个男人用一种不友好也不热络的神情打量着我，伸出他的手让我握。“嘿，年轻人。”他说。
“别人叫我乔。”我说。
“好的，”卡尔说，“作家乔。”
“实际上是大学生乔，”我说，“我不是作家，这只是一份作业。”
“我是维吉尔……油漆匠。”那个男人说。
“油漆匠，画家还是油漆工？”我问道。
“大部分时间是油漆工，”他说，“我粉刷墙壁，但出于个人娱乐也画些油画。”
“别让他唬住了，乔，”卡尔说，“维吉尔只是一个普通的杰克逊·波洛克[5]。画得太糟他就粉刷起房子了。”卡尔和维吉尔都笑了，但我不明白里面有什么典故。过后，我在网上查找杰克逊·波洛克，他的画就像一个学步儿童乱发脾气时用一满盘意大利面条摆弄出来的。我才理解了那个笑话。
“艾弗森先生——”我说道。
“叫我卡尔。”他说。
“卡尔，我希望你能帮我签一份表格。”
“什么表格？”
“这是一份转渡表格，让我可以看你的审判卷宗，”我迟疑地说，“写传记，我需要一些补充材料。”
“啊，这个年轻人不相信我会对他坦诚，”卡尔对维吉尔说道，“他认为我会藏起潜伏在我体内的怪兽。”维吉尔摇摇头，转过脸看向别处。
“我绝没有不敬之意，”我说，“只是我一个朋友……嗯，与其说是个朋友，不如说是个邻居，她认为如果我看一下审判卷宗会更了解你。”
“你的朋友错得离谱，”维吉尔说，“如果你真的想了解有关卡尔的真相，你绝不应该去看卷宗。”
“没事，维尔，”卡尔说，“我不介意，老天，那份旧卷宗积了三十年灰尘。也许现在不存在了。”维吉尔俯身向前缓缓站了起来，用他的胳膊支撑自己从椅子里起身，像是一个比他看上去老得多的人。抚了抚松弛肌肉上的褶皱，他抓起靠在身旁墙边的山核桃木手杖的磨损把手。“我去拿些咖啡。要吗？”
我没有回应，因为我估计他不是在跟我说话。卡尔抿着嘴唇，摇头表示拒绝，维吉尔用一种老练却怪异的步态走开了，他的右腿机械地弯曲又啪嗒挺直。他的裤腿窸窣作响，我看到本应该是脚踝的地方，清清楚楚显露出金属。
我转过头去看卡尔，感觉我欠他一个道歉，似乎我想通过卷宗来核查他的故事——这正是我计划做的，如同宣称他是个骗子。
“抱歉，艾弗森先生——卡尔。我并不想冒犯你。”
“没事，乔，”卡尔说，“维吉尔对我有点过分保护。我们认识很久了。”
“你们是亲戚吗？”我问。
卡尔想了一会儿，说道：“我们是兄弟……通过战火，而不是血缘。”他的视线转回窗户，迷失在记忆中，脸上不再有表情。过了一会儿，他说：“有笔吗？”
“笔？”
“签署你带来的文件。”我递给卡尔表格和一支笔，看着他签署转渡表格，他的指节戳着他的皮肤，他的前臂十分纤细，他签署时我能看到每一块肌肉的突起和收缩。他把文件递还给我，我对折起来，放进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