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腔，也得看怎么打。
在这份看似冷漠的文书里，都察院写了这么一段叮嘱：“遵照近奉钦依事理……亲自虚心鞠审，毋拘成案，果有亏枉，即与辩理。有罪人犯，依律议拟。不得转委别项官员，以致推调淹滞。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
这段批示，每一个字看着都是标准官腔，不带任何倾向，可仔细琢磨味道，就能发现深意。
“遵照近奉钦依事理”意思是本着最高指示的精神。这是个大帽子，让读者知道发话的到底是谁。
“毋拘成案”，是让宋茂熙不要援引此前的判决，等于说皇帝对詹宽的判决不满意，必须反过来；“果有亏枉，即与辩理”，谁最亏枉，自然是上京告状的苦主罗家；“亦不得固执己见，罗织成狱”，这是提前定下了此案的调子，你要是不按上头的心思判，那上头便认为你是固执、罗织。
在明眼人眼里，这态度已表达得足够明显，朝廷就差明着说一句我支持罗家。
如果受理官员还不明悟的话，再想想，有几个上访的案子，能由通政司的头头郑重其事地呈给皇上？那个流程本身就传递了重要的信息。
皇帝的态度，都察院“默会”；都察院的文书，应天巡按御史也“默会”。宋茂熙是个老油条，他觉得这案子既然得了皇上关注，还是别沾手的好。他随即下文，把这案子又转到了宁国府，重新审过。
这套流程，看起来和上一次没区别，可背后蕴藏的政治意义，却截然不同。原来只是一桩地方乡民诉讼，现在却俨然成了配合中央宣传形势的典型。我大明一向以政治需求为第一位，司法什么的走走过场就好。对此宁国府自然也是深为“默会”。
司法问题，政治解决，这场官司的胜负，其实在开审前就定好了。
宁国府这次审理前所未有地高效，不出几日判决便出炉了。和詹宽当年所判相比，可谓是一个华丽的急转身：
“断听罗显等照旧修筑坟堆，并埋立志石，坟前摽祀，不许在坟左右别行修理。”
罗氏祖坟，又一次华丽丽地回到杨干院内。
九排年收受贿赂一案也顺便审结，系佛熙所为，各自追赃。至于池州府审出的那个所谓“罗显贿赂九排年每人五十两”，纯属栽赃陷害。
对于杨干院里的罗氏祖坟内没发现棺椁的问题，宁国府也十分贴心地做出了解释：“因前坟自历唐宋至今数百余年，丧制厚薄，葬埋深浅，委不可知。原遗骸年久，消灭已尽，化为泥土，理亦有之。”
好嘛，罗显还没解释呢，他们已经自动脑补了，真是太贴心了。
宁国府的判决书送到巡按察院，宋茂熙十分满意，批示道：“寺因坟而建，坟因寺而废，以理言之，毁寺而存坟可也，废坟而存寺不可也。”
一般对于转委案件，巡按批个准字就够了，宋茂熙写这么多，是把罗秋隐坟和杨干院的性质明确下来，使奸邪无从翻案。再说了，这案子是走京诉的，判决结果得往都察院上报，皇上一定会看见，趁这机会多写几笔，显得忠勤用心。
于是这一件前后持续八年、兴讼七次的案子，以呈坎后罗氏的胜利落下帷幕。罗显百年之后，可以无愧于九泉之下了。
想到他这八年以来的艰辛，不得不感慨一句：罗氏一族的胜利，当然要靠罗显和族人们的自我奋斗，同时也要考虑到历史的行程哪。
对了，还有一个人的下落没交代。
法椿。
他彻底失败了，不是败给了罗显，而是败给了嘉靖皇帝。在宁国府的压力之下，法椿洋洋洒洒写了一篇超长的招供，从他的角度交代了整个纷争的缘由、过程。
不过法椿不知使了什么招，居然逃过了责罚。
在宁国府的那份判决里，罗显和法椿等人都有奏事不实的行为，前者杖九十，后者杖八十，但准许罚款抵销。罗显的罪名，居然比法椿还重一些。后来罗显缴纳了30石米，才算抵销了刑罚；法椿有官身，只交了7石。
而且，罗氏祖坟保住了，杨干院也没受什么影响。宁国府判决里有一条：“本寺观音堂佛殿并地土，仍听寺僧法椿等照旧营业梵修。”
把观音堂、佛殿退还给杨干院，是因为罗氏从头到尾都没有主张过对杨干院的所有权；对法椿的罪行惩罚如此之轻，是因为他一直隐在幕后，大部分行动都是通过佛熙等人来进行的。
不过，也许还有另外一种解释。
宁国府这次判决面面俱到，唯有一个案子——郑来保被殴身死案——被遗漏掉了。按说这次判决对罗显如此偏袒，这么重要的人命官司怎么可能不提？再回想起休宁、黟县两县合审时，曾经判定郑来保属于病故，也未予以深究。可见无论徽州府还是宁国府，在这个案子里都不支持罗显的主张。
所以，有没有可能，郑来保真的是意外病故，却被罗显拿来给杨干院泼污水，而徽州、宁国两府没有被罗显蒙蔽，认为这件人命官司不存在，法椿才没有被重判？
更不要说罗显被先后判了数次“奏事不实”，说不定都和郑来保案有关。
对于整个杨干院事件，我们得保持一个清醒的认知：所有关于这件案子的资料，都是出自罗显编撰的《杨干院归结始末》，内容不可避免地从罗氏主观立场来叙事。他们是否文过饰非，是否夸大其词，无从知道。法椿未必有那么邪恶到底，而罗显，也绝非一只善良的小白兔。
历史的复杂性和迷人之处，也许就在这里了。
无论如何，折腾了一大圈，局势回到了嘉靖六年的原点。杨干院的僧人们，照旧在寺内诵经礼佛；罗氏一族，照旧每年来坟前祭拜。孤坟与古寺终究没有分开，一如从前。
杨干院的官司结束了，可历史的进程，还在继续。
嘉靖十五年，夏言上疏三道，建议开禁祭礼。民间祭祖立庙之风大盛，令宗族社会形态进一步锻成，对后世中国影响深远。
在同一年，按照徽州当地保存文献的好习惯，罗显把这场官司的相关文书，纂成了一部《杨干院归结始末》，留给子孙后代，希望他们“未必不兴感警创以动其孝思，亦期保久远之一助也”。
嘉靖十七年（1538年），嘉靖皇帝如愿以偿地为父亲追尊庙号，为“睿宗”。嘉靖二十七年（1548年），睿宗的神主牌位入享太庙。
嘉靖四十五年（1566年），徽州府修《徽州府志》，将杨干院的兴建时间定于宋宝祐六年，为护罗秋隐坟而起，为这起争讼画上最后的句号。
罗氏一族继续在呈坎繁衍，绵延至今；杨干院也始终坐落在杨干，不曾迁移。远山近溪，晨钟暮鼓，几百年来，那座孤坟依旧矗立在佛殿之前，只有悠扬的钟声始终相伴。当地至今还流传着一句俗话：“阴坞口的风，杨干院的钟。”两者皆是兴旺不衰的象征。
杨干院在明末尚存，两朝领袖钱谦益还曾写过一首《三月七日发灊口，经杨干寺，逾石砧岭，出芳村抵祥符寺》，再后来如何就不得而知了。我看到有一篇今人的《徽州百村赋》里提及，杨干院败落于清末，只有建筑留存。到了1985年12月，村民在院里烘烤球鞋，不慎点着了蚊帐，把这座空寺彻底焚尽，只有一道灌斗砖墙残留。
第四卷
后记
我跟这个故事的缘分，说来很是奇妙。
丝绢案之后，我对徽州文书产生了很大的兴趣。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读到阿风老师的《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与宗教之关系——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从中第一次得知了杨干院的事迹。
可惜那篇论文的重点在徽州僧俗关系，关于案子本身，只是大略讲述了一下过程。我迫切地想看到《杨干院归结始末》全文，论文注释里却只提及原件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所。
我在网上找了一通，未果，看来那本史料并没有被电子化。我又下了一大堆相关论文，可也一无所获。我绝望地发现，唯一的办法，就是去社科院找。
那是2017年的夏季，我背着书包，骑着共享单车，兴冲冲地跑到了社科院门口。奇迹发生了，门卫并没拦我，大概我的形象比较符合经常来这里的人设吧……胖胖的、背书包、戴眼镜、骑自行车，眼神还有点呆呆的。
我找到办图书借阅证的地方，一个小姑娘正坐在电脑后。我说我想办证，小姑娘问，你哪个所的？
我：“呃……普通市民。”
小姑娘：“对不起，我们这儿不对普通市民开放。”
我一阵失望，但也有心理准备。小姑娘突然很奇怪地瞪了我一眼，警惕地拿起手机。我在她报警之前，赶紧转身。马上要到门口了，忽然听到背后喊了一声：“你是亲王？”
我吓得一哆嗦，这么快警察连网名都查到了？赶紧点头承认。
然后我才知道，小姑娘和我一个很要好的朋友是剑三里的师徒，刚才她看我眼熟，拿手机偷拍了一下，发去微信跟我朋友确认。
确认身份之后，小姑娘十分激动，然后还是拒绝了我办证的请求。
我哭着表示理解，又灵机一动：“那你能不能帮我查一下数据库，看有没有馆藏《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原件？”
小姑娘表示这没问题，查了一下，发现这个原件是藏在社科院历史所里，和社科院图书馆还不是一个系统。而且这份原件是明代原件，算文物，保存状况敏感，别说外借了，就连借阅都极有难度。
我一听，完了，这回肯定没戏了。我只好向小姑娘道谢，失望而去。然后我忽然又灵机一动，问她能不能联系上阿风老师。
小姑娘十分激动，然后又拒绝了。不过她答应如果碰到阿风老师，可以帮我问问看。
后来经过多方寻找，我总算加到了阿风老师的微信。我忐忑不安地问，有没有《杨干院归结始末》的影印本可看？阿风老师说没有。
我哭着表示理解。没想到阿风老师随即说，你别费劲去看原件了，很难辨读。有一位已故的周绍泉老先生做了一部分点校工作，我以他的工作为基础，把全书点校完了，马上就会在下个月出版的《明史研究》上登出来。
我差点仰天长啸，这实在是太有缘分了，连续两次的奇迹啊！阿风老师还很热心地把他的很多论文发给我参考，他对一个陌生人实在是太好了。
因为俗务耽搁，这篇文章到现在才算写完。它基于周绍泉、阿风两位老师点校注释的《杨干院归结始末》，以及参考了阿风老师的《明清徽州诉讼文书研究》《从<杨干院归结始末>看明代徽州佛教与宗教之关系——明清徽州地方社会僧俗关系考察》《明代府的司法地位初探——以徽州诉讼文书为中心》等一系列论文。与其说是写作，其实更像是一个学习的过程。
第五卷
天下透明
大明第一档案库的前世今生
序章
天生命苦，湖中玄武
中华大地之上湖泊众多，风光各有不同。假若把它们比拟成人类的形象，鄱阳湖端方温润，像一位器宇轩昂的名士；洞庭湖气象万千，如同一名才华横溢的诗人；太湖恢宏大气，俨然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大侠；西湖精致俊秀，必然是一个清纯少女……
在这一群“俊男美女”之间，恐怕只有位于南京城外的玄武湖是个例外。若将它比作人类，出现在我们眼前的，应该是一个满脸悲苦的沧桑大叔。
这真不怪它。
纵观玄武湖的历史，可谓是屡遭劫难、动辄得咎。它的湖生，简直就是一部被人类霸凌的历史。
玄武湖在历史上出现的时间很早，它古称“桑泊”，位于楚国的金陵邑。秦始皇统一六国之后，将金陵邑改设为秣陵县。这个湖就在县治旁边，于是被顺便改名叫作秣陵湖。
据说秦始皇曾经巡游至此，有一位望气士说这里风水好，有王气。秦始皇一听不乐意了，立刻派人把附近的方山凿开，引水灌入湖泊。金陵的王气被生生泄掉，从此在这里建都的王朝，都难以长久。
这个故事于史无证，应该是后人附会编造出来的。不过人类对玄武湖满满的恶意，从这个传说里可见一斑。
整个汉代，秣陵湖籍籍无名，并没什么显著事迹。到了三国时代，孙权为了避自己祖父孙钟的讳，干脆废掉了“秣陵湖”和“钟山湖”这俩名字，改称其为蒋陵湖——因为湖边有一座陵墓，墓主是汉代驻守在此的秣陵都尉蒋子文。
孙权喜好奢华，为了修一条青溪，把蒋陵湖湖水借走了一半。后来孙权又大修宫苑，计划在宫殿四周挖一圈水路，又想借水。可怜蒋陵湖已快被抽成湿地，实在伺候不动这位大帝。孙权没奈何，只好重新疏通渠道，引江水入湖，把宫苑修在了湖岸前方。
因此蒋陵湖又得名叫“后湖”，意思是在宫苑之后。
此后这座湖泊的名字一直被改来改去，什么玄武湖、昆明湖、饮马塘、练湖、习武湖等等。玄武湖这个名字的来历，据传说是人们曾在湖里发现两条黑龙——其实就是扬子鳄，黑色属北方，北方有神兽曰玄武，玄武湖的方位恰好又是在建康城北方，因此得名。
那个时候的玄武湖，面积是现在的三倍那么大，约有十五平方公里，本用于编练水军。后来南朝帝王们觉得拿这种风景练兵太浪费了，遂在湖心堆出三座岛屿，模仿蓬莱、方丈、瀛洲，号称“三神山”，还在附近修起了上林苑、华林苑和乐游苑，成为王公贵族出游玩乐的绝佳地点，一时兴盛无二。
可惜好景不长，隋文帝南下讨平了陈朝之后，怕前朝余孽死灰复燃，便将建康城的宫苑推平，让农民在上头耕种。建康这个名字，也被改回秣陵。至于玄武湖，它离宫苑太近，也未能避开这场劫难。
它惨到什么程度呢？后来唐代的颜真卿曾经在这里担任过地方官，他在玄武湖原址设立了一个放生池。想想看，一个偌大的湖泊，居然被填成一个放生池的规模，这得有多凄凉。李白曾有诗感叹：“亡国生春草，离宫没古丘。空馀后湖月，波上对江州。”这个“后湖”就是指玄武湖。
终唐一代，玄武湖委屈地蜷缩成一团，默默无闻。一直到三百四十八年之后的南唐时代，后主李煜和六朝一样喜好奢华享受，玄武湖这才被重新疏浚，勉强恢复昔日“名目胜境，掩映如画”的风采。
有一次，一个叫冯谧的宠臣对李后主说：“当年唐玄宗赏赐了贺知章三百里镜湖，传为美谈。我退休的时候，只要这眼前的三十里玄武湖，也就够了。”李后主没吭声，旁边的尚书徐铉讽刺道：“天子对贤士一向慷慨，区区一个小湖送就送了，没什么可惜的，可惜没有贺知章那样的人物值得赏赐啊。”
【注释】
冯谧喜湖，典出宋人窦萃（别号天和子）所编《善谑集》，原书已佚。元末明初陶宗仪编纂《说郛》时收录八条，包括上述这条冯谧喜湖。
可惜玄武湖的好日子没过多少年，又开始走霉运了。这次它迎头撞上一位千古名臣王安石。
王安石曾在江宁府担任知府，办公地点正在玄武湖旁边。他是个出了名的务实主义者，每天看着湖边胜景，觉得闹心。这风景再好，也不能当饭吃啊，太浪费了。于是王安石给宋神宗上书，建议排空湖水，改为农田。他算了一笔账，将这个湖填平，可以多得200余顷好田。
这种好事，朝廷自然无有不允。就这样，在王安石的主持下，开十字河，立四斗门。可怜的玄武湖再一次被人为放空，化为一望无际的农田，只留下十来个小池塘，仿佛它眼眶中满盈的泪水。
图四·1 玄武湖示意图
这已经是它第二次被人类干掉了。
王安石对这项政绩很是得意，特意写了一首《书湖阴先生壁》以为纪念：“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一水护田将绿绕，两山排闼送青来。”两山是钟山、覆舟山，这一水，即是玄武湖。昔日那烟波浩渺的大湖，成为“护田绕绿”的条条水渠，多好啊。
王安石的初衷是好的，可惜对城市规划缺乏了解。没了玄武湖，城市的排水功能受到极大限制，一下雨就涝。这个麻烦从宋代一直持续到元代，以至于元廷不得不先后两次重新疏浚。在钟山附近开河道，重新蓄水还湖，才算让玄武湖稍微缓过来一点。
一直等到大明皇帝朱元璋定都应天府之后，他着手对玄武湖——那会儿其官方名字已被定为后湖——做了一次大改造，才使之恢复到最盛时三分之一的格局，够资格重新称湖了。
听到这个消息，一身伤痛的后湖挺高兴，觉得自己总算否极泰来。大明的首都近在咫尺，肯定会在我这儿建个行宫林苑什么的吧？过去的奢华好日子，眼看就要回来啦！
它没高兴多久，朱元璋突然下了一道离奇的命令：封湖。
随着皇帝一声令下，大批军队冲到后湖水畔，把附近百姓毫不留情地驱赶出去，硬是在京城脚下隔离出了一块戒备森严的禁区。
也许只是临时性的管制措施吧？后湖这样猜想。
它万万没想到，这次封湖持续了不是一年，不是五年，而是将近三百年，几乎与大明的国祚等长。终明一代，后湖从未对外开放过，成为大明最神秘的区域之一。
究竟是什么原因，让大明朝廷如此大动干戈，把这座命运多舛的湖封禁如此之久？是风水考量？是灵异作祟？抑或湖底镇压着什么不得了的怪物？
以上答案都不对。
想搞清楚大明封禁后湖的原因，就得先牵扯出一个历代帝王都为之殚精竭虑的大题目。
第一章
天下透明
让咱们先把玄武湖搁在一旁，视线稍微放远一点，看向公元前206年的咸阳。
在这一年的十月，大秦首都咸阳出了一件小事。
不，我不是说鸿门宴，它是件大事，还没发生。
这件小事与鸿门宴相比，毫不起眼，在史书里只有简单的几句话，阅读时很容易一眼滑过去。但对风起云涌的秦末乱局乃至后世来说，它却有着极深刻的影响。
这一年，刘邦抢在其他诸侯之前杀入关中，兵临咸阳。秦三世子婴手捧玉玺出降，秦帝国彻底土崩瓦解。这群沛县穷汉进入大秦国都之后，立刻被其繁华富庶迷花了眼，纷纷冲进各处府库去抢金帛财宝。就连刘邦自己，也赖在秦宫里不愿意出来。这里多美好啊，有精致滑顺的帷帐，有名贵的萌犬和骏马，有琳琅满目的宝物，还有不计其数的美女。
在这场狂欢中，只有一个人保持着无比的冷静。他叫萧何。
跟那些出身市井的同僚相比，这位前沛县官员有着丰富的行政经验，他知道，对这个新生政权而言什么才是最重要的。
萧何穿过兴奋的人群和堆积如山的财货，来到大秦丞相、御史专属的档案库房。这里门庭冷落，因为里面没有珠宝金玉，只有天下诸郡县的户口版籍、土地图册、律令等文书，没人对这些写满枯燥数字的竹简有兴趣。
萧何下令将这些资料进行清查、分类，然后一一打包好。
没过多久，刘邦去鸿门参加了一次酒宴。回来以后，他一脸晦气地吩咐诸将收拾行李，准备退出关中。紧接着，项羽大摇大摆地闯进咸阳，他趾高气扬地告诉刘邦：“你去汉中当个汉王吧。”然后把三个秦军降将章邯、董翳、司马欣封在秦岭北边，牢牢地镇在汉中与中原之间。
刘邦大怒，汉中又小又穷，道路险峻，再加上这么三道枷锁，明摆着不打算让自己翻身啊！他心想，干脆赌一把，带兵去跟项羽拼一场算了。周勃、灌婴、樊哙几名部下轮番相劝不果，这时萧何站了出来，问他：“去汉中称王，跟死相比哪个惨？”刘邦说：“废话，当然是死更惨。”萧何说：“现在咱们跟项羽打，铁定是百战百败，纯属作死；您何妨学学商汤和周武，先去汉中隐忍一阵再说。”
刘邦看着萧何，觉得他话还没说完。
随即萧何讲出一段详细规划：“臣愿大王王汉中，养其民以致贤人，收用巴、蜀，还定三秦，天下可图也。”
估计刘邦听完这话，肯定下意识地反问了一句：“凭什么？”
你的战略规划听着很棒，但具体怎么落地？凭什么“养其民”，凭什么“收用巴、蜀”，又凭什么定三秦、图天下？
萧何微微一笑，就凭我从咸阳带出来的那些户籍档案。
可不要小看这些其貌不扬的简牍，它们蕴含的力量，比名将精兵更加可怕。
户籍的雏形，早在商代“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时就已经出现了，春秋时代亦有书社制度。但真正把它建成一个完整体系的，是赳赳老秦。
【注释】
唯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语出《尚书·多士》。西周初，成王年幼，武王的弟弟周公旦摄政，决定在洛邑建立新都，即后来的东都。但殷商遗民不愿随迁，周公便告诫他们，“你们殷人的祖先，是有册书典籍的，记载着成汤革夏命的道理（如今周也革了殷的命）”。由此可知，殷商时期已经有了官方档案册典，惜尚未知其具体形式。我国有据可查的最早文字为甲骨文，《英国所藏甲骨集》说“贞登人乎涿”（在涿这个地方登记人口），可见，在殷商时期，已经有了严密的人口登记制度，登记造册，以实行管理，成为后世统治者效法的榜样。
自商鞅以来，秦国的行政管理一向以绵密细致而著称，特别热衷于大数据。《商君书》里列举了国家兴盛需要掌握的十三类数据：官营粮仓、金库、壮年男子、女子、老人、儿童、官吏、士、纵横家、商人、马匹、牛，以及牲口草料。其中对于百姓数据的搜集，必须倚重户籍的建设与管理。
到了秦始皇时代，郡县制推行于全国。从一郡、一县到一乡、一里乃至每一户，官府都有详尽记录。你家里几口人，年纪多大，什么户籍类别，多高的爵位，何年何地迁来，何年傅籍，养几匹马、几头牛，耕种的地在哪儿、多大，种的什么作物，税要交多少，等等，记录得清清楚楚。
而且相关档案每年还要进行更新，由专门的上计人员送到咸阳留存，以便中央随时掌握地方情况。
这套制度，在秦始皇时期一直保持着高效运转，到了秦二世时期，各地官府出于惯性也一直在执行。萧何在官府里当过主吏掾，对这些东西再熟悉不过。
【注释】
主吏掾：秦朝县令的属吏，汉朝改为功曹，主管衙署内所有吏员，有考核、裁汰之大权，故有主吏之称。掾，原为佐助之意，后为副官或官署属员的通称。萧何曾任秦沛县（今徐州沛县）主吏掾，能经常接触各种不同的业绩数据，每种数据干什么用的，各种数据背后是什么情况，他都一清二楚。
当萧何把它们献给刘邦时，一瞬间，整个天下都变得透明。
无论是南海郡的柘浆种植面积、成都的蜀锦产量，还是琅玡郡在秦始皇二十八年（公元前219年）的壮丁总数，翻阅一下，一目了然。想知道整个河东地区的牲畜总数？想看看关中有多少铁匠作坊？翻阅一下，探囊取物。
刘邦手持竹卷，足不出汉中，便可以阅尽天下虚实。
如《里耶秦简》编号K17，一家人的姓名、排行、关系非常清晰。
对于一位志在天下的王者，这实在太重要了。
知道了壮丁数量，可以算出能动员的士兵和民夫；了解了牲畜多寡，可以合理分配运力；查阅了作物产量，便对粮草的征发心中有数；掌握了地形图册，也就明确了对该地区的用兵方略。哪个郡有铁矿，可以冶炼军器；哪个县有草药，可以平伏疫病；哪个乡可以提供兽筋膏脂，多长时间送到哪里，道路状况如何……种种信息，都隐藏在这一片片简牍之中。
要知道，战争的胜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后勤表现。后勤最重视的并非武勇，而是精准统筹。精准统筹的前提，则是翔实丰富的数据。可以这么说，在战略层面的对局中，拼的不再是韬略，而是资源利用率。谁的数据掌握更精准、谁的物资调配更有效率，谁就是最后的胜利者，即所谓“大势”。
萧何从咸阳运走的简牍档案，正是战略对决中必不可少的。
刘邦偶尔犯浑，但大事上绝不糊涂。他立刻领悟到这些简牍蕴藏的威力，心下大定。《汉书》记载，他听完萧何的劝说后，就回了一个字：“善。”几百年后，刘备听完诸葛亮的《隆中对》，也只回了同样一个字，他的内心，未必不是在效仿高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