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微镜下的大明第13章

搞定了排年，法椿又以佛熙的名义，派仁膏——就是先前跟罗时打架的小和尚——去了巡按察院告状，声称找到新的证据，能霓、佛圆并非如两县判决时说的那样病故，而是被罗显指使的族人打死的。凶手叫罗禄，杨干院已经掌握了他“围捉吓骗银两、卷掳家财”的证据。

证人不可靠，又冒出一个凶手，法椿如此安排，等于是要彻底否定两县的判决。只要这桩七合一的案子翻转过来，连带着罗氏祖坟祠堂也就能铲除了。

此时已是嘉靖十一年（1532年）二月，巡按察院里换了新主人。新来的巡按叫作詹宽，福建人。他不清楚之前的一系列纷争，只看到法椿、佛熙要翻案。

大明法律允许翻案，而且要求这种性质的案子必须去异地审结。既然此前休宁、黟县两县判决是来自徽州府同知的委托，那么这个案子不能留在徽州。詹宽想了想，决定把此案移交到池州府。

池州府隶属于南直隶，范围与现在的池州、铜陵二市相当，紧邻徽州府的西侧。

詹宽为什么选择池州府，而不是宁国府，这个史无明载。但从种种迹象推测，法椿应该是暗中使了力气。

贿赂巡按是件高难度的事，但也得看贿赂巡按做什么。法椿没让詹宽枉法，只是让巡按大人在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做出一个法椿想要的选择罢了。这对詹宽来说，毫无成本与风险。

池州府对这个案子很重视，由知府侯缄亲自提吊人、卷，着一个姓杨的推官负责具体审理。

法椿在侯缄或者杨推官这里，也使了大钱。这一次法椿想明白了，光靠规则内的小聪明，是扳不回局面的，还得花钱。毕竟在大明，银钱最能通神，这一点连远在北京修道的嘉靖皇帝都明白。

接下来发生的事情，没有人知道。

因为原本丢失了……

是这样的，这一系列案子的档案文书，收录在一本叫《杨干院归结始末》的书里。而这本书留存至今的版本，缺失了第十四页。所以池州府到底怎么审这个案子的，已经没法知道了。

我们只能翻到第十五页，看看池州府审问的结果如何。

这里有罗显留下的一篇自述：“不意奸僧串通积年打点衙门铺户唐文魁，贿嘱官吏。至九月十五日，计延傍晚到所，不审邻佑，不详原案，不取服辨，非法夹打。”

可以想象，罗显面临着多么绝望的局面。

首先，这个开庭时间定在傍晚就很蹊跷。因为明代的府城是有夜禁的，一更三点敲响暮鼓，禁止出行；五更三点敲响晨钟后才开禁通行。一更三点就是现在八点左右，等你傍晚开庭时，老百姓早跑回家去了——没人围观，才好方便做事。

然后上头这位主审官，也不问证人，也不查卷宗，也不听辩解，直接掷下一个结论，你不画押就打。

这都是些什么结论？

要罗显承认行贿，给了李廷纲等人每人50两白银来做伪证；还要罗显承认，罗氏祖坟是伪造的，与杨干院无关。

罗显自然打死不从，要看供状。没想到杨推官直接买通了几个书手小吏，每人一两银子，直接把卷宗里邻居的证词给改了。所有“有坟”字样均改为“无坟”，真正做到滴水不漏。

要说这位杨推官，绝对是个老于案牍的刀笔吏，他写了一篇长长的判词，极为精彩，好似推理小说一般。这段文字近乎白话，笔者就不翻译了，特抄录如下。

对于罗氏祖坟真伪问题，他如此分析道：

“吊查新安新旧志书，俱载杨干院在歙县孝女乡漳端里，唐咸通二年建。而今寺不曾收入。志额及洪武丈量籍册与本寺奠基文簿备载今寺见产，并不曾开有罗秋隐墓。又查《新安文献志》，载有程丞相行状，明开女适罗鼐，亦不曾开有建寺守坟缘由。止有罗显宗谱并伊执出《程丞相碑记》开有罗秋隐葬在通德乡杨干寺后……备查各执书丹文簿，众执罗秋隐并无坟墓实迹。”

然后杨推官又质问道：

“杨干寺自唐迄宋已经三迁，罗秋隐死于唐末，纵葬杨干，未必在迁处所。且罗氏前朝代有显宦，传至近世，丁力富盛，既系远祖葬地，缘不递年摽祀？岂无故老相传？查自洪武至弘治，节次修盖法堂，与前殿相去不满四步，中果有坟，当必侵压，本家何无言论？”

他还去现场亲自勘查了一圈：

“况既系古坟，必有显迹，今泥砖乱砌，内实黄土，长止三尺，高广尺余，中不容一人之臂。若砖内加以板木、衣裘，止可容一人之掌，岂类廓形？傍铺细碎石子，审是本寺阶路。且歙本山乡，纵使薄葬，焉无斗灰、片石粘砌？”

杨推官从文献、行为逻辑和坟墓形制三个角度，完全否定了罗秋隐墓的存在。

那么现在那座祖坟是怎么来的？杨推官脑洞大开，给了这么一段故事：

“罗显见寺有风水，要得吞谋，捏伊始祖罗秋隐葬在本寺，令罗昝、罗文殊强搬瓦砾，修理砌坟。差委赵典史修坟建祠，罗显等暗造墓志一块，带领弟侄，假以修坟，乘机于观音堂前挖去泥土混赖，置酒邀请李廷纲、范琼隆、王琳、李文浩吃。罗显对说：‘每人且将金三钱一分、银三两送你，出官之时，只说佛熙买求你赃，汪宁等俱有。比李廷纲等听从接受，罗显又将银两、衣帛等物约共一百二十两作为谢礼，与李廷纲、范琼隆、王琳，各分五十两入己。’”

不知道法椿使了多少钱来贿赂杨推官，但这钱绝对值。这篇判词推理层层推进，有凭有据，合情合理。杨推官这一支如椽大笔，生生将一桩铁案给翻过来了。

不过他建构的整个理论，还有一个致命的破绽，那就是罗秋隐墓。

杨推官的理论基础是，罗秋隐墓系罗显伪造而成，一切推理都是基于这一点发挥。反过来说，如果罗秋隐墓是真的，这篇精彩的判词不攻自破。

此前纠纷，杨干院毁掉的只是墓顶土堆，并未往下深入。罗显如果豁出去，要求官府开墓验棺，挖出祖先尸骸，这场官司就赢定了。

而杨推官心思缜密，不会不补上这个疏漏。他暗中提醒法椿，法椿找了当地豪强三百多人，在杨干院里夤夜举火，打着勘查的旗号将坟当顶掘挖，居然真在里面挖出了砖墎、墓志，可是并没有找到棺椁尸骸之类。

【注释】

砖墎：用砖块砌成的墙。

这个结果，有点模棱两可，怎么解释都合理。

不过到了第二天，情况又变了。那一干豪众次日清晨早早过来，使锹用铲，转瞬间就将罗秋隐墓的痕迹彻底抹除，只留下一片平地。

最后一个漏洞，也补上了。

很快杨推官得意扬扬地扔出了结论：“（罗显）反行污首，捏僧截卷，致仍旧断。装捏众词，平占风水。”

罗显怎么也没想到，池州府的这次审判如此不加遮掩，让局势发生了一百八十度的急转。自己满满的优势，瞬间化为乌有。

怎么办？

情急之下，他想到了宁国府。

当年这个案子，正是在宁国府异地审讯，才让罗氏获胜。现在池州府做出的判决，是在打宁国府的脸，如果他们能参与进来，案情一定会有转机。

可惜宁国府显然不打算蹚这场浑水。罗显的诉状告过去，负责人直接转回了徽州府。徽州府呢，因为此案已由巡按詹大人转委池州府审理，不好驳巡按察院的面子，也照样转到池州府审理。

转了一圈，回到原地了。

此时已经是嘉靖十二年（1533年）一月份，将近两年时间过去。罗显别无选择，又踏进了巡按察院的大门，去找巡按詹宽詹大人主持公道。

以往数次官司，罗显靠着向巡按御史提告的办法，占尽优势，这一次他觉得还会被福星关照。可他也不想想，当初把整个案子踢到池州府的，正是这一位詹宽。罗显找他，岂不是自投罗网吗？

罗显在这一次的诉状里声称：池州府审判不公，杨推官贪赃枉法，法椿毁坏祖坟，请求秉公处理。

詹宽一看，哦，这案子涉官了。

之前说过，按照大明律，如果一桩涉官案件提告到巡按这里，案件要转到被涉官员的上级机构。告县官，则转府处理；告府官，则转布政使司处理；告布政使官员，则转按察使司处理。只有告按察使司的官员时，转无可转，巡按才能亲自审问。

池州府也隶属南直隶，南直隶不设布政使司和按察使司，府级再往上的地方司法机构，只有应天巡按御史。因此这次罗显的案子，詹巡按可以亲自过问。

詹宽也不客气，先提拿了太平县的赵典史过来，问他嘉靖九年六月去杨干院筑坟的事。赵典史不知是被吓的，还是得了什么暗示，说话支支吾吾，说当时罗显自己找了一百多人去筑坟，本人只是旁边监督，罗显曾经说在地下发现砖墎什么的，本人只是听说，并未亲见云云。

詹宽又潦草地审问了几句，直接判了案。不过这次判决的结果，无论罗显还是法椿，谁也没预料到。

判词如下：

“夫崇正辟邪，为政首务。欺公蔑法，难长刁风。切照罗显祖坟，就依其宗谱等书所载，果在寺后，不应今在寺中。今果在于寺中，则修造梵宫时，助缘题名于梁楣者，罗氏如许多人，又不应忍弃其祖，与僧直据其后耳。实为取非其有，又何怪乎排年扶僧竞为立一赤帜耶？合平其土。”

詹宽一上来，就否定了祖坟的合法性。即便如罗显主张的那样，祖坟在先，佛寺在后，如今也该拆掉。杨干院现在是公众寺庙，捐款的外来居士很多。你们把祖坟留在庙里，别人天天上香，是供奉你家祖先还是供奉佛祖？

然后詹宽笔锋一转，连罗秋隐都骂上了：

“秋隐，唐时一民庶耳，不知有何功德在人耳目，专祠独祀于百世之下，实为僭越，法当立毁。再照杨干院创虽非今，然而妄塑佛像，迹类淫祠，又系今时例禁，尤当一切毁去。”

等一等，你骂罗秋隐也就算了，怎么连杨干院也要毁掉？你到底哪边的？别着急，咱们再往下看看詹宽给的解决方案：

“将中堂改祀宋丞相程公元凤，为旧有神主页。配以罗鼐、迪威、贤孙，为碑载檀越也。左右两堂，遍祀劝缘，助缘人氏，为示此寺决非一家可得而据也。观音堂改与僧家，祀其香火，各仍其旧，为寺有僧田，尚供税赋也。候本院另行平毁改立，庶可以斥二家似是之非，亦无负前人崇正辟邪之意矣。”

没想到，没想到詹宽的判决竟然是这么一个离奇的结果。

罗氏祖坟要推平，佛殿也不能幸免。原有殿屋一半改祭程元凤等先贤，一半留给杨干院。

这有点莫名其妙了。程元凤是罗鼐的岳父，在建立杨干院的过程中出了大力气，但也不至于把罗家祖宗搬走，祭一个外人吧？

詹宽这么判决，也是有原因的。在大明朝，你家的祖先，可不是随便就能立祠堂祭祀的。《大明集礼》有明文规定：“庶人无祠堂，惟以二代神主置于居室之中间，或以他室奉之。”也就是说，你的先祖甭管哪一朝的，没有官身的话，他没资格享受立祠祭祀的待遇，子孙只能把牌位摆自己家里拜拜。

试想，如果无论什么人的祖先，都可以立祠祭祀，岂不是大明满地都是祠堂？

罗秋隐在唐代是庶民，所以詹宽认为杨干院里的罗秋隐坟和墓祠，算是淫祠，理应禁绝。相比之下，为罗家写碑文的程元凤，是大宋堂堂右丞相，詹宽觉得与其祭罗，还不如祭程呢。

詹宽比杨推官高明之处在于，他不纠结于那些细枝末节的推理，直指礼法核心，拿意识形态泰山压顶，让人辩无可辩，驳亦不敢驳。要知道，大明以礼立国，凡事一上升到道德层面，就没道理好讲了。

当然，詹巡按对杨干院也没什么好脸色。早在洪武二十四年，朱元璋就下过一道《归并令》，要求天下寺院要进行归并，三十人以上才能成寺，而且还得是归并到明前的老寺，新建的庵堂寺院要一概革去。

虽然杨干院属于老寺，但佛殿里的佛像却是新修的，也算“迹类淫祠”。詹宽援引《归并令》，要求他们必须限期整改，交出一半寺产。

法椿没想到，眼看见到成功的曙光，却惹出这么一位一身正气、两不偏帮的大神。判词里有一句“为示此寺决非一家可得而据也”，正是法椿梦寐以求的结果，可以彻底把罗氏一族赶出杨干院——只是代价实在太大，半座寺庙没了。

除了祖坟之事，还有九位排年涉及贿赂之事等着处理。

詹宽也懒得仔细分辨，给罗显、法椿以及九个排年统统判了杖、徒之刑。好在这些刑罚很快得到了赦免，因为正赶上八月份嘉靖皇帝生了个儿子，起名为朱载基，大赦天下——他们的运气是真不错，赶上了好时候，若是晚两个月判，结果恐怕会大不相同，因为朱载基出生不到两个月就夭折了。

至于是谁贿赂九位排年的，到底也没查清楚，就这么不了了之了。

嘉靖十二年十二月，应天巡按察院行了一道公文给徽州府，责成他们按照判决书，尽快去杨干院平坟拆寺。徽州府收到一看，这道公文上还有巡抚都御史陈轼批示的“照巡按衙门批详施行”，立刻明白，两院已就这个问题达成共识。

其实陈轼在徽州同知李邦审结之后，也批示过同意。现在他再同意詹宽的判决，有点打自己的脸。可陈轼也没办法，巡按虽然比巡抚品级低，可毕竟不在一条行政线上，真要在司法领域顶起牛来，巡抚也得让巡按三分。

有了两院督促，徽州府不敢怠慢，派了一个姓张的通判在杨干院压阵，把罗秋隐的坟墓第二次铲平。然后，他们将佛殿拆毁，只留下观音堂供僧人们礼佛。

法椿和罗显看着这一切，百感交集。两人从嘉靖七年斗到嘉靖十二年，却是这么一个两败俱伤的结局。

面对这一结局，法椿大概是放弃了，而罗显却在一年之后，重新振作起来。

因为他无意中发现了一个小真相。

在郑来保被殴死的那一夜，杨干寺的和尚坚称有佛圆、能霓两个僧人被罗家殴死，但一直不见尸首；后来休宁、黟县两县断案时，认定两人病故；再后来池州府断案，法椿又拿这两个和尚说事，指控是罗禄所杀，后被詹巡按证实子虚乌有。

那么这两个人到底去哪儿了呢？罗显自己也做了一番调查，调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

还记得法椿的来历吗？他本是休宁县的绝户长子，逃户至杨干院被佛海收留，偷偷入了僧籍。休宁县曾经找上门来，要他回去落户，不知为何没有追究到底。

罗显找到的真相是：佛圆、能霓多年前就死了，杨干院却一直在虚造僧籍，让他们活在册籍里。休宁县给杨干院发来文书，要求法椿还俗回去落户，法椿或佛海便买通了休宁县的一位里老郑彦儒，把佛圆、能霓其中一人的僧籍销掉，伪托还俗，虚落在郑彦儒的里册中。一人逃出，一人回籍，账面上做平，足可以给休宁县一个交代。

经过这么一番运作，死和尚进了活人籍，法椿便把身份洗脱出来。

这次与罗氏对决，法椿故技重施，让佛圆、能霓两位劳模再“死”一次，借此诬陷罗氏。

罗显认为这是一条绝好的证据，凭它一定可以扳倒法椿！他抖擞起精神，打算继续上告，可写完状书却发现，无路可走了。

此案最后一次是巡按御史詹宽亲自审结，巡抚都御史陈轼附署，可以视为终审判决。罗显想要上诉，地方上已经找不到比两院更高的司法机构了。此路不通。

等一下。

地方上没有，那么京城呢？

京城有刑部、大理寺、都察院三法司，还有一厂一卫，还有阁老们，再往上……还有皇上嘛。

罗显冒出一个极其大胆的想法：要不咱们上访去吧！

上京告御状这种事，历朝历代都有。汉称“诣阙”，唐有“投匦状”“邀车驾”，宋叫“诣台省”，清称“京控”。在大明朝，上访有个专门的术语，叫作“京诉”。

越级诉讼已经很犯忌讳，京诉更是敏感至极。

早在洪武年间，朱元璋曾经给老百姓颁发大诰，头顶大诰可以直接进京喊冤。不过很快“小民多越诉京师，及按其事，往往不实，乃严越诉之禁”。从此以后，大明历任皇帝对京诉格外谨慎。民众可以上访，但甭管申诉事实是真是假，上访者都得被问罪。

好在徽州府有健讼传统，百姓法律意识和常识都很丰富。罗显和罗氏一族研究半天，在大明律里查到这么一条：

“各处军民奏诉冤枉事情，若曾经巡按御史布按二司官问理……令家人抱赍奏告者，免其问罪，给引照回。”

就是说，如果上访的案子曾被巡按御史或者布政史司、按察史司受理过，那么上访者可以免罪。这在法理上说得通，因为被这三处衙门拒绝之后，百姓没有能再上诉的地方了，只能上京。

罗显这个高兴。杨干院这个案子，终审正是巡按判的，完全符合这个规定。可没高兴多久，他发现这条规定还有个适用范围：

“军役户婚田土等项干己事情，曾经上司断结不明，或亲身及令家人老幼妇女抱赍奏告者，各问罪，给引照回，奏词转行原籍官司，候人到提问。”

朝廷日理万机，不能什么鸡毛蒜皮的上访案子都接。如果你是涉及大逆或人命之事，适用于刚才那条免罪的规定；如果你上访是为了田产婚姻户籍之类的，对不起，一样问罪，还得打回原籍。

杨干院这个案子，核心纠纷是罗家祖坟的位置，归到田土一类，自然不能免罪。

得，空欢喜一场。

顺便说一个无关的趣事，大明律有时候挺地域黑的。在《弘治问刑条例》里有一条关于“京诉”的规定：“江西等处客人，在于各处买卖生理，若有负欠钱债等项事情，止许于所在官司陈告，提问发落。若有蓦越赴京奏告者，问罪递回。奏告情词不问虚实，立案不行。”特别指明江西人做生意打官司的，不许上访，否则问罪不说，还不予立案。

为什么这么黑人家？早在朱元璋的《教民榜文》里已有揭示：“两浙江西等处人民，好词讼者多，虽细微事务，不能含忍，径直赴京告状。”不是不接你们的案子，实在是你们太喜欢打官司了，屁大点事也跑来京城上访，朝廷实在忙不过来啊……

书归正传。

罗家人研究了半天，发现无论如何得牺牲一人，才能把上访这事完成。罗显年纪大了，一定扛不住牢狱之灾，法律上也不允许老人京诉，得派个身强力壮抗打的年轻人去京城。最后罗显的侄子罗兴站出来，毅然决然地说我去吧。

于是罗显精心准备了一份状书，将整个纷争的前因后果、证据辩驳详细地写下来，最后还附了法椿虚造户口、改换身籍的新犯罪事实。

罗兴揣着这份状纸，从歙县千里迢迢朝着京城而去。时年嘉靖十四年新年。

寻常百姓看惯了戏文，以为告御状就是望见皇帝车仗，高举状纸，大喊一声冤枉啊，迎头一拦。

其实这么做的风险极高。且不说你往前一冲，有很大概率会被护卫直接打死，就算侥幸未死，《大明律·兵律·宫卫》对于这种拦御驾的行为也有严厉规定：“若冲入仪仗内而所诉事不实者，绞。”

其他性质的京诉，最多是杖刑或者徒刑，这种就直接绞刑了。

那我不去找皇上，直接在皇城外头喊冤呢？

也不行。

“擅入午门、长安等门内叫诉冤枉，奉旨勘问得实者，问罪，枷号一个月；若涉虚者，仍杖一百，发口外卫分充军。”

可见皇城喊冤也是个高风险的举动。

京诉这事，需要上访者有极大的勇气，同时也需要一些技巧。罗兴大约在二三月间抵达京城，他显然得到过高人指点，既没拦车驾，也没去城门口喊冤，而是找准了京诉唯一的正确门路——通政司。

通政司是干什么的？它“掌受内外章疏敷奏封驳之事，凡四方陈情建言、申诉冤滞、或告不法等事，于底簿内誊写诉告缘由，赍状以闻”。这有点类似于中央办公厅和信访局的合体，负责朝廷以及地方各类文书的接收、审核、分配转发等等，职责范围正好包括了接待“申诉冤滞”这一类的上访。

虽然通政司只管把文书转发给有关部门，本身没有断事之权，但这是一道必要的审核程序。如果没有通政司盖章，你就算有天大的冤情，刑部、大理寺和都察院也不会受理你的状子。

罗兴找对了门路，把这份状子顺利送入通政司。通政司审核之后，收下文件，正式进入京诉流程。然后通政司把罗兴一捆，扔牢里了……别忘了，京诉是违法行为，不问所诉案情虚实，你都得坐牢。

四月十二日，通政使陈经于奉天门把杨干院案上奏天子。嘉靖皇帝读完这件案子的前因后果，蓦地想起一件往事。

嘉靖刚登基那会儿，爆发过一次“大礼议”事件。简单来说，嘉靖本是兴献王的儿子、正德皇帝的堂弟。正德死后，没有子嗣，大臣们便把他请来京城当皇帝。嘉靖登基之后，朝臣们说您这算改嗣，得认伯父弘治皇帝为父亲，对亲爹兴献王改称皇叔，不然祭太庙不成体统。嘉靖不干，坚决不改口，还想把亲爹追认成皇帝。他跟朝臣们斗了几年，最终获得胜利。兴献王得了个“皇考恭穆献皇帝”的名号，神主牌摆进了皇城观德殿中。

嘉靖是个孝顺儿子，对于统嗣奉先之类的事情怀有情结。杨干院案的是非曲直，嘉靖无从判断。但他对于罗氏一族拼命保护祖宗祠坟这个行为，很有好感，甚至颇有共鸣。朕当年不也是拼了小命，才保住了亲生父亲的牌位吗？

而且……这个案子，实在很合朕的心思啊。

罗兴进京上访这个时候，嘉靖皇帝正琢磨着给亲爹再弄个庙号，好让他老人家名正言顺地入享太庙。此时他的政治手段日渐成熟，知道这种事不宜强行推进，一定得按部就班地来操作。

一切都已经规划好了。

按照嘉靖皇帝的计划，在接下来的嘉靖十五年（1536年），吏部尚书夏言将上一道奏疏《请定功臣配享及令臣民得祭始祖立家庙疏》，连续提出三条建议——“定功臣配享”“乞诏天下臣民冬至日得祭始祖”“乞诏天下臣工建立家庙”，建议放松宗庙祭祖的禁令，推恩天下，允许子民祭祀自己几代以上的先祖。

其中最关键的一句是：“臣民不得祭其始祖、先祖，而庙制亦未有定则，天下之为孝子慈孙者，尚有未尽申之请。”这是夏言的原话，未尝不是嘉靖皇帝的心声。夏言上疏之后，嘉靖皇帝立刻顺坡下驴，下旨准许民间联宗立庙，祭祀始祖。

这个消息只要一传出去，全国宗族一定欢欣鼓舞，热烈响应。朝中臣工无法反对，谁敢说自己不想祭拜先祖？在各地开禁祭祖的大潮掩护之下，嘉靖皇帝便可以顺理成章地给亲爹追尊庙号了。

这个罗氏祖坟，正好是因为违反了祭祖禁令，才被詹宽毁去。对嘉靖皇帝来说，这可谓是瞌睡时送来一个枕头。他可以借这件案子隐晦地点明一下态度，提前吹吹风，为明年的开禁祭祖宣传造势。

再说了，罗显告的是杨干院，那是释教的寺庙，对一心沉迷修道的嘉靖皇帝来说，也没什么好顾虑的，说不定还会在心里暗爽一下。

想到这里，嘉靖皇帝下旨，交由都察院处理此案。

皇帝的小心思，就是朝廷的大心思。谁都看得出来嘉靖的态度，否则特意下旨干吗？于是杨干院这桩案子在司法流程走得飞快，从都察院转呈刑部，再送到大理寺堪合，很快先拿出了对罗兴的处理意见。

罗兴越诉上京，论律当罪。都察院广西道——这是部门名称，并非专指地域——判定对该犯施以杖刑，但法外开恩，减了一等。具体的执行工作，交给了京城地方上的最高司法部门——顺天府。顺天府对罗兴施完杖刑，给了他一张路引，让他回原籍候审听理。

紧接着，五月十四日，都察院发布了对罗显、罗兴所诉杨干院侵毁罗氏祖坟案的处理意见：转发应天巡按御史宋茂熙，着其亲自审理。

好敷衍的官腔啊，这不是把皮球踢回去了吗？

这种上访案子，朝廷一般并不会做出判定，而是发回原籍，指定地方官员进行审理，是官场惯例。

但如果真以为是敷衍，那就太小看大明官僚们的用心了。为官之道，讲究“默会于心”，很多事情不可明言于口，只能在细微处去自己揣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