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1886年5月1日，美国工人为争取实行八小时工作制，展开全美大罢工。5月3日，芝加哥政府出动警察与流氓进行镇压，两名工人被打死。5月4日，罢工工人在干草市场广场举行抗议，有不明身份者向警察投掷炸弹，警察开枪导致屠杀发生，4名工人和7名警察死亡。在事件后进行的不公平审讯中，8名无政府主义者被控谋杀，4人被判死刑，1人狱中自杀身亡。五一劳动节由此而来。
国际劳动节对曼克维茨来说有两个方面的意义。其一，它尊重劳动人民——他自己就曾经是其中的一分子，而现在他全心全意地作为他们的代表，与他在一起的还有他们在世界各地的兄弟姐妹们。
其二，这个日子就像是一部新约全书，说明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为了更加美好的未来，有的时候不得已做出点牺牲是必要的。
他的办公桌上有一条引言：那是因干草市场屠杀事件而被判绞刑的几个人中的一个——奥古斯都·史佩斯【注】的临终遗言(很多学者都认为，他就跟其他所有的被告一样，很可能是无罪的)。史佩斯说，“总有一天，我们的沉默将会比今天被你们扼杀的呐喊声更加有力。”
【注】：生于德国，1872年移居到美国。在1886年芝加哥的那场工人运动中，史佩斯在5月3日的集会上发表演讲，5月4日干草市场屠杀事件发生后，他立即赶往当地《工人报》报社，发表了一篇致芝加哥工人的宣言，号召复仇，因此这篇宣言也称“复仇檄文”。在后来的不公平审判中被判绞刑，下面引的这句话就是他在上绞架的时候说的。
牺牲……
曼克维茨的思绪此刻沉浸在这个重大的日子里，眼睛凝视着酒杯上自己的影子，他倒不是在看他那肥圆的、偶尔也让他很苦恼的身材，而是在看他的一脸倦容。他这也是从他的姿态上推断出来的，因为他看不清脸上的五官，只能看出个大概的轮廓。
他咬了口总会三明治【注】，注意到里面放的是美国奶酪，而不是他要的瑞士奶酪。卷心菜丝里蛋黄酱也放得太多。他们总是这样。我干吗非在这儿吃，操？
【注】：三明治的一种。
那个长得像霍比特人的警探最近找不着人了，曼克维茨对詹姆斯·杰森斯巧妙地用了一个双关语，他其实想说的是那人“找不见魂了”。
爱玛·菲尔德曼一死，这日子转眼就变成了一场噩梦。他被“请”到了联邦调查局和州检察官的办公室里。他是和律师一块儿去的，回答了一些问题，另有一些问题则不予回答，他们离开时除了得到了一声冷冷的再见，别无其他。他的律师是读不出这里面的含义的。
后来他听说那个叫菲尔德曼的女士工作的律师事务所正在考虑以不法致死——还有他们所蒙受的经济损失来起诉他。他的律师告诉他这他妈的是扯淡，因为原告对于那件事的起诉缘由并没有任何法律依据。
添乱……
曼克维茨没好气地说，“也许在我看来也是他妈的扯淡，因为没有人能证明是我杀了她。”
“对，那是当然，斯坦。那是不言而喻的。”
不言而喻。
他从咬了一半的三明治上抬起头，看见詹姆斯·杰森斯过来了。这个瘦小的男人坐了下来。女侍应生走上前去，他要了一瓶健怡可乐。
“你不吃东西，”曼克维茨说。
“不一定。”
这是什么意思？曼克维茨心里在琢磨。
“我了解到了一些新的情况。”
“接着说。”
“首先，我给那个警长打了个电话，汤姆·戴尔。对了，我是以菲尔德曼夫妇的朋友——那个伤心的朋友的身份打这个电话的。阿里·帕斯克尔。我给他施加了点压力：你们怎么还没有抓住凶手呢？如此这般说了一通。”
“很好。”
“我确信他以为我就是我自称的那个人。”
“他对这个案子说了些什么？”
杰森斯眨了眨眼睛。“这个，没有。不过他也不会说。我也是刚刚才弄明白，他并没有对我跑去那里的事产生怀疑。我正通过其他的渠道在查这个案子。”
曼克维茨点了点头，他对此人的判断力深信不疑。“我们的那位女朋友情况怎么样啊？”
这是指那个警官，克里斯丁·布琳·麦肯齐。自从四月十七和十八日的事情发生之后，杰森斯就一直在注意着是谁在调查菲尔德曼夫妇被杀的事。原来是FBI的那个鸡巴特工班多，还有几个密尔沃基的警察，但真正推着案子往前走的就是这个小城女人。
“她是绝不会罢手的。她就像是只斗牛犬，一直在为这事奔跑着。”
曼克维茨并不觉得斗牛犬有多爱奔跑，但也没说什么。
“她比联邦调查局和密尔沃基警察局那些人加起来都要能干。”
“我表示怀疑。”
“这么说吧，她工作起来比那些人都卖力。凶杀案发生之后，她四赴密尔沃基，跟进线索。”
“她有权限吗？”
“我觉得这倒是一个谁都不关心的问题。那与他妈的肯尼沙郡人关心的事无关。也与那个死掉的律师无关。”
“我怎么会卷到这锅杂烩里来了？”
身材瘦小的詹姆斯·杰森斯答不上来这个问题，也不该答得上来，这位工会大佬暗自思忖。再说，这答案也是明摆着的：因为我认为那些工作努力的移民就应该被允许进入这个国家，去取代那些懒汉。
哦，还因为我在公开场合下说了这些话。
“这么说，麦肯齐女士不把这事查到底是不会罢手的了。”
“她是不会罢手，”杰森斯应道。
“她是想借此扬名？”
他的这位手下皱着眉头，想了想。“这并不是说她只是想在她的枪上多划一道痕或是升个什么职。”
“那她是什么目的呀？”
“把坏人绳之以法。”
杰森斯又一次向曼克维茨提起四月的那个晚上，在森林里——就是这个手无寸铁的布琳·麦肯齐，在一个悬崖的顶上，把石头和原木砸向那两个追她的人，而那两个人用来回击的则是霰弹枪和自动手枪。只是在遭到杰森斯的大毒蛇步枪的袭击时，才退去了。
曼克维茨明白无误地知道他不会喜欢这位麦肯齐警官。但他也不得不敬她三分。
“她究竟发现了什么？”
“我也不知道。她去过那个湖边、西街、布鲁林旅馆，到过麦迪逊，一直到科诺莎。还去了明尼阿波利斯一天。她一直没有罢手。”
这只奔跑的斗牛犬。
“还有什么招我能用得上的吗？无论是什么？”
他说什么都是靠记忆——他似乎从不需要记笔记——杰森斯说，“倒是有那么一招。”
“说。”
“她有一个秘密。”
“说来听听。”
“好的，六七年前，她与她第一任丈夫还没离婚。那人是州警，受过勋，是个挺有名气的家伙。火气也挺大。过去打过她。”
“什么鸡巴东西，打女人。”
“嗯，结果挨了一枪。”
“挨了一枪？”
“在他们家的厨房里。后来查过，是枪走火。是一个不幸的意外。”
“行了。这里面有什么名堂？”
“那压根儿就不是一个意外。那一枪不是无意的。这里面打了埋伏。可能一直牵扯到了麦迪逊。”
“这种事一旦见光，这打埋伏的人会丢掉工作的吧？”
“丢工作事小，很可能还会进监狱。”
“这只是个谣传吧？”
杰森斯打开公文包，拿出了一个软面文件夹。“证据。”
此人其貌不扬，但却无所不能。
“但愿它能起点作用。”
曼克维茨打开文件夹。他看了看，一边眉毛扬了扬。“我觉得这很有用。”他抬起头，真诚地说了声，“多谢。哦。对了，劳动节快乐。”
他喜欢这座城市。
至少把这里当作一个临时的家，他很喜欢。
绿湾的地势比蒙戴克湖周围的那个州立公园要平坦得多，风景就不如那了，但海湾本身还是挺诗意的，还有狐狸河也挺好看的，这好看主要表现在其硬朗的工业化路线上，这对于泰瑞·哈特来说，永远都有吸引力。他父亲曾在这儿的一家钢厂里的工资科工作。孩提时代，他常常跟着父亲去钢厂玩。每当他戴上安全帽在地板上到处走动时，他就感到一种难以名状的激动，那地板上散发着烟、煤、铁水和橡胶的臭味。
他租了间房子，不是很大，在一条用数字编号的街道上，也就是工人阶级住的地方。但房子的功能齐全，而且便宜。他现在的最大问题是他烦了。
等待时机对于哈特来说从来都不是一件开心的事，但等待时机又是他不得不面对的事。别无选择，一点选择都没有。
如果他烦极了，他就开车去森林保护区兜兜风，在那里他会找到惬意，尤其是因为到那里他会经过湖景路——跟蒙戴克湖畔的那条私家路同名。他会去散散步，有时只是坐在车里工作。哈特有好几个预付费手机，可以联络未来要做的活。
今天，实际上，他只是要完成一次这样的散步，他注意到在一个空地上有一根五月柱【注】被立了起来。孩子们转着圈跑着，把柱子装饰得就像是理发店的旋转彩柱。然后，他们就坐下来吃野餐。一辆学校的大巴停在附近，一片青绿之中就这么一点黄色。
【注】：五月一日是欧洲的传统节日五朔节，在这一天，人们会竖起一根彩柱，即五月柱，然后围着五月柱跳舞欢歌。
哈特返回出租屋，先开着车在街区里转了转，以防万一，然后才进去。他查了一下信息，用一个新的预付费手机打了几个电话。接着他走进车库，那里有他建起来的一个小木工车间，很小，因为建在一个住宅里。他在做一件自己设计的活。每天做一两个小时。现在他一天都快要做到四个小时了。只有与木头打交道才能让他放松下来。
他一边用手工打着砂纸，一边回想起在森林里的那个夜晚，回想起那些树——有橡树、桉树、枫树、胡桃树，都是硬木，都是他的木工活用得上的材料。他买回来的这块平整光滑、剪裁精确、棱角分明的木材，原先是一棵参天大树，直插云霄，足有一百多英尺高。一方面他会因为这些树都被砍了而觉得不快。但，另一方面，他又觉得这木头很荣幸，因为他把它转化成了另一种东西，一种可以被欣赏的东西。
他此刻打量着他正在做的这件木工活：一个镶花木盒。他对他所做的活感到很满意。这可能会是送给某人的礼品。但他现在还没想好要送给谁。
当晚八点，他开车去绿湾市中心，来到一个昏暗的木屋酒吧，这儿的香辣肉酱做得不错，要了一碗，又来了一杯啤酒，在吧台前坐下。他喝完了一杯啤酒后，又要了一杯，然后走到后屋，那儿正在播放篮球比赛。他一边看着比赛，一边喝着啤酒。这是一场西海岸的球赛，时间已经很晚了。不久，其他的客人都看了看表，然后就起身回家了。比分现在是92：60，下半场已经打了半天了，无论中场休息之前还抱有什么希望，看现在的情形都已经没指望了。
管它呢，不就是一场比赛嘛。何况又不是绿湾包装工队。
他瞥了一眼墙壁。上面挂满了昔日威斯康辛州啤酒厂的旧招贴，他想应该都是些知名的牌子，尽管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像“面包加啤酒”、“海勒曼”、“狐狸头”。一头长着獠牙的野猪正从一个爱尔兰啤酒的徽标中瞪着他。有张照片上是一个电视屏幕，上面有两个女人正看着外面的观众。下面有行手写体的字：嗨，你好——拉芙妮与雪莉【注】。
【注】：美国同名电视剧中人物。
哈特见女侍应走过，便叫结账。女孩礼貌而又冷淡，一个星期前他们第一次相见，但话不投机，从那以后她就不再跟他调情了。在这样的酒吧里，有那么一次就足够了。他付了钱，离开，把车朝不远处的另一个酒吧开去，那是在百老汇区。他从车里走出来，走到附近小巷的暗处。
凌晨一点的时候，一个男人从这个酒吧里走出来。在过去的一个星期里，哈特每天晚上就这么盯着。他走过去，一把揪住那人，用枪顶住他的后背，把他拖进了巷子。
弗莱迪·兰卡斯特过了十五秒钟才明白过来，哈特和蜜雪儿·开普勒虽然同样危险，但这来自哈特的威胁要严重得多。哈特的威胁咄咄逼人，而蜜雪儿的威胁却毕竟不是近在眼前。他把蜜雪儿的事情全都告诉了哈特。
哈特朝巷子外面瞥了一眼，随后一声沉闷的枪声响起，他又返回到了车里。
他开车回家，心里在想着下面几步的行动。弗莱迪说，他和戈登·波茨都不知道蜜雪儿住在什么地方，哈特相信他说的是实话，但弗莱迪也吐出了足够多的信息，哈特知道该怎么去找她了。
这件事他很快就会去做。
但他现在要做的是过去几个星期一直都念念不忘的一件事。他打了个哈欠，心想至少可以睡个好觉了。他无需过早地行动。威斯康辛州的洪堡，不过才三个小时的车程。
第四十章
五月四日，星期一，下午两点三十分，克里斯丁·布琳·麦肯齐在密尔沃基的一个饭店里的酒吧区，正喝着鸡汤和健怡可乐。她刚刚分别约见了密尔沃基警察局的一名警探和FBI的一名特工，他们在一起比较了一下各自对四月份发生在肯尼沙郡的菲尔德曼夫妇和制毒团伙被杀案的调查笔记。
几次这样的碰头会都没起什么作用。市里和联邦的调查目标，看样子，都是想要找出一个指向曼克维茨的关联，而不是去抓住那些杀手，是他们杀害了这对无辜的夫妇，并残忍地弃尸于冰冷的厨房地板上。
布琳对那个警探和FBI的特工指出了一个事实，那就是他们两个人都没有理会她的判断，只是表示同情地努了努嘴。她有点恼火。
她闷闷不乐地离开了第二个约见的人，决定赶紧补一顿午餐，然后回家。
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布琳·麦肯齐为做调查，跑了2,300英里。她现在开着一辆旧佳美——已经很旧了。那辆在执行任务时浸了水的本田已经坏了，根据保险公司的认定，那不属于私车保险范围，不予理赔。她得从自己的积蓄中掏钱买车，这让她很受伤害，尤其是她现在对她未来的经济状况心里一点底都没有。
格雷厄姆搬出去住了。
四月十八号之后，他们就他们的现状谈了几次。但格雷厄姆因为埃里克·蒙斯的死情绪一直非常不稳定，他仍然在责备自己——他倒没有责备布琳，一点都没有(他与凯斯相比，是多么的不同啊)。
格雷厄姆才搬出去没几天，住进了一个出租屋，车程要二十分钟。她一方面觉得心烦意乱，但另一方面又觉得松了一口气。内心深处的麻木也是一个很大的因素。当然，处理家庭纠纷是她的专长，因此她知道要断言他们的生活将何去何从，现在还为时过早。
他还在支付他的那一份账单——实际上，还多交了，保险公司没支付的那部分安娜的医药费，也都是他给的。但他们的生活一直都是建立在两份收入的基础之上的，布琳突然之间对经济状况变得敏感起来。
她又喝了点就要冷掉的汤。这时她的电话响了。是约伊打来的，她立刻拿起电话。约伊打这个电话只是给她报个到，告诉她几件体育课和科学课上的事，布琳鼓励了他几句，他就挂了，去赶最后一节课。
那天格雷厄姆针对孩子以及她在抚养孩子上的问题所说的那番话，让她觉得他很可能是准确地道出了问题的所在，为此她做了些调查(和询问)，发现约伊逃课的事是真的，而且他踩着滑板扒卡车的事也干过好多次了。幸亏是上帝保佑，才没有摔成重伤。早退的事也发生过。比她预料的要多得多。他对她的签名显然也模仿得十分逼真。
母亲倒是很理性，但态度却十分的坚定。在她的催促和教训下，布琳跟孩子做了几次艰难的谈话。(布琳觉得这一次母女之间的关系仿佛又回到了从前，为此她感到很高兴。)
布琳就像是特警队的队员从直升机上突降地面一样突然冲进了儿子的生活。他只被允许去当地的一个花式滑板场去玩玩滑板，还得她也在场才行。而且他还要戴上头盔，不许戴线编的嘻哈帽。
“妈，行了，别这样。你开玩笑吧？”
“这是你唯一的选择。要不我还是把你的滑板锁在我房间里。”
他叹了口气，一副煞有介事的样子。他只好同意了。
她还要求他在规定的时间内向她报到，放学后二十分钟之内要回到家里。她还提醒他，警方与当地的电话公司有协议，允许他们追踪手机的位置，甚至在手机没有使用的状态下也能追踪得到。看到孩子听了这话后所作出的反应，她乐了。(她说的是实话，只不过她没有告诉他，她要是用这个系统来对他进行电子监控，那就是非法的了。)
可如果说她控制住了孩子的叛逆行为的话，那么他因为格雷厄姆的离去而产生的情绪问题，她似乎就束手无策了。尽管她的丈夫定期与他的继子有联系，但约伊对于他们的分居还是非常不满，而她对此却不知所措。毕竟，她不是那个走出家门的人。她想修复这个关系，但还没有找到办法。
她把汤推开，心里在想，那个晚上之后，居然发生了这么多的变化。
“那个晚上”。这个词已经成了她生活中的一个象征。它的意义远远超出了它作为时间的参照。
她又一次成了单身，带着一个受了伤的母亲，还有一个老是闯祸、得时时盯着的孩子。但这世界上还没有任何东西能阻挡得住她对蜜雪儿和哈特的追踪，她一定要把他们绳之以法。
她正在想着是不是能从那个警探和FBI特工的会谈中找出什么有用的东西来，突然意识到，酒吧里像死一样的寂静。
一个人都没有了。侍应生、服务员和调酒师都不见了。
这时她想起来了：她从这里的警察局出来的时候，有个瘦瘦的男人就一直跟在她后面。她当时也没有多想，但现在才意识到，她曾经在有个地方停下来看一个商店的橱窗，那人也停下来了，在打电话。或者那是装的。她警觉地站起身，只觉得一扇门开了，一阵微风吹来，有人来到了背后，至少是两个，似乎。
她一愣。枪还在外套和雨衣里面。等她把两粒扣子解开，她早就没命了。
不可轻举妄动，只能转过身去。
她转过身来，以为会看到哈特正瞪着他那双灰色的眼睛举着枪要杀她呢。
两名男子中体重重的那一个，年龄有六十来岁，他开口说道，“警探，我是斯坦利·曼克维茨。”
她点点头。“是警官。”
另一名男子，长得很瘦，就像个大男孩，正是她早前见过的那个跟踪她的人。他脸上挂着一丝笑容，但这并不是因幽默而笑。他没有说话。
曼克维茨在她旁边的一张凳子上坐下。“可以吗？”
“你这像是绑架啊。”
他显得很吃惊。“哦，你随时可以离开，没人拦你，麦肯齐警官。绑架？”
他朝他的同伴点了点头，那人去了临近的一张桌子。
调酒师已经回来了。他看着曼克维茨。
“就要点咖啡。给我的朋友来杯健怡可乐。”他朝那张桌子点点头。
调酒师把咖啡放在吧台上，把可乐送给了曼克维茨的同伴。“还要点什么吗？”他问布琳，好像是在问，来点干酪蛋糕作为你最后的一顿饭吧？
她摇了摇头。“结账。”
曼克维茨小心翼翼地调着咖啡，奶油放得不多不少，一袋糖，一袋蔗糖素【注】。他说，“我听说你几个星期前有过一个不同寻常的夜晚。”
【注】：是以蔗糖为原料合成的半天然产品，也是迄今为止人类已开发的一种甜度高且安全的甜味剂。
那个晚上……
“这你是怎么知道的？”
“我看新闻啊。”他的语气中透着一种信任，这让她稍稍放了点心——眼下既没有什么有形的危险——也没有什么令人不安的因素。他仿佛另有一种武器，好像知道点什么，因此无需诉诸武力，就可以摧毁她的生命。他似乎控制了一切。
这让她想起了哈特。
这位工会大佬接着说道，“保持消息灵通是很重要的。我小的时候，那时还没你呢，我们每天会听一个小时的新闻，先是当地新闻——在下午五点——然后是国内和国际新闻。沃尔特克·朗凯特、亨特利和布林克利【注】……就半个小时。对我，这是不够的。我喜欢所有我能得到的信息。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我喜欢这个台。它也是我黑莓手机上的主页。”
【注】：均是美国20世纪50-60年代成名的电视新闻主持人。
“这并没有回答我的问题：你怎么就那么巧，我刚刚心血来潮突发奇想，你就出现在这儿了……除非你用什么办法发现了我在密尔沃基警察局约了人。”
他犹豫了一下——她的话显然是触及到什么要害了。他说，“或者是说我一直在跟踪你。”
“这我知道，是他在跟踪，”她没好气地说，一边说还一边朝他那位瘦子同伴点了一下头。
曼克维茨笑了，他喝了一口咖啡，面带歉意地看着甜点展示转盘。“我们在这儿是为了一件大家共同关心的事，警官。”
“那会是什么呢？”
“寻找杀害爱玛·菲尔德曼的凶手。”
“我此时此刻不会看着他正在离我两英尺远的地方喝着劣质咖啡吧？”
“这是劣质咖啡。你是怎么知道的？”
“闻的。”
他朝她盘子里的可乐罐点了点头。“你和我的朋友，还有那什么健怡可乐。那东西对你没好处，知道吧。噢，不，你现在可不是跟那个凶手坐在一起。”
她回头看了一眼。另外那个家伙正一边喝着可乐，一边在看他自己的黑莓手机。
他的主页又是什么呢？
“别想象着你在肯尼沙郡办过很多谋杀案，”曼克维茨说，“更别想象着办过这样一个案子。”
“是别想象着办过这样一些案子，”她纠正了他的说法。“死了好几个人。”既然她还活着，旁边还有一个调酒师做目击证人，就算他已经被收买，她还是觉得可以有恃无恐了，倒并不是想故意跟他过不去。
“那是，那是。”他点点头。
布琳沉吟片刻说，“我们办的是什么样的案子呢？械斗。在7-11便利店或加油站抢劫时枪走火。冰毒交易不成时的火并。”
“那是个坏东西，那种毒品。恶劣至极。”
说得没错。她说，“如果你见过警察，那你就知道我们是干什么的了。”
“四月十七号是一个完全不同的游戏。”他还是喝了一口那劣质的咖啡。“你入工会了吗？警察工会？”
“没有，在肯尼沙没有。”
“我相信工会，警官。我相信劳动，我相信人人享有公平的上进机会。就像教育。学校是一个平衡器；工会也是一样。你入了工会，我们就给你最基本的东西。你也许会因此而幸福，享受小时工资待遇和上帝的保佑。但你也可以把它用作一个跳板，以获得更高的生活水平。”
“跳板？”
“也许这是一个糟糕的选择。我这人没什么创意。你知道，我的罪名是什么吗？”
“不是很具体。恫吓非法移民。”
“我的罪名是我给人家提供的伪造证书比在街边上买到的更逼真些。他们凭着这些证书就可以在开放公司找到工作，投票参加工会。”
“这是真的吗？”
“不。”他笑了。“那都是些欲加之罪。现在，你知道了当局是多想出点小钱，做实我的这些欲加之罪吗？那个律师，爱玛·菲尔德曼，在给一个客户处理一桩买卖时发现，有数目众多的合法移民都成了工会会员——其比例远远高出国内大多数的地区：由此，有人开始造谣说我向他们出售伪造的证书。其实，他们所有人的绿卡都是合法的，都是由美国政府签发的。”
布琳在琢磨他的话。他的话似乎是可信的。可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