塞斯曼问：“你知道吗？案发后，附近两英里内的所有攻坚警员全赶赴快餐店。所以尽管珠宝店老板按下了无声警铃，警方也无法及时赶到。平常警方回应警报的时间是四分钟，但在这个抢劫案中，他们十二分钟以后才赶到现场。歹徒利用这个空当杀死了老板和一个顾客。而他们是仅有的两名目击证人。”
“那名歹徒是不是屠夫的同谋？”
塞斯曼说：“不然还会是谁？” 棒槌 学堂·出品
卢卡斯叹了一口气：“你掌握的所有线索我们很需要。只是我能感觉到，你到这儿来并不只是想尽一份公民的义务。”
塞斯曼大笑起来。
她接着说：“你到底想要什么？”
“使用权，”他连忙说，“只有使用权。”
“使用这些信息的权利？”
“没错，用在我的书里。”
“稍等一会儿。”卢卡斯边说边起身，向帕克与凯奇打了个手势，让他们跟着一起出去。
在总部一楼，就在蓝色接待室外面，托比坐在一间没开灯的小房间里，前面是一排复杂的控制面板。
他用六个不同的屏幕全程监视着塞斯曼和他们面谈的过程。
塞斯曼不知道有人正在监视他，因为FBI的讯问室并没有像市区警察局那样安装双向镜，而是在墙上挂了三幅复制的印象画。挑选这些印象画的人不是总务管理局的设施规划人，也不是室内设计师，而是托比本人以及局里通信技术组的人员。这三幅画都是点彩派大师乔治·修拉【注】的名作。每幅画上有六个小点，其实安装了针孔摄影机，方向设置精准，确保讯问室的每个角落都能摄入镜头。
【注】乔治·修拉(George Seurat，1859-1891)，法国画家，新印象面派（点彩派）的创始人，代表作为《周日午后的大碗岛》。
同时，FBI还用三台数码录音机录下对话，其中一台与电脑连线，用来侦测取出武器的声响。和所有接受讯问的人一样，塞斯曼在进入FBI大楼前已经过搜身扫描，以检查是否携带刀枪，但从事这一行的人一向小心周密。
不过，卢卡斯事先嘱咐过托比，他的主要任务是数据分析，安全倒在其次。凡是塞斯曼提到的事情——波士顿发生的抢劫案——托比都会立刻将信息传给一名年轻的特工苏珊。先前她一直在楼上的通信室待命，接到信息后会与外勤处联络，求证塞斯曼的说法。
塞斯曼捧着那杯水，一口也没喝。凯奇把杯子摆在他面前，但他只是紧张地捧着。任何人坐在FBI的讯问室里，都有同样的反应。那只马克杯的表面能感应压力，杯柄处还装有集成电路块、电池和信号传输器，能将塞斯曼的指纹转为数码信息后传到托比的电脑里，然后托比再将资料传至指纹自动辨识系统的资料库作比对。
其中一幅修拉的名画是《周日午后的大碗岛》。这幅画构图复杂，每位接受讯问的人总会看个不停。暗藏在这幅画中的一个针孔摄影机锁定塞斯曼的眼珠，扫描他的视网膜，进行“诚实性分析”，也就是测谎。托比也在通过声音的变化进行声幅测谎。
此时，卢卡斯带着凯奇与帕克走进观察室。
“有什么结果了吗？”卢卡斯问托比。
“正在处理中。”他边说边疯狂地在键盘上敲字。
片刻之后，他的电话响起，卢卡斯按下免提键。
“托比吗？”一个女人问。
“说吧，”他说，“全组的人都在。”
“嘿，苏珊，”卢卡斯说，“我是玛格丽特。跟我们讲讲细节吧。你那儿得出什么结果了？”
“好。我们比对了指纹，证实没有针对此人的拘捕令，他没有被逮捕过，也没有前科。姓名为亨利·塞斯曼没错，户籍是康涅狄格州的首府哈特福德。房子是十二年前买的。按年缴纳房地产税，去年付清了房贷。针孔拍到的影像与康州驾照相片比对后，有百分之九十五的符合度。”
“这个程度算好吗？”帕克插嘴问道。
“以我现在的照片来比对驾照相片，只有百分之九十二的符合度，”苏珊回答，“我现在的头发留长了。”她接着说，“从社会安全局和国税局的就业资料来看，他从一九七一年开始从事新闻工作，不过有几年他几乎没有收入。那几年的职业注明是自由撰稿人。看来他休息了很长一段时间。过去他每个季度都缴纳预估所得税，不过今年还没缴，这就意味着他今年还没有可以报税的收入。十年前他的医疗费扣除额很高，好像是治疗酒瘾的费用。他一年前成了自由职业者，辞掉了在哈特福德报社年薪五万一千美元的工作，显然是靠存款过活。”
“是主动辞职，还是被解雇，还是请了长假停薪留职？”帕克问。
“不清楚。”苏珊停顿一下又接着说，“假日期间我们没法弄到太多的信用卡记录，不过他中午从哈特福德乘飞机过来后住在万丽酒店，登记时用的是他的本名。联航快运公司的班机，没有事先订票，今天早上十点才预约的。”
“这样说来，发生第一起枪击案后，他就立刻动身起程了。”卢卡斯沉思着。
“单程机票吗？”帕克问出了她正要问的问题。
“对。”
“你有什么看法？”卢卡斯问。
“我只能说，这帮该死的记者。”凯奇说。
“你呢？”她向帕克瞥了一眼。 棒槌 学堂·出品
他说：“我有什么看法？我认为可以和他打打交道。分析文件的时候，我需要尽可能收集与作者有关的信息。”
“前提是对方是真的作者。”卢卡斯怀疑地说。她停顿了一下，接着说：“我倒认为他像是来捣乱的。我们真的走投无路了吗？”
“没错，”帕克说，瞟了一下托比电脑屏幕上方的数字时钟，“我们的确是走投无路了。”
回到空气不流通的讯问室之后，卢卡斯对塞斯曼说：“假如现在说的话不存档记录……假如这次的事件能圆满结束……”
塞斯曼被她一连串的委婉用语逗得大笑，示意她继续说下去。
“假如这些都成立的话，我们就能把资料和证人提供给你，让你写书。我现在还不能确定能提供多少，不过你能得到部分独家消息。”
“啊，这是我最爱的词，独家。对，我要的只有这么多。”
“不过我们接下来要告诉你的事，”卢卡斯继续说，“必须完全保密。”
“我同意。”塞斯曼说。
卢卡斯对帕克点头。帕克问：“掘墓者这个名字，你有没有印象？”
“掘墓者？”塞斯曼摇摇头，“没有。你指的是挖坟墓的人吗？”
“我们也不清楚。是枪手的名字，就是你们称为屠夫的那个人。”卢卡斯说。
“我叫他屠夫，是因为波士顿的报纸都这样写。《纽约邮报》称他为‘恶魔’。而到了费城，他变成了‘寡妇制造者’。”
“纽约？连费城也去了？”卢卡斯问。这个消息让她十分震惊。
“天哪，”凯奇喃喃地说，“模式犯罪。”
塞斯曼说：“他们沿东岸一路南下，不知想到哪里去。是去佛罗里达退休吗？更有可能是去某个小岛。”
“其他城市发生了什么案子？”帕克问。
“国际饮料公司案？”塞斯曼反问，“你们有人听说过吗？”
卢卡斯果然对刑事案了如指掌：“那个公司的总裁，对吧？他被绑架了。”
“细节呢？”帕克问她，对她的头脑感到佩服。
塞斯曼看着卢卡斯。卢卡斯点点头，示意他继续讲。“警方也是东拼西凑的，没人能确定什么，不过好像是屠夫抓了总裁的家人做人质。妻子叫丈夫去取钱。他同意——”
“有没有勒索信？”帕克问，心想或许有其他文件可供分析，“手写的东西？”
“没有，从头到尾都是用电话。言归正传。总裁对绑匪说他愿意付钱，然后他打电话报警，警方包围了他家，多余的事我就不讲了。总裁这个时候去银行提款，不过银行的人刚一打开金库，一个顾客拔枪就射，整个银行里没留下一个活口，包括国际饮料公司总裁、两个警卫、三个顾客、三个银行出纳、两个银行值班经理。监视录像带拍到有人跟着他走进银行金库，提了一袋钱走了出来。”
“所以说，总裁家里没有人了？”卢卡斯问，开始了解犯案手法。
“无一生还。屠夫——掘墓者——把他们全家人都杀了。”
帕克说：“他在绑架过程中最弱的一个环节出击。如果进入协商或交易过程，会让警方占上风。因此他先发制人。”他并没有说出此时心中想的话：对付棘手的难题，这种解决之道十分完美——只要你不在乎伤害多少人命。
“银行的监控录像带有没有线索？”凯奇问。
“你是说，他们戴的滑雪头套是什么颜色吗？”
凯奇耸耸肩，表示“我只是问问”。
“费城那边呢？”卢卡斯问。
塞斯曼尖酸刻薄地说：“哦，精彩绝伦。掘墓者先搭乘公共汽车。他上了车，在一个乘客旁边坐下，然后无声无息地开了枪。杀了三个人，然后他的搭档开始勒索市政府。费城市政府答应付钱，却布下天罗地网。可惜他的搭档查到了市政府的账户在哪一家银行。护送现金的生手一出银行大门，掘墓者便朝他们的后脑勺开了枪，随后就逃脱了。”
“这个案子，我倒没听过。”卢卡斯说。
“对，市政府希望保密。死了六个人。”
帕克说：“马塞诸塞州、纽约州、宾夕法尼亚州、华盛顿州。你说得没错，他的确想过往南走。”
塞斯曼皱起眉，问：“想过？”
帕克看了卢卡斯一眼。她对塞斯曼说：“他死了。”
“什么？”塞斯曼似乎着实被吓了一跳。
“死的是他的搭档，不是掘墓者。”
“怎么会这样？”塞斯曼低声说。
“他留下勒索信后被车撞死，司机肇事后逃逸。他还没来得及收钱。”
塞斯曼的表情凝固了许久。帕克认为他是在思考——独家专访主谋的机会泡汤了。魁梧的他目光茫然地在讯问室中扫来扫去。他在椅子上移动重心：“这次他用的是什么勒索手法？”
卢卡斯不愿透露，但塞斯曼猜出来了：“市政府不付钱，屠夫就一直杀人……只是这么一来付了钱也没人收，所以屠夫会继续开枪。听起来的确像是他们的犯案手法。他的巢穴在哪里，你们有线索吗？”
“正在调查中。”卢卡斯谨慎地说。
塞斯曼目不转睛地盯着其中一幅复制的名画。田园美景。他焦躁地搓着水杯。
帕克问：“你是怎么追踪他到这里来的？”
“我很关注凶杀案的消息，特别是疑犯杀人不眨眼的案子。其实大多数凶手都下不了毒手。除非凶手在世上存活的唯一理由就是杀人，比如邦迪、盖西或达默这些连环杀人狂。多数专业歹徒在扣下扳机前都会犹豫一下。不过这个屠夫呢？他绝不会。我每次一听到有人抢劫或勒索，而且死伤人数较多，就会立刻赶往案发的城市采访。”
卢卡斯问：“怎么没人想过这些案子有关联？”
塞斯曼耸耸肩：“都是孤立案件，死亡人数也不多。对了，我跟怀特普莱恩斯和费城的警方说过，可惜没引起什么注意。”他苦笑了一下，朝讯问室四周挥挥手，“结果怎样？一下死了二十五个人，大家才肯竖起耳朵来听我讲话。”
帕克问：“关于掘墓者这个人，你知道多少？难道没人见过他？”
“没有，”塞斯曼说，“他是一缕轻烟。他来无影去无踪。他是幽灵。他——”
卢卡斯没耐心听他发挥修辞本领：“我们正在办案，如果你能帮忙的话，我们很感激，如果帮不上忙，那么我们最好以后再联络。”
“哦，当然，对不起，对不起。只是我过去一年来满脑子想着这个人。就像在攀岩，也许崖顶的海拔有一英里，在我看来却像是距离头顶上方只有六英尺的一小块岩石。为什么没人注意他，我有一套理论可以解释。”
“什么理论？”帕克问。
“因为目击证人会记得‘激动情绪’。大家只记得枪手走投无路时开枪的那种狂乱的情绪，只记得恐慌的警察开枪回击，只记得女人被刺一刀后惨叫的情况。如果心平气和的话，倒没有人会注意。”
“照你这么说，掘墓者自始至终都能保持心平气和？”
“简直是静如止水。”塞斯曼说。
“他的习惯呢？你有没有什么看法？衣着、饮食、爱好？”
“不知道，我完全不知道。”塞斯曼似乎有点心不在焉，“他的搭档，就是被撞死的那个，你们查到了什么线索，可以让我知道一点吗？”
“我们也查不出他的背景，”卢卡斯说，“他身上没有证件。指纹比对也一无所获。”
“不知道……不知道方不方便让我看一下尸体？是不是放在停尸间？”
凯奇摇摇头。
卢卡斯说：“抱歉，按照规定不行。”
“求你了。”他的口吻近乎绝望。
然而卢卡斯依然无动于衷。她冷冰冰地说：“不行。”
“看照片总可以吧？”塞斯曼死缠烂打。
卢卡斯迟疑了一下，随即打开档案，取出主谋在市政厅附近车祸现场陈尸的照片，递给他。他胖胖的手指渗出汗水，在光滑的照片表面留下宽大的指纹。
塞斯曼凝视良久，点点头：“可以让我留着吗？”
“调查结束后才行。”
“没问题。”他递回照片，“我想参与你们的行动。”
意思是记者跟随警方调查办案。
但卢卡斯摇摇头：“抱歉。我不同意。”
“我能帮上忙，”他说，“我可能会想出别人想不到的事。说不定我还可以出谋划策，协助办案。”
“不行。”凯奇的口气也很坚定。
塞斯曼又看了一眼照片，然后站起身，与三人握了握手说：“我就住在万丽酒店——市中心的那家。我会去访问证人。如果问到有用的线索，我会通知各位的。”
卢卡斯谢过他，三人陪他走向警卫室。
“还有一件事，”塞斯曼说，“我不知道他——”塞斯曼朝卢卡斯手上的档案点头，指的是已死的不明身份者，“设定了怎样的期限。不过既然他死了，那就没人管得了屠夫——掘墓者。这意味着什么，你们明白吧？”
“什么？”她问。 棒槌 学堂·出品
“这意味着他会一直开枪。即使过了最后一个期限，还是不会停手。”
“你怎么会这样想？”
“因为这是他唯一拿手的事情——杀人。人人都喜欢做自己最拿手的事情。人生的法则不就是这样吗？”
小组成员再次聚集在监控室里，围在托比和他的电脑周围。
卢卡斯对着免提电话说：“他提到的其他案件呢？”
苏珊回答：“联络不到办案的探员，波士顿、怀特普莱恩斯、费城都一样。不过值班人员证实，所有案子都尚未侦破。只是没人听过屠夫这个绰号。”
“有证据吗？”帕克问。而卢卡斯也正要问同一件事：“证——”
“没有。没有指纹，没有微量证物。至于目击证人嘛……活下来的人都说没有真正看到过主谋或掘墓者——如果那个歹徒就是掘墓者的话。我已经针对这些枪击案请求对方提供更多信息。他们会打电话到办案探员和警探家里询问的。”
“谢谢你，苏珊。”卢卡斯说。
她挂掉电话。
“我陆续接到其他分析结果……”托比看着屏幕说，“呃……声纹密度和视网膜扫描——指数正常。声纹密度极低，尤其是在被三个FBI交叉审问的情况之下，数值非常低。不过还算过关。侦测不出重大欺瞒的现象。不过话说回来，如果他经过训练，再服下一颗镇静剂，想象着最爱的女明星，就能骗过多数测谎仪。”
卢卡斯的电话响起。她接听后抬起头：“是警卫。他快走出主要跟踪范围了。要放他走吗？”
帕克说：“我觉得可以。”
“我同意。”凯奇说。
卢卡斯点头，对着电话说：“不用扣留此人。”她挂断电话后看了一眼表，问，“心理学家怎么还没来？乔治城的那个人呢？”
“他已经出发了。”凯奇说。
这时托比的电话铃声响起。他接听后讲了几秒钟，挂断后高声说：“通信技术组。他们总共找到一百六十七个正在运行的网站，提供填塞消音器，改装全自动枪支的信息。结果呢？没有一个网站愿意交出网友的邮箱地址。对联邦政府的调查工作大家好像都不太愿意配合。”
“这条路也走不通了。”卢卡斯说。
“就算他们愿意合作，希望也很渺茫，”托比说，“通信技术组计算了大概一百个网站的点击量，过去两个月共计有两万五千人次。”
“这世界乱成什么样子了。”凯奇喃喃地说。
门开了，进来的是哈迪。
“摩斯那边的情况怎么样了？”卢卡斯问。
“没事了。家里的电话语音信箱有两个没留言就挂断的电话，他以为可能是恐吓要杀他的人打来的。”
卢卡斯说：“我们应该找通信——”
哈迪看着复杂的控制面板，打断她的话：“我请你们的一个人去查过了。一个是摩斯的哥哥打的，另一个是爱荷华州的电话推销员。后来我也打回去查证过了。”
卢卡斯说：“我正想请你这么做呢，警探。”
“我想也是。”
“谢了。”
“特区警察局乐意为您效势。”他说。
帕克感觉到他的语气中有一丝不易察觉的讽刺意味，而卢卡斯似乎完全没有察觉。
帕克问：“地图怎么办？我们必须要分析一下微量物质。”
托比说：“最详细的地图，我认为要到区域地质档案馆才能查到。”
“档案馆？”凯奇边问边摇头，“我们根本进不去。”
在一个假日的夜晚，要能找到政府设施的公务员来开门，帕克觉得难度极大。
卢卡斯掀开手机盖。
凯奇说：“根本不可能。”
“嗯，”她说，“你知道吗，奇迹不是你的专利。”
第十三章
下午四点五十分
黄铜时钟。
对他来说意义重大。
此时，杰拉尔德·肯尼迪看着这个摆在他的办公桌上、占据着显著位置的时钟。
这时钟是瑟古德·马歇尔小学的学生合送的礼物。该校属于第八学区，位于华盛顿最乱的东南区中央。
肯尼迪为这些小学生的心意感动不已。没人认真看待过华盛顿特区。华盛顿是政治轴心，华盛顿是联邦政府所在地，华盛顿是丑闻的震中——对了，让大家注意到华盛顿的，就是丑闻。然而没人知道也没人在意如何管理这座城市，更不在乎这座城市由谁当家。
但是，这个小学的学生却很关心这里。他曾为他们演讲，宣扬荣誉心、勤劳以及拒绝毒品的重要性。都是些老掉牙的套话，可是其中几个学生，坐在阴暗潮湿的礼堂里，仰着脑袋听得津津有味，面带甜蜜的景仰之情。演讲过后，小学生便把这个时钟送给他表示谢意。
肯尼迪这时伸手将它拿起，看看钟面：四点五十分。
刚才FBI差一点就制止了持枪狂人，可惜功亏一篑。现在有死有伤，市民的恐慌情绪急剧上升，几近失控。到目前为止，已经发生了三起意外枪击案——因为市民携带非法手枪自保，以为在街头或自家后院看见了掘墓者，所以开枪射击，就像夙怨已深的西弗吉尼亚州的乡下邻居。
此外，媒体报道也开始大肆抨击肯尼迪和特区警方无力与这类歹徒对抗，指责当局面对刑事案过分软弱并推诿塞责。有一则报道甚至暗示，剧院枪击案发生时，警方无法联络到肯尼迪，因为他正为了购买他最爱看的美式足球赛的门票，而与别人通着电话。他的电视呼吁也掌声寥寥。一名政治评论员接受访问时甚至引用了拉尼尔众议员的说法，“向恐怖分子下跪磕头”。并在评论中两次使用“软弱无能”这个评价。
电话铃声响起。坐在市长对面的温德尔·杰弗里斯抢先接听：“嗯。好……”他闭上双眼，然后摇摇头，继续听了一会儿后挂断电话。
“怎么样了？” 棒槌 学堂·出品
“他们翻遍了整个剧院，仍然找不到证据，一丁点儿都没有。没有指纹，没有目击证人——总之没有可靠的线索。”
“天啊，这家伙究竟是什么人？难道会隐身术？”
“他们找来了一名离职的探员，是个高手，请他帮忙找出一些线索。”
“离职探员？”肯尼迪狐疑地问。
“文件鉴定专家。他找到了一些东西，不算太多。”
市长抱怨起来：“我们要的是士兵，我们要的是能在每个街角站岗的警察，不需要一头钻在纸堆里的办公室职员。”
杰弗里斯歪着光头，脸上露出讽刺的表情。派警察在特区的每个街角站岗，这的确是再理想不过了，但只是一场白日梦而已。
肯尼迪叹了口气，说：“他可能没看到我的电视讲话。”
“也许是吧。”
“可是，毕竟有两千万啊！”肯尼迪与隐形的对手掘墓者辩论着，“他为什么不和我们联系？只要打一个电话，就能领走两千万美元呀！”
“这次他们只差一点点。也许下次就能抓住他。”
肯尼迪走到窗前停下脚步。看看显示户外气温的温度计，华氏三十三度。半小时前还是三十八度。
气温骤降……
雪云笼罩。
你为什么到这儿来？他在心中默默质问掘墓者。为什么选中这里？为什么非要挑今天？
他抬头看着结婚蛋糕形状的圆顶国会大厦。一七九二年，法国建筑设计师皮埃尔·朗方【注】提出“华盛顿市规划”构想时，曾派测量员划出南北的纵轴，然后再划出与这条线垂直的横轴，将市区分割为四个象限。这个划分方法一直延续至今。国会大厦正好位于这个坐标轴的原点。
【注】皮埃尔·朗方(Pierre L'Enfant，1754-1825)，法国工程师、建筑学家。
“是众准星的交会点。”某个倡导枪支管制的人在出席国会听证会时这样形容特区。肯尼迪当时也出席作证。
然而现在，那人比喻的准星很有可能正对着肯尼迪的胸口。
华盛顿特区占地六十三平方英里，目前摇摇欲坠，市长竭尽全力不让它倒下。他是土生土长的华盛顿人，属于濒临绝种的动物，因为全市人口从最高峰的八十余万锐减至目前的五十万左右，而且这个数量还在逐年缩水。
华盛顿特区是个政治混血儿，直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才取得自治权——十九世纪曾自治过几年，无奈市政府领导无方，政治腐败，导致特区急速破产，因此重归国会管理。二十五年前，联邦立法员将管理权变还市民。从那时起，市民选出的市长与十三名市议员拼命改善治安——特区曾数度高居全美凶杀率榜首、推动校务——学生考试成绩在所有大城市中排行倒数第一、整顿财政——永远满目赤字、解决种族冲突——亚裔、黑人、白人打成一团。
有朝一日，国会很有可能再度介入，重新接管特区，国会议员已经取消了市长的无限制支出权。
特区一旦丧失了自治权，灾难也将随之降临——因为肯尼迪坚信，唯有在他的治理之下，才有可能重振特区，解救市民，避免犯罪行为、避免无家可归的游民以及破碎的家庭像火山爆发一样涌现。特区有超过四成的年轻男子“陷入体系之中”——在监狱里、假释中或遭到通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特区有四分之一的家庭都是单亲家庭。如今这个数字已升至四分之三。
假如华盛顿继续沉沦，最后会落到什么地步？杰瑞·肯尼迪曾有过切肤之痛。一九七五年，身为律师的肯尼迪服务于特区教育局，在消弭种族偏见的“仁慈日”前往国家广场——华盛顿纪念碑旁边的绿地——参加集会。结果参加集会的人群却突然爆发冲突，导致数百人受伤，他也名列其中。就是在这一天，他放弃了搬家到弗吉尼亚州竞选众议员的打算。他决心竞选美国首都的市长。他向上帝发誓，一定要好好治理这个地方。
对肯尼迪而言，治理华盛顿的方法很简单，就是“教育”两个字，学校必须留得住学生。如果学生不辍学，就能培养出他们的自尊心，之后他们自然会懂得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的道理。（没错，知识能救人。知识拯救了他，把他从贫苦的华盛顿东北区解救出来，让他进入威廉与玛莉法学院，最后娶到了美丽聪慧的妻子，育有两名事业有成的儿子，也成就了他津津乐道的政治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