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我回想《心理游戏》在伦敦上演的经历时，我觉得这是我唯一由衷快乐的晚上，它是从对这部剧胜券在握到明白只是南柯一梦之间的短暂间隔。在休息室的那一个小时里，我是团队的一部分；也是在那一个小时里，所有伴随排练的紧张和对峙都消失了——好像我们已经接受了无论发生什么，我们都会在一起。我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不妨喝到烂醉，享受当下。我们聊天，我们欢笑，我们回顾排练和旅途中的故事。提里安惟妙惟肖地模仿着伊万，乔丹还用他的苏格兰匕首分切了蛋糕。
大约晚上十一点半，阿赫梅特提着两瓶土耳其香槟出现了，毫不意外地，莫琳也跟着一起来了。为了首演，她把自己打扮得很时尚，除了皮草和珠宝外，她还去做了头发，头发卷得像刷锅的钢丝球。阿赫梅特心情格外好，尽管后台不允许吸烟，但他还是叼着一支难闻的香烟。他刚从派对出来，听到的赞美之词还在耳畔。他坚信这部戏已经成功了。进屋后他用双手抓住我。
“你是个天才！”他兴高采烈地喊道，“一个伟大的天才！”他的语气听起来如释重负，似乎直到现在才真正相信这部剧的成功。
每个人都为我干杯，大家都已经喝高了。
幸福总是无法持续的，它转瞬即逝。
午夜十二点整，斯凯突然从手机屏幕上抬起头来。
“网上有一个评论！”她叫道。
“这么早？”伊万说。他的表情有点难看，“是谁写的？”
“哈丽特·斯罗索比。”斯凯注视着屏幕，我们都看到了她脸上的表情。“我读不出口……”她低声说。
“让我们看看。”提里安夺过手机，放在桌子上，大家都围了过去。这就是我们看到的内容：
杂耍剧院-《心理游戏》
哈丽特·斯罗索比
“两头都不沾”的惊悚喜剧，既不搞笑也不刺激，还有什么比这更痛苦的折磨呢？是搞笑，还是刺激？这是个问题。在两者之间摇摆不定，结果是产生了另一种完全不同的问题。这就是安东尼·霍洛维茨在杂耍剧院贡献的演出。安东尼因“亚里克斯·莱德系列”而闻名，公正地说，这些书激励了一代男孩子阅读，但显然他的才华远不足在西区的舞台上为成年人提供一个旷心怡神的夜晚。他需要为这样的结果承担主要责任。话虽如此，我不得不问，是什么吸引了这么多人才来参与这场令人苦不堪言的乱局？
故事情节再简单不过：记者马克·斯泰勒（提里安·柯克饰）来到疯人院要采访一名囚犯——一个名叫伊斯特曼的连环杀手。但他必须要先说服疯人院院长法夸尔医生（乔丹·威廉姆斯饰），得到他的允许。很快大家就看出不对劲了。为什么法夸尔医生的办公室里有一具人体骨架？为什么B座总是传出奇怪的尖叫？为什么普林普顿护士（斯凯·帕尔默饰）一直胆战心惊？
疯子们已经控制了疯人院，这就是原因。没有什么是真实的。就像一场苍白无力的魔术表演，不仅主角的身份像扑克牌一样被洗牌，舞台布景也参与其中。门打开后一会儿是个壁橱，下一秒却变成了走廊，墙上的画也在缓慢变化。可能这些特效意在呈现疯狂和理智，想要表达我们不能相信自己的感知。但可悲的是，这个剧本的制作非常廉价，这些特效没有什么特别之处——除了告诫我们，应该去别的地方看戏。
随着剧情发展，无端暴力开始升级。最后，杀人犯伊斯特曼获得了自由身，并掌控了局面……而普林普顿护士则面临绑在椅子上被宰杀的命运，让整个情节变得越来越令人厌恶。这时，我自己都忍不住想揍一顿引座员，然后逃离现场。男性对女性随意施加伤害的剧情尤其引人不适。斯凯·帕尔默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但她的角色处处受到贬低和矮化。与之相对的，乔丹·威廉姆斯在饰演法夸尔医生时自我感觉非常良好，但他没有注意到没有人喜欢这个角色。随着年龄增长，威廉姆斯先生却越发油腻，他的表演只是在取悦自己。他可能是对的。真的很想知道他到底还要再做多少糟糕的职业选择，才会意识到自己已经没的可选了，最后只能以失业收场。
最令我失望的莫过于提里安·柯克。第一次见他时，我就认为，他会是这一代最有前途的演员之一，但这个希望已经破灭。他的表演相当孩子气。难以置信的是，当事情变得暴力时，他演得太假了。柯克在电视剧《重任在肩》中的表演非常出色，但他的舞台首秀并不成功。导演实在没有给他任何帮助，伊万·劳埃德就像自动驾驶模式一样在执行任务。在他的手中，这部剧从未真正燃起来，在演出中场休息之前，我就已经猜到了结局。
我对霍洛维茨先生的建议是：还是专注写儿童读物吧，在那里或许有不那么苛刻，能够容忍无邪想法的观众。至于对观众的建议呢？我会说，如果你实在想看这部剧的话，那就奔跑起来去买票吧。毕竟我猜这部剧不会上演太久。
看完评论后，大家陷入了长时间的沉默。
伊万第一个开了口：“至少她给了我们一个可引用的宣传语，‘奔跑起来去买票吧’！我们可以把它张贴在剧院外面。”
我不知道他是否在开玩笑。
不可否认，这对于这部戏来说是当头一棒。这是第一篇评论——而且出现得这么快——更是雪上加霜。其他评论家会看到吗？这会是一连串口诛笔伐的开端吗？哈丽特·斯罗索比的评论几乎伤害了房间里的所有人，我可以想象每个人都会反复琢磨评论中提到自己的部分。伊万·劳埃德的自动驾驶模式，乔丹·威廉姆斯的油腻，提里安·柯克的孩子气，只有斯凯·帕尔默稍微轻松些。她是一位才华横溢的演员，却被愚蠢的作家贬低了。我呢？哈丽特给了我最多的笔墨，愉快地将“主要责任”归咎于我。当然，我得假装不在乎，这只是一篇评论，她都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但是，我已经被挫败感淹没了，它像一股巨浪一样扑灭了我在西区长期演出、移师百老汇、拍摄同名电影，以及制作续集的所有希望。让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评论中的内容，而是其中充斥的恶意。她似乎很享受构思些小妙语并朝我喷射的感觉。比如那个“是搞笑还是刺激”的例子。她真的有必要这样吗？
“‘无邪’是什么意思？”阿赫梅特问，他的语气中透着一丝希望的意味，也许他在想这可能是一种赞美。
“无关紧要。”莫琳说。她站在他旁边，脸色苍白，嘴唇紧闭。
“贱人！”乔丹声音不大，但每个字就像爆炸一样喷发出来。他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前方，满脸怒气。“这根本不是什么评论，是肮脏的诽谤！而且这已经是她第三次这样对我了。我做的每一件事，每一次，她都在针对我。我要杀了她。我发誓……！”他将手中阿赫梅特送的匕首，狠狠地插进了剩下的蛋糕中。
“只是一篇评论而已。”伊万说出了一直盘旋在我脑海中的话。作为导演，他在尽力维持大家的团结。他摘下眼镜、揉了揉眼睛，“这只是她的观点，”他疲倦地继续说，“其他评论家经常跟她意见不合。我执导《安提戈涅》时就是这样。”
“就应该捅她一刀！”乔丹仍在表达自己的愤怒，“她就是个怪物，不能放过她。”
“她怎么这么快就写好了呢？”我问，“才散场几个小时。”
“剧还没结束，她就开始写评论了，”伊万解释道，“她以此出名。在中场休息期间写一半，回家的路上写剩下的。”
“她住在帕丁顿后面，”斯凯说，“在运河附近有个房子，估计是在出租车后座完成了这篇评论。”
“可她为什么这么着急发表呢？”我继续问，“都不能等到星期日吗？”
“她肯定想要领先别人。”斯凯匆忙地关了手机，塞进口袋，“对不起。我真希望我没点开它。”
阿赫梅特坐在那里，肩膀耷拉着，脸色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阴沉。被雨淋过的头发还湿漉漉的，像油漆一样贴在头皮上。他点了一支烟，然后把烟盒扔到地上。“这个女人简直一派胡言。”他宣布道，“在巴斯、雷丁、温莎，大家都很喜欢这部戏。我在现场！我看到了。她写的……像屎一样。”
“真是恶心。”莫琳轻声说。
提里安始终一言不发。他的身体似乎蜷缩在昂贵的衣服里，就好像他——而不是衣服——刚从洗衣机里掏出来一样。此刻的他看起来有点像一个愠怒而瘦弱的少年，咬着下唇，好像刚刚因在课堂上讲话而被批评了似的。“她去死吧！”他说，“我要回家了，我已经喝多了。”他收拾好几件物品，抓起背包，匆匆离开了房间。
我们都想离开，但是立即结束派对就意味着承认我们被哈丽特·斯罗索比的评论打败了，证实了她对我们的影响力。所以我们剩下的六个人又聊了几分钟，接着喝了一些伏特加和威士忌。但是大家都魂不守舍。斯凯是第二个离开的。也许她比我们都痛苦，毕竟她是那个展示评论从而破坏了气氛的人。她走之后，我也走了。
我迫不及待地想离开，我想回家，想把杂耍剧院抛诸脑后，想忘记这部剧曾经演出过。我知道我很幼稚。这只是一篇差评。但是当被评论家抨击时，世界上没有一个作家不会感到愤怒、羞耻、怨恨和痛苦。只是有些人比其他人隐藏得更好罢了。
雨渐渐停了，但当我回到克莱肯威尔的公寓时仍然觉得浑身湿冷。已经凌晨一点了，我筋疲力尽，一躺到客房的床上，立刻就睡着了。不出所料，我梦到了哈丽特·斯罗索比。我又看见了她戴着那副角质框架的眼镜，听到了她不友善的声音。乔丹·威廉姆斯也在画面里，戳着蛋糕，我听见他在说：“就应该捅她一刀！”然后我醒了。
我看了眼手表，已经十一点二十分。不知道我是怎么睡了那么久。我的头疼得厉害，威士忌、伏特加和土耳其香槟的混搭可能起了作用。我赤着脚走到厨房，公寓里空无一人。吉尔几个小时前就去上班了。冰箱上贴着一张她写的便利贴：《泰晤士报》的评论挺不错的。希望其他的也很好。我下午六点回来。别忘了洗衣服。挺不错。我太了解吉尔了。我们在电视台一起合作了好几年，我俩都知道“挺不错”就是不够好。
整个上午我都昏昏噩噩的。我也考虑出去买份报纸或上网看看，但我再也不会这样做了。何必自寻烦恼呢？我想，如果有坏消息，伊万或阿赫梅特会打电话告诉我的，可能斯罗索比是唯一的异类，哦不，是斯罗索比和《星期日泰晤士报》。也许其他评论家里有不少人喜欢这部戏呢。我决定给自己再多几个小时的希望。
于是我给自己做了午饭，洗了个澡，听了会儿音乐。我胡乱琢磨着即将开始创作的下一本书——《猫头鹰谋杀案》。虽然我想要向前走，想要转向下一个项目，只要不是戏剧就行的任何东西都好，但我一个字也想不出来。我望着窗外的碎片大厦和圣保罗大教堂，迷迷糊糊地想这两个建筑之间能不能滑行穿梭，这正是亚历克斯·莱德在下一次冒险要做的事。我喝了两杯茶，吃了无数的巧克力消化饼干。
下午四点十分，门铃响了。
我走到对讲机前，以为是快递。我住在六楼而且没有摄像头，所以看不见来客的脸。空洞的声音打破了我平静的一天。“你好？”
“霍洛维茨先生？”
“哪位？”
“警察。我们能进来吗？”
我的第一反应是吉尔或者我的儿子出事了。我急忙走下楼梯，冲到走廊尽头的双层门口。我还穿着卧室拖鞋，忘了带钥匙，所以只好用一只脚把里面的门挡住，同时笨拙地伸手推开外面的门。就这样，我扭曲着身体，看到了站在街上的两个身影，意识到我认识他们，而且他们是我最不想见到的人。
卡拉·格伦肖探长的壮硕身影挡住了我望向牛过街的视线，她的脸上挂着既愠怒又微笑的表情。她的助手米尔斯在她后面。
“你好，安东尼。”她说，“我们能和你聊聊吗？”
第五章
剑拔弩张
我对卡拉·格伦肖探长了如指掌。当霍桑调查汉普斯特德的离婚律师理查德·普莱斯谋杀案时，她是主要负责警官。那个案件中，霍桑比她更早地揭开了真相，让她很不高兴。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我无意中给她提供了失实信息，导致她逮捕了错误的嫌疑人。这件事让霍桑笑了她很久，甚至暗示她可能会因此失业。显然，那并没有发生。此刻，她就在这里，等着进入我的公寓，她那个同样不怎么友好的助手德里克·米尔斯探员站在她旁边，两个人像发现新鲜腐肉的鬣狗一样凝视着我。虽然我不清楚具体是什么事，但我知道我有麻烦了。
“这是怎么回事？”我一脸无辜地问。
“如果你不介意，我们最好进去谈。”
“我必须让你们进来吗？”
卡拉和她的助手会心一笑。“如果你愿意的话，我们也可以带你上车去警察局聊。”她说。
可能只是危言耸听，但我并不想争论。我一直对权威人物有一种恐惧，这种恐惧可以追溯到我的学生时代，不知怎的，卡拉特别像那些我八岁时害怕的数学、法语和历史老师。她身材壮实，给人一种压迫感，肌肉发达的手臂和宽阔的肩膀看起来会让她在混战中无往不利。她戴着一副厚重的塑料眼镜，似乎已经陷入了鼻梁。实际上，她的整张脸都有一种柔软的质感，仿佛是用橡皮泥捏出来的。眼睛像是最后一刻赶工装上去的，小小的，充满敌意。让我印象最深的是她那头乌黑的头发，看起来不像真的。发丝犹如小窗帘一样垂在两侧，把她的脸露了出来。她穿着一套裁剪很好的暗橄榄色西装和一件高领毛衣，没有佩戴任何首饰。
她用手肘推开我，走进门厅，米尔斯紧跟其后。米尔斯比卡拉矮小轻盈，可以藏在她的影子里。他头发稀疏，看起来从不打理。他穿着我们第一次见面时的那件皮夹克，只是上面的食物污渍更多了。他走进来时，快速地瞥了我一眼，似乎在对我宣示他对我、对我家和对整个社区的蔑视。
“在几层？”卡拉问。
“我住顶层。”我说。
她看了看楼梯，问：“有电梯吗？”
“电梯恐怕坏了。”这句话是假的。只是电梯太小太慢了，我无法想象自己和他们两个人困在里面的情形。
我们走上楼，进入主客厅。主客厅的一侧是休息区域，中间摆了一张餐桌，后面是厨房。这座公寓一百年前曾是一个肉类仓库，现在依然保留着高屋顶、裸砖墙、大空间的工业风。卡拉打量着周围的环境，她的到来让我有种莫名被侵犯的感觉，因为她并不是受邀而来，而是自己闯进了我的家。
“要坐吗？”我指向桌边。我想这种正式的交谈，坐在沙发里显得不太合适。我也没有给她倒咖啡或沏茶。虽然我对于她为什么过来一无所知，但我希望他俩尽快离开。
他们坐到桌子旁边。“地方不错。”卡拉说。
“谢谢。”接下来是长时间的沉默。我站在三角钢琴旁边——这是我从母亲那里继承来的，每天都会弹上一会儿，随即我意识到卡拉在等着我加入他们。我走过去，坐到桌子的一端，尽可能地和他们拉开距离。“所以……？”我问道。
“我想知道你昨晚在哪里？”
这是我永远不会在电视剧本中使用的台词，太老土了，但这确实就是她的开场白。
“在床上睡觉。”我说。
“我指在那之前。”
“在剧院。”
米尔斯在他的笔记本上匆匆记下了我的回答，不知怎么他察觉到自己似乎得到了什么线索，开口道：“那是你的戏剧首演夜吧。”
“既然你知道，何必还要问我？”
他没有理会我的话，“杂耍剧院上演的《心理游戏》。”他继续说着。他扭了一下胡子，但上唇似乎没有动，这真是个巧妙的技能。“评价并不太好。”他接着说道，“《卫报》说它矫揉造作。”
“我不看评论。”我嘟囔道。
“《每日邮报》的评论家说这是他看过的最糟糕的戏剧。《泰晤士报》模棱两可，《视相》则说‘愚蠢到极致是有趣’。”他悲伤地看着我，“都差不多。”他重复道。
我感到熟悉的干呕感在胃里翻涌。“你们特意过来就是为了告诉我报纸怎么评价我的戏，真是很体贴。”我说，“但不觉得这是在浪费警方的时间吗？”
“哈丽特·斯罗索比的评论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米尔斯还在继续，“简直把它批得体无完肤。我想她的评论会在《星期日泰晤士报》上进行身后出版。也许会把它镶在一个黑色边框里，可能是个不错的尝试，你觉得呢，长官？”
最后这句话是对格伦肖说的，她缓慢地点了点头。
“有点像……最后的落幕。”米尔斯补充道。
“你在说什么？”我截过话头，“哈丽特·斯罗索比……？”我欲言又止，不是因为震惊，而是觉得不可思议。
“你在剧院见过她吗？”卡拉问，她并没有理会我的问题。
“嗯，见了一下。”
“你看她的评论了吗？”
“看了，我们都看了。在斯凯的手机上看的。”
“就是斯凯·帕尔默。”
“她扮演过普林普顿护士。”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用“扮演过”这样的表述，也许因为我知道我的戏剧也就此落幕了。
“你们在剧院后台还办了一个派对，对吗？你还记得你是什么时间离开的吗？”
我突然怒火中烧：“听着，如果你不告诉我发生了什么事，我不会回答你的任何问题。哈丽特·斯罗索比是被谋杀了吗？”
卡拉看起来有点吃惊。“安东尼，你是怎么想到的？”
“你说她写了最后一篇评论，还说了身后出版。”
“她可能是心脏病发作，也可能是被车撞了。”
“那你们在这里做什么？”
我的观点说服了卡拉，她让米尔斯告诉了我实情。“哈丽特·斯罗索比今天上午十点左右被人刺死家中。你能告诉我们那个时间你在哪里吗？”
“我在睡觉。”
“还在睡觉？”米尔斯听起来并不相信我的话。
“我睡得很晚，起床也晚。”
“你的妻子能证实吗？”
我一时间感到非常混乱，脑海中同时闪过各种想法。“不能，”我承认道，“她去上班了。”
“她什么时候去上班的？”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在睡觉。”
米尔斯逐字逐句地记录下我的回答，还在某处着重做了标注，而且标注了两次。他的意思很清楚，他对我的话有所怀疑。
卡拉接过话题，问：“你是不是有一把装饰匕首？”
“没有。”我说。我被她问得措手不及，而她则用悲伤的眼神看着我，好像我已经暴露了。她等着我继续说下去，我意识到了自己犯的错误。“其实，我是有一把类似匕首的东西。”我说，“阿赫梅特昨晚送我的。”
“你是说《心理游戏》的制片人阿赫梅特·尤尔达库尔？”
“对。那是首演礼物。他给每个人都送了一把。”我瞪大了眼睛，“你是说哈丽特就是被其中的一把匕首刺死的？”
我依然没有得到任何回应，这正是卡拉的技巧。她想让我明白是她在掌控局面。“你能描述一下那把匕首吗？”她语气温和地问。
“所有匕首都是一样的。银色的，大约这么长……”我用两根手指示意了一下，“刀刃上有几个字，‘这是一把匕首吗……’”
“我还以为那是很明显的特征呢。”米尔斯说。
“这句话出自《麦克白》，”我解释道，“‘这是一把我眼前所见的匕首吗？’阿赫梅特在约克郡的一个城堡里制作了这出戏，剩下了这些匕首道具。”
“我猜你的那把应该没有什么特别的特征吧？”卡拉问。她的话听起来通情达理，但其实是在提醒我她已经设下了一个陷阱，而我正被轻轻地引导进去。
“没有，”我说，“我刚才解释过了，这些刀具都是一样的。”然后我想起了一件事，“实际上，有一点不同。我的匕首在刀柄上有一种装饰，是一个圆章。它是松的。”
卡拉挑了挑眉毛，仿佛在说这正是她期盼的。“那你的匕首在哪里？”她问。
我早就明白了她的意图。从她提到匕首的那刻起，我就一直在想我把那该死的东西放在哪儿了。我记得我是在后台门那儿打开的包裹，还和斯凯·帕尔默一起讨论它来着。进入休息室时，我肯定还带着。但之后的记忆就有点模糊了。我在正式的首演派对上和之后的那场，都喝了很多酒。随后，那篇评论把整个晚上都炸得七零八碎。我只想回家。但我确信我把它带回来了。当走上河岸街，穿过克莱肯威尔，那个短暂的距离里，我记得手里还拿着那把匕首。进门之后我把它放在哪儿了呢？我试着重现当时的动作。因为不想吵醒吉尔，所以我用了楼下的浴室，把衣服放在了钢琴上。
但我去过顶楼的书房，尽管只是短暂地待了一会儿！我想起来了。我当时想要查看电子邮件，看看我的朋友是否对这出戏说了什么好话。我肯定把那把匕首放在了电脑旁边的桌子上。一定是这样。
“在楼上。”我说。
“你能为我们取来吗？”
“当然。等我一分钟。”
我不愿意把他们单独留下，因为不希望他们翻看我的东西。但是我必须结束这一切，所以我跑上公寓顶楼的书房，径直走向电脑。然而，匕首当然不在那里。
自从我五十岁以来，这样的情况就层出不穷。每天都有个把小时花在寻找眼镜、钱包、手机、信件、购物清单上。我讨厌变老的感觉，每次我走进一个房间拿东西时，还没开始找，就忘记了要找什么，每每这时我就觉得自己老了。此外，还有伪造的记忆。我肯定把笔放在口袋里了，我确信把手表放在浴室里了，而事实并非如此，它们都不在那里。现在也是这样。我迅速找了一遍我的书房，但我知道不会找到那把匕首。很可能我根本就没有把它带回家。
我回到楼下。
“不在那里。”我试图表现出轻松的样子，“我一定是把它留在剧院了。”
“我们已经去过剧院了，”卡拉说道，声音中充满胜利在望的得意之情，“那里没有。”
“那么，我也不知道把它放哪儿了。”我嘴角勉强挤出一个微笑，努力压抑着内心奇怪的感觉，就好像自己在演戏，我所说和所做的一切都是假的。我甚至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冲动想要坦白“是我杀了她！”，尽管我并没有。
“也许我们可以帮你。”卡拉说。她冲米尔斯点了点头。
“我们在被害人住所找到了一把装饰匕首，”米尔斯一字一句地说道，自如地用着那些警察非常喜欢的生硬措辞，“我们可以确认匕首的刀柄上有一个银色圆章的装饰，而且圆章是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