尼尔坐在驾驶座上，听着雨水拍打挡风玻璃的声音。他的衣服已经湿透。梅根的钱包上有雨珠。他把钱包带出来，丢在了副驾驶座上。梅根的钥匙在点火器里。梅根的尸体在后备厢里。
最难的部分：将尸体从房子里转移到车上。漆黑的夜帮了他。布鲁姆菲尔德街停电了。但有圆月。还有闪电。
他对圆月没办法。
但他阻止了闪电再次亮起来。
他站在前门里面，准备好了，肩头扛着包裹着梅根尸体的毯子。他想着闪电，命令它停止。他也想着邻居。街上没有一个人，但也许会有人透过窗户向外看暴风雨。他集中注意力。想象着他们转过了头。
然后出门，走下门廊的台阶，走向汽车。把尸体扔进去。关上后备厢。简单。
现在，尼尔坐在驾驶座上，看到天空亮起来。他数了三秒，雷声响起。
他知道自己应该做什么。带着梅根去农场，把她放在那个木头房间里。没有人会发现她。但他不想这么做。
他对那个木头房间有其他计划。
就像丢乔琳娜那样把梅根丢进运河里怎么样？他这次必须做得好一些。给她加点重量。加里的后院里有些景观砖。它们正合适。尼尔得想办法把砖头固定在毯子上。一个很现实的问题。他相信自己能解决这个问题。
但这是件枯燥的工作。尼尔注视着雨水淋淋的挡风玻璃。车外，闪电又亮起来。狂风怒吼。他想象着邻居们正窝在家里，不敢出门。但尼尔觉得自己很有劲头，就像闪电。不应该害怕这样的夜晚。但也不应该在这样的夜晚做枯燥的工作。
他握紧右手的拳头，感受到香烟烫伤带来的疼痛。他以此提醒自己，要把目标定得高一些。
可以让梅根等着。
他从梅根的车上下来，钻进自己的车，开车离开。
第45章
伊利大道上的交通灯灭了。应急人员在十字路口竖起了临时指示牌。雨水拍打着这些指示牌，风好像随时都能将它们吹倒。我们慢慢地向东朝布鲁姆菲尔德街驶去。
我对他讲过尼尔·普鲁伊特之后，沃伦·芬恩一直沉默着。我们在一块临时指示牌前停下，雨刷刮着雨水，街上有一把被吹翻的雨伞。芬恩打破沉默。
“我们应该带上那把枪。”他说。
他说的是马卡洛夫手枪。我可以想出很多我们不应该带上那把枪的理由：沃伦会忍不住想用它。尼尔·普鲁伊特可能是无辜的。就算带上了它，我们也不能傻到用它。我从来没测试过那把枪。我不知道它还能不能开火。
但另一方面，如果普鲁伊特有罪，那么他就有枪——他从西蒙·兰尼克那儿拿走的那把。他的那把，和躺在嘉娜书桌中间抽屉里的那把是一对。
“我们可以去拿枪，”我对沃伦说，“但枪得由我拿着。”
“随你的便。”
我在下一个十字路口拐弯，我们绕道前往嘉娜的公寓。
二十五分钟后，我们终于来到布鲁姆菲尔德街。天上频频亮起闪电。我们开过淡蓝色的房子。房子前面的路沿上停着一辆车，但那不是尼尔·普鲁伊特的车。
时间已过午夜。我把皮卡停在街道尾部。沃伦和我平静地走在风雨中。我们带上了手电筒，我的口袋里装着枪。我还拿上了皮卡车斗里的铁撬棍。我带上撬棍的原因和带上枪的原因一样：以防万一。
我们周围的房子全都黑漆漆的。窗户就像空洞的眼窝。我们溜到淡蓝色房子的门廊，敲门。等着。又敲门。
“他可能正在睡觉。”我说。
沃伦面带嘲讽。“你觉得他在睡觉？”
“我觉得他不在家。”
沃伦伸手要撬棍，我给了他。他把撬棍末端塞进锁上面门板和门框之间的缝隙，使劲一撬。
我们进到房子里，打开手电筒。咖啡桌上放着几支圆柱形蜡烛，蜡烛灭了没多久。黑色的烛芯漂浮在液态蜡油中。我示意沃伦别动。我们听着。除了暴风雨，没有其他任何声音。
沃伦的手电筒照到靠在墙上的一面镜子。光柱晃到高处，照到打在干燥墙壁上的一组圆孔——圆孔呈现三条线，组成字母“K”。
“这不正常。”他说。
我注意到沙发上的弓。咖啡桌上的两个红酒杯。我向沃伦示意，我们一起在房子里朝前移动，手电筒的光照射着地面。
餐厅。厨房。脏盘子堆满水槽和料理台。我们上楼。三个卧室。两个空着。一个住着人。未整理的床铺。衣服丢得到处都是。我朝枕头下面看，摸摸床垫底下，打开床头柜的抽屉，想着也许能找到西蒙·兰尼克的手枪。我没找到。
我们最后下到地下室。箱子和旧家具。文件柜。没有刑房。没有证据表明，这是杀人犯的住处。
我们回到一楼。沃伦从我身边走开。我用手电筒四处照着客厅，思索着。咖啡桌上的蜡烛表明，尼尔·普鲁伊特刚离开几分钟。
他冒险在这样的夜晚出门，肯定有充分的理由。
我走进厨房，看到沃伦正在翻抽屉和橱柜。
“你会留下指纹的。”我说。
他叹了口气，好像被骗了。他抓起一块洗碗布，开始擦各种把手。我四处看看，寻找也许能告诉我们普鲁伊特去处的东西。
沃伦擦完指纹，把洗碗布丢到一把椅子的椅背上。他手电筒的光柱在餐桌上照来照去。光柱又照到冰箱门上，垃圾桶上。
我站在料理台旁边。脚底板疼痛。后腰也是——被公牛撞到的那个地方。我以为自己已经甩掉了那头公牛，但现在知道它就在不远处。它现在回来了，就在这栋房子里。
沃伦忘了把一个抽屉关好。我把光柱照过去，看到银色的东西：刀叉。还有不是银色的东西。
我把抽屉完全拉开。拿出一个小小的纸板箱。把里面的东西倒在料理台上。
冰棒棍。
“是他。”我平静地说。
沃伦没有听到我的话。他在用手电筒朝垃圾桶里面照。他把手伸进垃圾桶，掏出一张纸：收据。
“普鲁伊特今天去五金店了。”他说。
公牛离我越来越近。我记得自己当天下午晚些时候和尼尔·普鲁伊特说过话。听到他告诉我，他用我的皮卡去办了些事。那似乎已是上辈子的事。
“他买了什么？”我问。
沃伦把收据递给我，我读了。公牛的牛角尖正中我的脊柱。
“不，”我说，“王八蛋。不，不，不。”
一片漆黑。
尼尔·普鲁伊特脱下鞋子。
他的口袋里有支笔形手电筒。他摁亮手电筒，让细细的光柱引导着他寻找他要找的东西。他听着嗡嗡的暴风雨声，一道道雨水从他的头发上流下来，流过太阳穴，流到脖子上。光柱照到一排抽屉上。
第一个抽屉里是胶带。透明胶带。遮盖胶带。
打包胶带。
正是他需要的东西。
他追随着地上的光柱往前走：厨房的瓷砖地面，然后是白色地毯。一道闪电照射在两扇玻璃滑门上。他走到卧室的门口时，雷声响起。
他关掉笔形手电筒，默默地站在门口。
他的眼睛适应了黑暗。他可以辨认出轮廓。床铺上一大团。被子垂落到地板上，盖住一个正在熟睡的人体。
他可以听到她的呼吸。
那是张大床，足够两个人睡，但她一个人睡在中间。尼尔绕到床的另一边。他把那卷打包胶带放到床头柜上。他放下笔形手电筒，坐到床边。从袜子里掏出马卡洛夫手枪。
苏菲·埃莫森动了动，翻身仰面躺着。她摸到尼尔的胳膊。
“戴夫？”她说。
还没醒。
尼尔拿起笔形手电筒，摁亮。他想看看她。他从没离她这么近过。她的皮肤很漂亮，就像希拉·科顿的皮肤。她的栗色头发宛如柔和的波浪，摊在枕头上。
她在光柱里眯起眼。立即就醒了。尼尔把笔形手电筒放回到床头柜上，让其立着，光柱照射着天花板。他用左手捂住她的嘴，右手上马卡洛夫的枪管抵到她的额头上。
“我不是戴夫。”他说。
苏菲·埃莫森试图尖叫。“别叫。”他说。
他看着苏菲慢慢明白过来正在发生什么事。给了她一点弄明白自己处境的时间。
“你有疑问，”他说，“但现在没有时间，我们可以以后谈。”
他看到她在思考该反抗还是屈服。他把枪口往后挪了几厘米，让她把枪看得更清楚些。帮助她做决定。
“没事的，”他说，“我知道一个地方，我们可以去那儿。”
钥匙。
我还有从前公寓的钥匙。苏菲的公寓。我们五分钟就开车到了那儿。沃伦和我。我没怎么关注停车指示牌。我在哗啦啦的大雨中滑进停车场，皮卡的车头灯照出苏菲的车，那辆车在往常的车位上。我的心沉下去。我一直在希望那个车位空着——希望她在医院里。
皮卡刚在吱嘎一声中停稳，我就冲到雨中。沃伦跟着我。我记得自己来到公寓楼的大门口，用一把钥匙打开门。然后大步走过过道，飞速上楼，手电筒的光柱在墙面上胡乱扫射。然后又用另一把钥匙打开公寓门。
异乎寻常的宁静。一切井然。但晃动的光柱中的一切都不对劲。我打破宁静，叫苏菲的名字。没有回应。
我走进卧室。白色的床单。空的床。依然一切井然，只有床头柜上台灯的灯罩歪向了一边。好像它之前被打翻，随后又被随意地放了回去。
还有另外一件事：苏菲的猫眼眼镜在地上。“他把她抓走了。”我说。
沃伦走到我旁边。“你确定吗？”
我把手电筒照到眼镜上。“她不会丢下眼镜。”
普鲁伊特抓住了她，而我帮了普鲁伊特。是我让他进了门。那天下午，我把皮卡的钥匙给了他——我把所有的钥匙都给了他，因为它们全在一个钥匙环上。然后他带着我的钥匙去五金店复制了一套。
“他直接开门进来了，”我说，“苏菲完全没有机会逃脱。”沃伦捡起眼镜。“我们找到她之后，她会需要眼镜。”
我掏出手机，但没有信号。暴风雨。但我还是打了报警电话，看着屏幕。屏幕显示“连接中”。然后是“呼叫失败”。
沃伦看到床头柜上的座机，拿起听筒。我看着他把听筒放到耳朵上，然后摇头。拨不出去。
“只能靠我们自己了，”他说，“他会带她去哪儿？回他自己家？”
不会，我想道，那么多邻居。为什么要冒险？尤其是你知道一个更好的地方。一个已经建好的监牢。
“农场。”我说。
漆黑一片。
苏菲·埃莫森听着打在铁皮上的雨声，听着轮胎行驶在湿漉漉地面上发出的嘶嘶声。
他用胶带把她的双手绑在身后。劫持她的人。她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也用胶带封住她的嘴，但没有捆住她的双腿。他让她的双腿自由活动，带着她走下漆黑的楼梯，来到公寓楼外面——她只穿着睡觉时穿的衣服，没穿鞋——强迫她钻进他的车的后备厢。
没有人，楼梯上、过道里、公寓外面都没有。没有人看见。
她侧身躺着，扭动双臂，想要挣脱胶带。不停地扭动，直到手腕被胶带刮破。
胶带还在。
车慢下来。车在她的身下行驶着。苏菲用光脚推后备厢的盖子。盖子些微动了动。车又加速。
她用鼻子大口呼吸。刺耳的声音。她不喜欢。后备厢里空气浑浊，闻起来有陈年防冻剂和机油的气味。她觉得自己会晕过去。糟糕的想法。
但呼吸是她唯一能控制的事情。
她又侧身躺着。后备厢的地上铺着一块湿毯子。没那么糟糕。她专注于呼吸。感觉到呼吸慢下来。
控制好呼吸后，她开始弄嘴上的胶带。她在毯子上磨胶带。试图把它剥掉。
我们在伊利大道上往西急行，在风中开着车。交通灯依然黑漆漆的，所有的十字路口都是“四向停车”。我在冲过指示牌时按了喇叭。
我们超过一辆缓慢行驶的小货车，留下一道水幕。沃伦·芬恩看着前面的路，一只手抓着把手。小货车打了远光灯，很生气。
我们开了约八百米之后，掉进两条路之间的一个水坑。水坑里的黑水在雨中往外冒。皮卡成了水上飞机。它快速旋转一百八十度，又旋转了三百六十度，跳到一家便利店的停车场的边缘。我看到车头正向着两扇玻璃门飞驰。我猛转惰轮，使劲踩刹车。
皮卡的车头跳到左边。车尾扫过来，撞碎玻璃。
风消失了，雨悬在空中不动。除了轻轻左右摇晃的皮卡，什么都不存在了。漫长的几秒钟过去了。沃伦·芬恩把手从把手上拿下来，在座位上转身，查看损伤有多大。
“你没事。”他说。
皮卡仍在摇晃。我随着它摇晃。左右，左右。小货车开进停车场——愤怒地打远光灯的那辆。司机从小货车上爬下。我想他看起来很担心。
“该走了。”沃伦说。
他的声音听起来自信、理智而又冷静。我决定听他的。
我踩油门，皮卡毫无动静。
“抛锚了。”沃伦说。
我又踩油门。小货车司机走过来。
沃伦把皮卡的挡位换到“停”上，伸手转动点火器里的钥匙。引擎轰鸣着活过来。小货车司机停下脚步。
有人说：“我们走吧。”又是沃伦。
整个世界像引擎一样，轰鸣着回来了。风吹着，雨下着。我拐上车道，加速。
苏菲·埃莫森感受着路上的每一处拐弯、每一次颠簸和每一个凹坑。车拐上路肩，拐上砾石场时，她都知道。她感受到车隆隆着停下。
发动机安静下来。车门打开又关上。脚步声。钥匙插进后备厢锁里的声音。
尼尔·普鲁伊特掀起后备厢的盖子时，遭遇了一场袭击。女孩用双脚踢他。她其中一只脚的脚后跟踢中他右手上的烧伤，手上的马卡洛夫手枪飞出去。
他旋过身去黑暗中找枪，在湿漉漉的砾石上滑了一下，摔倒了。手电筒的光照出手枪，但手枪不在伸手可及的范围之内。他爬过去，抓起手枪。
转过身，看见女孩已经出了后备厢，站在地上。她嘴上的胶带不见了，但双手仍被绑在身后。女孩走向他，抬脚踹向他的脸。
他转身，女孩的脚踹在他的肩膀上。他以双膝和双肘爬过砾石，躲避女孩。打了个滚，拿着枪站起来。女孩又把枪踢走了，但这一踢让她失去平衡。他抓住女孩的脚踝，使劲一拉。
然后女孩和他一起倒下，倒在地上。一道闪电突然照亮西边的天空。尼尔看到手枪躺在砾石场中间的一片草丛上。女孩也看到了。
女孩试图滚向手枪。但他先到那儿。他从草丛里捡起枪时，女孩又踢他。他站起来之后，女孩仍在踢他。他将枪口对准女孩的头，然后又将枪口抬高几厘米，开了一枪。子弹从地上掀起一块泥浆。
女孩不再踢他，发出一声绝望的哀号。
风带走她的声音。
我们来到胡马斯顿路的一处弯道上，暴风吹折的一根树枝横在路上。我从树枝上开过去，树枝挂在皮卡下面的什么东西上，我们拖着树枝，一路抵达卢克·道尔的拖车。
皮卡滑过砾石场，我停下车，感觉公牛的角又抵住我的脊柱。我没看到尼尔·普鲁伊特的车。我感觉自己的推测错了——他带着苏菲去了别的地方。
沃伦·芬恩带着手电筒从皮卡上下来。我跟着他。他进了拖车，片刻后又走出来，摇摇头。我摁亮自己的手电筒，感受到口袋里马卡洛夫的分量，感受到雨水拍打着脖子。我们绕到拖车的后面，看到普鲁伊特的车。颜色沉闷的轿车。
车里没有人。没法在砾石上看出脚印。但我们知道他们肯定去了那个地方。只可能是那个地方。
我们找到小路，沿着小路穿过树林。
圆月藏在谷仓上方的云层后面，发出淡漠的苍白的光。
尼尔·普鲁伊特拖着女孩，就着月光上了小山坡。他走到农舍和马车轮旁边，将手枪塞进口袋，拿出笔形手电筒。他用手电筒照来照去，找到铁环。
他推得女孩跪在地上，然后拉起沉重的门。他让门开着，靠在马车轮上，用手电筒照着洞口。看到通往地下的台阶。也看到了不对劲的东西：台阶上的烂泥。鞋印。
有人来过这儿。木头房间不再是秘密。“我是不可能下去的。”女孩说。
尼尔关掉笔形手电筒。
“你开枪打死我吧。”女孩说。
他把手电筒放回口袋，拿出手枪。将枪口抵在她的头顶上。“嘘，”他说，“我在思考。”
得改变计划。他不能再用这个木头房间。他可以回到车上。带着女孩去加里家。
他把女孩拉起来，闪电又亮起来。很近。就在池塘另一边。随后的雷声让他一哆嗦。
他的眼睛适应了闪电消失后的世界。他看向池塘——灰色的池塘，周边是灰色更浓的野地。他眨眨眼。
两个光点正沿着小山坡往上爬。
我先看到的是他们的轮廓：斜坡最上面的两个人影，映衬在夜空和云朵之下。然后闪电将天空照得如同白昼，我清楚地看见了他们：尼尔·普鲁伊特拽着苏菲的胳膊，另一只手拿着马卡洛夫手枪。
天空又变成黑夜的天空。沃伦和我跑上小山坡，手电筒的光柱在不平整的地面上晃来晃去。
枪声响起。
我丢掉手电筒，从口袋里掏出枪。雨斜斜地落下——我在沃伦手电筒的光柱中看到了。
“关掉。”我告诉他。
太迟了。
第二声枪响划破夜色。我扑到地上。沃伦也扑到地上。
他的手电筒滚过湿漉漉的草。我爬过去，关掉开关。手电筒灭了。
第三声枪响听起来是从山顶传来的。我举起枪，漫无目标地开了两枪。我不想伤到苏菲。枪声听起来很响。眼睛条件反射似的闭上。我睁开眼睛后，看到两个人影在奔跑——一个拖着另一个，朝着谷仓的方向。
我爬向沃伦。他脸朝下躺着。我摇晃他的肩膀，听到他在呻吟。我把他翻过来。
我在黑暗中也能看到他白衬衫上的血。
尼尔·普鲁伊特带着女孩到了谷仓的另一头。宽大的大门开着。他把女孩推进去。雨水透过屋顶光秃秃的木结构，仍然落到他们身上。但墙壁挡住了大部分的风。
他仍然能摆脱这一切。
他只需要回到车上。除了山坡上的两个男人，路上没有其他障碍——他已经打中了他们中的一个，他肯定。
他们不是警察。如果警方已经发现木头房子，会来一群，而不是两个。
是的，警方还不知道农场。但大卫·马龙知道。马龙以前来过这儿。所以他要对付的是马龙和马龙的一个朋友。而他们中的一个已经倒下了。
雨水从尼尔的头发流到脸上。他用一条湿衣袖擦去脸上的雨水。女孩在对他说话。她以呆板而耐心的语气说个不停，你对外国人说话时可能会用的那种语气。他一直留着一半精神听着。她想让他放她走，这是她这通话的本质。她有钱，她父母也有钱，但只有他放她走，他们才会给他钱。
尼尔举起马卡洛夫手枪，对准她的鼻梁。
“嘘。”他说。
他从眼角看到谷仓的另一头有动静。有人走进那头开着的门——灰色夜空下的黑色人影。
“苏菲？”我喊道。
她以颤抖的声音回应：“戴夫？”
雨变小了。我仍然能听见雨落下的声音，雨滴滴答答地落在谷仓地面的烂泥上。雨水让位于我们中间的小水坑起了波纹。我可以就着月光看到波纹：一个个漾开、合而为一的同心圆。
“他在那儿吗？”我问苏菲。
“他在这儿，”她说，“他有把枪，枪堵在我的脸上。”
“是的，我在这儿。”尼尔·普鲁伊特说。
“我想他疯了。”苏菲说。“我知道。”我告诉她。
“放下枪。”普鲁伊特说。
我看着水坑里的那些圆。我没有照他说的做。我不打算做他说的任何事。
“警察已经在路上了，尼尔。”
没有回应。一开始没有。我听到谷仓另一头有动静，然后又听到苏菲的喘息声。我可以想象到普鲁伊特正在做什么：把苏菲推到前面当盾牌。
“你在撒谎。”他说。
“你说得对。我是在撒谎。但是沃伦·芬恩——被你打中的那个——没死。你只是打伤了他。我叫他去找警察了。所以他们还没上路，但快了。”
“你在撒谎。”普鲁伊特又说。
我想我看到了他，在另一头。他就在门口。他离我二十来米远，也许更远些。我歪着身子站着，把头转向他，尽量让自己不容易被打中。我把拿着枪的那只手伸到面前。
“沃伦现在肯定已经上了我的皮卡，”我说，“他会去找警察，带着他们回来。你没有什么可做的了。”
“他们就算来了，也来不及救你。”普鲁伊特说。
我耸耸肩。“这对我不重要。但对你很重要。他会把自己知道的关于你的事全讲给他们听。他们会追着你不放。我给你一个逃走的机会。你可以快他们一步。放了苏菲吧。”
谷仓里安静下来。只有雨水滴在水坑里的声音。“如果我就是想把她留在身边呢？”普鲁伊特说。“这不是我说的交易。”
普鲁伊特走到木门框里，拖着苏菲。苏菲轻轻地喊出声。我可以辨认出他们的轮廓。他的枪堵在苏菲的太阳穴上。
“我来说个交易吧，”他说，“放下枪，不然我现在就打死她。”
尼尔·普鲁伊特用枪管戳了戳女孩脑袋的一侧。“马上放下枪。”他又说。
马龙没有动。“你在犯一个错误，尼尔。”他说。
“我真的会开枪。”
没有动静。然后马龙放下胳膊。他的枪掉进烂泥里。“把枪踢到这边来。”
马龙踢了枪。枪落在水坑里。“现在转身，双手抱头。”
我没有转身，我也没有双手抱头。
如果尼尔想开枪打我，他可以就这样开枪，我不愿背对着枪口。
我们之间隔着二十来米。他是高中教师，不是士兵。不是神枪手。他打中了沃伦，但那是乱枪。狗屎运。我不相信他能打中我。
他似乎有同样的想法。他推着苏菲，朝我移动几步。他把枪从苏菲的太阳穴上移开，对准我。
苏菲用后脑勺猛撞他的下巴，挣脱了他。我把手伸到身后，又快速抽回来。
尼尔·普鲁伊特用他的马卡洛夫对着我开火。四枪。我感觉到第一颗子弹像嗡嗡的蜜蜂一样飞过我的衣袖。另外三颗子弹我完全没感觉到。
我没有朝他开枪。我的手里空空如也。我甚至没有拿着手机。我把手机丢进一片烂泥里，又将它踢到水坑里。
普鲁伊特放下子弹已经打完的马卡洛夫，转身奔跑。沃伦正在谷仓门外等着他，用另一把马卡洛夫射中他的腹部。
第46章
几周后，他们发现尼尔·普鲁伊特的尸体。
暴风雨在周六黎明前停歇，周六下午，城里的大部分地区又有电了。但还有很多清洁工作要做。屋顶需要修缮。我也忙起来。
梅根周一没去学校上课，也没打电话到学校，一些同事担心她。她的两个同事周二开车到她家，发现家里没有人。他们打电话给她丈夫，电话没人接。最后，他们开车来到布鲁姆菲尔德街，发现梅根的车停在房子前面。他们走上门廊，通过损毁的门，进到房子里，看到墙上的字母“K”。他们报了警。
警方在梅根汽车的后备厢里发现了其尸体。她被弓箭所杀。他们因此开始寻找她的丈夫。
对尼尔·普鲁伊特的搜寻始于整个州，后来扩展到整个东北部。远到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和缅因州班戈都有人声称见过他。有个女人发誓说，她在尼亚加拉瀑布见过尼尔·普鲁伊特，他当时正要越境去加拿大。
人们会看见自己想看见的东西，而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相貌平平、长着沙色头发的四十岁男人。
7月份，警方取得进展。一位退休的州警和他妻子在胡马斯顿路边停车，采摘野黑莓。州警一直在关注这个案子，他在卢克·道尔被遗弃的拖车后面看到普鲁伊特的车，认了出来。
三天后，在从县治安官那里借来的寻尸犬的帮助下，罗马城警方找到普鲁伊特的尸体。他们在卢克位于地下的房间里找到了他。是我把他关在那里的。
暴风雨之夜。衬衫被血浸染的沃伦手里拿着马卡洛夫手枪，低头看着尼尔·普鲁伊特。苏菲奔向我。我涉过小水坑，迎上前，抱住她，问她有没有受伤，告诉她我很抱歉。
我用小折叠刀割断她手腕上的胶带。
我们转身，看到沃伦对着普鲁伊特的肚子又开了一枪。雷声掩盖了普鲁伊特的叫喊。沃伦把枪对准普鲁伊特的头，再次扣动扳机。
什么事也没发生。
沃伦并没有就此罢手。他走到普鲁伊特的右边，用鞋跟猛跺普鲁伊特的手。他又来到普鲁伊特的左边，做了同样的事。他从口袋里掏出手电筒，砸断普鲁伊特的鼻子。这次没有雷声掩盖叫喊。
我们走向他。我拿走手枪——轻轻地——打开保险。他踢普鲁伊特脖子的一侧。
“够了。”我说。
沃伦收回脚准备再踢一次，但这一阵运动此刻让他站立不稳。他摇摇晃晃。我抓住他，扶他坐到地上。
“我很好。”他说。
我解开他的衬衫。子弹嵌在他的肩膀里。我们就着他手电筒的光查看伤口。苏菲凑近，眯眼瞧着。我想起她的眼镜——她的眼镜在沃伦的口袋里。我把眼镜给她。
“他需要去医院。”她说。
“不去医院。”沃伦说。
尼尔·普鲁伊特坐起来。我把他推回到烂泥里。
“我很好。”沃伦说。
他看起来没有那么好。
“你能开车带他去公寓吗？”我问苏菲，“你可以在公寓里处理他的伤口吗？”
“不去。”他说。
“也许可以。”苏菲说。
我把钥匙给苏菲。“皮卡在拖车旁边。处理好他的伤口后回来接我。”
“我不会走的，”沃伦说，对普鲁伊特点着头，“只要他还活着。”
我跪下来，以便能看到沃伦的眼睛。
“我来处理他，”我说，“我答应你。”
我站在谷仓旁边，看着苏菲扶着沃伦走下小山坡。我就着月光和偶尔亮起的闪电看着他们离开。沃伦能撑住。他走得挺稳当。
我回过头来时，看到尼尔·普鲁伊特站了起来，正试图把断掉的手指伸进他那把子弹已打空的手枪的扳机里。我把手枪夺走。
“走吧，”我说，抓起他的胳膊，“我们的事儿还没完呢。”
我带着他前往农舍，他摇摇晃晃时，我扶着他。地板门开着。普鲁伊特不想下去。但这由不得他。
我摁亮沃伦的手电筒。台阶已经被雨水打湿。我们下台阶到一半时，普鲁伊特滑倒。或者假装滑倒。他背对着我跌在我身上。也许他想把我撞倒。我挡开他，又推了他一把。他跌下余下的台阶。我想他摔到台阶底部那一下摔得挺重。他的腓骨——小腿上的一根骨头——断了。
骨头从皮肤里刺出来，还刺破了裤子的左裤腿。我看到骨头像矛头的细尖端那样凸出来。
尖叫。
我把他拖进门里，进入房间。
他晕过去，我清静了一会儿。我把他放到床垫上，让他仰面躺着，然后把铁链绕到他脖子上。我用挂锁把铁链固定，收起钥匙。
我撕下衬衫后摆，用它擦掉铁链和挂锁上的指纹。
普鲁伊特醒过来。但晕晕乎乎的。他用一只肿胀的手摸到铁链。
“你不能把我留在这儿。”他说。
我四处寻找卢克·道尔的骨头，大块的那些，沃伦可能用手拿过的那些。我找到一块，就擦拭一块。
普鲁伊特摸摸断掉的鼻子，呻吟起来。他的手在左腿上摸，最后指尖碰到暴露在外、边缘不规则的那段腓骨。
“不要摸，”我说，“这就是所谓的开放性骨折。很容易感染。”他把手移到肚子上，手沾了许多血。他把手伸到面前，看着。“太糟糕了。”
“看起来是这样。”
“我需要帮助。”
“也许你能熬过去。”
我找到卢克·道尔的钱包和驾驶证，擦拭一遍。“你得把我弄出去。”普鲁伊特说。
我走到他身边，俯视着他。“也许你自己能出去。”
“别开玩笑了。”
我还留着嘉娜的那枚硬币。我把硬币拿出来给他看。“她用这个就出去了，”我说，“所以我们知道这不是没可能。”我收起硬币，“尼尔，你的口袋里有硬币吗？”
他没回答。他安静了一会儿。我继续擦拭卢克的骨头。五分钟过去了，也许是十分钟。我听见普鲁伊特喘起大气来。我把手电筒照向他。他想坐起来。
这番努力累垮了他，他倒下去。“这种死法太惨了。”他说。
“我知道。”
“你没必要这样，”他说，“你可以开枪打死我。”
两把马卡洛夫都在我的口袋里。我把手电筒放到地上，拿出手枪。
“这两把枪是垃圾，”我说，“冒牌货。今天表现成这样，已经是奇迹了。”
“开枪吧。对我开枪。”
“我其实并不想这么做。”
尼尔·普鲁伊特又挣扎着想坐起来。他成功地用双肘撑住身体。
“我告诉你一件关于嘉娜的事。”他说。
我把子弹已经打空的那把马卡洛夫放回口袋。另一把还在我手里。
“她最后想起我来了，”普鲁伊特说，“当我在地板上占有她的时候。”
他绷着双臂，把身体抬高一些。
“她想起我了，”他说，“我从没见过谁那样害怕。”
我们头顶上没有雷声。没有闪电。只有雨水落在台阶上的悲伤的声音。我关掉马卡洛夫的保险，拉滑轨又松开手。没击发的那颗子弹落到床垫上，一颗新的子弹上膛。
弹夹里最开始有八颗子弹。我打掉了两颗，沃伦打掉了两颗。还有一颗在床垫上，剩下三颗。
普鲁伊特的胳膊在颤抖着。我把枪对准他的头，扣扳机。
咔嗒。
“我告诉过你了，”我说，“垃圾。”
他闭上眼睛。“再试一次。”
我拉滑轨。扣扳机。
咔嗒。
“天哪，”他说，“再来。”
最后一颗子弹。拉滑轨。扣扳机。
咔嗒。
“这肯定就是命。”我说。
他什么也没说。
我把枪塞回口袋。从地上捡起子弹和手电筒。然后我就离开了他。
他们发现他的尸体后，此事成为全国的新闻头条。“上纽约州地牢”。有线新闻数天报道此事。他们有很多新闻点可挖：普鲁伊特家兄弟俩加里和尼尔，他们的被谋杀的妻子。卢克·道尔和埃利·道尔，结局悲惨的大麻贩子。温蒂拒绝接受采访，但很多其他人愿意谈——和普鲁伊特家兄弟俩一起长大的人，有关于道尔家兄弟俩的事要分享的人。加里·普鲁伊特自己坐在监狱的娱乐室里接受了采访，声称自己是无辜的，他弟弟也是。
报道在7月底结束，结束于一位记者在内布拉斯加州的一个小镇找到卢克·道尔的母亲。在过去十九年里，麦吉·道尔一直在中西部的各个地方生活，做餐厅服务员。她是个满脸忧伤的女人，脸上可见年轻时的美丽，头发里有缕缕灰发，黑色的眼睛恍恍惚惚。她在镜头前崩溃，为死去的儿子，为自己在父亲手上所受的虐待哭泣。
8月份，西部发生校园枪击案，还有位漂亮的金发女孩在蜜月中失踪。有线电视台对普鲁伊特家兄弟俩、道尔家兄弟俩和纽约州罗马城失去兴趣。
整个夏天和秋天，罗马城警方都在调查此案。首席警探不是弗兰克·莫雷蒂，而是一个叫奥基弗的粗鲁的警察。他谢顶，戴吊袜带，抽雪茄。奥基弗认为，尼尔·普鲁伊特是被身份不明的毒贩所杀，道尔家兄弟俩也是这帮人杀的。基于这种理论，梅根·普鲁伊特是连带伤害的结果。她发现丈夫与毒品交易有涉，所以她丈夫杀了她。
9月份，警方对在地下房间里发现的血迹进行DNA比对，发现其与凯西·普鲁伊特的DNA吻合。人们开始猜测，凯西是否也是毒贩之间暴力行为的连带牺牲品。《罗马城哨兵报》发表社论称，新的证据足以让我们重新审视加里·普鲁伊特因为杀妻被定罪这件事。罗杰·托利弗声称，他会接手普鲁伊特的案子，努力让他重新受审。
在托利弗发表声明几天后，我和他通电话了。他的声音听起来坚决又乐观。他相信自己正在做的事情是嘉娜想做的。我没那么肯定。加里·普鲁伊特和他弟弟有点像，也许监狱是个正适合他的地方。他没有杀妻，但这可能是因为他一直没有机会，因为有人先杀了凯西。
我明白帮助他的价值——在理论上。因为每个人都有权得到公正的审判，如果公正得不到伸张，整个系统都会受损。但我不能说这是嘉娜想要看到的事。
9月份，我仍然住在嘉娜的公寓里。夜里凉了，自她去世以来，我第一次想生火。她的壁炉几个月没有清理过了。我扫除灰烬时，发现了自己一直在找的东西：几张纸的碎片，边缘烧焦了。
在其中一张纸片上，我辨认出几个大字：“奥奈达县验尸官”。这是凯西·普鲁伊特验尸报告复印件的一部分。
我看着绿色文件夹（嘉娜对普鲁伊特案的笔记）的一部分。一堆灰烬。
有一段时间，我认为是弗兰克·莫雷蒂拿走了文件——后来我又认为一定是凶手拿走了文件。但现在，我相信是嘉娜自己处理了文件，她在去世几天前的某个时间烧了它们。
我想，她这么做是因为她意识到，自己不应对加里·普鲁伊特的命运负责。因为她准备丢开这个案子往前走。准备过自己的生活。
我愿意相信，她这么做，是因为她快乐。
我愿意相信，我自己与此有关。
7月和8月，在警方发现那个地下房间之后，很多人前往胡马斯顿路的农场——人们对死过人的地方感到好奇。
但警方收集完证据后，奥奈达县派工人拆毁了卢克·道尔的创造。他们把木条一根根地拆下来。他们填平菜窖，拉走农舍的废墟。他们推平谷仓，把谷仓的废墟也拉走了。他们把卢克的拖车拉去了垃圾场。
到了9月，几乎没有人再去农场。没有什么可看的了。
我开车去过那里几次，特别是在天气没那么热之后。有一次，我在那里见到了安吉拉·里斯。她在小山顶上放了凳子，支起了画架。她从丙烯酸颜料转向了油画颜料，从抽象画转向了风景画。她已经用绿色和蓝色画出池塘，还画出了池塘那一边的香蒲丛。她告诉我，她春天会办一场画展，在锡拉丘兹的一家画廊。我告诉她我会去。
一周之后，我把车停在曾经停放卢克拖车的砾石场，惊讶地看到弗兰克·莫雷蒂的黑色雪佛兰。惊讶又不惊讶。我穿过树林，上了小山，看到莫雷蒂坐在地上的一块毯子上。他穿着灰色西装，衬衫衣领下的扣子没扣。他的领带卷了起来，在草丛里。
“我一直期望能见到你。”他在我坐到他旁边时说。
“是吗？”
“我喜欢来这儿。也许是因为这里很安静。”他停下来，以展示这里有多安静，“但我知道自己最终会见到你的。”
“为什么？”
“因为人们不会吸取教训。不管他们有多聪明。他们总是会回到犯罪现场。”
莫雷蒂从毯子边缘的地上薅了一把草，挑出叶片最长的草叶，丢掉其他的。他用手折弯草叶。
“原本应该是我的案子，”他疲惫地说，“当时我们发现了做妻子的，她身上戳着一支箭，局长让我领导调查。我不想。所以他把案子给了奥基弗。然后我们又发现了做丈夫的，他当然也归了奥基弗。”
我看着远处的桦树。树叶刚开始变色。
莫雷蒂说：“不过我去过地下那个房间。部门里的几乎每个警探都下去过。不管是谁杀了尼尔·普鲁伊特，他们是业余的。凶手有些事做对了。他们没有留下痕迹，这很好。但他们也搞砸了一些事。如果你打算杀一个人，你会直接杀了他。你不会留下他等死。”
他玩着草叶，折弯又捋平。
“关于他一个人在黑暗中待了多久才死，法医说不出来，”莫雷蒂说，“也许是几个小时，也许是一天。但他在死之前，试图在地上留下信息。他用的是钥匙。留下了他的钥匙，这是凶手业余的另一个证据。他没能留下太多信息，只划出了一个字母，一个‘M’。奥基弗认为，他想把杀他的人的名字写下来。”
“M可以表示任何东西，”我说，“M可以表示梅根。也许是留给他妻子的信息。”
“也许他在呼喊母亲。但我猜你想知道：奥基弗已经让人研究这个字母。他对那些钥匙也很好奇。我也好奇。有很多把钥匙。奥基弗不知道其中一些是拿来开什么的。但他想知道。”
我不担心钥匙。我已经换了苏菲公寓所有的锁。还有嘉娜公寓的。
“关于钥匙，我没什么可告诉你的。”我说。
莫雷蒂举起草叶，任其被风带走。他把领带围到脖子上。“你有时间散步吗？”他问。
我们慢慢走下小山，莫雷蒂胳膊下夹着毯子。我们走向池塘时，他说：“沃伦·芬恩的妻子生了。”
我知道。我已经去拜访过他们。他们的宝宝三千克重。我注意到沃伦用右胳膊抱着孩子。他左肩那一块还有点僵硬。
“我上上个周末开车去了那儿，”莫雷蒂说，“他们看起来很开心。莉迪亚也是。她爱那个宝宝，好像他是她自己的孙子。我想这样很好。”
我们到了池塘旁边，莫雷蒂从高高的芦苇间辟出一条路，领着我来到一个我以前没见过的小码头上，木板历经风吹日晒雨淋，已经变色。我们差不多走到小码头的尽头。
“关于嘉娜，莉迪亚还有问题，”他说，“她问我新发生的几起凶案，问我它们和嘉娜的死有没有关联。我告诉她没有关联。我看不出来它们怎么可能有关联。”
莉迪亚问沃伦和我的时候，我们也是这么对她说的。
“我不喜欢对她说谎，”莫雷蒂说，“但我又不想让她知道真相。我希望自己不知道真相。我下到那个房间里时，看到了墙上的那道缝——少了根木条。我知道那意味着什么。证物里有根木条——嘉娜公寓里用来放蜡烛的那根——那根木条和地下的那些木条尺寸一样。奥基弗还没有把二者联系起来。也许他永远都不会把它们联系起来。他差不多和你希望的一样迟钝。但也许还会有其他事情露馅。”
我们看着一只鹭低低地飞过池塘。
“我和莉迪亚在一起待了一会儿，”莫雷蒂说，“我听着她讲自己的人生经历。讲嘉娜去纽约的经历，讲嘉娜是坐大巴回来的，因为她只能卖了外祖母的车。”他揉揉脖后颈，“你认为那辆车怎么了？”
“我不知道。”
“我想它就在这儿，”他说，看着水面，“它从没有在任何其他地方出现过。它应该在水下的什么地方，也许就在那片睡莲下面。如果遇到干旱期，水位下降到一定程度，也许会有人发现它。然后一切就会大白于天下。那样我就没法对莉迪亚保密了，”他转向我，“所以我应该现在就告诉她吗？这个问题一直困扰着我。我想做正确的事。”
他在寻求答案，但我没有答案。我有别的东西，一种已经在我体内集聚了许久的东西：一种压力，滚烫烫的。我在思考从莫雷蒂的一个错误决定开始的一段事件链条：如果他没有构陷加里·普鲁伊特，把他送进监狱，那么嘉娜也就不需要拯救他，也就永远不会去见尼尔·普鲁伊特，那么她现在还活着。
我想，弗兰克·莫雷蒂想做正确的事的渴望来得太晚了些。压力一直在集聚。它需要被释放出来。
我握拳打中他的下巴。
暴风雨之夜。处理完所有的痕迹，从谷仓的小水坑拿回手机后，我在卢克·道尔拖车的遮蔽下等着苏菲。她在凌晨四点左右来接我，然后把我带回她的公寓。沃伦·芬恩的伤口已被缝好和包扎好，他正在沙发上休息。
苏菲去查看他的情况，然后她和我进了卧室。我们躺在黑暗中，她告诉我醒来时发现尼尔·普鲁伊特在房间的事。她问我把他怎么样了，我告诉了她。
“我应该把子弹放到另一把枪里。”她说。
天快亮时，她睡着了。我陪着她。
那年夏天和秋天，我和她在一起待了很多时间。我没有搬回公寓——她没提出来——但她需要我的时候就会打电话给我。她一个人晚上觉得不安全，特别是在暴风雨之后的头几周里。
我们的这种相处模式被无声的协议终止。婚礼请柬一直没有寄出。我们曾经筹划在9月的一天举办仪式。那天苏菲没找我，但第二天打电话给我了——在我打了弗兰克·莫雷蒂之后那天。
那天晚上，我们在电视上看一部电影，梅格·瑞恩或者汤姆·汉克斯或者他们一起演的一部电影。我的手上敷着冰，关节损伤并肿了起来。弗兰克·莫雷蒂毫无防备。他倒下了。如果小码头再窄一些，他可能已经落水。
他坐在小码头上揉着下巴，他的神情向我表明了一切：震惊，被背叛，悔恨。我想扶他站起来。他自己站了起来。“我希望自己刚才没有那么做。”我说。
莫雷蒂转身，沿着码头走回去。我看着他走远。他拖着脚步，看起来很疲惫。他总是看起来很疲惫。
我再也没和他说过话。
苏菲问起我的手时，我告诉了她真相。她说我不停地敷冰，手就会好。这不是我想听到的话。我想听她就此事取笑我。我想回来。我想听见她说：“戴夫，答应我你不会再打警察。”
到了深秋，她开始和别人约会——医院的其他实习生。不是布拉德·加温。另外一个。
还有最后一件事要说。这件事发生在10月一个周日的下午。当时我正在农场的小山上走着。
再过一年，一切都会无影无踪，但在那天，我仍然能看到曾经立着谷仓的地方现在是一块长方形印记，曾经堆着农舍废墟的地方现在是一块正方形印记。我在草地上拖着脚，在两者之间来回地走。
莫雷蒂此前来这里寻找安静，如果我想欺骗自己，我可以说我也希望在这里寻得安静，以获得平和。但我真正想的是找到嘉娜。
很多个夜晚，我在她的公寓里醒来，点燃壁炉架上的蜡烛，出门走到小院里，走到草坪上。如果有月亮，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她就在那儿。几乎。
有一次，我在这小山坡上产生了同样的感觉。我站在暮光之中，看着最初的几颗星星在天空若隐若现。我闭上眼睛，她就在我身边，真实得好像马上就会触碰我的肩膀。
现在，我来到谷仓从前所在的地方，转身。在远处农舍曾经所在地方的边缘，我看到一只乌鸦。
它在地上，但是立在草上，轻若无物，好像草尖就可承受住它。我朝它走去。我以为它会飞走，但它没有。我走近后发现，它是立在一样东西上：马车轮。
马车轮被从地里拉了出来，但没有人把它拖走。它躺在草地旁边，乌鸦就立在它的边缘。
我在离马车轮一两米远的地方停下，不想吓到这只鸟。它飞走了。
它在空中绕了一圈，飞往池塘。我跟着它，走在秋天红色和橙色的落叶中，慢慢下了坡。
乌鸦落在小码头上。
我穿过芦苇，走到被阳光晒得褪色的木板上，才又看到它。它扇动黑色翅膀，走到小码头的尽头。它低头看着水面。
我从芦苇里走出来，走向它。缓慢，小心翼翼。它允许我走近。我蹲下来，用双手和双膝爬过最后一段距离。我肚子朝下，趴在小码头上。我看着水。
我听着风吹着池塘对岸的香蒲。我看着头顶上的灰蓝色天空。我看着自己的脸在水中的倒影，还有在我身边的乌鸦的倒影。
乌鸦掠进空中。
我看着它飞过天空的倒影，直到它飞到视野之外。
我伸出手，手指打破水面。感觉很冷。波纹荡漾开，经过我的脸的映像。我就是在这时看到了她：嘉娜。她在水中，存在了片刻。我看见她那棕色的眼睛仰视着我。充满异域美的高颧骨。脸上没有瘀伤。嘴角似乎带着笑意。
那一刻，我伸出手，尽管知道自己永远都无法触碰到她。
我知道。
但我可以发誓，她也伸出了手。
致谢
我是在纽约州罗马城长大的。在我长大成人的岁月里，那里几乎没发生过谋杀案。但在这本书里，情况有所不同。
在把这个故事的背景设定在家乡的过程中，我不仅调整了犯罪率，有时还改变这个地方的地理环境，以达成自己的目的。熟悉罗马城的人会认识到我在描述这个城市时有多随心所欲。
那个在罗马城长大的孩子有些狂野的想象力，但他永远也想象不到，他有一天会有幸与艾米·埃因霍恩和维多利亚·斯库尼克这样的人合作。我想代表他和我自己感谢她们。
还要感谢汤姆·科尔根、伊万·赫德、莱斯利·盖尔布曼、阿什利·休利特、格洛里·普拉塔、伊丽莎白·斯坦恩、汤姆·杜塞尔、大卫·切萨诺、梅丽莎·罗兰德、林赛·埃杰科姆、伊丽莎白·费希尔和米克·科西亚。
这本书是献给我的兄妹的，但我还要感谢全家人的支持：纽约州的多兰家和密歇根州的兰道夫家。而且一如既往，尤其感谢琳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