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想先回家换一下衣服。”
“请便。”
在空旷的公路上，皇冠来了个故作潇洒的急转身，就像三流警匪片里那样，轮胎发出吱吱的摩擦声。窗外的景色倒带般地重现。我们又一次掠过银色的列宁像和荒地，然后越开越远，越开越偏。我有点警觉地看着皇冠车拐进一个破败的苏联小区。
那里有两栋灰色的筒子楼，墙皮已经开裂。前面有一个小小的花坛，但明显只是摆设。花坛的水泥台碎了，里面长满杂草。花坛旁边还有一个“儿童游乐园”：掉漆的铁滑梯、简易的跷跷板。除此之外，周围空空荡荡。
娜迪亚和达莎让我在车里稍坐，说去去就回。她们下车，朝着一个歪歪扭扭的单元门走去。黄昏在不知不觉中降临，花坛和滑梯投下长长的阴影，周围有一种被遗弃的感觉。我的感觉没错：她们“滞留”在了这里。
看着她们的背影，年轻的吉尔吉斯司机突然用英语对我说：“你带她们吃点好的，她们什么都肯干。”
我一愣，以为自己听错了。“你说什么？”
他微笑着，做了个下流手势。
“多少钱？”
“用不着钱。”
“哦，”我说，“可我没有那方面的想法。”然后为了不显得太过一本正经，又加了一句，“她们不是我的菜。”
“嗯，两个老女人，”司机很理解似的点点头，“那个黑发的好像还行。”
我干燥地笑了一声。过了一会儿，司机“啪”地拧开车灯，仪表盘的白光突然映在他的侧脸上。他不耐烦地看了一下手机，放下车窗。
终于，娜迪亚和达莎从单元门里走出，好像话剧幕间休息后再度登场的演员，带着一脸兴奋。她们重新化了妆，有一种大都市里出门过夜生活的隆重感。路上，司机和她们若无其事地聊天，而她们当然不知道司机跟我说了什么。
我们再次驶过荒地和雕像，然后经过一座纪念卫国战争的小公园。镇上路灯昏黄，一切都已经融入低垂的暮色。
镇中心十分萧条，要去的餐厅有一种乡村客栈的味道。院里的葡萄架上坠着五颜六色的小灯泡，闪烁着。一个长得像中国人的吉尔吉斯女招待，把我们引上二楼的露台。菜单照例只有俄文，我就让娜迪亚和达莎点菜。
“吉尔吉斯斯坦牌的白兰地，非常好。”娜迪亚说。
“比伏特加还好？”
“伏特加不好，白兰地好。”
我说好。
娜迪亚高兴地点了一壶白兰地。
“我们都是正经人家的姑娘，不是为了钱。”她说。
账单过来后，我买了单。看到我买单，她们似乎放下心来。过了会儿，娜迪亚又把长得像中国人的吉尔吉斯女招待叫过来，语速飞快地交代了半天，女招待心领神会地点着头。我们又点了一轮菜，加了三壶白兰地。
院子里，一个小型乐队开始演奏俄罗斯的流行歌曲。达莎让我点首歌，我想了想说，柳拜。很快，《轻轻呼唤我的名字》响了起来。小镇沉浸在一片黑暗中，山峰的背影沉默而巨大。这首歌原本是写给卫国战争中死去的无名战士，此刻听起来却如同乔尔蓬阿塔的挽歌。
娜迪亚和达莎的脸上带着醉意。她们说，这是镇上最好的餐厅，但她们已经很久没来了。苏联时代，这里有很多度假的外国人，现在没人来了。
“没有外国人，没有中国人，只有吉尔吉斯人。”
“俄罗斯人呢？”
“我们不喜欢俄罗斯人，”娜迪亚做了个手势，“那些人鼻孔朝天。”
此时，酒足饭饱的食客们开始三三两两地走到庭院里，随着音乐扭动腰肢。饭点一过，这家餐厅就变身为舞厅。《Papito Chocolata》响了起来。这是一首罗马尼亚女歌手唱的西班牙语歌，却莫名地流行于整个中亚。我在街上、车上、餐馆里不止一次地听到过。
半醉的娜迪亚和达莎在我面前跳起舞来，不仅动作投入，还含情脉脉地对我唱着：“宝贝，宝贝，宝贝，把你的灵魂交给我！”仿佛有一台摄影机正对着她们，而她们是真正的明星。然而白兰地没让我喝醉，反而更清醒地意识到自己身在何处。我多少体会到一丝荒谬。
像中国人的吉尔吉斯女招待走过来，把账单递给我。我看了一眼：一个很大的数字——有点过大了。我突然想起，刚才娜迪亚和女招待的一番“交代”。那些当时不甚明了的俄语单词，现在逐渐串了起来：这是一个局，她俩还是决定从我身上捞一笔——虽然也就是两百块钱，可能还要和吉尔吉斯女招待分账。
我并没有生气，反而有一种水落石出的轻松感。等娜迪亚和达莎重新坐下，我告诉她们账单有问题。是吗？她们看了一眼，说没问题。我要来一支笔，把不该付账的部分圈了出来。她们大概也奇怪，原来我能看懂账单。
出了餐厅，我们走在黑乎乎的小镇上，两侧是伞一样的白杨树。娜迪亚说：“再给我们买两瓶啤酒。”在一个小超市里，她们每人拿了两瓶百威，终于感到不虚此行。
“我们喜欢中国人！”她们半醉着说，“我们不为了钱。”
我拦下一辆黑车，看她们坐进去。司机等着我也上来。我对他挥了下手：“你们先走。”汽车的光影很快就被小镇的黑暗吞没。
第3章 天山游记
1
第二天一早，我离开乔尔蓬阿塔，向卡拉科尔进发。
油腻腻的小巴超载严重，司机六十多岁，戴着白色毡帽，长着一张吉尔吉斯牧民的脸——他骑马的岁月很可能比开车的更长。我身边是一个年纪轻轻的男子，抱着一个花花绿绿的小包裹。直到小包裹里发出一声微弱的呜咽，我才发现里面是个婴儿，可能刚刚出生，甚至还无法睁眼。男子轻轻拍打着小包裹，但脸上看不出任何表情。
窗外是低矮的村子，比乔尔蓬阿塔更荒凉。在村与村之间的过渡地带，可以看到伊塞克湖在空气中闪着蓝光。小巴经过哥萨克村庄阿纳耶沃，它以一位苏联烈士的名字命名。在一场与德国人的惨烈战役中，这位烈士和七百名来自伊塞克湖地区的哥萨克士兵全部阵亡。阿纳耶沃村因此失去了所有的男性人口。小巴掠过一座战争纪念碑，一座古朴的东正教堂，村子寂静得如同一潭死水。我身边的男子在这儿下了车，紧抱着小包裹，里面是阿纳耶沃村未来的希望。
“哥萨克”一词来源于突厥语，意为“自由人”，指那些逃亡的农奴和不愿忍受苛捐杂税的人。他们逃往边疆地区，过起游牧生活。大部分哥萨克人信仰东正教，但其生活方式与当地的游牧民族已经难以区分。沙皇俄国的扩张离不开这些不怕死的匪徒。
在《天山游记》里，谢苗诺夫描写过与他随行的哥萨克人。在天山地区考察时，谢苗诺夫无法点燃从瓶子里倒出来的酒精。他发现，原来是哥萨克人偷喝了一半，又掺了一半水，冲淡了酒精。谢苗诺夫写道，为了防止哥萨克人偷喝，必须当着他们的面，把最剧烈的毒药掺入酒精，然后给一只狗喝一点，狗立刻死了。只有用这种办法，才能确保哥萨克人不敢偷喝珍贵的科考材料。
谢苗诺夫主管俄国地理学会长达四十余年。他鼓励人们探索亚洲内陆，受其影响的后辈就包括普尔热瓦尔斯基。三个小时后，小巴抵达了昔日的普尔热瓦尔斯基，如今的卡拉科尔。我意外地发现，这竟是一座规划整齐的小镇，遍植着杨树和云杉。
卡拉科尔位于伊塞克湖的最东侧。近在咫尺的天山，宛如一道雄伟的屏障，将吉尔吉斯与新疆的阿克苏地区隔开，也让卡拉科尔成为徒步天山的大本营。相比乔尔蓬阿塔，这里的西方旅行者明显多了，因此也出现了不少面向外国登山者的旅馆和旅行社。你可以在这里雇用向导，租赁设备。如果付出足够的金钱，甚至可以雇用一架直升飞机，将你直接送到天山最高峰——汗腾格里峰的脚下。在那儿的蒙古包里，你将度过昂贵而难忘的一夜。
我住进一家舒适的旅馆，弄到一个梵高“阿尔勒卧室”似的小单间。房间的窗子正对天山，旅馆院子里拴着一只羊，院外传来鸡鸣声。一阵狂风从山口的缝隙中吹来，杨树叶哗哗作响。天空变成蓝宝石颜色，我随即闻到雨的气息。天山如同阴沉着脸的巨人，耸立在那里，覆盖着积雪。我开始担心它反复多变的天气，因为我正打算在天山深处徒步几日。
CBT的办公室位于一栋苏联时代的居民楼的一层。房间的墙上挂满地图，桌上杂乱地堆放着书本和文件夹。CBT意为“社区旅行”（Community Based Tourism），创办的初衷是为了让旅游业带动当地居民的收入，因此受到推崇。我走进办公室时，正有一对比利时情侣咨询骑行天山的补给问题。他们是从布鲁塞尔一路骑到这里的。
“没问题，没问题，没问题。”办公桌后的男人连说三遍。
等比利时情侣走了，我就向他咨询雇用向导的事。
他说了一个价格，相当于每天一千多块——我还没见过这么贵的向导。显而易见，这里的CBT已经偏离了社区旅行的初衷，成为一个骗人的噱头。我出门朝瓦伦蒂诺家走去。瓦伦蒂诺是本地俄罗斯人，是不到两千个俄罗斯人中的一个。他很早就从事天山向导的工作。最初带着苏联人，现在则是外国人。
瓦伦蒂诺家有个大院子，但院门紧闭，也没有任何标志。我刚敲几下，里面就传来凶悍的狗吠声。我又敲几下，狗叫得更厉害了。
大门开了，一个穿着毛背心的老人站在门口，应该不是瓦伦蒂诺。老人严厉地喝退恶犬。院子里种满花花草草，不过更引人注目的，是那些到处堆放的报废汽车和摩托车零件，仿佛一座钢铁机器的屠宰场。车库门敞开着，里面停着一辆组装的汽车和几辆组装的摩托车。我应该没找错地方。我听人说过，瓦伦蒂诺以前是苏联军队的汽修专家。
我问瓦伦蒂诺在不在家。
“我是他的老丈人，”老人说，“瓦伦蒂诺去山里了。”
因为一颗牙都没有，老人说话的声音有点奇怪，仿佛是一种独特的“无牙国”语言。
我指着那些组装车，竖起大拇指。
“都是垃圾。”老人平淡地一挥手。
我说，冒昧打扰，我是来咨询徒步线路的。既然瓦伦蒂诺不在家，我只有先行告辞。
老人让我等一下。他转身走回房间，然后又拿着一张快散架的地图走出来。这是苏联时代的军用地图，标注着附近的徒步线路。老人用被香烟熏黄的手指，指着其中一条线路：
从卡拉科尔到附近的小村阿克苏，再沿着阿克苏山谷挺进（大约六小时），直抵天山深处的阿尔金-阿拉善——那里有吉尔吉斯人的大帐，还有美妙的硫磺温泉。
2
我把大件行李寄存在旅馆，告诉老板我几天后回来。我随身只带了一个背包，里面有简单的洗漱用品、雨伞、瑞士军刀、一小瓶吉尔吉斯斯坦牌白兰地，还有一本谢苗诺夫的《天山游记》。
出发的清晨下着小雨，天山笼罩在一片云雾中。我坐着乡村小巴来到阿克苏，穿过寂静的村子，向着山谷深处走去。山间飞起漫天的乌鸦，仿佛一场大火后被风吹起的灰烬。它们怪叫着掠过灰色的天空，纷纷扬扬地落在一片草坪上，然后雕塑般定格在那里。
山谷中是急促的卡拉科尔河，泛着白色浪花，像鼓声一样响动。山谷本身则是美妙的：到处是云杉、圆柏和花楸树；草地上开满紫色的薰衣草和白色的忍冬花。
开始时，道路较为平坦，但很快就变成难以下脚的卵石路。那些被河水冲刷的卵石有大有小，很多时候甚至需要手脚并用，才能爬过一段险坡。
最初的一个小时，我没遇到一个人，只有我独自走在大山深处，周围是还没有被征服的风景。不久，天色变得越来越暗，山谷里阴云密布，隐隐传来滚动的雷声。
第一滴雨点落下来的时候，我抬头看了一眼天空。阴云在头顶缭绕，空气中饱含着水汽。雨水像游牧民族的大军，成批地落下来。气温顿时骤降，即便穿着外套，依然寒气逼人。山间的树林变得更加幽暗，河水翻滚着冲击石头，掀起巨大的浪花，声音也似乎更响。
雨很快呈瓢泼之势，山消溶在远处，一度甚至看不清眼前的道路。即便我撑着雨伞，也无法阻挡被寒风裹挟的雨水，从伞下面钻进来。我加快脚步，希望身子能暖和起来，更希望尽快到达落脚之处。我始终留意着路上有没有马粪，有马粪就说明我走在正确的道路上，前面——虽然不知道还有多远——有吉尔吉斯牧民，有住处，有食物。
一个徒步的外国人迎面而来。直到十米之内，我们才在大雨中互相看到对方。他是专业徒步者，装备齐全，背着大行李，穿着防水夹克。雨水顺着他的大胡子滴滴答答往下淌。长时间的艰难行走，让他的面容变得严肃而沉默：他瞪着眼睛，紧闭着嘴唇，仿佛一个宗教受难者。我们点了一下头，然后在山路上错身而过。
我转过头喊：“到阿尔金-阿拉善还有多远？”
他也只是喊了一声：“很远，至少还有五个小时。”
我已经走了三个小时。这只能说明，在大雨中徒步，让我丧失了时间观念，也大大降低了速度。晴天时，这条路需要六个小时，但在雨中变得无法估测。
渐渐地，走路变成一种机械运动。我甚至感受不到冷，也无所谓雨水的肆无忌惮。我的鞋和衣服早就湿透，这让打伞的行为多少显得有些滑稽可笑。我一直在向上走，不时绕过山丘。我时常幻想，下一座山丘背后就是开阔的阿尔金-阿拉善山谷。正是这样的幻想，维持着我的机械运动。我也幻想着一顿热乎乎的午餐：大量的碳水化合物、热茶、我的白兰地。在《天山游记》里，谢苗诺夫写过他的晚餐——羊尾油煎泡软了的黑面包干——听起来真好。
五个多小时后，一片绿色的山谷终于在我面前打开。远处有一片白色的蒙古包，宛如海市蜃楼。一个牧民家的男孩骑马跑过来，见我一身狼狈就邀我上马。草地已经吸足雨水，成了一片小沼泽，马蹄踏上去噗嗤噗嗤响。男孩把我送到河边的定居点前，只见河岸高处的空地上，散落着几座蒙古包，还有一栋冒着炊烟的木屋。
听到马声，一个吉尔吉斯男人从木屋里走了出来。他穿着夹克，戴着帽子，脚下是一双沾了泥的登山鞋。他把我迎进木屋旁边的“餐厅”——那是一个用防水塑料布围起来的空间，里面摆着木桌和长条凳。他说他叫穆萨，是这家客栈的老板。他手下还有一个帮工，兼做厨师。厨师好像是东干人，戴着穆斯林小帽。他为我送上一壶热茶，又端上一盘抓饭。雨已经停了，空气依旧湿冷，山谷内升起一团白雾。